日本侵略者多年来积极扩军，专心一意准备对中国一战，从而实现其掠夺中国和独占朝鲜的野心。到九十年代，日本已建成一支二十二万多人的新式陆军，和一支五万吨的新式海军。据伊藤博文的密友、英国《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布林克莱（Brinkley）报道，甲午战前日本在军事上一切都准备就绪，单“就弹药而论，它所储存的数量，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①。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又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窃取了清政府各方面的情报，对清军内部情况了若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②。早在战争发生以前，日本侵略者便已绘成包括朝鲜、东三省和渤海湾在内的军用地形详图，上面标明着这些地区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条道路。有一个欧洲人波纳尔（C.Pownall)曾经获得一份这样的地图，他后来十分肯定地指出：“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久已蓄意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斥了日本当时（指甲午战争时期——引者）是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地，那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③八十年代末期一度担任外相的大隈重信曾在甲午战争前夕毫无遮掩地写道：“日本洗雪它在一八八四年所蒙的耻辱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如果小心利用目前独一无二的情势，日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不仅受朝鲜敬畏、而且受其他一切国家敬畏的强大帝国。”①诸如此类的沙文主义叫嚣当时在日本非常普遍，它们很露骨地道出了日本发动战争的真实动机。
日本至迟在一八九四年初即已着手寻找发动侵华战争的口实，这一企图在它对于金玉均被杀事件的反应中暴露无遗。金玉均是朝鲜开化党的领导者之一，“甲申政变”后一直躲在日本，朝鲜政府多次要求引渡，都被日本政府拒绝。一八九四年三月金玉均密谋返国从事反政府的活动，途经上海，在租界中为本国人枪击毙命，尸体经朝鲜政府请求，由清政府遣船送回本国。虽然这一事件纯属朝鲜的内政问题，与别国毫无关系，但日本侵略者竟乘机煽动仇视中朝两国的情绪，并大吹大擂地组织所谓“友人会”，以金玉均遗发在东京举行盛大葬仪。日本议员公开发表蛊惑性演说，攻击中国拨船载运金尸是对于日本的“侮辱”，又蓄意扩大事态，硬指这是中朝日三国外交上的“重大问题”。浪人团体玄洋社更大肆活动，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建议立即断然向中国宣战，确立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势力。陆奥估计金玉均事件不足以构成动听的宣战口实，特别介绍他们和掌握军事实权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商量。川上对玄洋社的“抱负”备加赞扬，怂恿他们充当“放火者”的角色，并担保一旦造成较大的挑衅机会，以后的事即由军部一身担当。由此可见，当金玉均事件发生时，日本侵略者已经确立了挑战决心；侵华战争所以未即爆发，仅仅因为借口不足而已。
然而侵略者是从来不难找到挑衅机会的。日本侵略者很快找到了一根引火线，这就是一八九四年爆发的朝鲜农民战争。这次战争是在秘密结社“东学道”领导下展开的反封建斗争，同时也是反对外国掠夺者特别是日本强盗的斗争。一八九四年一月全罗道农民首先起义，在“除暴救民”、“逐灭洋倭”等口号召唤下，各地农民群众纷起响应，整个南三道（全罗、忠清、庆尚）迅速转入起义者控制之下，全罗道的首府全州也在六月初被起义群众攻占，农民战争的烈火日益炽热地燃烧起来。
日本侵略者阴谋利用朝鲜农民战争来达到他们的掠夺目的。早在四月上旬，川上操六即派遣军官多人赴朝鲜、中国进行实地调查，这次侦察的结果使他相信一旦战争发生，日本定能得胜①。五月二十七日，川上和玄洋社头目平冈浩太郎秘密商定利用这次农民起义来发动侵略战争，一方面由玄洋社浪人组织“天佑侠”，以同情者姿态“帮助”东学道作战，企图扭转东学道“逐灭洋倭”的斗争锋芒，并使其变为日本的挑衅工具；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又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镇压农民起义，企图把清政府拖入日本预设的战争陷阱。六月二日袁世凯电李鸿章：“顷日译员郑永邦以其使令来询‘匪情’，并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②三日又电：“顷日署使杉村来晤，该意亦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③李鸿章对日本的保证深信不疑，六月四日应朝鲜政府请求，派淮军叶志超所部二千余人出动，登陆牙山，同时在七日据中日天津条约备文通知日本当局。
事实证明，日本保证“必无他意”恰是最虚伪的谎言。早在清军出动前，六月二日日本内阁已正式通过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并得到明治天皇裁可。参谋总长提议先出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人数在七、八千左右），同时更着手设置组织庞大的“大本营”，参谋总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都在大本营中担任要职。非常明显，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六月九日俄国驻汉城使馆参赞的电文指出：“日本官员已获得日本派遣部队的电报。他说此举是为保护公使馆，虽然目前此处尚无危险。”①这几句话完全揭露了所谓“保护使馆”的虚伪性。事实上即使真为保护使馆，也决无派遣七、八千大军的必要，更无必要因派出一个旅团而设立大本营。日本历史学者田保桥洁认为大本营的设立“实另有存心”，其目的是为了准备进行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②。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六月五日日本陆战队四百人左右，以护卫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为名向朝鲜出发，并于同月十日将汉城占据。陆军随后分批出动，到六月底为止，朝鲜日军已达一万人左右，势力远在中国之上。
李鸿章接获日本出兵消息后大为慌张，急忙要求日本“如已派（兵）保护官商，断不可多，且非韩请派，断不可入内地，致华日兵相遇生衅”③。日政府对此断然拒绝，并于十二日以蛮横无理的措辞照会总理衙门：“就派遣军队来说，除依据天津条约行文知照外，我国政府惟有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因此关于兵员多少及其进退行止，丝毫没有受中国政府牵制的理由。”①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为进一步扩大事态，更于十四日通过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案，要求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政府实行，又决定上述“改革”实现以前，日军决不撤离朝鲜；如果清政府不接受日本的提案，日本政府决以独力担任。十分明显，所谓“改革”朝鲜内政纯粹是向中国挑衅的手段。陆奥宗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归根结蒂，所谓朝鲜内政的改革，原来是为了解决中日间错综复杂的难局的一种办法。……我假借这个好题目，或能调和已经一度恶化的中日两国关系，万一终不能调和，则毋宁索性借此时机促其破裂”②，赤裸裸地招供了日本当时的狡诈阴谋。六月十六日陆奥正式向清驻日公使汪凤藻提出关于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二十二日更以强硬照会致达清政府，声明假令清政府不按日本要求办理，“帝国政府断不能下令撤退现驻朝鲜的军队”③。二十六日日本进一步采取独断独行的手段，径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的书面要求，继又提出具体方案五条，内容包括“改革”朝鲜的法律、财政、教育制度、中央政府制度及地方制度等。七月十日更提出“补充说明”数十条，向朝鲜政府勒索建铁路、架电线等等特权，并限三日内答复。朝鲜政府以其挟“改革”内政之名，行干涉勒索之实，不得不婉转拒绝。日本明知朝政府不能接受，马上乘机翻脸。七月十七日日驻朝公使大鸟向朝政府警告：“贵国不同意我提案，我即认为系斥我之劝告。……是与贵国提携之道已失，今后我政府当唯我利害是视，欲以独力执其手段，谨此预先通知。”①口口声声“笃念邻谊”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向朝鲜露出了狰狞面目。
李鸿章见日本以“改革内政”为手段进行挑衅，慌忙停止向朝鲜增兵，一面急向欧美各国乞求调处，梦想利用第三者迫日本同意共同从朝鲜撤军。六月二十日，李鸿章首先向俄国公使喀西尼（A.Ⅱ.Kaccnhn）提出上述请求。喀西尼认为正可借此抬高俄国在远东的威信，因此欣然应诺，并声明“俄韩近邻，断不容日妄行干预”。当时俄政府的希望是维持远东现状，因为俄国虽有在远东实行扩张特别是掠取不冻港的野心，但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完成，运兵到远东来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维持现状是符合俄国利益的。六月二十五日，俄政府训令驻日公使希特罗渥（Xитpoвo）劝告日本共同撤兵。陆奥宗光当即表示，除非清政府保证同意共同担任“改革”朝鲜内政，或同意不干涉日本以独力实行“改革”，日本军队决不自朝鲜撤退。但同时日本又虑引起俄国反感，因此特别向俄使声明对朝鲜“决无他意”，并对中国“断不作攻击的挑战”。希特罗渥认为日本既已提供保证，俄国即无必要进行强力干涉，而且考虑到“一旦我国（指俄国）以任何方式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很可能站在日本一边”②。俄国政府基本上同意希特罗渥的意见，因为俄国在远东最大的敌手就是英国，它决不愿轻易地把日本驱向英国的怀抱。另一方面，俄国政府也不愿使李鸿章完全抛弃对俄国的幻想，因为这样就会加强他对于英国的依赖心，同样不符合于俄国的利益。当时在喀西尼和俄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很明显的意见分歧。七月三日喀西尼电外交大臣吉尔斯：“……为了报答我们的效劳，中国正式承认，俄国具有与中日两国共同解决朝鲜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利。李鸿章请求我国协助，俾使日本同意与俄中两国共同解决朝鲜的改革问题，……我坚信希特罗渥应竭力劝告日本接受此项建议。”①按喀西尼估计，此举既可防止中日纠纷，又可加强俄国在朝鲜的势力，同时日本的目的既在改革朝鲜内政，亦不致表示反对。俄国政府不赞成喀西尼的这个主张。吉尔斯在七月七日给喀西尼的训令中写道：“我们完全珍视李鸿章对我们的信任，然而我们认为不便直接干涉朝鲜的改革，因为在这建议的背后显然隐藏着一个愿望，即把我们卷入朝鲜纠纷，从而取得我们的帮助。同时，请声明我们对中国持有最友好的态度，并将竭尽一切以支持中国的和平愿望。”②显而易见，俄国的政策包含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拒绝用强力干涉朝鲜问题，另方面又不肯放弃对李鸿章的笼络。喀西尼接电后大失所望，七月九日遣参赞告李鸿章：俄政府虽知“日无理”，但“俄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至朝鲜内政应革与否，俄亦不愿预闻”③。七月二十一日希特罗渥通知日本说：日政府对朝鲜所要求的任何让与，若违反朝鲜以独立国资格与列强所缔结的条约时，俄国不能认为有效。这一声明的用意，仅表示俄国日后对朝鲜问题保有发言权。陆奥宗光马上据俄使谈话作出判断：只要日本不抛弃“维护朝鲜独立”的幌子，俄政府决不至用强力阻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俄国以外，甲午战争前夕远东国际政治中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英国。英政府的远东政策当时主要从防俄着眼。在英国看来，无论中国或日本都是英国在这方面可以利用的缓冲力量，因此它并不希望中日间发生战争。同时，英国人还怕中日战争给俄国造成在远东进行侵略的机会。七月六日《北华捷报》曾发表评论说：“如果日本和中国因朝鲜问题而诉诸战争，他们会发现自己得到的只是贝壳，而蚝肉却为俄国所得。”喀西尼和李鸿章的接触，在英国引起很大的不安。七月十五日《泰晤士报》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中国真已请求俄国调停了。……北京的外交家们无疑地……以为他们在适当地利用这个调停人之后，可以客气而有效地将他斥退。否则就不能设想，什么东西引诱他们招来了这样可怕的一个朋友。”
随着喀西尼在天津的积极活动，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的态度也日趋活跃，六月下旬劝告总理衙门以“整理朝鲜内政”及“同保该国土地勿令他人占据”为基础，速与日本妥协。十分明显，英国的目的是怂恿清政府让步，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要求，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所谓“整理”或“改革”朝鲜内政，实际就是促使朝鲜的政治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削弱朝鲜的抵抗侵略的能力，这当然是任何西方侵略国家所赞同的。李鸿章只看到“英俄相忌”，幻想取得英国的实力援助，七月一日托天津英领事转告欧格讷：“英水师雄天下，……应请欧转电外部，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铁快舰径赴横滨，与驻使同赴倭外署，责其以重兵压韩无礼，扰乱东方商务，与英大有关系，勒令撤兵，再议善后，谅倭必遵，而英与中倭交情尤显，此好机会勿任俄著先鞭。”①这些梦呓自然对英国不会有任何影响。英外交大臣金伯雷（Kimberley）在前一日即曾训令驻俄公使通知俄外交部，声明“英国绝对不愿采取威胁手段”强迫日本撤兵①；这不仅明白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而且暗示英国不希望俄政府对日施加压力。
在欧格讷劝告下，七月九日总理衙门曾和日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举行谈判。虽然英国的态度显然偏向日本，但日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已经确定，因此对英国的调解并不感兴趣。它同意谈判仅仅是为敷衍英国，实际上毫无停止挑衅的诚意。果然在谈判当日，小村即故意造成决裂。陆奥宗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一仲裁（指英国的调停）的失败，反而会使我国将来的行动得到自由，这是我所窃喜的”②，充分表明了日本的居心。谈判破裂后，陆奥急电驻朝鲜公使大鸟，告诉他“英国之调停已失败，现有施行断然处置之必要”；同时又于七月十四日向总理衙门提出极强硬的照会，指责清政府坚持撤兵，“徒好生事”，“将来即使发生意外的变局，日本政府亦不负任何责任”③，企图预先推卸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
当时清政府对俄国的依赖心已经动摇，不得已通过英国向日本再度表示妥协的愿望。日本故意提出难堪的谈判条件，说“即令中国政府为改革朝鲜内政，而准备选派委员，也须约定对于日本政府业已独力着手的事项，不容置喙。朝鲜形势所以演变到这样紧张的地步，全由于中国政府以阴险手段及因循方法使事情延宕不决而造成的。因此，中国政府对我国此次提议，非从本日起，于五日内以适当方法表明态度，则日本政府将不再与中国进行会商。同时在这期间，中国如再增兵朝鲜，日本政府即认为这是一种威吓的措施”①。李鸿章经不起日本的威胁和欧格讷百般怂恿，对上列要求表示完全接受，并格外提出让步办法，承认日本在对朝鲜的通商方面和中国享有同等权利，只要求日本承认“遇朝鲜有大典，日本不能与中国并行”，以及“改革”朝鲜内政“仅能劝告朝鲜国王照行，不能强迫”。日本政府故意百般刁难，坚持关于朝鲜内政改革，中日两国政府必须迫使朝鲜国王遵行；遇朝鲜大典，两国必须平行。换言之即强迫清政府承认日本在朝鲜一切方面有独断独行的权利，企图用这些无法接受的条件逼迫清政府一战。英国方面知日本决心求战，放弃调解打算，于七月二十三日向日政府提出照会，指出“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因此当日后中日两国开战时，希望日本政府同意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作战”②。这个照会的精神，无异事先向日本表明了英国的立场，即只要它本身的商业利益不受影响，英国不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利用英俄矛盾，争取英俄两国保守“中立”，是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相反，清政府则一心依赖英俄制止日本侵略。在这场外交斗争中，胜利的是日本侵略者，清政府的幻想结果全部落空。英俄以外，李鸿章向其他国家也迭有求助表示，但同样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德国外交副大臣罗登汉（Rotenhan）曾说明德政府拒绝李鸿章的请求，主要是因为希望朝鲜问题引起英俄冲突。他说：“考虑到英国和俄国都对朝鲜的存在问题深感兴趣，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会导致这两个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所以我们已经回答说，我们不愿参与调停。”①美国一贯支持日本的侵略要求，自然更不会给清政府任何援助。在甲午战争前夕，朝鲜政府曾多次请求美政府劝告日本撤军，李鸿章也曾两次作同样请求，但都被华盛顿当局用“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美国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去影响日本”等冠冕堂皇的词令所拒绝。
日本侵略者在外交上既无后顾之忧，军事上又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决定马上动手。七月十七日大鸟向朝鲜政府提出近似最后通牒的照会，十九日他又接陆奥的机密训令，要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立即挑起中日军事冲突。二十三日，日兵一联队攻占朝鲜王宫，成立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二十五日大鸟更迫使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所有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日本外交周密布置的挑战步骤至此全部实现，图穷而匕首见的一天已经到来了
①A.M.Pooley（Ed.）：SecretMemoirsofCountHayashi.页44。
②I.B.Bishop:KoreaandHerNeighbours.卷一，页211。
③T.Dennett:RooseveltandRusso-JapaneseWar.页148。
①McCordock:BritishFarEasternPolicy.页88。
①H.Conroy:JapaneseSeizureofKorea.页242。
②《李文忠公全书》，电稿（以下简称电稿），卷十五，页33。
③电稿，卷十五，页34。
①一八九四年六月九日驻汉城公使馆参赞电，红档。引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资料），册七，页227。
②田保桥洁：《近代日支鲜关系之研究》，页98。引自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页159。
③电稿，卷十五，页35。
①陆奥宗光：《伯爵陆奥宗光遗稿》，页304。
②《伯爵陆奥宗光遗稿》，页323。
③《伯爵陆奥宗光遗稿》，页318。
①杉村濬：《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页39—40。见王信忠：前书，页192。
②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驻东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红档，见《中日战争》资料，册七，页232。
①一八九四年七月三日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红档，见《中日战争》资料，册七，页242。
②一八九四年七月七日，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电，红档，见《中日战争》资料，册七，页245。
③电稿，卷十六，页12。
①中日史料，卷十三，页30。
①一八九四年六月三十日亚洲司司长备忘录，红档，见《中日战争》资料，册七，页236。
②《伯爵陆奥宗光遗稿》，页343。
③《伯爵陆奥宗光遗稿》，页343。
①《伯爵陆奥宗光遗稿》，页346。
②《伯爵陆奥宗光遗稿》，页348。
①RotenhantoKideren，July.16,1894，见Dugdale(Ed.):GermanDiplomaticDocuments，1871—1914，卷三，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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