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诗人保罗·瓦莱里曾这样吟道：“我们这些文明，如今皆知，都要消亡。”
中国为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而自豪。其文明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却是惟一未消失的古文明。苏美尔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就已不复存在；古希腊则在罗马化中归于湮灭；法老埃及在纪元之初也随克娄巴特拉女王和安东尼一同死去；而西罗马帝国已于公元 476 年分崩离析。
只有中国，历经无数的割据与统一，却将文明延续了下来。正如博物学家欧仁·西蒙发自内心的赞叹：“我们这些现代国家，对古人只有旁系继承，不像中国那样直系继承，一代接一代地传袭下来。在中国，世袭现象极为规律而强烈……这正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或许也正是其永恒延续之谜的答案。”
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以无数发明创造而著称于世，此属老生常谈。中国发明了纸与印刷术、火药及火器、缫丝与纺绸技术、指南针、舵，以及船闸系统，还有其他许多发现。中国艺术，堪为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艺术之一。其出土的瑰宝蔚为壮观，而地下神奇之谜远未揭开！
16、17 世纪，中国实为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文明程度，远远超越西欧。18 世纪，大清朝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启蒙时代的欧洲为中国所吸引，对中国很推崇。伏尔泰在《风俗论》中，一开篇就要求读者“关注一个民族，当我们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它早已拥有固定的语言和延续的历史”。伏尔泰和同辈人莱布尼兹一样，崇拜中国，以中国为榜样，极力贬低本国的制度。在他看来，“世人再也设想不出比中国更好的政府”。他眼中的中华帝国，与宗教重压之下裹足不前的欧洲社会迥然不同，讲秩序，重理性，尊法度，倡科举，尤其是君主贤明……
其次，由于荣入宫廷任职的传教士们的记述与描绘，中华帝国已被理想化了。乾隆大帝继承康、雍之志，在位时间甚长，于 1796 年驾崩，其统治时期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盛世之一。不过，人们也许会责怪他，负有不愿向外开放致使中华未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责任。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19 世纪时比如今更为广大，其统治范围远及安南、交趾支那①、暹罗、缅甸和尼泊尔等附庸国。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面积超过整个欧洲，拥有 4 亿多人口
① 1884 年，法国侵占整个越南， 将其分为交趾支那 （今越 南 南 部 ）、 安 南（今越南中部）和东京（今越南北部）3个地区，其中交趾支那为法国殖民地，安南和东京为法国保护地。——编者注
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源远流长。最早的丝绸之路，始于纪元之初，于2 世纪直达罗马帝国。尔后，在唐朝，丝绸之路空前鼎盛。13 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经远游中国，留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朝廷中供职。1281 年，北京成为元大都，当时的中国对外国人开放。可后来，对西方封闭达 200 年之久。14 世纪初叶，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等，曾在宁波和澳门登陆①。随后，欧洲传教士陆续涌向中国。意大利人利玛窦 1582年至 1610 年常驻京城，深得朝廷赏识；17 至 18世纪的后继者，如南怀仁、王致诚、蒋友仁和郎世宁等，也都如此
①此处有误，达·伽马的航行只到达印度，16 世纪葡萄牙人到达了澳门。——编者注
1640 年起，中国决意闭关自守，以防止外来侵略，同时也将外国使团拒之门外。外国使者，特别是天主教传教者，往往被视为欧洲经济、政治或军事列强的危险工具。
一边是高山或大漠，一边是大海，把中国与外界隔离开来，中国自己又沿东北至西北领土修筑了代价高昂的浩大防御工程——万里长城。中华帝国自认为独立于世，物产自给自足，一直将邻邦和其他藩国视为应向皇帝效忠的附庸。1793 年，乾隆大帝降旨，终止英使马戛尔尼的活动，并在颁给英吉利国王乔治的敕谕中，以羞辱性辞令强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②故与英夷交换产品丝毫无益，尤其违背中华利益
②见《乾隆五十八年敕英吉利国王》，引自梁廷 《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第 8-9 页，北京文殿阁 1935 年铅印本。
1816年，英国使节阿美士德尚未到达天津，嘉庆皇帝就向直隶总督颁下朱谕：“英咭 国遣使纳贡来禀所称仰慕中国德威，系外夷表贡常语。其实该国遣使远涉重洋以纳贡为名，恐尚有干求事件。”尔后，嘉庆帝以同样生硬无理的言辞致书英吉利国王：“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③
③见《嘉庆二十一年敕英吉利国王》，引自梁廷 《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第 23-25 页，北京文殿阁 1935 年铅印本。
阿兰·佩雷菲特从中英两国撞击之中看出两个世界的撞击。可谓“先进社会与传统社会相遇，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这是自由贸易文明与对抗自由贸易的文明之间的历史性相遇，在历史上独一无二。
巴赞库尔男爵就“远征”中国写下一部重要著作，开头这样写道：“对于我们这些欧洲人，中国仍然神秘莫测。数百年来，其政治、贸易与习俗始终一成不变。西方文明未能达到其遥远的海岸，中国憎恶与洋夷的任何接触，在他们眼里，我们是野蛮人。我们要是进入他们高墙四围的城中，那对他们不啻是奇耻大辱。
今日中国乃昔日中国。代代相传，毫不纳新。活者对死者一脉相承，仅此而已。对于世纪流逝给全球带来的影响，谁也不去了解。这个奇特的民族，只沉湎于尊崇、效仿过去，似乎不愿花一天，甚至一小时去学习现在。他们修筑城墙，既抵御外来入侵者，也防止新思想进来；害怕异域蛮族涌入帝国中心，把他们身上不可救药的进步、狂热也带进来。凡中国人，把欧洲商人无不看成冒险家：为了金钱，他们居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祖先长眠之地。由此，他们才对洋夷极度蔑视；由此，对洋夷才有这些不公正而带侮辱性的特别限制措施；由此，才有这种种阻碍与抵抗，清政府欲以此遏制任何外来的贸易。”
17 世纪末，经康熙皇帝恩准同西方通商的惟一口岸是广州，另有附近被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再者呢，贸易还必须通过中间代理公司，即十三个官方特许商人组成的行会（史称“公行”）来进行，也只有这十三个商人（行商）有资格与西方商人洽谈生意。而行商因享有特许权，包揽了所有交易。历史学家拉戈斯写道：“中国与欧洲之间来往的‘权宜之计’，多年来便是如此。中国同我们的交往，就像通过检疫站的窗口进行似的。” 阿兰·佩雷菲特也同样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却被官僚政权的控制和垄断所扼杀”。
到 1840 年，中国已处于长期衰落之中，但自己却不知道。她继续过着仍属中世纪那样的生活，仿佛长睡不醒似的。她满足于尊崇古制，循规蹈矩。史学家乔治·马斯伯乐认为“帝国没有丝毫的改进和变化”。而明朝当年，出于对先前元朝的反拨，更加重了封闭倾向。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袭用了文明比他们优越得多的中华帝国的传统典章制度。他们闭关锁国，对疆域之外的世事不闻不问，对世界其他国家一无所知。而天子总认为其御座位于全世界中心。如佩雷菲特所言，这“至高无上的模式”，似乎已“僵死在仪轨里，溺毙在自负中”。此外，到 19 世纪上半叶，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沉湎于后宫享乐，皇家世系严重衰退，宫廷权威日趋下降。帝王不主朝事，宫廷勾心斗角，国家衰落加深。反清势力密谋抬头，叛乱此起彼伏。
清朝中央政府的衰弱，并未直接给外国人带来便利。排外戒心依然很重，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仍然是“番鬼”、“野蛮人”，只会搞乱中国的秩序。这种态度，终于给中国带来了危害。史学家雷内·格鲁塞的挚友弗朗索瓦·莱热写道：“中国总想保持自己古老的文明，她做到了。而不幸的是，其古老文明却保护不了她自己。侵犯与抵抗，屈辱与革新，总之‘外来撞击’变得越来越强烈……”
中西两个世界，尚未致力接触，更谈不上相互了解和相互推崇。围绕“叩头”礼，即面见中国皇帝时人人必行的三跪九叩礼所发生的故事，便是例证。18 世纪末，正值法国大革命高潮之际，大不列颠国王派遣特使马戛尔尼勋爵率一重要代表团赴北京。他在圆明园受到接待，对皇家御苑的辉煌壮丽惊叹不已，然而他只见到了正大光明殿周围的建筑。随后，马戛尔尼又来到热河行宫。但他拒行“叩头”礼，坚持只可行鞠躬礼，以及按欧洲宫廷习俗向中华天子单腿跪拜，到此为止。于是乎，英国使团只得灰溜溜地打道回府。马戛尔尼仆从安德森这样描述他们狼狈不堪的样子：“我们的全部经历，可归纳为三句话：来京好比乞丐，居留好比囚徒，走了好比盗贼。”
在中国人看来，对洋夷没有什么平等可言。番使向中国皇帝上贡，须行效忠的“叩头”礼，无任何商量余地。
1816 年，对拿破仑的战争终止之后，由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又来到圆明园。胜利的英吉利，凭借强大的皇家海军，主宰印度和海上霸权，意欲靠谈判改善英国在广州的存在。阿美士德同样拒绝行“叩头”礼，其使命仍以碰壁而告终。
回国途中，阿美士德路过圣 - 赫勒拿岛，借机前去隆坞楼拜望囚禁中的拿破仑一世。那是滑铁卢战役后两年。拿破仑得悉英使来访，也深知阿美士德中国之行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伦敦内阁犯了严重错误，竟然不令阿美士德遵从中华帝国礼仪。不然，何必派使前去！据拿破仑的私人医生爱尔兰人奥梅拉在1822年发表的《回忆录》记载，拿破仑曾对他说，在意大利，人们乐于亲吻罗马教皇绣十字的白拖鞋，并不视之为可耻。为证明其观点，他还开玩笑地反过来强调，只要求中国人遵从英吉利宫廷礼仪，显然极不妥当。他一边说，一边做着动作，不禁流露出法国前皇帝粗俗的口吻：“英式习俗，倘若不是亲国王的手，而是亲其屁股，难道得让中国皇帝脱掉裤子不成？” 大概是出于谨慎吧，拿破仑并未当着阿美士德的面提及“叩头”礼之事。
故而，英中关系一直僵持在礼仪对抗上，数十年间原地不动。甚至到 1859 年，在向中国皇帝本人呈递书信并被要求行“叩头”礼时，美国公使华若翰也强烈抗议，声称美利坚是共和制国家云云。他还声称，即使在本国总统面前，他也绝不跪拜，只有在“上帝和女性面前”，才肯屈下双膝！好自负的回答，史册上有记载……只不过，华若翰也被礼貌地撵回了他登陆的北塘。
如此礼仪问题，表面上无足轻重，但充分说明，双方的高傲同样极端和过分，以致不可调和。英帝国要求平等相待，毫不怀疑自己比世界其他地区优越。而中国人所知道的英吉利，不过是一个 23 万平方公里、仅有 800 万人口的小岩岛而已……
中国 1848 年出的一本世界地理教材，倒把不列颠王国描述得较为恰当：“英吉利， 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岛，何以突然变得富有而强大呢？“其骤至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①
①见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英吉利国，第 21 页，上海书店 2000 年版。
纵观整个19世纪西方列强与中华帝国的关系史，人们会惊异于这种误会的根深蒂固。对此，马斯伯乐这样评述说：“中国天子自比君王之主，各番邦首领在他面前，均系臣属，不仅言谈举止，而且行文辞令，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礼仪规定。其次，他深信对番夷已无比仁慈，已给予他们甚为重要的特权。”皇上虽然承认西方“蛮夷”在海上占有优势，但他自信在陆地上能迅速使其听从摆布。
而英吉利人（以及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和美利坚人），则相信自己拥有绝对优势：军事优势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上的优势，即白种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优势。中国人称他们为“蛮夷”，他们感到好笑。他们满脑子殖民思想，有些人的身上还表现得特别强烈，不可一世。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举止何其可耻、可恶！他们同中国人打交道，光凭威胁、大棒政策和诉诸武力。如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就因对华人的残暴而臭名昭著。
甚至像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那样深思熟虑的人，在与中国当局交往中也主张采取强硬方式。额尔金勋爵呢，对西方人向中国人施加暴力，他表示遗憾；对打着贸易自由神圣之名而向中国输出越来越多的鸦片，他也感到愤慨。这样的人，实属个案。然而不幸得很，正是这个额尔金下令火烧了圆明园！
中国的当政者，也深信其数千年文明及文化的优势，他们自认是天底下惟一的文明。由于对现代世界的变化知之甚少，他们的思想依然停留在这点上：确信中华帝国是世界中心和天下主宰。他们蔑视西方人，将本国的众多祸患归罪于洋夷，他们不需要西方肆意强加的产品与技术。北京的朝廷梦想保持一个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帝国，因为凡是外来的，都是有害的、致命的。其实，他们所希望的，就是不受干扰地过自己的安生日子。
中国人反抗西方侵略，可谓悲怆悲壮。莱热认为：“为了击退蛮夷进犯，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且不脱离万有天朝的梦想，古老中国不惜倾尽全力，但却显得软弱无力，实为可悲、可钦、可叹。”清廷及其官员有时在压力下被迫屈服，他们就玩弄以拖待变、出尔反尔、消极抵抗等种种手腕，加以敷衍逃避。而对已签之约，不经事先通知中止，即弃置不予履行。在他们看来，所谓承诺，仅对愿意信守承诺的人起作用而已。
在西方人眼里，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只能加重他们的罪状，可又拿不出更严厉的言辞回击他们的欺诈。欧洲人觉得，中国人言而无信，尽人皆知。于是他们便从中寻找借口和时机，以便步步紧逼，抛出更加强硬的要求。中国当政者稍有抗拒，便被视为挑衅，进而被视为蔑视王权，更甚而至于被视为“宣战”。任何挑衅都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惩罚，所以戏只能以悲剧收场。
工业革命并未波及比欧洲落后百年的中国。此时，处于蓬勃发展、实力强大又十分傲慢的欧洲，已经前来敲击中国的大门。的确，对于垂涎三尺胃口极大的洋夷，中国实系诱人而易于捕获的猎物。历来，天朝令人向往，而这一次，中国所吸引的，不再限于那些勇敢的传教士和前来发财的单个商贾，而是西方更众多的商人、实业家、银行家以及军人、海员等；他们深受英吉利强大的鼓舞，越来越对中国感兴趣。至于鸦片贩子们，因得伦敦撑腰，更是无孔不入。
鸦片，虽念兹在兹，却从未公开提起。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叙述的马戛尔尼使华，其目的就是说服大清帝国与英通商。而在他接到的御令中，当然从未言及鸦片之事。所以，他不提及此事，但对鸦片走私的重要性，他不会不知。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严重财政困难。它进口大量中国茶叶，但反过来，未能向对方卖出一点产品。如乾隆帝谕旨所称，中国不需任何东西。然而，鸦片除外！印度鸦片！几十年来，鸦片走私已渐成气候。18 世纪 80 年代，鸦片走私发展飞快。后来，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就能自由、合法地输出鸦片，就无需进行走私了！
凡外交官失败之处，鸦片贩子都得以成功。偷偷而奸诈地得手！佩雷菲特写道：“外交官们曾试图打开中国的正门，可一无所成。鸦片走私贩子，则从后院进入，从内部把门户全部打开。”与惯有说法相反，吸食鸦片在中国并非一直存在，过去有少量使用，但仅限于药物。吸鸦片，完 全 是 由 英 国 走 私犯创造或发明出来，并 强 加 给 中 国 人 及当政者的一种恶习。
在鸦片贩子中，有两个人最臭名昭著 ， 即查顿和马地臣。他们可为鸦片战争的策动者。
查顿（WilliamJardine 1784—1843） 生于苏格兰，早年为英国货船外科医师，1822年在印度孟买成为鸦片走私贩子，后久住广州。1832 年与马地臣合伙创办“怡和洋行”(Jardine & Matheson)，成为鸦片大王，拥有香港湾80艘快帆船中的四分之一，压过有 13 艘船的大对手“颠地洋行”。在中国沿海进行大量鸦片走私，大发横财，回乡购置土地，兴建豪华古堡。因在一次斗殴中头部被重击却未受损，故中国人送他混名“铁头老鼠”。1830年起鼓动英对华干预，系鸦片战争策划者。英外交大臣拉塞尔曾写道：“威廉·查顿，眼见商船从印度运往中国的毒品和暴利买卖遭受中华帝国一位大忠臣的威胁，便凭借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和对远东掌握的所有情报，竭力怂恿英国政府进行对华征战。”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鸦片走私贩子，大发横财，成为超级巨富。1841 年，查顿当选英议会下院议员；两年后在其豪华古堡病逝。应验英国迷信说法，凡鸦片走私暴发户终将不得好死。其后代于 1973 年在香港修建“查顿大厦”，1984 年离港迁居贝尔穆德斯，1995 年退出香港交易所。
马地臣（ James William Matheson 1796—1887）生于苏格兰，初在印度加尔各答助其叔父经商。1818 年到广州，与查顿合伙进行鸦片走私。二人开办怡和洋行，变本加厉。林则徐禁烟时将其驱逐出境。1847年也当选议员，与压力集团一起推动 1860 年对华“远征”。1882 年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准男爵，5 年后选为皇家学会成员。花巨款购置苏格兰一小岛，兴建豪华古堡。死在芒东，无嗣。
而颠地也是大鸦片走私贩子。1807 年东印度公司代理巴林创办“大卫荪洋行”，他曾为骨干，后借机在广州开设“宝顺洋行”，拥有最大的快艇“水妖”号等，与“怡和洋行”的“红海盗”号等竞争。林则徐禁烟时也将他列入查拿的鸦片“渠魁”之一。
向中国走私输出鸦片大获成效！终于抵消了中国正常的茶叶出口。这正是英国人所追求的目标，甚至远不止此！19 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中国的茶叶出口平稳增长，鸦片进口却爆炸性扩张。
可是，这带来双重恶劣后果。鸦片摧毁了中国吸毒者的身躯，同时破坏了国家社会的基础。一监察御史上奏道：民若吸上鸦片，夫不顾妻室，主不管仆，师不为生所敬。另有某亲王力劝皇帝：圣上对此若听之任之，国将无兵保江山社稷，也无钱发饷。又如湖广总督林则徐上疏痛陈鸦片之害：“若尤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其次，银两滚滚流出中国，以偿付腐蚀社稷的毒品！据史学家爱德加·霍尔特的说法，1833 年，中国对外贸易首次入超。当年中国对英贸易逆差为两百多万英镑。鸦片占中方进口额的四分之三。朝廷翰林院贤士警告：国家每年为日益增加的烟民流出白银上千万两。
佩雷菲特写得更尖锐：“鸦片以双重危害的恶性循环而摧毁中国。总之，鸦片加速清帝国衰退，腐朽没落。”
1834 年，在未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人施压下，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独占权。印度史学家潘尼迦写道：“中国南方新来了一大批半为商人、半为冒险家的英国人。他们国民性中的狂妄自大，使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不想让步，而且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常驻印支代表马斯伯乐指出，英议会的决定在远东乃至整个世界揭开了“新的时代”。事实上，这个决定使英国政府赤膊上阵，正式开始与中国对抗。政府向广州派驻商务总监，这位律劳卑爵士，后来因行事愚鲁莽撞，最终被两广总督赶走。
对拿破仑的战争取胜后，英吉利似乎成了潘尼迦所说的“世界巨人”，当时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国家否认英国在政治、经济和金融乃至精神上的霸权地位。1815 年至 1848 年，英国在东方以惟一强国的面目出现。工业革命使其大大领先于各个竞争对手，并在海上占有全面优势。
大不列颠以胜利者和主宰者自居，不再忍受中国对其商人强加的侮辱性限制。英国人认为，经济自由化是与神圣权利相同的法理。一些国家政府关闭商品自由流通，是反自然的，非道德的。如潘尼迦所言，他们甚至妄称，“打开中国通商门户，哪怕要诉诸武力，也是有利于和平、进步和文明的”。律劳卑（名字意为“臭包工头”）致帕麦斯顿首相的信件，充分暴露了此人的狂妄倨傲，他根本拒绝了解中方的观点，还深信英国没有什么事做得不妥；居然还问心无愧！
英国商人，尤其是那个在广州的洋行寡头查顿, 以“自由独立，不受限制经商”的捍卫者自居。他竟口吐狂言：“我们的生意及利润，英国和印度全都受益，决不能轻易受人任意摆布。只须在该城边上停泊几艘军舰，发射几发炮弹，便可解决问题。”
竞争使鸦片价格下降，需求扩大，销售猛增。从此，广州五十多家洋行竞相走私鸦片。葡萄牙人和一些私商也加入进去。这是“买办者”的黄金时代，中间商获得暴利。中方“叛逆商”们也广为效仿。1800 年以来，朝廷一再下令禁绝鸦片走私，但由于官吏腐败，屡禁不止。
1839 年 4 月，钦差大臣林则徐，禀承皇帝谕旨在广州查禁鸦片。他从停泊在港口的洋商船上查获了 20，282 箱鸦片（每箱 20公斤，值 2500 法郎，总计5000多万法郎）。道光帝降旨就地销毁鸦片，百姓及各国商人观看。6 月 3 日虎门销烟，戴遂良神甫这样写道：“为大造声势，震慑走私，林则徐选择海滩一明显之处，围以栅栏，将全部查获鸦片运去，倒进深坑池子，浸泡盐卤水中，再浇掺石灰，即沸腾，鸦片随之燃烧，后于落潮时冲入海中。”
巴赞库尔称颂林则徐是一位“勇敢而坚定的人物”；潘尼迦认为林则徐的“廉正、节操和精忠报国，不容置疑”。他以禁烟打击了英国贸易利益核心。英人视其犯下十恶不赦的危害贸易罪！当时，英远东商务代表皇家海军上尉义律，与60 多家商人乘船逃往澳门，后来逃到香港，竟然要中方赔偿销毁鸦片的损失。在他们看来，清朝当局不能碰鸦片生意，总之不能以这种方式处置……当年，鸦片销售占印度政府收入的1/6，而英对华贸易为其本土上预算的十分之一。
翌年 1 月，林则徐曾给年仅 20 岁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写信，据说女王从未收悉。函中写道：“……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①
①见来新夏《林则徐 年 谱 新 编 》, 第384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鸦片之患导致战争。道光皇帝降旨，立即停止英夷贸易。勒令停泊当仓库的欧洲船只全部开走。驻广州英商面临私贩鸦片被判处决的境地。而在伦敦，议会中拥有 40 名议员的东方贸易压力集团大为恼怒。实际上，该集团由贩毒大王、显赫的香港“怡和洋行”所主导。
1840 年 4 月 7 日，在英国下议院，一位尊敬的议员先生大放厥词。此君大名托马斯·斯当东爵士，是英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于是，1840 年 4 月，斯当东以政治和道义、信誉为代价使下议院采取了支持对华开战的立场。此公大言不惭：“我们进行鸦片贸易违反国际法了吗？没有。既然广东巡抚用自己的船贩卖大烟，那么谁也不应对洋人做同样的事表示异议。”针对中方威胁要处死贩烟英商，他叫嚷道：“要当心！我们一旦在华失去尊重，不久将在印度，甚至一个接一个，在全球失去尊重。正在酝酿之中的战争，是世界性之战。战争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会因战争结果的不同而截然相反。我们无权放弃战争。尽管有所遗憾，但我仍然觉得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势在必行。”话音未落，全场报以劈劈啪啪的掌声。
出于维护英国贸易安全考虑，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也提议，“先痛打一下中国，然后再作解释”。
然而，当时也响起一个勇敢的声音，反对向中华帝国开战，这完全出于道义。在野党中，托利党年轻激进议员威廉·格拉斯通坚决反战，因为他反对鸦片贸易。他愤怒地声讨这一丑恶行径：“就其根源而言，如此非正义的战争，策划得如此精心却要使国家永久蒙羞的战争，在整个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不列颠国旗在广州上空骄傲地飘扬，居然只为保护卑鄙的走私而升起。”
经过 3 天的辩论，英下议院以 5 票的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帕麦斯顿赢得支持。虽然对鸦片之事只字未提，但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英军 40 来艘战舰，载着从孟加拉调来的 4000 余士兵，掠过广州未停，直接北上，开往扼守天津的要塞大沽。伦敦当局向北京朝廷提出要求，其中有赔偿鸦片损失，开放新的口岸，签订海关协议等。清朝皇帝装着让步，最终什么协议都未能达成。于是，广州、厦门和上海，相继被英军占领。1842 年春，英军舰队夺取舟山群岛，直上长江口，兵临南京城，切断北京物资供应线。
同年 8 月 29 日，皇帝陛下的代表耆英等与取代义律任商务监督的璞鼎查将军，在南京签署《南京条约》。此系欧中外交关系史上第一阶段。《南京条约》条款十分苛刻。其中包括：向英国（也向美欧商界）开放 4 个新通商口岸，即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英商关税优惠；英有权设领事馆等。
更主要的是，该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这符合“怡和洋行”的愿望。香港作为世界最佳天然良港之一，从此成为英国在华存在的主要支点。此外，还要为 1839 年销毁的鸦片赔偿白银 1500 万两。说的正是鸦片！这就等于说，鸦片与其他产品没有什么两样。鸦片走私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合法化。另外，垄断与西方人交易的官许“公行”被解散。
中华长城突破口打开了。按 1844 年所签的《望厦条约》，美国也同样得益，享受贸易最惠国待遇。据此，中国应给予愿意与其贸易的所有国家最惠国待遇。而美国政府为表诚意，则承诺禁止鸦片走私。
法国不甘落后。自路易十四以来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官方使团，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剌萼尼率领，以国王路易 - 菲利普的名义，于 1844 年与钦差大臣耆英签署了《黄埔条约》，性质和英美所签之约相似。法国人进而获得在通商各口岸自由传教之权。而且，后附有“驰禁”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
《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条，对于法国天主教团甚为重要。如明确规定：“凡佛郎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郎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另外，“倘有中国人将佛郎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①
①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一册，第 62 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被称为首批不平等条约。在尔后的 70 多年间，这些条约使中国主权逐渐削弱，以致整个国家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这一名为“瓜分”的过程，确立了西方各列强的影响。潘尼迦愤慨地将此看成历史奇耻大辱：“他们何以利用条约‘把龙缚住’，并掩盖其对中国资源的大肆掠夺。汉唐明清泱泱帝国，何以沦落到如此软弱无力之地步，以致欧罗巴诸国可以从容不迫地将其辽阔的领土分割为一个个‘势力范围’，随意霸占飘扬着其国旗的土地。这段历史简直是绝无仅有！”
《南京条约》及另外两个条约，莱热称之为“极不公道之约”。他认为，这在中国一代代人意识中播下了复仇的种子，使他们从屈辱激起的愤恨中汲取力量。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有识之士眼里，“西方在物质、技术、知识乃至思想上带来的真正进步，将可能被其可鄙的干涉所玷污，被19世纪中叶最强的欧洲国家首次公然干预中国事务并强加不人道、伤害至深的鸦片走私这一事实所玷污”。
因此，这是西方打开中国门户的重要一段。1853 年，拉否例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文章说：“1840 年英国发动对华战争，至 1842 年 8月 29 日签订《南京条约》而结束。这肯定算为 19 世纪最令人不忘的行动之一。一个人口达 3 万万之众的民族，被一小撮欧罗巴人打败，亚洲最大的帝国向西方贸易与文明开放，这便是现代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这场斗争之结果。”莱热补充道：“西方三大主角在华的表现各具特点，并长期保持了各自的特点：英吉利坚决维护并扩大对华贸易，美利坚以慈善的色彩掩盖它的惟利是图，而法兰西则关注保护天主教团。”
直至此刻,几乎互不相识的两个世界，于是开始学习了解对方。远东从此进入欧洲外交和经济着眼点之中。而中华帝国被迫打开一直小心戒备的门户，并走出闭关锁国的状态。马斯伯乐指出：“于是乎，中国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几乎天天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关系行将确立。英、美、法三国政府深信，困难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以为，中华帝国明白自身软弱和“蛮夷”文明的强大，一定会遵守所签的条约。马斯伯乐指出：“他们这样想，表明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人的心思。”的确，后来发现，清朝皇帝对这些条约仅部分得知，而特命全权代表并不具备使政府履行承诺的真正实权，他们只是希望，只待洋人战舰一开走，一切便不再提起。
1851 年，19 岁的新帝咸丰登基，继承在位 30 年的皇父道光。据说，他体虚智弱，且生活放荡；至少欧洲人对他是如此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位国君，要对付西方列强一而再、再而三提出的种种要求。咸丰帝对屈从英夷利益痛心疾首，励志重整基业，复兴大清王朝。他憎恶与欧洲有关的一切，决不再作退让。他即位后采取的举动之一，就是处治商签《南京条约》的穆彰阿、耆英和牛鉴等要臣。他以朱笔宣示穆彰阿、耆英之罪，曰：“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负皇考付托之重欤？……”皇上指责他们接纳西夷主张，欺瞒先帝，罪该重罚，“贻害国家，厥罪维钧”。穆彰阿“著从宽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①
①见《清史列传》第十册，第3169-3170页，第 3178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自 1850 年起，外来压力继续增强。英国人利欲熏心，一再得寸进尺，迫不急待地要攫取新的特权。在广州，他们已受不了只在代理行里经商。西方人感到，修改条约已成必然。他们要中国对通商和航运等更加开放，给予他们外交官常驻京城的权利；而且，天朝何不也向西方各国派驻代表呢！
中国人对此充耳不闻。英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对《南京条约》不像欧洲人那样重视。戴遂良神甫写道：“对于中国人，那不过是解决所谓对外与周边问题的一点小小的损失，所以无关紧要，也几乎毫无约束力。相反，对欧洲人则不然，鉴于对外通商和国际扩张均建立在这类文件之上，故《南京条约》代表着第一个决定性的进展。”神甫甚至断言：《南京条约》的谈判内容和条款提法，根本未送呈北京朝廷。他甚至说这是一个“假条约”，签约者无非是一些“挡箭牌”，他们指望欧洲炮舰一旦开走，条约便无任何意义。
清廷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武器——敷衍外交。对清政府而言，敷衍即外交题中应有之意。他们以种种借口，尽量设法阻碍通商。古伯察神甫以撰写赴蒙古、中国传教记而著称，他曾这样写道：“连最没有洞察力人的都看得很清楚，清政府的做法旨在使欧洲人失去兴趣，最后与他们断绝往来。”
此外，欧洲人仍像过去那样受到粗暴对待，基督教徒遭受迫害。对西方人提出的抗议，清政府置若罔闻。蛮夷诉苦，不值一提……
尽管如此，鸦片走私仍年年有增无减，25 年间翻了 3 倍。由 1830年 1.68 万箱增至 1840 年的 4 万箱，到 1855 年超过 6.5 万箱，直至 1870年高达 8.3 万箱。鸦片从印度输入，大部分由英国船只运来，主要通过香港两大公司，即“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英属印度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对华鸦片输出，属当时单一产品最大宗的买卖。
不过在初期，西方的威胁尚未对大清国构成主要祸患。而主要祸患在国内，就是那“可怕的”太平天国起义，系中国当时经历政治社会危机的表现。
1851 年至 1864 年一场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即太平天国运动,险些把清王朝卷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首领、拜上帝会创始人洪秀全，戴遂良神甫这样描绘道：“洪秀全出生在广州附近一个穷苦人家，自幼好学，两次科举未中。后去广州结识一些欧罗巴人，接受耶稣教影响，自创教派，到处布道，传授《圣经》，自诩‘天父次子，耶稣之弟’！举起反清大旗，要推翻满人王朝。他认为，大清皇帝已经失去‘天命’，无力维护中国根本利益，抵挡不住洋人入侵和鸦片泛滥……”
洪秀全自金田揭竿而起，率领太平军从广西打到广东，两年内攻下长江中下游地区，1853年定都南京，在江南建立起一个与清朝分庭抗礼的天国。太平天国运动持续 14 年，波及 16 个省六百多个城市，堪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农民战争。
对这场差点推翻清朝的大起义所带来的不安宁局面，西方人已有所意识。其次，这也威胁着他们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在上海。英国人在决定要对因内战而削弱的清朝开战时，是否想到，因为清朝被迫分兵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种混乱局势有利于军事行动的成功呢？ 1859 年秋，不论有无太平天国运动，英法两国决定联合派兵“远征”中国。
对英法联军来说，问题在于：是与宣称基督教徒和现代派的太平军和解呢，还是要消灭他们？是与被大起义严重削弱的清帝国打交道更好呢，还是甘冒前途莫测的种种风险（包括贸易风险）而为推翻清朝助一臂之力？
最终的反常现象何其出乎意料：赴华向清政府开战的英法联军，却调转矛头攻打决意推翻清朝的太平军！不过，太平军的威胁，以及联军担心他们进攻上海的阴影，一直笼罩着 1860 年的这场“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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