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定大计
清太宗即位不久，在汉官们的帮助下，制定了进取的战略方针。
后金进入了辽沈地区，经数年征讨，疆土日益扩大，东南至鸭绿江，与朝鲜相邻；北至嫩江，与蒙古接壤；西过辽河，与明朝相峙。后金正好处于这三股势力的包围之中。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危险的形势。当时他把明朝当成主要的“敌国”，视蒙古、朝鲜为“内顾之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2页。。为了征明的需要，他不惜“一时之劳”，“惟远大是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3页。，他图谋的远大目标就是夺取明朝的天下。因此他坚持把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再迁沈阳。他认为“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尔鼻(辽宁彰武)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6页。努尔哈赤看出了明朝、蒙古、朝鲜是他实现大业的障碍，而把明朝当成他的最主要的对手，明确表示要把对明的征讨进行到底。这些见解和大胆实践，表现了努尔哈赤具有战略家的目光。但他只是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尚缺乏细致的描绘，尤其缺乏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具体方针策略。
努尔哈赤的继承者清太宗，无论是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所采取的策略，对努尔哈赤的事业都有所发展。有一次，太宗带诸贝勒去看望他的哥哥代善，道出了他对整个形势的基本估量。他说：“皇考收服诸国，创立基业，留给了我们。如今，汉人、蒙古、朝鲜四境逼处，都与我对立，而且哪个国家不被我征讨？天下之人谁不在图谋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努力图强，勉勤国政。”《东华录》，天聪五年六月。太宗比他父亲更深刻地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和所处环境的险恶。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主要靠强悍的八旗兵东征西讨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但太宗认识到，单靠“以力服人”即军事手段未必全部奏效，他要使“人心悦诚服”，除了必要的军事征讨，还要靠政策，从政治上、策略上解决问题。因此，他即位后，和诸贝勒大臣、汉官们深入地讨论了后金、明朝、蒙古、朝鲜的形势，听取他们陈述的各种政见。天聪二年(1628年)，八月，有一份佚名奏本，很有代表性，它深刻地分析了后金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奏本从分析形势入手，写道：兵法说得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首先应当了解各个方面的“大势大局”。那么，南朝(指明朝)是什么形势呢？“西夷”(指蒙古)是什么形势？朝鲜是什么形势？我国又是什么形势呢？现在面临的形势如何？而将来的形势又怎样发展？如何行动才算得策？如何行动为失计？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图霸制胜”的一个关键问题。
接着，奏本详细分析了明朝内部的形势，说：南朝已经历了二百六七十年，它变得武弱文强，弊病丛生，上下欺骗，贿赂公行，到万历末年(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国家纪纲严重败坏。先皇帝(指努尔哈赤)席卷辽河以东，已成破竹之势，但举足不前，中止征伐，这也是皇天有意保留明朝。万历之后，泰昌(明光宗)继位才一个月，便传给天启(明熹宗)，在位仅七年，如今崇祯(明毅宗)刚嗣位，此人贤否，还不得而知，而宁远前线的军事态势也不大清楚。南朝用兵已久，财力枯竭，然而它以全国之力倾注于一隅之地，还是很充裕的。论野地浪战，南朝则不如我国，而死守城池，我兵却每每攻不下。因此，我国屡次进征，屡次不得长驱直入，令人愤恨不已。我以为时间未到，不能强求；机会来临，不可失掉。我国对南朝的方针大计，惟有“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南朝君臣亦深知宋朝的教训，但贿赂的积习难以消除，时间一久，它就会疏忽、懈怠，必然踏入不可挽回的颓势之中。等待我国更加富足，兵力更加强大，那时再乘机进攻，破竹长驱，天下可以传檄而定。这就是兵法上说的“卑骄利诱之术”。再有一策，我国努力修明政治，开垦土地，息兵养民，举贤任才，不慕虚名，只求实力。这是最为要紧的一着，即“自固”的上策。况且南朝文官武将，季季更换，年年变迁，它的宰辅大臣迂腐而不知通权达变，其科、道官员不懂军事而纸上谈兵，以为边官无功，统统罢官，虽“师老财匮”，却频频催促进兵。那时，我国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一击十。这实在是计出万全之策啊！
奏本还谈到了对蒙古的政策，认为它“素无纪纲，无大志”，不过是贪图小惠小利，只要“善为之抚驭可也”。谈到朝鲜时，认为它僻处海隅，没什么财富，君臣之间，拘拘守礼。因此，后金可以与它交往，或先放置一边为上策以上原文见国立中央研究院辑：《明清史料》甲编首本第一本，48页。。
这道奏疏，洋洋数千言，议论滔滔，纵横古今，把问题论述得十分明晰透彻。读其文本，奏议者不仅熟知历史典故，对明朝内情也了如指掌。虽为佚名之奏，也可断定必出自汉官。归纳他的建议，这就是对明朝采取和谈与自固二策；对蒙古不宜过多用兵，应取“抚驭”之策；对朝鲜亦取交往或置而不论。对这三方的政策和策略，以对明最为重要，关系到全局和后金的胜败存亡。努尔哈赤时，对明朝只有军事进攻，没有进行和谈，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固”的问题。这个佚名的奏本，提出的“和谈”，是一个策略，在和谈的掩盖下，争取时间，在各个方面加强自己，巩固在辽沈的根据地，迅速富国强兵，就是“自固”。同时，利用和谈，装出卑下的姿态，麻痹明朝，促使其内部不攻自乱。时机一到，便“破竹长驱”，天下可定。老谋深算的汉官范文程和宁完我、马国柱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说：“伐明之策，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以为辞，乘衅而入，可以得志。”《清史稿》，卷3，“清太宗本纪”，39页。他和佚名奏本稍有不同的是，主张不能放弃军事进攻，要边谈边打，以攻为守。
清太宗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和谈的方针，并同时使用军事力量，对明展开了积极地进攻。另方面，他采取各种措施，改进后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将和谈与自固结合起来，伴之以军事进攻，以求实现其政治抱负，这可以说是太宗作出的方针大计。他在位十七年，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指导原则。到天聪九年，形势的发展变得对后金十分有利，许多汉官纷纷倡言，力主直取燕京，但太宗不为所动。他说：“朕岂不愿成大业，而专以游畋为乐耶？但图大事，须相机顺时而动，今察哈尔蒙古，皆新来归附，降众未及抚绥，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而轻于出师，其何以克成大业？”又说：“朕反复思维，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彼明主若弃燕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其许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许，而彼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此朕之时为厪念者也。”他指令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讨论，将结果报告给他《清太宗实录》，卷22，22~23页。。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善于摘取臣下的合理建议，同时又使自己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不管在什么形势下，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这正是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无诚意的和谈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各友好国家纷纷派使者前往沈阳吊唁。十月，明朝宁远巡抚袁崇焕也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即喇嘛镏南木座)等三十四人来为努尔哈赤吊丧，并祝贺新君皇太极即位。这个举动，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后金与明一直处于交战状态，双方并无吊死问疾的交谊。原来，袁崇焕此举却别有打算。自从他守宁远击败后金兵，深受朝廷信任，累次升迁。这时，朝廷废除经略，把山海关内外的防务全数交给他负责。他一意要恢复关外失地，很想探听后金的虚实。正好努尔哈赤去世、太宗即位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他名为吊唁，实则是借机刺探后金内部军政情报。太宗也有清醒的头脑，他完全明白袁崇焕的意图，便来个将计就计，对这些来客热情地款待，处处表现大方，财用丰盛。这时，恰好大贝勒代善出征喀尔喀扎鲁特部落凯旋归来，太宗有意要让明使观看他的军容之盛，邀请他们随同他出迎十五里，阅示胜利战果，还赏给李喇嘛一峰骆驼，五匹马、二十八只羊。傅有爵一行在沈阳住了将近一个月才走。临走时，太宗派方吉纳、温塔石带七个人随明使去宁远，回访袁崇焕，献上貂、参、银两等礼物，另有他的一封信，大意是：你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来吊丧，祝贺新君即位。我岂有他意，你既以礼来，我当以礼往，所以遣官向你致谢。关于两国和好之事，我父汗往宁远时，曾给你致书，要求将此信转达给你们的皇帝，但至今未见答复。你们如对这封信作出回答，想要两国和好，我才考虑表示我的态度《清太宗实录》，卷1，18页。。
后金遣使来访时，袁崇焕立即报告了朝廷。熹宗下达旨意：“骄则速遣之，驯则徐间之，无厌之求，慎勿轻许……严婉互用，操纵并施，勿挑其怒，勿堕其狡。”谈迁：《国榷》，卷87。袁崇焕据此旨意，很快就把方吉纳打发走，也不接受太宗的信，理由是，信的封面书写“大金”与“大明”字样并列，有失“天朝”尊严，无法向朝廷转达。他连信也没有看，就让方吉纳原封带回，既不复信，也不派使者。第一次接触便毫无结果地告吹了。
太宗对此不以为然。他打算再给袁崇焕写信，商谈停战讲和。此时，他正要用兵朝鲜，非常需要暂停对明朝的战争，以和谈来牵制明军，可使他无后顾之忧。他指令达海、库尔缠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会议，起草书信。过了一个月，已经是天聪元年正月，他令方吉纳、温塔石为使共九人再次去宁远，送上致袁崇焕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我们两国之所以打仗，是因为当年你们辽东、广宁的守臣高视你们的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如在霄汉。天生诸国君王，都不能自主，备受你们藐视欺凌，难以容忍，因此向“天”奏明，兴师致讨。惟有“天”公正，不论国家大小，只论事情的是非。我国按理行事，才得到“天”的护佑，而你们国处处违理，非止一端，我可以为你们说清。如，癸未年(1583年)，你国无故兴兵害死我的两位祖宗，这是一。癸巳年(1593年)，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与蒙古会兵攻打我，你国并未前来支援，以后哈达再次侵犯我，你国又不来相助，己亥年(1599年)，我出兵报复哈达，上天把哈达交给了我，你国却庇护哈达，逼我把俘获的人口归还给它，却被叶赫部掠去，你国则置若罔闻。你们既然称中国，应秉公主持正义，但对我国不援助，对哈达则支援，对叶赫听之任之，竟如此偏私，这是二。你国虽然挑起事端，我仍然愿意修好，故于戊申年(1608年)双方刻碑划界，杀白马黑牛，向天地宣誓说：两国的人不得越过疆界，违者定遭惩罚。然而，癸丑年(1613年)，你国出兵保护叶赫，侵入我界，这是三。双方又曾立下誓言：凡有越边境者，见而不杀，必受牵连。你国的人偷出边界，扰乱我疆域，我据誓约将其杀死，你国却说我擅杀，扣我使臣纲古礼、方吉纳，索要我方十人，在边界处杀死，以图报复，这是四。你国不但出兵保叶赫，还把我国已聘的叶赫女人改嫁给蒙古，这是五。你国还发兵焚烧我守边的房舍，又将界碑私移到我方三十里外，夺我疆土，我方人民赖以生存的人参、貂皮、五谷都被你国夺取，这是六。甲寅年(1614年)，你国听信叶赫之言，遣使欺凌，这是七。我的大恨，有此七件，至于小愤，一言难尽。现在你们如认为我对，愿意两国友好，应拿出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作为和好的礼物。和好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年我方赠送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你国以黄金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回报我方。两国如能建立友好关系，应向天地立誓，永远遵守不变。你即以上述条件转奏给你们的皇帝。不然的话，我就认为你仍愿意战争不愿和平《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
清太宗在这封信里，仍坚持努尔哈赤“七大恨”伐明的方针，重申战事发起之端，责任完全在明朝方面。为了表明承认错误和友好的诚意，他要求明朝必须拿出大批金银财物给后金，实际是要明朝赔偿损失。如果明朝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继续对明朝发动军事进攻。
三月，袁崇焕和李喇嘛各给太宗回了一封信，派杜明忠为使，随同方吉纳等去沈阳面谒太宗。袁崇焕的信写道：从上次来信，知汗(指清太宗)渐渐恭顺天朝(即明朝)，愿息兵戈，使部落百姓得到休养。这一好心，将来一定得到上天的保佑而使汗强大起来，前途不可限量。往事七件，汗家抱为长恨，而我能无动于衷吗？但追思往事，穷究原因，不过是我边境不法之人与汗家的不良部落口舌相争，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遭刑戮，难逃天怒。我不必一一列举，而汗亦知。如果都说得清清楚楚，那只有问问那些长眠地下之人。这些口舌之争，我不但希望我皇上把它忘掉，而且也希望汗同样把它忘掉。然而汗家十年战斗，驱赶夷夏百姓，肝脑涂地，血洒辽东，天愁地惨，极悲极痛之事，都为此七宗(即“七大恨”)，难道我就无一言可说吗？今南关、北关何在？(辽)河东、河西死者就仅是你方十人？辽沈界内之人生命不保，还问地里的禾苗吗？所以，汗的怨恨已雪，正是意得志满之日，可我天朝却是难以容纳不平之气。如今，想要修好，已占城池作何退出？已俘官民男妇作何送还？这就看汗之仁明慈惠、敬天爱人了！然而，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明明白白。各有良心，偏私不得。我愿汗再深思。一念杀机，就会给人间带来无穷灾难；一念生机，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我又愿汗考虑而后行。像来书中所列诸物，以中国之大，我皇上之恩养四“夷”，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之多少。但无此先例，多要东西违背天意，恐怕连汗自己也会知道该怎么办。汗刚遣使往来，又进兵朝鲜，这是为什么？我文武将士因而怀疑汗说的话言不由衷。兵未撤应立即撤回，已经撤回来的不要再去，以表明汗的盛德，停止战争，将前后事情讲析明白。汗信中取动气之言，我不便向朝廷报告。但信使往来，我皇上还是知道的此信原文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之“袁崇焕致金国汗书”；王先谦：《东华录》、蒋良骐：《东华录》及《清太宗实录》。。
李喇嘛的信，盛称佛教，要求后金停止战争。当然他是帮着明朝说话的。
袁崇焕的信，完全拒绝了清太宗的“七大恨”，把双方的多年战争归结为边疆之民相互口舌争执引起的。他断然拒绝太宗的赔偿要求，相反，他要太宗将辽东和人民一并归还明朝。这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太宗是不能接受的。这时，他已派大军进入朝鲜，无暇西顾，袁崇焕则乘机修复锦州、中左所、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工程正在加紧进行时，接到镇守皮岛的毛文龙和朝鲜告急文书，袁崇焕派水师援毛文龙，派赵率教等九将率精兵逼近三岔河，作为牵制之势。很快朝鲜被征服，赵率教等也领兵退回。袁崇焕要求太宗从朝鲜撤军，并保证以后不得加兵朝鲜。这也是太宗所不能答应的。四月间，太宗又致答书一封，逐条驳斥了袁崇焕上封信中的所有论点，坚持弄清是非为讲和的首要条件。其次，明朝必须付给后金讲和“礼物”。不过，这次太宗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在政治上，他愿意降格，把自己列在明朝皇帝名之下，但不得与明臣并列。经济上，将上次信中所开列的礼物数目减半，规定明朝方面出黄金五万两、银五十万两、缎五十万匹、棱布五百万匹。这是“初和之礼”，后金以东珠十颗、黑狐皮二张、元狐皮十张、貂鼠皮两千张、人参一千斤作为回报。和好之后，明朝每年送后金黄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棱布三十万匹。后金给明朝为东珠十颗、人参一千斤、貂皮五百张参见《明清史料》甲编首本第一本、蒋良骐：《东华录》、王先谦：《东华录》、《清太宗实录》。。
这封信刚抄写完，使者就要出发，这时有从明朝逃来的人说，明军正在抢修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工事。恰巧察哈尔部的使臣来到，也证实了这个消息。太宗很生气，马上又写了一封信，指责袁崇焕诈称和好，乘机备战，不守信义。他提出，如真心讲和，应先划定双方的疆界。为了表示抗议，太宗决定不派和谈代表，只把这两封信交给明使杜明忠带去。袁崇焕也抗议后金入侵朝鲜，停止遣使，罢和议，对太宗所提的各项要求和建议置之不理。因此双方中止了和谈。这年十月二日，太宗直接写信给明朝皇帝，呼吁停战讲和，但毫无反响。
和谈中断了将近两年。到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太宗主动给袁崇焕写信，提出恢复和谈，他在信中就征朝鲜的事作了解释，希望不要因为朝鲜问题而误了两国大事。为表示诚意，太宗作了一个重大让步：去掉天聪年号，奉明朝为正朔，只书写“己巳年”(即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
到了四月，袁崇焕才复信，信写得极简单，不提议和的条件，只含糊地声称：和也有“道”，“非一言可定也”《满洲秘档》，“袁崇焕复议和书”。。太宗马上回信，说明和好之“道”的四项条件。(一)令满汉人因战乱离散的，应归于一处合居；(二)划定国界，明以大凌河为界，后金以三岔河为界；(三)明朝给铸大金国汗印；(四)明朝纳讲和礼物数目可以重新考虑。太宗派了一个叫白喇嘛和另外几个人持书前往宁远，去了很长时间，不见回来。听明朝逃来的人说，白喇嘛等已被扣留。太宗于六月间连续两次写信，要求袁崇焕迅速放人，以七月五日为限，如不见人回来，便认定袁有意扣留。果然，到限期前，白喇嘛等回到沈阳，还带来袁的两封信。其中一封谈到，原辽东人逃到辽西，其先人坟墓均在你占的一方土地上，他们能不思念吗？你的想法脱离实际，我不敢向朝廷报告。礼物事，只要修好，可以答应你的要求，至于铸印封典，不是一句话就能决定下来的。另一封信只是解释使者迟归的原因，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这两封信使太宗很气愤，他立即答复，就辽东人坟墓事，斥责袁的本意仍在图谋夺取辽东，坚决予以拒绝。更使他恼火的是，二三年来，他给袁崇焕及明朝的信件，提出的和谈条件，袁都没有向朝廷报告，使他始终不得派使臣去北京面谒明朝皇帝。他写道：你这种做法，“较大辽之欺金，殆有甚焉。”最后，他强硬地表示：事情既然如此，“我岂能强令和好乎？”《满洲秘档》，“太宗再答袁崇焕书”。
袁崇焕复信，答复说：“你如诚心，我岂能骗人？你如实心，我岂能虚伪？一代兴亡，都是天意所定，岂能欺骗虚伪所为？但是，十年争战(按：1619年萨尔浒战役到1629年正好是十年。)，今天想一朝解决，即使能力再大，也非三四人所能决定，又非三两句话就能结束。总之，都取决于皇上明断罢了。”《满洲秘档》，“袁崇焕再复书”。谈了这么久的和平，结果又都推到朝廷方面去了。
这也难怪袁崇焕。起初，他主持议和并没有报告朝廷。他的本意，是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以加强关外宁锦等重镇的防御。不久，他将议和的事奏报朝廷，熹宗曾表示同意。但很多朝臣反对议和，认为是重蹈宋金议和的覆辙。因此熹宗又改变主意，屡次下达旨意，不准议和。说：“边疆以防御为正，款事不可轻议。”《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袁则坚持议和，反复说明他的策略。当太宗进兵朝鲜，群臣纷纷弹劾袁崇焕，说后金敢于入侵朝鲜，是“和议所致”。袁不服，上书辩解：“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得所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城必不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退，是弃垂成立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明史》，卷259，“袁崇焕传”。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袁崇焕议和的真实意图。经此辩解，熹宗表示谅解。不难看出，从明朝方面来说，议和一开始，就毫无诚意可言，它对后金所提议和条件，一是敷衍，二是拖延。凡太宗的信件都被袁扣压，不上奏朝廷。因为不是真和，也就没有必要把对方的要求转报朝廷。
崇祯即位后，袁崇焕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的战略《明史》，卷259，“袁崇焕传”。。议和作为一种策略，崇祯并不反对。他说：“朕思讲和不过是羁縻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明清史料》，甲编。一句话，议和是明朝对后金战守的一种辅助手段。后来，崇祯连这个策略手段也不要了，指示：“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此字缺)片字。”《明清史料》，甲编。极力反对议和。
从后金方面来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毫无诚意议和。经过群臣讨论，太宗认识到，和谈对后金有利，它不只是个权宜之计，而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他要通过和谈，稳定局势，取得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和积蓄自己的力量。如达成协议，从明朝获取大量物资财富，就会有助于增强后金的国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撕毁协议，兴兵伐明，一举成功。这就是以和谈的手段来达到“自固”的战略目标。因此太宗和谈的心情尤为迫切，也显得心诚意坚。为了诱使明朝上钩，他一再让步，明确表示，他可以去天聪年号，奉明朝为正朔，接受封典，讲和礼物从减，等等。他只坚持一个条件，即保留他的辽东地盘，余无他求。但是，明朝不是北宋，它始终以宋金议和为戒，决不上太宗的当。结果，谈了三年，双方信使往来十余次，信件交换频繁，毫无点滴进展。尽管如此，太宗一直把和谈当作一面旗帜高举着，一面进行战争，一面要求明朝与他和谈。明朝越是不理睬，他越是高唱和谈，表明他伐明是不得已之举，以争取政治上主动，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自袁崇焕死后，崇祯下令，有敢言和者死。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谈论议和的事。到了崇祯末期，明朝亡在旦夕，他们才不得不找上门去，要求与清议和，但为时已晚。清朝的力量已变得空前强大，它无须在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身上多费唇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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