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队开向北京
新派钦差大臣
这次有望议和
额尔金狂喜，夸奖巴夏礼
葛罗男爵乐观不已
开往通州
怡亲王答应签约
“九一八伏击”
张家湾战役
洗劫该城
达马斯中尉之死
30 多人无音信
联军愤怒
“九一八”为“远征”转折点
葛罗的见证
责任全在僧格林沁
泰西埃认为，“圈套”之说系编造
“奇怪的隐情”与洛图尔的过失
挺进北京，风险四伏。如巴吕告诫，这可能“暴露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加速清廷瓦解，导致皇帝下台，改朝换代；同时，这将使中国及常驻的欧洲人蒙受损害，使帝国横遭野蛮蹂躏”。
其次，这次进军有可能拖长，困难而危险。必有新的仗要打。英法联军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拥有的文件和材料，仅是马戛尔尼当年的行程路线和伊格那替叶福提供的一张俄制地图。据海军的侦察情报，因水不够深，在天津白河上游无法航行。法军运输工具不足，故军需供应问题严重。
《中国远征纪实》作者巴赞库尔男爵认为，这仅是一系列困难的开始，是一场真正大战的开始。“对于统领这支联合远征军的两司令来说，真正严峻的问题是，他们必须坚决地冲向一个全然陌生之境。联军将进入什么样的地方？部队及行装和炮兵是否会被意外的困难和障碍所阻？海军因水深不足无法溯河而上，那么联军安营扎寨和物资供应将有何来源？而部队给养可能出现的困难及所带来的危险，比要战斗更为可怕。”
9 月 9 日— 11 日
英法联军打算用 6 至 7 天的时间，一段一段地逐步向北推进，直抵通州，那里是清朝都城北京最后的门户，距北京不远。联军分 3 个纵队，相隔一天出发。第一纵队 9 月 9 日起程，包括英军 800 步兵和 600 骑兵以及 2 个阿姆斯特朗炮队，额尔金骑马跟随。
10 日，法军纵队出发，秩序井然。由冉曼将军部下 3000 人马和 2 个炮兵连组成。
对法军和使团出发的情景，拉否例这样描写道：“法国使团随军出征，占有显要地位。两个北非骑兵开路在先，紧跟而来的是葛罗男爵的轿子，由身强体壮的广东苦力抬在肩上。接着是蒙托邦将军及参谋部成员。走在后面的大队伍，兴高采烈地行进在中国土地上，为越过先躯者们止步的界限而倍感自豪。”
据说，葛罗本想留在天津，等候事态的发展。他觉得，这样“对于使臣来讲，比去冒征战风险更为适宜，更合身份，更方便些”。可是激奋不已的英使额尔金不听他的意见，不愿离开英军主帅一步！葛罗于是不得不也随军而行……在致外交大臣的信件中，他写道：“一场如此特殊的外交之战，无论它对我来说有多么艰难、严酷，我都毫不犹豫投身其中；在天津和谈失利之后，我便随法军一同前进了。”
为此，葛罗带了一支可观的外交使团及车队，有一批要员和随从，25 辆马车、4 顶轿子以及 40 来个广东苦力。随行成员中有秘书巴士达和韦努耶、通译美理登和德拉马神甫、特里科海军上校、沙内将军副官约雷斯上尉，以及使团和军队联络员年轻军官布布隆。另外还有 5 名欧洲仆从，3 位中国文人和 8 名水手等。葛罗率的随军使团享受军人同等给养，由军需处供应配额饼干、熟肉及白酒等。
9 月 11 日，英军后续部队约 2000 人由米启尔将军率领，最后出发。每日行军，均由一支新纵队轮流开路。每段行程都相当短。天气炎热难以忍受，穿越沙质的平原，道路两边尽是高粱地，高粱比骑在马上的人还要高，阻止空气流通，故而行进非常艰难。许多士兵都中了暑。另外，士兵们爱喝一种劣等的高粱酒，后来明令禁饮。
第一纵队上路后的第三天夜里，营地突遇暴雨袭击。大批护送物资的苦力乘机开小差，并把马匹和骡子带走。这是否是僧格林沁插手所致？总之，联军曾这样怀疑。就在天津，不知是意外还是敌意，联军马厩竟然失火，一些马匹烧死。幸亏多数马匹及马鞍绳索被救出。
局面令人担忧。
部队不知何时能继续前进。蒙托邦将军极为沮丧，他的部队陷入瘫痪。而见轿夫逃走，葛罗特使则更加绝望……
幸运的是，如上尉参谋沙努安所说，“天无绝人之路”，炮兵上校本茨曼和架桥兵上尉布莱维尔在露营地周围转悠时，发现远处桅杆高耸。有桅杆，必有船只；有船只，必有航道。果然，那条河流仅由高粱地隔开，与联军营地近在咫尺，有无数帆船从通州南下。经打听，船老板们回答说，这条河系北京运粮通道。原来是海军弄错了，把这条 150 米宽的河流与不通航的小运河相混淆……侦察明显有误，竟然以为白河上游过了天津 3 公里就不再通航，连两头尖的小木舟也不行。对海军所犯的这一错误，贝齐亚上尉严加抨击。
于是，60 来艘中国商船被征用，日租金 2 个皮阿斯特。架桥兵把船只集合起来，而将船员妥为扣留。由此组成两支船队。一支运送病员回天津，返航时装载粮食和弹药；另一支负责运送原来由马车装运的东西，苦力逃走后，马车已经没用了。上述行动迅速展开。杜潘上校向架桥兵，尤其对那位被他冠以“浮桥上尉”绰号的布莱维尔表示敬意，赞扬他们“拯救了对华远征”。这场“远征”再次走运。多亏这支临时组建的“海军”，联军才能自天津获取保证充足的给养。
9 月 12 日至 13 日
联军勒令天津道台提供马骡。经再三催促，他才勉强去办。但是，送来的这批母骡拒服鞍辔。英使团及其客人琼斯上将、海军军官海约翰和记者鲍拜，都各自驾驭着不驯服的骡子！联军越往北上，一路越是空旷。
然而，中国皇帝决定做个走向和平的姿态。联军得知咸丰帝特命皇室成员、实际主政的三大王爷之一怡亲王载垣，由军机大臣穆荫和恒祺陪同将前来议和。恒祺为联军老相识；桂良已退场！新钦差大臣恳请英法联军不要再向前推进，并返回天津，否则有可能置和平于危险境地。
怡亲王以清朝外交特有的夸张风格致函英法使臣额尔金和葛罗：
“为照会事：
照得本王大臣等恭奉大皇帝恩命，作为全权大臣，前赴天津，与贵大臣商办业经允许条款章程。……乃闻贵大臣又有由天津排队前来之事，实为骇然！查贵国与中国既欲永敦和好，商办条约，安有排队之理？既须排队，即非和好，似此情形，本王大臣等转未便率行前进。应请贵大臣将所带队伍，悉行派令折回天津，以示并无嫌隙，庶本王大臣等得以到天津会晤商办，以为永远和睦之道。
再，如欲照现定条款办理，并无格外增添，本王大臣等非同桂中堂可比，断不食言……”①
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二次鸦片 战 争 》（ 五 ）, 第52-5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额尔金和葛罗通过巴夏礼、威妥玛和巴士达转告清廷钦差，鉴于前派大员背信弃义，在抵通州之前不存有商签任何条约的可能。但是他们准备与中方新任全权代表谈判，恢复在天津中断了的和谈。
怡亲王仍然要求英法军队撤回天津，充分确保和平。反之，若联军继续推进，那不要为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而惊讶……怡亲王如实地告知对方，清军只听将帅的指挥，他本人对军队作不了主。显然是威胁性警告，不禁令葛罗不安。他写道：
“中国政府总算愿意让步。但是，朝廷大臣的急件，让人不快。他们对军队的说法，说什么对军队做不了主；还要求我们不带兵入城——简直是昏话——这倒使我们要多加思考。”英国领事威妥玛则觉得，怡亲王面带“一副凶狠而伪善的样子”。
9 月 14 日
绵延的丘陵在天际展开，在这美丽的景色中，部队行进极为惬意。在津京一半路程的漂亮小村河西务，法军纵队与英军先头部队会师。次日，英军第二纵队也驻扎下来。这样联军从天津出发的 3 支人马汇集一起。气候十分宜人，供给毫无问题。当地盛产蔬菜、山药和白薯，而且还有上等葡萄之类的，令吴士礼甚为满意。
额尔金派巴夏礼和威妥玛前去通州，拜会朝廷钦差大臣怡亲王和穆荫。两位英国外交官已在华任职多年，很会玩弄手法控制对方。谈判持续 8 个小时，进行得实为不易。穆荫装聋作哑，故意显得听不懂对方说的汉语，其实人家已是久经锻炼的文人。而怡亲王，则装着对在天津商约条款概无所知。于是，他逐一过目似乎已获最终解决的主要问题，如英使常驻京城、天津开为对外商埠、战争赔款限期、英法特使带兵入京，以及联军驻扎营地等。直到最后，怡亲王不再坚持，遂表示退让。他交给巴夏礼和威妥玛一封急件，完全同意额尔金的要求。可值得注意的是，只字未提皇帝接见英法使节之事。
额尔金得知达成协议的好消息，甚感欣喜。他不久前曾称巴夏礼是个不负责任的危险人物，这次对他则大加赞扬：“巴夏礼实为本人从未见过的最杰出的人之一；其活力、勇气与才干，不知何处有人相比。加之他操一口流利的汉语，故堪为最佳人选。”
9 月 15 日
出乎众人意料，从外交上看，似乎一切已经解决。威妥玛特别感到自信，硬是坚信新派钦差大臣真心实意，认为他们诚望避免新的敌对行动。
英法联军可前进至通州南 5 公里之处，在白河支流畔张家湾镇附近安营扎寨。通州是一个拥有 40 万人的重要城市，城墙环绕，位于白河不通航段与向首都护城河供水的水渠交汇处。远远望去，就能看见俯瞰该城的那座十三层宝塔。
看来，两位全权专使可以各带千人仪仗队进京了。来人是朝廷顶级大员，又为亲王和兵部尚书，而且有他们的保证（即“我们签字等于圣上钦此”，“我们与前任不同，有权画押”），既然如此，对人家何必再存疑心。
按商定，巴夏礼等将于 9 月 17 日再去通州。
在葛罗和额尔金看来，这一次，和平似已赢定，和平协议应在该城达成。而蒙托邦尚不确信，遂命留在天津的柯利诺率部前来会师。
9 月 16 日
正好是星期天。在河西务，额尔金由英军将领陪同，在他所住的那座漂亮庙宇做礼拜。据罗亨利所述，这是他们其中一些人最后一次参加此类宗教仪式。额尔金对巴夏礼和威妥玛所取得的和谈成果感到高兴，他已经想到和平进入北京之事。他会同葛罗，正等待英军在通州附近扎寨安营。
这座赏心悦目的小城遭受了洗劫。额尔金是个宿命论者，不禁感慨道：“我感到抱歉，这个小城横遭虐待，居民四处逃离；抢劫发生，阻止不了。”葛罗致信图韦奈尔外交大臣，也表示了同样的愤慨：“见我军和盟军士兵犯下如此破坏行为，我内心很是沉重。而且，他们竟然还相互推卸这种滔天罪行之责。”
这种情景，在洗劫圆明园之后，又何止千百倍地重新上演。
9 月 17 日
一部分部队穿过玉米和谷子田，又朝马头村推进二十来公里。沿途老百姓的态度，已有明显改变。凡途经的村庄，居民早已逃离一空。部队路过时临时形成的集市统统消失。平时竞相前来表示友善的地方官员，现已全无踪影。马头村也同样撤空，还留有清军马队露营地痕迹。可见，敌军离得不远了。
英法代表同朝廷钦差达成协议，联军营地应设在张家湾一带。根据约定，英方巴夏礼、罗亨利和诺曼（驻上海使团专员）再去通州见中方全权大臣，就安排英法特使和全权代表会谈作最后敲定。
英法派出一个侦察组随同前往。英方有负责营地和供应的沃克上校、军需官汤姆逊，两人提前去看营地并张罗物资；还有《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很想跟随他们逛一下该城。法方有蒙将军指定的炮兵中校格朗尚、参谋部上尉沙努安、北非骑兵少尉奥斯曼、军需助理杜比、管理处中尉阿代尔和加热，以及任通译的杜吕克神甫，他们也负责安排营地事宜。
同时，葛罗特使也派出首席秘书巴士达携带致中方全权大臣的信件；随同的有通译美理登和科学委员会主任洛图尔伯爵。洛图尔则可自由行动；按蒙将军说法，所谓自由行动，就是因他最近学了中文，可以离开营地，独自去通州，当然由在上海招用的一个中国秀才陪同前往。
蒙托邦后来写道，在派出“这些年轻体壮的部下时，本人就有一种忧伤的预感”。他的儿子夏尔很想随同前去参观一下这座城市，他加以反对；其实并非军纪迫使他这样做。
17 日清晨，天气凉爽宜人。
据罗亨利叙述，大家非常快活，每个人都在想战争将很快胜利结束。英法两支小队一同上路，信心十足。法军小队由数名士兵陪同；英军小队，另有 6 名龙骑兵和范纳团 20 来个锡克兵，由安德森中尉带领。一路上，没有什么引起他们怀疑的。他们只见一些清军小队骑兵，对他们并不在意。“我们向左行进，未进张家湾；掠过该村，沿途遇上清军步兵。而骑兵则在我们面前驰过……不对我们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威胁流露；官兵见我们穿过他们的队伍，也似乎毫不注意。”距城数公里，他们已越过双方商定的联军部队应当停住扎营之处。
然而一位职衔较高的官员前来，想跟巴夏礼说话。此人称，他曾是新河炮台守将，自被联军攻占后便失宠降级。这位败将很想亲自与胜利者握手问好！巴夏礼向他引荐了资格最老的沃克上校。这个清军将官，果真是个和蔼可亲的贵族！
约十点半钟，联军谈判代表团抵达通州，受到有关官员热忱迎接。许多市民争先恐后地涌上街头，毫无敌意。代表团住处安排在一座寺庙里。
巴夏礼和罗亨利与朝廷钦差大臣会谈。先后持续 7 个多小时。罗亨利向怡亲王通报和约草案，转交额尔金的快件。函中宣布条约一旦在北京批准，额氏将向中国皇帝呈递英国女王的亲笔信。
面对这一新的要求，钦差大臣惊讶加抗议。英方代表意想不到的是，对方提出有关困难——只要不放弃英使向皇上呈递国书的要求，便拒绝条约达成前进行深入谈判。巴夏礼白费劲地解释，说这个要求仅供商讨，额尔金并未当作“必要条件”，可无济于事。令英方代表震惊的是，对方口气突然变得敌对。巴夏礼连忙重申，把国书问题放到以后再说。钦差大臣显出让步姿态。联军驻扎营地和军需给养等问题摆到谈判桌上。协议终于达成。双方商定将发表一份声明，安民告示：中国皇帝与英法两国君王刚刚达成和平协议。拉否例认为：“外交上，和平已经获得，只待正式签字。”
法方代表做法更为简单，巴士达向怡亲王转交葛罗特使的信件。他形容这位亲王对身边人举止高傲，表明他“习惯于发号施令，更确切地说，是习惯于被人服从。其表情极显严厉但不乏儒雅”。怡亲王表示准备签署和约。鉴于巴士达问亲王是否拥有全权，亲王断然回答，决不欺诈，拥有比其他所有全权代表更高的权威，他签字即皇上签字。
经过整个白天的谈判，各自都认为全部困难现已扫平。共进晚宴。恒祺前来，礼节性拜访。大家较早入睡。已商定，沃克上校、汤姆逊、巴夏礼和罗亨利由 6 个龙骑兵和 3 个锡克兵护送次日凌晨动身，回到安营处与英军部队会合。巴、罗两人向主帅汇报后，又返回去为特使住处选址。而诺曼、鲍拜和安德森中尉，则决定与 18 个锡克骑兵留在城里，并去“收集点儿小摆设”，即到古董店购买一些收藏品。
巴士达宁肯次日一大清早就离开，会同美理登、奥斯曼、沙努安上尉及两个北非骑兵一起上路。夜里，美理登带来的那个中国秀才受到衙门杂役的威吓。两位会计官阿代尔和加热、洛图尔伯爵以及外交官的仆人和马夫，全都愿意留在城内。
9 月 18 日清晨 5 时许，英法联军离开马头村露营地，前去张家湾附近原中方应允的地点驻扎。英军走在前头，行进中与一小队清军马队不期而遇；这队清兵原驻守一个大农庄，闻风而逃。稍远处，可见一批加强营骑兵，高举各色战旗。出于谨慎，格兰特将军下令把辎重行李扔下，集中到清兵撤走的那个农庄里。
在城中过夜的英法军官和外交官，应与指定安营之处的部队会合。自昨夜以来，当地的情形大有改变。到处都有清军部队在移动，和他们朝同一方向前进。此时，田野里已遍布清军。步兵沿道路部署，而马队甚至朝联军应安营的地带调动，构成弧形包抄阵势。
举着谈判旗（白色）的两个分队，在返回大营路上，猜出某种事态正在酝酿之中。他们认为，将有一场伏击战。务必尽快报告将帅们，但是要穿过敌方防线。沙努安上尉主张强行通过。相反，巴夏礼决定回到通州，尽快把危险情况通知未离开的人，也要向怡亲王说明情况。他由龙骑兵菲普和举谈判旗的锡克兵陪同。而罗亨利则快马加鞭，去通知格兰特将军，要求大军停止前进，先弄清发生了什么情况。至于沃克上校和几个锡克兵，则焦虑地等待着巴夏礼回来。巴夏礼在返回的路上遇到巴士达，正好告诉他，他怀疑中方变卦。
此时，联军大队人马正朝张家湾行进。那天，格兰特将军走在队伍前头，派人前去告知法军司令，他发现了对方的一些骑哨；他们要去的营地，清军尚未撤离。于是，决定停止前进。这时恒祺现身，想见两位特使。特使要求他作出解释，他说这其中定有误会，因而要求联军将领撤回部队。但英法主帅作了必要部署，以防万一。
清军继续调动。战马飞奔，尘土飞扬，便是明证。
法军主帅主张立即发起攻击。双方商定，处于右侧的法军从清军左侧绕过敌阵，由英军提供锡克骑兵队支援。待法军准备停当，英军则在平原上出动炮兵和步兵正面迎击清军；而骑兵将从敌右侧包抄其后路。
沙努安上尉，接着巴士达、美理登、奥斯曼和加热中尉，好不容易回到联军前线。沙努安向蒙将军汇报，说从通州返回路上，他不得不穿过一支人马众多的清军部队。几个兵勇先不让他通行，后经说明自己肩负和平使命，他便推开他们，继续上路。其他回来的人也都谈到路上通行困难。巴士达露出一副非常不安、失常的样子。之后，他在报告中写道：“我在蒙将军身边待了一小时左右。清兵继续从右翼向法军方面移动，但看来，同他们的交战并不会立即打响。”加热中尉也汇报说，亲眼见到敌方 1.5 万骑兵。蒙托邦打断他，问他是否清楚 1.5 万骑兵是何规模！加热并不紧张，回答说，他曾在吕内维尔军营长期当会计，习惯于估算骑兵人数，因此他肯定不会弄错！
将近 10点钟，忽然从敌营发来三声炮响和一阵火枪扫射。只见沃克上校策马疾驰，向英军营地奔来，后面紧跟着护卫的骑兵，几乎全都负了伤。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巴夏礼走后，沃克本该等他回来，正好借处在敌方前线之机观察备战情况。他不太放心，便警觉起来。不远处，他听见一阵吵闹声。见一些清兵正在殴打一个法国军官，并声嘶力竭地呵斥。沃克上校急忙赶过去，见那军官头部严重受伤，军服沾满鲜血。法国军官拼命地反抗，其传令兵奋力保护他，用刺刀刺向朝他上司扑来的敌兵们。
沃克上校本想上前救助他们，可是几个清兵向他猛扑过来，夺走了他的大刀，想要撂他个人仰马翻。当他与这几个人拼斗之时，早已倒地。被解除武器的财务官阿代尔冲他喊道：“快去大营，报告这伙无赖的行为！”沃克身陷重围，别无选择。他右手已负重伤，只能设法逃出。多亏那匹骏马，使他率六个随行士兵冲出敌围，清军向他连发三炮……
沃克上校报告蒙托邦将军，那个传令兵，即勇敢的轻步兵奥祖夫，应该得到法英各种军功奖；他还希望看到其名字将刻在公共纪念碑上。当时，阿代尔中尉携带着购置军粮的 2000 皮阿斯特钱袋；钱袋后来找到，可惜已被倒空。
罗亨利几经波折，总算遇到英军皇家炮兵上尉布拉巴宗带领的先头部队。上尉带他去见格兰特将军。罗亨利抓紧汇报了自己所见的情况。他强调，等过了两小时，再发起攻击。这是救出巴夏礼和还在通州的其他人的惟一机会。
罗亨利充满勇气，又请求让他再去通州，以便找到巴夏礼等人，帮助他们逃脱劫难。奇怪的是，请求竟得到应允。两个锡克骑兵陪他同往。罗亨利把手绢递给那个名叫纳尔辛的锡克老兵，捆在长矛顶端，当作白旗。不一会儿，布拉巴宗上尉获准飞马跟上前来，同时借以侦察地形。罗亨利不愿上尉跟来，但要他返回已为时过晚。其实，他深知自己此去定无生还希望，再搭上另一条命完全不值。格兰特将军也为放走布拉巴宗而懊悔，但庆幸拒绝范纳少校陪同罗亨利而去。
开战时刻，法军已等得不耐烦了。但是，英军主帅听了罗亨利的理由，不愿急于动手，生怕将尚在中方防线后面的人置于危险之中。蒙托邦将军不赞同这种看法，反而认为救出这些人的最好办法，是“向敌人埋头猛冲”。柯利诺也持同样意见：“英军主帅太固执。已经等过了。还要等什么？”
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姆吉神甫指出，法军将领当时言之有理。在他看来，炮兵先朝通州猛轰，骑兵接着冲锋，肯定能救出被扣的人质……如今，这种意见已为大多数英国史学家认同。
可是，格兰特将军当时似乎不太担心。他依然希望巴夏礼能见到清廷钦差大臣，向他们据理力争。他相信巴夏礼，相信其非凡的才干、惊人的毅力和以理服人的能力。额尔金说过，他巴夏礼“一个人就顶一支军队”！
发动攻击的时刻终于到来。英法联军只有4000人马, 要对抗2.5万清军。僧格林沁统帅的步骑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组成数公里的大弧形包围圈，想把英法联军团团围住，使其束手就擒。僧王起码希望如此。
米启尔少将率师从左侧顶住清军主力马队。一时间，本茨曼上校指挥的法军炮兵陷入危境，英军范纳骑兵队立刻前去救援，这使卡特利中尉后来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英法联军成功切断清军防线，将其一分为二。英制阿姆斯特朗重炮和法制有膛线山炮齐鸣，猛轰敌阵，普罗宾和范纳率领印度骑兵出击，所向披靡。联军占领了一座大营，里面设备完好，有棉帐篷和齐全的炊具。同时缴获80余门炮，烧毁大量火药；1500名清兵战死。
已是下午2点钟。布瓦西厄少尉描述当时的情形：“我们4点半起床，现已上战场 10 来个小时了，胃里除出发时喝的一点咖啡，什么也没有。再说，天闷热得很，每人身上还背着 6 天的干粮。”埃里松认为，“也许从未有过一支人数处于如此劣势且已疲乏不堪的部队，能表现得如此安静，并充分表现出士兵的两大素质：听从指挥，勇敢无比”。
柯利诺指出，联军尽管人马处于劣势，但两军对垒——真正的交战——最后大获全胜，继夺取大沽要塞之后取得又一次胜利。当然，就战事而言，当天还不是决定性的。
法军为北非轻骑兵中尉达马斯伯爵的阵亡而悲痛。这是一位英俊而有骑士风度的军官，名门望族之后，复辟时期外交大臣之子。当北非骑兵冲锋时，他不幸被一个自己曾姑息过的敌炮手开枪打穿腹部。蒙托邦将军对失去这个年轻有为的军官甚感痛心。他早在非洲结识了达马斯，也与其父相熟，“这位曾为国增光的老人”行前亲自将儿子托付给他。
白天过去了，很多人仍无消息。法军方面有格朗尚中校、杜比军需助理和杜吕克神甫等。美理登后来致函明嵇孚主教称，这一方面是命中注定，另一方面是同伴们太不谨慎，“为贪睡多待了两小时”。他还说，尤其是杜吕克神甫，“要是他们跟我一起走，不就得救了嘛”。至于洛图尔，更是极端不谨慎，竟然部队未出发，就独自一人先行。据蒙托邦将军解释，洛图尔很想住到一户居民家，硬是强行把人家赶走；战斗未打响，谁也不敢和他说什么。可是，当地人得知别处已向联军军官下手，便将他和随行士兵都抓起来。
英军方面，最担心的是巴夏礼，中国人恨死他了。还有罗亨利、诺曼、安德森、布拉巴宗和《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另有龙骑兵菲普和 19 名锡克士兵。
葛罗男爵在日记中提到两位中国神甫寄给他一份关于英法谈判者及随同人员被扣的报告。两神甫称，可能是兵部尚书穆荫建议在离开通州时将他们扣留，而命令则系怡亲王所下。大概因巴夏礼言行放肆，惹怡亲王大怒。当时双方商谈气氛紧张，巴夏礼气急败坏，竟然将桌子掀翻，把陈设的瓷器砸个粉碎……这说明，面对中方的无动于衷，英国人已无法保持冷静！
9 月 18 日那天，应该用黑石笔标出。之所以如此，并非因当天所打的仗，而在于英法双方三十多人失踪，有军人、外交官和文职人员等。从那时起，联军特别挂念失踪者的命运。焦急不安变得恐慌不已，愤怒转为心病。他们究竟怎么样了？清军如此对待在免战白旗保护下通行的军人和外交官，英法联军很快表示忿忿不平。在所有文明国家，不是有谈判者人身不受侵犯的规则吗？清军心怀鬼胎、阴险奸诈、背信弃义等词语，不断在英法联军的口中或笔下出现，用以痛斥这种“可恶的行径”。
联军失踪者从此成为人质的命运，对后来的战局起着决定性影响。结局将很严重、惨重。
和谈，当然已经中断。新的战斗即将打响，且必是决定性之战。埃里松甚至流露出杀气腾腾的口气：“务必冲向中华帝国首都，要使清朝君王心惊胆战，要不惜任何代价救出人质。”
为报复中方扣留人质，英军主帅下令洗劫张家湾小城。当铺里大量金砖银锭、珠宝首饰，全被一抢而空。杜潘上校不能不说：“按他们凡有用之物统统攫取的习惯，他们（英国人）把该城全都抢了个精光。”吴士礼中校则描述，英军洗劫张家湾之后，也有中国人前去拿走家具和衣物等。郇和领事感到愤慨。卖高粱酒的小店、或当铺也遭苦力们抢劫，倒也罢了，因为这几乎可以说是战争的法则。而那些古雅的老宅院，雕梁画栋，存有许多艺术珍宝，凡抬不走的均遭无情破坏：是可忍，孰不可忍！
姆吉神甫发现：“在抢劫中，印度军队及兵营中的妓女、香港苦力，比英兵更厉害。”当然，他还保证说，妇女和姑娘在家中则受到英国军官尊重。不过，她们之中不少宁愿服鸦片自尽，一个年轻女子就从大桥高处投河身亡。只有一些人得到军医救助活了下来。
乐善好施的姆吉神甫征得主人同意，将一家大宅院用来接待那些受威胁的家庭。郇和充当翻译，要动员一位胖妇人及女儿携15个女佣一起住进去。但纯属枉费心机。老妇人说，洋鬼子的话不能信，“他们心术不正”，何况她也不想再活了。英兵强行将她和女儿推进马车，而佣人“如羊群”似的跟在后面。可是，没等车到达目的地，老妇人便把女儿勒死了……这位英国教士的慈善之意，并未得到报偿。那天夜里，所有寄宿的妇女全都跑掉了，不愿接受“洋夷的照顾”……
联军坚信，被中方所扣的三十来个人完全中了圈套。但是，确切情况究竟如何呢？
中方态度突然完全改变，人们议论纷纷。最简单的是，把一切归结为双重性，即清朝宫廷有两派，主和派和与主战派。某个时期，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现在是僧格林沁为首的“鹰派”占了“鸽派”上风。
外交官拉否例解释说，9 月 13 日，怡亲王接替桂良主持与英法使节进行新的和谈时，清廷已处在大混乱之中。但他强调：“我们由衷地相信，那一天，清政府不会预先就有出尔反尔或设圈套的考虑。”清政府打算在与通商有关的问题上让步，但不愿支付英法要求的赔款，不同意他们带 2000 兵马入京，当然更不愿两位使者亲受皇帝接见。在北京看来，这是“极端可怕的”条件。中华帝国哪能同意与夷国君王平起平坐，并回复他们的国书。这关系帝国威严！
拉否例认为，“在皇帝临朝议政时，僧格林沁强硬派占了上风；他便在通州调集重兵把守。背信弃义也罢，误会与偶然也罢，敌对行动重又展开……对联军拥有的行动手段完全轻视或极不了解，固执、高傲又盲目，三个词可概括中方政策”。他甚至带着严厉的口吻说：“一定要让中方丢尽脸面，低头到地，乖乖地承认失败和错误。不用再等多久，他们将得到最后的惨重教训。”
对中国方面何以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最有资格理解的是额尔金。他致书本国政府，作了这样的分析：他不相信是怡亲王违背诺言。鉴于亲王显赫地位，理当值得信赖。反之，他认为，僧格林沁将军得知全权代表同意英法联军在张家湾附近驻扎，有损于他们的军事部署，故而变得狂暴起来。
在额尔金看来，僧格林沁只想大造声势，借以弥补要他做出的牺牲。额氏注意到，9 月 18 日清晨从通州回来，沃克上校及其随行士兵，罗亨利和巴士达及其他外交官，都毫无阻拦地通过清军前线。只是将近 10点一刻，法军后勤军官阿代尔中尉才遭到清兵围攻，这是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发生的。然而，这件事竟成了导火线。
额尔金最后认为，不管怎样，在清廷全权大臣和总兵的行动方式中，“忠诚、愚蠢、多疑与充好汉兼而有之，这是这个国家的人行事的普遍特点。既然僧格林沁领教过我们在战场上的优势，所以我不能相信，他本人或其文职同僚，据经验早知战局必败，还居然硬要投入这场冲突。”
如果同意额尔金的论点，那英法联军中所有随行作家大肆渲染的所谓“九一八圈套”——这种说法后来也曾为史学家普遍采用——就不能完全站住脚了……
对此，葛罗也持同样的看法。人员被扣当晚，他在日记中为清朝钦差大臣真诚地辩护！他的确认为，对方是无辜的。和额尔金一样，他把这一事件的责任归罪于僧格林沁，指责这位总兵“背信弃义”，“仍想发迹”。第二天，他致函蒙托邦，进一步阐明他的看法：“明显是僧王挑衅，此公可能想打出最后一张牌。”
葛罗特使的见解，已使怡亲王搞“圈套”的论点站不住脚。扣押人质的惟一主谋是僧格林沁，并非朝廷钦差。怡亲王前后态度有所矛盾，说明主战派僧格林沁对他施加了巨大压力。
芮尼医生也不相信怡亲王和穆荫给英法谈判者设圈套。他认为，把举谈判旗的人抓起来固然难以容忍，但不能肯定说就是圈套。
法国冈城大学历史教授泰西埃在八国联军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后，1901 年就所谓中方设“圈套”作了深入研究。他在校方支持下发表的一篇 36 页的长文，希望我们进行反省，对“责任问题作出更公正的看法”，因为并非所有过错全在中方。他问道：“何谓史实？ 60 年来，为了我们的声誉，为了自我辩护，我们对历史进行了多少篡改和任意歪曲！就连罪恶滔天的鸦片战争，在法国甚至也有狂热的卫道士。”泰西埃以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名义，毫不犹豫地称这个故事为杜撰，揭露“那种有害的先入为主之见，甚至蒙蔽了最精明最正直的目击者，将其引入歧途”。他认为，他们这些人无意中把我们也骗了，“因为他们不怀疑自己也会搞错”。
泰西埃指责洛图尔参与炮制“圈套”之说。的确，洛图尔把扣留人员归罪于一份上谕。上谕悬赏缉拿联军人头，如：军官 500 两银子，士兵 100 两，印度兵 50 两。然而，该告示的日期是 9 月 20 日，比“人质”被扣晚两天。对于北塘登陆之后中国与英法联军的各个和谈阶段，泰西埃作了具体回顾。他指出，清朝政府几任钦差大臣，甚至僧格林沁，一直打算和平，表现出明显和好的愿望。只是英法联军，特别是额尔金，充耳不闻罢了。
当然，他也承认，有一点清朝不愿让步，就是皇帝接见英法使臣的棘手问题。“9 月 20 日的上谕中说，假如这种荒谬的要求获得特许，那朝廷还将有何颜面面对百姓？”在这种情况下，额尔金为何非要冒着使和谈倾覆的风险，坚持要得到这个让步呢？后来的事情果然就这样发生了。
泰西埃揭穿埃里松等随军纪实作者和多数史学家的叙述，很有说服力。在他看来，僧格林沁统率的军队，面对英法联军不断挺进而节节撤退，肯定终有一天会在某处停下来。他这样描写导致张家湾交战的一连串事件：开始不在意，后稍有碰撞，竟相骂斗殴，进而酿成交战。向逃走的沃克上校一行连开 3 炮，便是大战的信号。这时，联军炮兵发起了反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设圈套的论点还有何意义？毫无价值！不过，“圈套论”如何问世，泰西埃认为已经弄明白，他指出：“对这一说法，联军官兵不经验证，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全都赞同。大家先入为主，都深信中方口是心非，在搞欺诈。故他们自然要进一步找证据和不满的理由，来对付这些‘古怪可恶’的家伙。”
为有助于否定中方设圈套之说，泰西埃还引用洛图尔伯爵这段异乎寻常的自供状：
“对华远征遭到非议，我们面临最不公正的审判。伦敦老城和巴黎沙龙，已从战争中看到我们对一个善意的民族进行罪恶的侵略。假如这虚张声势的和谈的破裂来自我方，那欧洲就会有人大骂我们滥用武力。因而，必须让对方明显违约，我们便可加以镇压。”
泰西埃得出最终结论：“千真万确，在通州抛出圈套论，正好可为后来洗劫和火烧圆明园开脱。”因而，所谓“通州圈套”，其实根本不存在，只是英法联军预先炮制出来，用以指责中方欺诈，并为他们后来犯下的罪行进行解释或辩护求得宽恕。正如后来司空见惯的那样，这纯系狡猾的编造，对历史的操纵。
原因似乎已为大家认同：所谓“通州圈套”，只在随军纪实作者的臆想中存在；后为亦步亦趋的史学家信以为真，以讹传讹。
泰西埃在文章最后向洛图尔伯爵算账。像严斥巴夏礼掀翻摆满瓷器的谈判桌那种凶神恶煞举止一样，他抨击这位法国学者 9 月 17 日，即被扣留的头一天在通州的倒行逆施。当年 12 月 31 日和翌年元旦，洛图尔在《箴言报》上发表自己被俘的痛苦经历，博得公众的“普遍同情、怜悯和敬意”。对此，泰西埃特地引用他“不打自招”式的两段话：
“本人一进通州，几个官吏就来到我面前，表示陪我去找住房。我把行李放下，便跟他们走了。在我看来，他们对我的安排有一点不合适，竟安排我与巴夏礼的锡克骑兵住在一起。住这么小的寺庙，他们已够挤的了。我要更宽的地方，以安置马匹和车辆。于是，我干脆独自一人去找，很快便找到所想要的住处。”
“我去的那户人家，房主像是六七品芝麻官，对我极不友善。我也对他毫不客气，我想占用的几个房间，非要他让出不可。他差人把所有家具搬走，这种不礼貌就等于说，他把我看成强盗。而我让人把桌椅搬了进去。我们的关系仅限于此。”
洛图尔如此举止放肆，蛮横无礼，泰西埃实为惊讶。他写道：
“就这样，一个普通法国人，无任何官方、外交或军事的头衔，擅自一人来到中国一座城市，属非占领的城市，而是中立城市。对这样一个城市，应当以特别的尊重对待，因为时值各方全权代表在那里会谈，签署和平协议……故而不能摆大老爷架子。他简直太放肆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天听到大炮一响，通州老百姓对洛图尔那么仇视，就无须大惊小怪啦！
当地人把洛图尔抓起来，拳打脚踢，以死相恐吓；然后，将他手脚反绑，扔进囚车。对于他，这只是可怕苦难的开始。泰西埃不带恻隐之心，认为他这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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