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奏折,是清代特有的官文书。它始行于康熙二十年前后,当时还只限于极少数亲信官员使用,是君臣之间的一种机密通信文书,康熙一朝总共才有一百三十七名官员获准写折子。到雍正时,奏折就作为内外臣工普遍使用的向皇上奏事进言的重要官文书,而日渐确定下来。在雍正朝,有权可以直接给皇上写奏折的人多达一千名以上。这样,雍正几乎每天都要审批数以万字的奏折,他自己就曾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奏折成为雍正了解天下吏治民生的重要途径。那么,雍正是如何看待和使用奏折的呢?
1.没事找事奏报是耍小聪明
清朝文武大员具呈奏折,都是专门派家人或属员赴京,直接送达宫门。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
雍正二年(1724)二月,云南曲寻武沾总兵杨鲲有折子谈到,日前在京陛见时奉旨,恩准每年用密折奏报两次,现谨派人送折子一次。雍正在批复中纠正道:并没有限定你每年一定两次,有要奏报的事,怎可拘于两次而不报;平安无事,何必非要凑够两次做什么。同年闰四月,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总督张大有请求,希望朝廷准许动用驿站马匹奏报漕运事务。雍正答复他:若有要紧奏折,可乘驿马送来;一般寻常的奏报,像某船经过某闸之类,不但不应当骑驿马,而且可以免去不奏。
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对这种怀有投机心里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1725)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曾经上报各部了,遂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雍正认为,一件奏折,臣工缮写和皇上批阅都要耗费时间,递送人员一路往返费用也很大,因此没有必要的奏报实在是有害无益。尽管雍正很器重田文境,但也曾因奏折过多而责怪他:“你差人奏折特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索。”
葛森其人,是雍正做皇子时的藩邸旧臣,算是雍正的亲信。他在贵州当布政使时,也因奏折太多而受到雍正的责难:路途这样远,若没有什么必奏不可的事,就不要徒劳往返了,如果把不时呈报密折,作为“挟制上司、恐吓属员之举,尤其不可”,这不过是“倚仗小才技,弄聪明,非长策也。”
2.若能实力奉行,胜过来陛见十次
清代臣工奏事,分为折奏和面奏两种。雍正不仅要求百官减免不必要的折奏,对陛见面奏控制得也很严。雍正三年(1725)十月,贵州巡抚石礼哈奏请陛见,希望当面奏报地方事务,聆听训旨,雍正批示:“道路甚远,不必无益之往来。便再来陛见,亦不过朕批来之旨教勉你耳。若能实力遵行,胜来陛见十次也。”同样的批示,还见于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广襄阳总兵杨鹏奏请陛见的折子上:你若能恪尽职守,遵朕训谕,实力奉行,凡所见所闻据实入奏,不欺不隐,比起千里迢迢来京见朕行套礼不知要强多少倍了。
一次,新任湖广提督张正兴请求陛见,雍正批谕:你刚刚到任不久,临行前朕已谆谆训谕,还有什么可说的?“若不能心领实力奉行,便频来陛见,何益之有?”
对广东布政使甘汝来奏请进京陛见的批评更为尖刻,雍正说:所奏实属无知,“朕指示汝莫务虚名,莫务小惠”,“实力实心,勇往办事”,此类谕旨已是多次,你不实力遵行,而总是请求觐见图虚荣,如此“来往万余里,旷职奔走道途,实不解汝是何意见。”这里,雍正强调的是,臣工不当把心思放在与皇上见面上,重要的是不欺不隐,实心办事。
雍正就是这样,他考察百官重的是行,而不是言。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们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密报是否勤,说的是否动人悦耳,用雍正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务实行,不在章奏”,“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3.报喜更要报忧
雍正认为,地方情况如实上达,是朝廷制定治国安邦行政措施的重要依据。关于这点,他曾对湖南巡抚王国栋说:朕就是有神仙一样的本事,也不过是根据你们这些地方大吏奏报的情况来料理决断。因此,他反复告诫内外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雍正二年(1724)二月,新任江西布政使常德寿在赴任前夕进宫陛见,雍正当面训导他:“你到江西要实心任事,洁已奉公,一毫不欺,凡事据实奏闻,务使有益于地方民生。”雍正六年(1728)六月,江南崇明水师总兵林秀奏报地方米价等事,雍正在折子上的批复中叮嘱道:“一切奏陈,务宜据实无隐,不可丝毫虚饰,以蹈欺蔽之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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