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的硬伤
-姜鸣
《走向共和》自播出以来，一直是观众议论的热门话题。本报日前已连续发表了几篇对这部电视剧的不同看法，此次又约请姜鸣先生撰文，对该剧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部电视剧。
我历来把荧屏上越来越多的清宫戏看作是一种新兴的商业题材样式，犹如美国无穷无尽的西部片、灾难片、警匪片，当不得真。但清宫戏的编导们却喜欢把自己的作品说成是严肃的历史正剧，以期对观众进行再教育，这就使得历史学家大跌眼镜。这几天常常接到来电，询问我对《走向共和》的看法，吸引我也关注起这部被称作“宏大叙事”和对李鸿章评价上取得“艰难突破”的电视剧来。然而看了几集后的感觉，却是失望和遗憾。周围稍有史学基础的朋友，都说不忍再看下去了。
不知道影视界对历史剧的定义是什么，想来除了由穿着古装的历史人物演绎剧情之外，讲述的故事总还要尽可能地符合历史真实吧。可是，《走向共和》达不到这个要求。近代史距离今天如此之近，史料和研究成果如此丰富，熟悉它研究它的人又如此之多，站在故宫的院落里，常常感到我们同光绪、同慈禧几乎是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同一团空气，这就使得创作的难度大为增加，来不得随心所欲。可是，该片作者却毫无顾忌地下手，例子不胜枚举。
本剧在讲述历史的过程时，没有时间和空间概念，完全自由发挥。比如该剧前十集是讲1890到1894年间的事，但实际上翁同禾是1885年接任户部尚书，他的前任阎敬铭升任大学士，当时的人事变化与兴建颐和园无关；醇亲王大阅海军在1886年，去世于1891年，但在剧中，检阅海军似乎变成甲午战争前一年的事情；李光昭早在1874年在报效圆明园木材事件中，因四川总督吴棠和直隶总督李鸿章揭露而被捕，与颐和园工程全无瓜葛；孙中山是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日本断发易服的，本片把这个情节改到了广东巡抚衙门前。几乎在每一集里，都可以举出事例，这种轻率的做法，大大削弱了作品的可信度。
从内容上看，胡编乱造比比皆是。如将李鸿章在检阅海军时赠醇亲王的诗改为醇亲王本人所作，又将原诗中“飞禁旅严千帐”改成“同携禁旅严千帐”，凭空带出后来太后的指责：“你和谁‘同携禁旅’？和李鸿章？北洋水师什么时候变成你们哥俩的啦？”以及醇亲王就此活活吓死的情节；“定远”舰仅有一发炮弹，表演实弹射击时是由水兵在靶船上用血肉之躯引爆炸药的情节；孙中山拜会李鸿章，两人共进晚餐，孙中山席间劝李鸿章“革命”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对于重大事件随意编造，显然是非常不严肃的。作者对晚清历史其实是生疏的，在情节的把握分寸上也漏洞百出。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任所在保定和天津，不奉朝命，不能随意前往北京。从甲午战争爆发到奉命到京商谈马关议和之前，他从未如同剧中那样，在光绪帝面前与翁同争论政事。李鸿章为北洋海军建设一共五巡威海，每一次都有史可查，从来没有悄悄跑到旅顺口、威海卫去私访和杀人。至于太监小德子怨恨李鸿章，居然在太后祝寿的宫殿里用凿子破坏地面，好让李鸿章跪拜时膝盖疼痛，更是让人匪夷所思。本片作者说：“我们不能保证照史书上复原就是真实。比如李鸿章整顿北洋水师的戏，史料里并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我们集中各方面的既有信息，从李鸿章的身份、地位、阅历、行为方式等分析，推测李鸿章会怎么做，这样的处理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我不知道，所谓的历史逻辑究竟是什么？
剧中还有不少硬伤。比如黄海海战之后，光绪帝为邓世昌写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足”字居然错成“是”字；“经远”管带林永升被错成“林文升”。犯这种低级错误，明显暴露出剧组的文案工作十分粗糙。
《走向共和》前十几集的焦点人物是李鸿章。作为研究了二十余年李鸿章，尤其是研究李鸿章与北洋海军，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失败经验教训的学者，我一直期待学术界能够公正客观地评价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也期待文艺界能够重新塑造出贴近生活和历史真相的李鸿章的艺术形象。然而这次，用这样一部与事实相去实在甚远的作品，来担当重新评判李鸿章功过是非之责，显然离题万里。作者为翻案而翻案，为了突出李鸿章而设计的对立面翁同禾，被简单化脸谱化，成为伪君子真小人的反派人物，从创作的方法论上看，同以前别人丑化李鸿章异曲同工，实在未见高明；而对于广大不熟悉历史的观众来说，则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在“廓清历史真相”的旗帜下，灌输错误的历史知识，其负面影响，比那些公开声明是“戏说”的肥皂剧更甚。若以这样的作品去纠正别人的错误，就使一场严肃的正剧变为喜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讨论李鸿章形象的重新塑造是否成功吗？
作家们常爱争论“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也就是创作者有多大的虚构空间。我以为，对严肃的历史题材来说，其虚构的空间很小，且只能限制在一些具体的情节上。我曾说过：“我不敢写历史小说，因为我不会虚构。所谓虚构，其实是以作者的水平去揣想前人的智慧谋略和行事处世。既然我所研究的历史人物，都是他们所在时代的佼佼者和弄潮儿，我怎么可以依自己的一孔之见去妄想去编派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呢？我的任务只是努力地深刻地发掘并再现他们的思维逻辑和生活轨迹。”历史学家和作家自然有区别，但当作家走进历史题材的创作领域，他应该尊重史实，不可以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打扮的大姑娘，这也正是创作的难度所在。在我看来，历史作品的力量在于真实，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魅力，在于它重现了极为丰富和感人的历史场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期，晚清到民国的发展脉络是如此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宫廷和官场斗争是如此激烈诡异，充满复杂的故事情节和紧张的戏剧张力。以此为题材，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去使片子拍得好看。如果作家们没有真正搞懂历史就贸然创作，还以“允许虚构”来辩解，其实只是证明自己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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