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平天国革命失败起，至甲午中日战争终结止，这是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沿海沿江向中国内地继续深入，中国沿边危机普遍发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在中国形成的时期。概括地说，这三十多年中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中心目标仍在于扩大商品市场和掠夺原料，它们对中国所采取的一切压迫手段，归结起来都是为实现这个目的。商品侵略的规模日益扩大，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封建经济的进一步解体，并使中国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泥坑。固然从七十年代起，中国已开始出现民族资本经营的新式工业，但它们深受外资的压抑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力量非常薄弱，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外国资本主义竭力向中国抛销它们的工业品，在一八六四——一八九五年间（特别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产生了值得注目的结果。下列数字说明中外贸易总值不断增长的趋势：洋货土货进出口价值表（单位百万海关两）①：
年代进口
总值
出口总值
1865—68（每年平均数）
62.1
54.6
1869—72
67.06
4.3
1873—76
67.2
71.4
1877—80
76.3
71.l
1881—84
78.96
9.0
1885—88
100.7
80.1
1889—92
126.7
96.8
1893—96
171.9
129.7
资本主义列强对华商品侵略的不断扩大，主要是倚仗不平等条约中为它们规定的特权地位来实现的。此外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一八六九年）、汽船的广泛使用及中英间电讯的开辟等等，也为它们提供了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的便利条件。应该特别注意到：在甲午战争前三十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常地出现入超现象，而且逆差额不断增加。同时就出口的商品结构来说，一八八七年以前茶叶的输出在出口总值中一直占有首要地位，但是它的比重已由于其他国家的竞争而逐渐降低。一八八七年以后，丝开始代替茶叶成为最主要的出口项目，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生丝的出口。此外，棉花、大豆和牛皮的输出在八十、九十年代中也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产品能够运销国外的，主要是各种原料。中国正在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在进口货中，鸦片和棉货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以两者互相比较，一八八五年以前鸦片的进口值在全部商品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显然比棉货更大，但此后鸦片的重要性因中国国内自种罂粟的增多以及其他原因而相对地降低，同时棉货的输入则不断激增，自此取得并长期占据了首要的地位。煤油及各种廉价工业品的输入，自八十年代起也与日俱增。这些现象反映外国工业品吞噬中国市场的规模正在迅速发展，中国原有的手工业、首先是手工棉纺业，因此遭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
同贸易有密切联系的是航运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外国在华航运势力急骤扩张，许多外国的轮船公司纷纷在中国出现。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轮船航运业基本上由英美两国所操纵，此后美国的航运势力由于内部原因暂时趋于衰落，因而形成英国独霸的局面。
外国在华航运势力不仅操纵远洋航运，而且把持了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业。中国自己的轮船招商局虽然在一八七七年向美商购买了一批轮船，力量较前扩充，但相比之下外国公司仍占压倒的优势。至于中国旧式的帆船航运业，在外国势力的排斥和打击下更日益趋于破产。
为了便利和扩大掠夺性的贸易，资本主义列强还在中国进行了设立银行、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建立工厂等多方面的经济侵略活动。
英国早于一八四八年即在上海设立了第一个外国银行——丽如银行（OrientalBank）的分行，五十年代中又设立了有利（CharteredBankofAsia）与麦加利（CharteredBankofIndia，AustraliaandChina）两银行的分行，主要目的都是为了适应本国在华商人汇划方面的需要。一八六五年汇丰银行（Hong-kongandShanghaiBankingCorporation）在香港、上海两地开业，它的实力自七十年代起一天天增长，逐渐发展成为英国在华资本最雄厚的金融机构。与此同时，法德两国也在中国开设了银行。一八六三年法兰西银行（Comptoird’EscomptedeParis）即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东方汇理银行（Banquedel’Indo-chine，由法国国内三家大银行出资组成，其中包括法兰西银行）于一八九四年在香港设立了分行，甲午战争后更在上海成立了分行。德国在华的主要金融机构是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Bank），一八八九年成立于上海。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也于一八九三年在上海设立分行。这些银行在中国经营国际汇兑，有的还发行纸币，它们都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汇丰、东方汇理、德华及横滨正金等银行，到甲午战争以后，更是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其侵略作用。
关于修筑铁路，外国在华商人早在一八六三年即已提出这个要求。虽然这方面的侵略活动在甲午战争前暂时还受着种种限制，但在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间，上海洋商即曾擅自修筑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翌年因群情反对，由清政府备价收买拆除）。此外，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曾修筑了天津至山海关（二百八十七公里）及基隆至新竹（七十七公里）两条铁路，虽然它们名义上是国有铁路，但外国人实际上占据了主要的技术职位，因而无形中把这些铁路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
开采矿山也是外国侵略者很早即已提出的要求。他们为了供应汽船的需要，首先迫切要求开采煤矿。六、七十年代中，不少的外国侵略分子曾深入中国内地到处探查矿产资源。一八六九年中英修约交涉中，清政府曾被迫允许外国人在三处开采煤矿，但因修约无结果而没有实行。中法战争后，外人在中国开采矿山的要求更为迫切，但直到甲午战争为止，这些侵略企图还没有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关于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工厂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甲午战争以前，外人在中国开设的工厂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为适应航运业需要的船舶修造业；第二类是为便利掠夺原料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厂、缫丝厂等，这类工业是当时外资经营的工业的最重要部分；第三类是其他一些小规模的轻工业，如火柴厂、肥皂厂等；第四类是“租界”中的公用事业，如上海的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总计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工业投资总额共约二千八百万银元，在当时已不算很小的数目，但它的性质基本上还不同于帝国主义时代以输出“剩余”资本为主要目的的工业投资，而是主要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①。如前所述，商品侵略在甲午战争前三十多年中仍是外国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形态，这个特征在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逐渐过渡，十九世纪后期在外国对华经济侵略活动中确已出现了具有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输出性质的事例。八十、九十年代中外国银行（首先是汇丰）的许多次对华借款，就属于这种性质。再如上述外国人在中国所经营的加工工业以外的各种轻工业，其性质亦复相同。但是总的说来，对华资本输出在甲午战争前比之商品侵略还具有次要的意义，并且受到较多的限制。即以设厂来说，甲午战争前外人在中国虽然擅自设立了不少工厂，但它们一直未能取得任何“条约根据”，并时常受到清政府的抵拒。为了取消这种限制，各侵略国家觉得还需要狠狠地给清政府以打击。从这方面说，日本在一八九四年所发动的侵华战争，在本质上无疑是符合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华要求的。
以上钩划了帝国主义通过经济侵略把中国拖进半殖民地深渊的轮廓。再就政治方面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在清政府中占据要津，这个事实正是清朝政权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表现。与此同时，外国侵略者一方也产生了所谓“合作政策”的新的侵华方针，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支持清政府巩固其反动统治秩序，利用这个半殖民地政权来保护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并进一步攫取新的侵略特权。由于清政府买办性质的加深，外国侵略者已开始更多地试用外交诈骗手段来代替武力勒索，从而更加方便地达到侵略目的（当然并非说他们已放弃了武力勒索手段）；六十、七十年代的历次修约立约活动，都是可以作为说明的实例。
“合作政策”的另一内容是列强在中国彼此协商，采取一致的侵略步调。但这种“合作”关系事实上只勉强维持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从七十年代起，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经济危机的尖锐和加深，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等等），逐渐引起了各国在海外争夺独占性商品市场、原料供给地和投资场所的剧烈竞争。在远东，这种竞争首先表现于列强对中国四邻和边疆各地的交相侵逼，其结果造成了中国各边疆地区普遍的危机。当时在侵华国家中，英国虽然仍旧保持着它在各方面的优越地位，但已开始感受法、俄、美等国日益尖锐的竞争和威胁。除此以外，这时在远东舞台上还有两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渐露头角，一个是通过一八六八年自上而下的变革（明治维新）后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迅速走上对外侵略道路的日本；另一个是在七十年代初击败法国，完成日耳曼各邦的统一，拥有强大武力和最新工业技术的军国主义德国。日本从七十年代起就在美国的支持下并吞琉球，开始觊觎中国的领土台湾，并不断对朝鲜进行侵略，企图实现奴役朝鲜和进一步侵入中国东北的野心。德国的活动最初偏重于经济势力的扩张，特别是要扩大对中国的军火贸易；至于它在中国攫夺领土的野心，则要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明显地暴露出来。
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以及六十——九十年代中各地接连不断的反洋教斗争，都有力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反侵略意志
①A.J.Sargent：Anglo－ChineseCommerceandDiplomacy.页198，249。
①参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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