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 年即阴历甲午年，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带有灾难性的年头。日本利用朝鲜问题，把缺乏警觉的李鸿章拖进预设的战争陷阱。
甲午战争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日本大体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并完成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计划；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潮迭起，局势不稳。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满足地主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需要，伊藤博文内阁走上了发动侵华战争的道路。
正当日本加紧准备侵华战争的时候，清朝统治层却正在忙于内部权力之争。1889 年光绪年届 19，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业经成人，慈禧觉得不便继续“训政”，只得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亲政”。所谓“亲政”和“训政”的不同处，只是光绪先看奏折，然后再请慈禧懿旨。由于慈禧肆意干涉用人行政大权，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未免愤愤不平，光绪也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并无正式组织形式的小集团，与集合在慈禧周围的庞大官僚集团隐然相对。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咸丰状元）。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师傅，历任刑、工、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是一个“尊王攘夷”论者。帝党的主要成员是光绪的近臣和翁同龢的故旧门生，如珍妃、瑾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珍妃的师傅侍讲学士文廷式，以及经筵讲席官李文田、侍读学士陆宝忠；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门生张謇，还有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国子监祭酒盛显、刑部主事沈曾植等。帝党除翁同龢在政府中有相当权势外，其余无拳无勇，多是词馆清显，台谏要角，议论风生，没有实权。帝后两党都是封建统治集团，双方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然，帝后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也有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后党以利禄笼络李鸿章，企图借助淮系集团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巩固既得权势。李鸿章虽然赞许帝党革新内政的主张，但是既不满于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意主战”的态度，又鉴于后党掌握着清廷实权、主宰着自己宦海浮沉的现实，因而倾向后党。帝党因无军队作支柱，积极笼络湘系集团，而刘坤一等湘系首领基于同淮系集团争夺权势的需要，在政治上接近帝党。
1894 年是慈禧六旬大寿之年。慈禧一心举办盛大庆典，借以满足个人虚荣心和扩大后党权势。从年初开始。慈禧就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等“总办万寿庆典”，广征献纳，肆意挥霍，准备在生日那天，在颐和园接受百官朝贺，然后回宫。自颐和园到西华门，沿路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其他景物，“以昭敬慎，而壮观瞻”。她还“殊恩特沛”，用加官晋爵的办法，笼络亲贵和文武大臣，封奕劻为庆亲王，赐李鸿章三眼花翎，以下赏赐有加。慈禧的举措，理所当然的引起帝党的不满。及至日本入侵朝鲜之后，帝后党争就因外交问题而日趋复杂和激化。
1894 年 4 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以“除暴安良”、“逐灭洋倭”为宗旨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朝鲜政府一面派兵镇压义军，一面向清政府求援。东学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机会，于是决定出兵朝鲜，并向清政府表示“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身负军事外交重任的李鸿章既担心东学党起义危及朝鲜封建统治和中朝宗藩关系，又害怕引起列强干涉而不敢贸然派兵赴朝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及至 6 月初，李鸿章听信了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错误判断，一改往日的慎重态度，决意“遣兵代剿”。他令丁汝昌派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派淮练1500 名分坐招商轮船赴朝，同时将出兵情况通知日本政府，并郑重声明，一旦朝鲜局势安定，立即撤军。李鸿章出兵朝鲜，得到光绪的认可。光绪指示李鸿章：
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中朝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心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稍涉疏虞。派出兵练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办，如须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剋期续发，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这道谕旨不仅肯定了李鸿章“遣兵代剿”的决策，而且有意“厚集兵力”，以期早日扑灭东学党起义烈火，维护朝鲜封建统治和中朝宗藩关系。光绪和李鸿章的“遣兵代剿”，既粗暴地干涉了朝鲜的内政，又给日本挑动战争以口实。
日本政府见其阴谋得逞，立即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护卫队”800人直趋汉城。接着大队日军在大岛义昌统率下，陆续拥到朝鲜。到 6 月 13日止，在仁川登陆的日军已达 8000 人。日军基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需要。尽占险要之地，铁舰扼守仁川，陆军进占汉城。清政府出兵朝鲜“原为属国定乱”，人数既少，又“专剿内地土匪”，并没有进驻汉城和通商各口，致使中日抗争之始，日本就“著著占先”，中国则“面面受制”。
日本出兵朝鲜，引起清政府的强烈反响。李鸿章和总署采取同一步调，分别与日本驻京公使和驻津领事反复交涉，强调中国按照保护属邦旧例，派兵“戡定内乱”，日本不必特派重兵，更不宜进入朝鲜内地，以免别滋事端。然而，日本断然拒绝中国方面的要求。
清政府在阻止日本出兵朝鲜失败以后，面对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对峙局面，为了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出朝鲜。日本政府为了侵占朝鲜，破坏中日关系，向清政府提出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李鸿章经与总署磋商，电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批驳日本的无理要求。汪凤藻建议采取交通办法，“拟答四条：一，倭认韩为中属；二，华允倭会剿；三，乱定照约撤兵；四，中倭皆不干预韩政，惟劝韩自行清厘”。对于这种“以认属替会剿”的方案，李鸿章复电拒绝。他认为日本绝不会承认朝鲜为中国属国，“徒说无益”。东学党之乱，即将平定，“实无庸多兵会剿”。在他看来，惟有劝导朝鲜“以后自行整顿内治，彼此皆不干预，尚是正论”。6 月 21 日汪凤藻遵命照会日本政府。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向汪凤藻表示：“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
清政府为了促使日本自朝鲜撤军，还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一些努力。
李鸿章和总署认为，日本是以朝鲜“不办贼”“借口助兵”的，要使日本撤军，中朝就必须切实镇压东学党起义。他们指示袁世凯“不必促倭退兵，惟在催韩剿匪”，并饬令叶志超、聂士成“相机助剿”。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将东学党起义镇压下去，“俾外人共见，彼时约倭同撤，当较顺手。”这是由于他们轻信了日本关于“俟贼全平再撤”的谎言，尚未识破日本的侵略阴谋，因而作出此时日本“不敢遽谋吞韩”的错误判断的结果。
李鸿章和总署还天真地以为劝导朝鲜改革内政，是消除“倭衅”的“釜底抽薪”之计。他立即指示袁世凯：“无论倭肯撤兵与否，韩必自将内政整理，除贪、奖廉、恤民、察吏，庶旁人无可借口，务随时切劝。”
清政府处理朝鲜问题，主要着眼于反对日本侵略，维护中朝两国主权，同时也有保持中朝宗藩关系的意图。清政府为出兵朝鲜事给日本的照会中有“保护属邦”字样。日本政府一面力图在军事上取得先发制人的优势，一面胁迫清政府修改照会中“属邦”二字。李鸿章致电汪凤藻说：“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李鸿章将此意电告总署，得到总署的坚决支持。日本政府见此计不成，便打着“维护朝鲜独立”的旗号，胁追朝鲜否认中朝宗藩关系。朝鲜政府内部亲日势力迅速抬头。6 月 28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照会朝鲜政府，质问朝鲜“是否独立自主的国家？”，限期答复。李鸿章闻讯后，指示袁世凯：日本胁迫朝鲜“不认华属，断不可从”，务必劝说朝鲜国王坚持定见，如果朝鲜国王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竟认非华属，擅立文据”，中国定将“兴师问罪”。李鸿章的本意，是企图“以此胁韩，勿令轻许。”当时日本政府抓住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宗藩关系问题，竭力破坏中朝关系，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本应顺乎历史潮流，主动废止中朝宗藩关系，积极援助朝鲜独立自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结成中朝两国的反侵略联盟。怎奈清朝封建统治者不识时务，抱残守缺，以致失掉朝鲜的友谊，使日本得以售其奸。
当时清朝统治层虽然都主张“遣兵代剿”、中日共同撤军和保持中朝宗藩关系，但是在通过什么途径避免中日战争、争取和平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帝党主张一面备战，一面和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制止日本的侵略；后党和李鸿章则倾向于和商，“以夷制夷”，对备战有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过程。
李鸿章虽然早在 6 月 14 日就宣称入朝清军“此时防日较重于防匪”，把防御日本侵略提到首位；但对备战却采取消极态度，认为敌强我弱，“越国进剿，毫无把握”。慈禧担心中日开战延误自己作寿和削弱后党权势，支持李鸿章的主张。6 月中旬，汪凤藻、袁世凯皆请“厚集兵力”，遭到李鸿章的拒绝。6 月 22 日总署电询李鸿章：“倭如添兵不已，我应否多拨以助声势，望审筹酌办。”第二天，李鸿章复电说：我若增兵，日本亦必添调，那将如何收场呢！“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但是，光绪却认为，“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辨，已属无济于事”。日本已派大军进入汉城，倘若对朝鲜“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 更落后著。”他指示李鸿章就“如何及时措置”问题，“妥筹办法，迅速具奏。”6 月 30 日李鸿章遵旨复奏，一面表示日本遽以重兵胁韩，“倘至无可收场，必须预筹战备”；一面又说“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军兵力不厚，“若令出境援朝击倭，势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为敌所乘，有妨大局。”光绪看后，非常气愤和不安，7 月2 日再次降旨，指示李鸿章对“外援内防，自宜先事豫筹”，并责问说：“究竟海军所练之兵各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7 月 4 日李鸿章复奏说现有海陆军“守”尚有余而“攻”则不足，如若“出境援剿”，就必须“备饷征兵”。光绪无奈，便于 7 月 11日决定给李鸿章拔款 300 万两，令其“将战守一切事宜，随时妥为筹备，以期缓急足恃。
光绪指示李鸿章妥筹战守事宜，李鸿章就提出如何处理在朝清军问题。当时驻军牙山的叶志超向李鸿章提出派军增援、撤军回国、“守此不动”等上中下三策，请求裁夺。李鸿章斟酌再三，电告总署说：“钧署现正与倭商，未便遵添大军，致生疑沮，上策似须缓办。其中策与袁道同见，前钧电有或撤或移之说，鸿初虑示弱，惟所称军士露处受病实情，可否照办请速核示。”李鸿章虽因受张佩纶“先班师示弱以骄敌”思想影响而倾向中策，但却不愿明言，因而特地电请总署核示。过了两天，光绪下谕，指出撤军“殊属非计”，而“大举致讨，即在指顾。著李鸿章休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 以期迅赴戎机，毋致延误。”
就在李鸿章有意撤回驻朝清军的同时，御史张仲炘上疏，抨击李鸿章“观望迁延”，请“一意决战，以弭后患”。
7 月 14 日以后，中日关系急骤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驻华公使向总署呈送第二次绝交书，指责清政府要求日本撤军是“有意滋事”，声明“嗣后因此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面对如此严峻局势，光绪和李鸿章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7 月 14 日光绪决意进兵，下谕说：日本以重兵胁制朝鲜， “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水路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光绪过去倾向于实力备战以为和地，现在则转而“一力主战”了。
慈禧虽然不愿开衅生事，但却认定日本是个“小国”，堂堂中华岂能容忍“小国”凌辱，因而在一定时期“主战”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时人说“西后藐日而轻战”。
与此同时，李鸿章由于日本的咄咄进逼和清廷的屡屡切责， 也开始从“重外交轻军事”，转而积极备战了。7 月 16 日他遵旨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率军入朝，进驻平壤。7 月 20 日，又拟雇英商高升等船，运兵赴援叶志超。
除了作军事上的准备外，李鸿章还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他只看到列强之间的争夺，却无视它们在对外扩张中的勾结，因而对列强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光绪虽然并非拒绝“以夷制夷”，但却对英、俄调停怀有戒心。
6 月 20 日李鸿章电告总署，说已经向欧格讷、喀西尼提出请英、俄两国劝告日本从朝鲜撤兵。因为“倭忌英不若畏俄，有此夹攻，或易就范。”正因为他发现日本“畏俄”甚于“忌英”，所以就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俄国的调停上。他既给予俄国以调停的“优先权”，又承认”俄国具有与中日两国共同解决朝鲜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利。”俄国当时希望维持远东现状，并鉴于李鸿章给予自己“莫大利益”，因而决定调停中日争端，以便从中渔利。6月 25 日李鸿章对总署说：俄皇已通过驻日俄使“勒令”日本政府“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会议善后办法。”如果日本拒绝遵办，“电告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李鸿章深信俄国将能“压服”日本，军机大臣们也“喜压服说”。
其实，俄国并不愿用强力干涉朝鲜问题，担心援助中国会把日本驱向英国怀抱。7 月 9 日喀西尼派人通知李鸿章：俄国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未便用武力强制，至于朝鲜内政应改革与否，俄国不便与闻。这使李鸿章深感失望。然而，7 月 22 日俄国驻华使馆参赞会见李鸿章时却又声称：“看倭人现在情形，劝息势须动兵”。李鸿章信以为真，说“贵国如派兵船，我海军提督亦可派往会办。”他电告总署：“似俄真动公愤，未必欲收渔人之利。”但总署却声称对俄国“不可倚以为助”。
李鸿章在请求俄国调停的同时，还企图利用英国同日、俄两国的矛盾，争取英国的支持。当时英国远东政策主要着眼于防俄，力图防止俄、日联合。7 月 2 日李鸿章在会见英国驻天津领事时，乞求英国速派海军司令带领舰队径赴横滨，与驻日英使同赴日本外交部，“责其以重兵压韩无礼，扰乱东方商务，与英大有关系，勒令撤兵，再议善后。”他鼓动说：日本必定遵办，而英国与中日两国“交情尤显”。“此好机会，勿任俄著先鞭。”李鸿章的这种想法，欧格讷“似不以为可”，“未电本国”，并遭到光绪的斥责：“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著毋庸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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