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警告臣工，如果奏报的不是真实情况，实在是有害无益。他在广西巡抚金鉷的一件奏折上批示：凡所奏地方事宜，不可有一字欺骗隐瞒，一点儿都不能粉饰含糊。他犹恐这样说还强调得不够，又晓谕道：“切记之，事情无论巨细，但务一据实不隐。”雍正接着谈到，地方百官都能如实奏报了，当皇上的才能倚赖不疑，这样就是诸臣没有折子送来，朕也放心。不然的话，不知道你们隐瞒了什么事没有报，也不知道你们奏报上来的又是怎样粉饰的，则朕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忧虑了，这不是爱朕，“正所谓苦朕之举”。
封建官场报喜容易报忧难。雍正要了解天下真情实况，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自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开始，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屡次上书皇上，直言时政弊端、君王过错，甚至弹劾皇亲。雍正公开表示“服其胆”，对朝中九卿大员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凡遇国事总是直言极谏，毫无顾虑，朕不但不怪责他，反而一再加恩，朕就是鼓励众臣直言。
雍正年间，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雍正的夸奖。雍正三年（１７２５）五月，岳钟琪将他四月间自西宁起程前往平凉沿途所见地方少雨情形奏报，雍正夸赞道：“凡地方事情，皆如此据实不加丝毫隐饰方合朕意。朕所望内外大臣者，即此一真字耳。”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奏报朝廷。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一片苦心，朱笔批示“此奏甚属公诚”。雍正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为此，雍正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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