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一年四月巴麦尊接到义律关于订立穿鼻草约的报告以后，这位“英国的独裁者”暴跳如雷，认为提出的条件“极其不够”，并立即解除了义律在华的一切职务。他毫不客气地申斥义律说：“从你的整个行动过程看来，你仿佛完全没有理睬我给你的训令，把它看作废纸，而由你的幻想来任意摆布国家的利益。”①巴麦尊特别不满的，就是广东谈判中勒索的鸦片赔款太少，军费、商欠一字不提，以及过早撤退舟山占领军。英女王维多利亚责备义律没有从中国取得开放口岸、勒索军费商欠、攫取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她在私信上表示：要不是因为义律莫名其妙的古怪行动，英国想要的全部要求，早就到手了②。代表地主贵族利益、以前曾经装腔作势地攻击过巴麦尊发动侵华战争的托雷党（Tories），这时也原形毕露，抛弃了伪善的面具，公开支持巴麦尊，主张英政府不应该批准以义律所提条件为基础的中英条约。英国统治阶级在侵华问题上的意见既然完全一致，因此四月三十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停止广东谈判，改派以侵略印度、被统治阶级赏识因而取得爵位的璞鼎查，来代替义律为侵华全权代表。英国政府这一决定，表明它决意以扩大战争来取得远比穿鼻草约所规定的更大更多的侵略利益。
璞鼎查于六月五日离英，八月十日到达澳门。在他启程来华之前，巴麦尊曾给他一个极其详细的训令，明确地规定他抵华以后的侵略步骤，以及必须从中国取得的各种权利的具体内容。巴麦尊特别指出，这一次必须使中国全权代表无条件地接受英国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只有这样，英国才停止军事活动。在同一训令中，巴麦尊第一次告诉璞鼎查要竭力设法使清政府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他说：“为了维持两国间永久的友好谅解，中国政府应该把鸦片贸易放在正规的、合法的基础上，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力量去阻止鸦片输入中国，而英国政府也由于许多原因，不可能给中国政府任何有效的帮助，来达到这个目的（按：实际上是竭力破坏，最后不惜诉诸武力）。但是，既然鸦片贸易为法律所禁止，它就必不可免地要用欺诈和暴力来进行，因此一定会在中国缉私人员和从事贸易的人之间发生经常的冲突，而这些人一般都是英国的属民。不能想象，这种秘密的战争可以在英国鸦片走私者和中国当局之间长期地进行下去，而不会发生必然有害于中英两国政府间友好谅解的事变。”①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企图利用威胁利诱的方式，来达到公开贩毒的可耻目的。十分清楚，英国侵略者企图在战败中国以后竭力扩大鸦片贸易。璞鼎查到华以后，首先表示他最热切的愿望是满足全体在华英商的要求，促进其繁荣与幸福，确保其安全，集中全力迅速而满意地结束战争②。当时在中国的英商，绝大多数是烟贩，璞鼎查这一段话，是表示他要尽最大努力来扩展鸦片贸易，因此受到全体在华英商的极大欢迎。
璞鼎查接着通知广东当局，英国已改派他为全权代表，并交出议和纲要一份，声明如中国不能派出全权代表接受纲要上所列举的全部条款，就要开始北上进攻。他并拒绝会见奕山派出的进行谈判的广州知府余保纯。八月二十日在进一步巩固了香港的军事防务后，他便率领兵船二十六只，兵士三千五百人，从香港出发。此后一年中，在璞鼎查的命令下，英国侵略军在中国东南沿海沿江各地，到处烧杀勒索，而鸦片走私船就紧跟在英国兵船的后面，大做鸦片生意。
英军在沿海发动进攻，而清政府当时还蒙在鼓里，它听信了奕山的谎报，以为英国已经撤兵，其目的只在通商，因此认为天下已太平无事，早已下令撤防。八月二十六日英军进攻厦门，立即强行占领。清政府接到厦门失陷的消息，于是又调兵遣将，乱成一团。英军攻陷厦门后，继续北进，不久定海再度失守，镇海、宁波也被侵占。英军每到一处，就大肆淫掠，占领宁波后，抢走白银十七万元，丝绸、粮食无数①，勒索犒军费一百二十万银元②，退去时又掳走大批妇女，据《夷氛闻纪》所记，到璞鼎查一八四四年去职时，英国领事等将“所掳于宁波妇女，有失鞋裂帛缠其足者，载入澳门夷楼，作长夜饮，妇女啼哭，声彻楼下”。英军侵占宁波后，璞鼎查狂妄地表示并吞中国领土的意图，他在给巴麦尊的报告中说：“或者北京当局必须投降，或者沿海省份将处于我们的支配之下”，“英女王即可宣布中国哪些港口或哪些沿海区域将并入女王陛下的版图之内”③。
英国侵略军在宁波过冬以后，到一八四二年五月，为了集中兵力，大举进犯长江，决定放弃宁波。但当时印度开来的援军还未到齐，于是先攻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乍浦。五月十七日英军发动进攻，遭到部分守军的坚强抵抗。乍浦攻陷后，璞鼎查纵兵杀掠。当时有人记载英军的兽行说：“英夷破乍浦，杀掠之惨，积胔塞路，或弃尸河中，水为不流，其最可惨者，尤莫如妇女。有以数人迭淫一人而死者。”④爱国的中国人民记着，这是英国侵略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在中国领土上留下的无数血债中的一笔。
同年六月，印度派来的大小船只百余艘，陆军士兵万余人，陆续到达中国。璞鼎查有了这支援军，就立即进犯长江。他知道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重要城市，并控制长江、运河两大水道，如果攻占南京，使江南漕米不能北运，北京的清政府就受到严重的威胁，这样更可以逼迫清朝当局完全接受英国提出的投降条件，于是选定南京作为受降的地点。六月初起，英兵船到长江口活动。十六日经过两小时战斗后，英军攻占吴淞。上海地方官自苏松太道巫宜禊以下，相继弃城出逃。六月十九日英军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上海，清兵仓皇逃走时遗弃下来的大量枪炮火药，都被他们卤获了。
英军占领上海，先后共六天。他们除向上海人民勒索赎城费五十万银元外，并用出卖“护照”的办法，征集供应物资。此外，英国兵又在上海城内及四郊抢劫。《十三日备尝记》的作者曹晟就亲身遭到英军的劫掠。他说：“十二日（六月二十日），……有数洋人持械破门，……入室倾箱倒箧，凡一切银钱首饰，细而软者，虽微必攫，迨抄掠毕，以刃加予颈，索蓄藏，曰：‘番饼！番饼！’”。英国侵略者饱掠上海以后，在退走时又搜捕人民作劳役。同书又说：“洋人……捉民当差，凡运炮位火药及动用等物，一切扛抬劳务，悉驱百姓，无分僧道绅富，偶为所得，竟日夜不能脱，且有羁于船而不还者。”①
七月初，英兵船结队西驶，沿途向人民大肆勒索。向浏河居民征集“牛百，鸡千，鹅百，鸡子万，并蔬果等物，”限五日送到。又要向常熟白茆港勒索银币十万元②。到丹徒后，璞鼎查以自己名义出布告向当地人民勒索“黄牛二百只，鸡一千只，鸭二百只，火腿一百只，鸡蛋鸭蛋百石，果子三百石，素菜四百石。”布告上又威胁说：“如办不到，调兵上岸”③。
英国侵略军沿江西上，在镇江受到守军的英勇抵抗，死伤英兵一百八十余人。侵略者受到这次打击以后，就以极残忍的手段施行报复，在镇江又一次充分发泄了英国强盗的兽性。七月二十一日破城那一天，“妇女尸满道上，天不散发赤体”。第二天，汉奸引导敌人劫掠，以致“无市不空，无家个破”①。以上是当英军攻陷镇江时，没有来得及逃出的人记载下来的实际情况，这是英国侵略者在镇江犯下滔天大罪的铁证。后来恩格斯在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篇社论中，一面热烈赞扬镇江守军的斗争精神，一面痛责英军的残暴行为。他说：镇江的“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一百八十五人，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侯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②
英国破坏镇江后，侵华海军司令巴加（W.Parker）及陆军司令郭富（H.Gough）联合向扬州出告示，强迫交出赎城费银五十万元。后来这笔赎城费由当地盐商送到镇江一次交清。英军到南京后，巴加、郭富又向两江总督牛鉴索取赎城费三百万银元③，因耆英赶来代表清政府乞降，赎城事也就置而不议。
以上是英国侵略者在中国各地敲诈、奸淫、掳掠、烧杀的一些例子，由于这批武装侵略者到处穷凶极恶地杀人勒索，因此在中国人民中第一次普遍地唤起对于外国侵略者“洋鬼子”的极度愤恨。
英国侵略军八月初到南京下关江面，牛鉴出面投降。璞鼎查以其“无权作主”，不答应议和。十日英舰佯作进攻，伊里布、牛鉴连夜派人到英舰上去，表示奉有“永定和好”谕旨的钦差大臣耆英即日到省，并出示道光求和的上谕。第二天耆英赶到南京，璞鼎查开列议和条款，声明必须一字不改地全部接受。八月二十九日耆英、伊里布等在侵略军的战舰上签订南京条约。
清政府很快地订立南京条约，是表示中国地主阶级向外国资产阶级侵略者的屈服。在这一活动中，投降派首领穆彰阿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原来一八四二年四月道光已倾向妥协，在穆彰阿的影响下，派出耆英、伊里布到浙江，进行投降活动。乍浦失守以后，道光更决意投降了，但当时英国侵略者为了迫使清政府接受全部条款，决定不到南京不进行谈判，因此尽管耆英伊里布等紧跟在英舰的后面求和，而璞鼎查一直不加理会。穆彰阿一开始就主张对英妥协，后来因一部分人反对，没有成为事实，穆彰阿因此怀恨在心。据当时人记载，璞鼎查扩大侵华战争以后，穆彰阿每接到一次失败的消息，就为自己“料事准确”得意一次①。侵略军到南京后，穆彰阿竟公然表示由于投降而交出的赔款，同作战所花的费用差不多，因而不如投降。穆彰阿的卖国理论与英国的大炮一结合，清政府就很快在条约上签字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许多重大问题，如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还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中英双方又在广东继续谈判，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布施行，十月八日又订立虎门条约。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在英国炮口威胁下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是南京条约的补充。由于这些条约的订立，使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得到很大的便利，本国手工业生产因敌不过外国工业品的竞争而日趋破产，封建的自然经济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步一步地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国侵略者强逼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夺取香港和如下的各种特权。
（一）强占香港南京条约第三款规定：中国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早在一八三○年，即有在华英商四十七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英政府“采取与英国国家相称的决定，并占领中国沿海岛屿一处”①，以“保护”英国对华贸易（实际上是保护鸦片贸易）。首先倡议英国夺取香港的是律劳卑，他认为香港可以作为英国侵华的商业和海军据点②。巴麦尊给义律的训令中，一再强调必须占领海岛，但没有指明强占香港。这个罪恶的意图后来终于在一八四一年由义律加以实现。义律认为香港在对华贸易上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英国占据香港后，可以削弱广州在贸易上的重要性，并且使英商此后不再受澳门葡人的牵制。同时香港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价值，英国在香港驻军，更能控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③。义律的决定最后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
（二）勒索巨款南京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赔偿鸦片费六百万银元，军费一千二百万银元，商欠三百万银元，共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赎城费六百万银元还不算在内）。这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勒索。
（三）协定关税南京条约第十款中文约文规定：英国商人在通商各口“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按照英文约文，这一规定是：“中国皇帝陛下承允在各通商口岸制定一公平而正规的进出口海关税则”。所谓“公平”，当然是指能使英国侵略者满意而言，所以这个条款已体现了英国侵犯中国关税自主权的用意。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与五口通商章程一同在香港公布的海关税则，就是根据这一款制定的，但不是由中国独自制定，而是清政府的代表与英国侵略者共同协议的结果，实际上是按照英国的意愿制定的。由此，英国在实践中行使了协定关税的特权。这个海关税则列举了许多种进出口货物的税额，其中绝大部分货物的税率，都相当于值百抽五；同时，税则还为未列举的进出口货物，明文规定了“按价值若干，每百两抽五两”的征税原则：由此中国海关税率便大体确定了下来。又由于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耆英、璞鼎查在香港共同声明：“中国内地关税，定例本轻，今复议明，内地各关，收纳洋货各税，一切照旧轻纳，不得加增”①，这样洋货的内地税轻征的原则也固定下来了。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指出，中国进口税是全世界最低的；再加上中国海关既没有主动地调整税率的自由，洋货内地税又不能增加，中国海关从此失去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而变为便利推销外货和外人掠夺中国原料的有利工具了。
（四）开放五口增开口岸是东印度公司以及在华英商多年来的一致要求。一八三四年，在华英商曾向英政府请愿，要求派出兵船三艘，用武力支持其开辟北方港口的愿望。一八四一年英政府给璞鼎查的训令中，明确提出开放四、五个口岸，作为经济侵略的据点。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商埠，满足了当时英国侵略者蓄意已久的欲望。广州是原来的码头，上海是长江的门户，其他三处是控制福建、浙江两省出海的口岸。由于五口的开放，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门户大开，再加上协定关税，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品就顺着这些缺口倾泻进来，逐渐破坏中国原有的经济体系，使中国经济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又由于南京条约的规定，准英商带同家眷在五口寄居，虎门条约又准许英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外国侵略者就利用各种机会，在上述通商口岸逐渐建立租界，并把它发展成为侵略中国的重要堡垒。
（五）领事裁判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规定：“倘遇有（中英人民）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人从来不重视中国法律，上文提到的“林维喜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曾任驻华商务监督、后来充任香港总督的德庇时在其所著《中国与中国人》一书中，引证了一个在华英人的言论说：“我们从未注意任何我记忆所及的中国法律。”①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这一规定，英国烟贩以及其他罪犯，更可横行无忌，胡作非为了。
（六）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一八四一年五月巴麦尊给璞鼎查的训令中，要求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的待遇，因此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是一条危害中国主权特别严重的条款，从此以后，中国只要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英国就可以同样享受。后来中美、中法条约上，都有相同的规定，使中国主权遭受严重的破坏。
以上是中英条约中最重大的几款。其他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鸦片在条约上一字不提。根据伊里布的亲信张喜《抚夷日记》所载，在南京条约签订前英国即要求鸦片开禁，表示鸦片“亦须作为官物，嗣后愿加重纳税”。另据黄恩彤《抚远纪略》记载，后来璞鼎查在虎门条约签订前又派马礼逊（J.R.Morrison）要求鸦片开禁，并交出照会一件，理由是以前中国禁烟，中英商人在海上照常贸易，结果“名禁实不禁”，因此不如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这样，中国税收必能增加。清朝官吏认为用不着在条约上规定鸦片贸易为合法，他们早向璞鼎查保证“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中国不必查问，也不采取任何行动”①。在英国侵略者和清朝政府这一谅解下，不久鸦片贸易又恢复战前的繁荣，而鸦片贸易的中心香港首先便以“中国的鸦片店”而出名了
①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卷一，页642。
②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卷一，页272。
①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卷一，页655—659。
②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卷一，页290。
①S.W.Williams：TheMiddleKingdom.卷二，页527。
②梁廷枬：《夷氛闻纪》。
③Costin：前书，页97。
④朱翔清：《埋忧集》，卷十，《乍浦之变》。
①曹晟：《十三日备尝记》。
②袁陶愚：《壬寅闻见纪略》，见《人文》杂志，卷四，期三。
③楚淡卿：《夷寇杂录》，卷五。
①杨棨：《出围城记》。
②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卷十二，页189—190。
③黄恩彤：《抚远纪略》。
①《软尘私议》（著者姓名不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资料，册五，页531。
①Greenberg：前书，页178。
②E.R.Hughes：TheInvasionofChinabytheWesternWorld.页16。
③Morse：InternaionalRelations.卷一，页650—651。
①Treaties，Conventionsetc.betweenChina＆ForeignStates.卷一，页358。
①J.F.Davis：ChinaandChinese.卷一，页126。
①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卷一，页668；PapersRelatingtotheOpiumTradein-China,1842—1856.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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