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 休斯敦
休斯敦11月1日美联社电：得克萨斯州民主党的美国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星期六告诉哈里斯县支持者说，其竞选对手乔治·布什是“这次参议员竞选运动中约翰·伯奇协会的宠儿”。
——《新闻报道》1964年11月1日
有时几年之后才觉得一件事好笑，但有时一件趣事刚一发生就让人忍俊不禁。“我真讨厌拿这个给你看，乔治，”一位竞选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份关于亚巴勒的情况时说，“但我以为你应该知道……”
那是投票前的星期天，我很累，但我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对我的种种感受，大家似乎格外牵挂，好像我是一个飘浮的鼓足气的气球，只要碰一下就可能爆炸。但我从未感到如此畅快，从竞选一开始就如此。经过几个月的角逐，当击败一位候选人而终于目标在望时，那才是竞选人的最好时刻。
目标并不仅仅是竞选的结束，而是要赢得这次竞选。我们要赢，这一点毫无疑问。民意测验显示，林登·约翰逊在得克萨斯州以压倒优势的票数超过巴里·戈德华特，而美国参议员竞选却难分伯仲。有件事悬而未决。
这就是我的竞选人的最佳时刻所带来的副作用：绝对相信所有安排进去的工作——不愧由我而且由我的家人、工作人员及自愿工作人员安排的工作——在选举日都会得到报偿。报纸报道或是竞选的最后指责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那会怎样呢？所有关于我的可能说的或者付印的东西都已说了或付梓了——包括报纸上整版广告中的指控：对我的投票会像对戈德华特的投票一样可能导致核战争。
一次竞选就是一次学习的经历。在我参加与拉尔夫·亚巴勒角逐竞选美国参议员的一年半当中，我获益匪浅。我和巴巴拉已周游了得克萨斯州，从潘汗得尔到里约格兰德，从韦切塔瀑布到比维尔。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途径去了解该州、该州的人民以及该州形形色色的东西了。而我对自己也了解了许多，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
譬如说，我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巴巴拉父亲马尔文·皮尔斯的事情。这在竞选初期约翰·伯奇协会编印的一本小册子上有记载。这本小册子谈到皮尔斯先生是麦高尔公司总裁。
这个我知道。
麦高尔公司出版了《红宝书杂志》。
我也知道这件事。
正如书名所指的，《红宝书》是共产党的官方出版物。
这一点我原来不知道。
当时有个体重不轻的家伙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此事是关于一位赞助我竞选而我不认识的人的。罗伊·古第尔是我的一位竞选顾问，我和他当时在潘汗得尔区的一次政治性集会上正面对着一群男男女女忙乎着。我们正在发放竞选卡片：“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得克萨斯”，“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将乔治·布什送进美国参议院”。
“布什。对，我听说过你，”这家伙在我递给他一张卡片后说道，“我不能支持你。”
“很遗憾听你这么说。”我说，心想他指的是他决不会支持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当人们作出那种反应时，通常就意味着这一点。就你个人来说，我喜欢你，布什，但你所属的党派错了。
记住，那是1964年。我们正在得克萨斯州建立共和党，但进展很慢，特别在农村。然而，我作为共和党人并不是给这家伙麻烦的原因，那是比这更糟的东西。
“你的石油生意已获得了东部财团的资金，对吧？”
“获得一些，”我说。罗伊·古第尔一直拽动着我的袖子。“嗯？你指什么？每个打油井的人不是去西海岸就是去东部找投资者，这种生意就是这样。”
向我提问的人摇摇头，连听都没听我的回答。“你的一些竞选资助人怎么样了？“他提及一位有名的休斯敦律师，这位律师的捐助费或是100美元或是5OO美元。
“他怎么了”我问道。罗伊拽得更厉害了。
“他怎么了？明白吗，布什？这就是我的意思。你或者不知道或者不在意？”
“不知道或不在意什么？”我问。这时罗伊停止拽我的袖子，一把抓住我的胳臂，怂恿道，“快点，乔治，我们得继续干别的。”
“喔，这个狗养的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他说着说着，慢慢撕碎了我的竞选卡并将碎片扔在我脚边。
问题是，在某些投票人的心目中，对外关系委员会只不过是共产主义—华尔街国际主义者阴谋组织的一个世界大同的工具。更糟的是，那位休斯敦律师也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工作过，这位总统在某些约翰·伯奇协会成员眼里是一个有名的共产主义分子工具。
我读到拉尔夫·亚巴勒将我描述成“伯奇协会的宠儿”的那段话时，想起落在我脚边的撕破的竞选卡。我断定拉尔夫到我家乡来并照此说时，一定会不顾一切的。我被列在伯奇协会热门的政治名单上，这在休斯敦是广为人知的。
亚巴勒的战略很明显，就是将他的竞选运动与约翰逊的联系起来并将我定为一个“极端主义分子”。约翰逊在得克萨斯州民意测验中以二比一领先于戈德华特，他竞选抱着一个宗旨：如果巴里当选为总统，他就会或者断送整个世界，或者干出一些危险的勾当，像在越南将美军卷人一场陆上战争一样。
听说我是一个约翰·伯奇协会拥护人，令人惊奇。但竞选中最深刻的教训是：发现我不是得克萨斯州人——至少从我竞选对手的观点来说不是得克萨斯州人。根据亚巴勒的说法，我是一个从康涅狄格州南下的“做投机生意的北方佬”。甚至连林登·约翰逊在该州竞选高潮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即使我觉得在奥德萨、米德兰和休斯敦生活、工作和养家16年后，我作为一个得克萨斯州人的可信性是很大的。
我能应付这一指责，即使它是出自总统之口（我从1948年就呆在得克萨斯州，毕竟比林登·约翰逊呆的时间长）。但不能对付的指责——因为那是事实——是与我的党派有关的。即使艾森豪威尔50年代在该州竞选成功过两次——我在米德兰为两次竞选活动做了基层工作——得克萨斯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民主党州。当得克萨斯州人举行选举时，他们实际上贴出一个告示：公职招聘——共和党人不得申请。”
约翰·陶威尔是一位保守的大学教授，他确实作为一位共和党人参加了竞选并于1961年林登·约翰逊成为副总统后赢得了约翰逊在参议院的席位。但陶威尔是一个例外——从19世纪中期以来赢得全国性选举的唯一共和党人。6O年代早期在该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得克萨斯共和党是一个玛·贝尔业务小组——如果开一次地区共和党员会议，不会需要比一个电话亭再大的地方。
我在改变这一状况方面即帮助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两党制方面会起到一点作用的想法，在50年代早期和中期我还没有。我那些年最要紧的是建立一项产业，赚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及维持孩子们的学业。
关于我个人，我的政治观点早就形成了。我支持哈里·杜鲁门40年代后期的许多外交政策。但我不喜欢他和民主党以一种庞大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方式代表的那些东西——“华盛顿知道得最清楚”的态度以及华盛顿制订的政策和规划。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但我在得克萨斯州的早些年（当时我在奥德萨为钻机刷漆）一直没什么机会参与任何意识形态方面深人的讨论。
在紧接着的岁月里，特别是父亲1953年当上参议员后，政治以其他方式进入我的头脑。但那些方式叫人痛苦，30年后仍然如此。这些涉及到某种企业家的政治活动，他们相信任何东西都是用来做交易的，而不能收买的可以用威吓得到。我了解到当时石油业属于这样一类——即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时不悦的情况下称做的“无责任心的一小部分工业”。
艾克所指的是某些石油说客超越常规，忙着于1956年使国会通过反天然气限制法案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法案，因为缩小干预范围会刺激更多独立生产者去勘探天然气，这样会增加供给而最终降低价格。但我的观点是一个从事石油业的得克萨斯州人的观点，这与我父亲的观点不同，我父亲是一位代表石油消费州的参议员。他与其代表的康涅狄格州选民反对这一法案。他们以为缩小国家干预范围会意味着天然气价格更高，我认为他们错了，那只是30年前我父亲及当地人的想法。
通过幕后一番广泛的游说活动，该法案于1955年在众议院通过。1956年该法案送到参议院时，压力很大，对石油天然气工业界试图收买选票及收买强硬的反对派参议员的指摘趋于表面化。
就在这一时期，石油界大亨们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打到我的办公室。有些叫人难以捉摸的家伙问我是否能使我父亲在该法案问题上改变态度；有些笨手笨脚的家伙说我他妈的最好使我父亲回心转意。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即使有些打电话的人更尖酸刻薄。我的回答始终如一；我不同意我父亲的立场，但我尊重他的立场。是的，我对他说过我对这一点及其他问题的感想，但决不从自身利益出发。他已听过我的意见，但仍坚持反对该法案。
各种电话接着打到我原来的老板那儿，即在德雷塞公司的尼尔·马朗那儿。菲力浦斯石油公司的头儿K·S·（布茨）亚当斯告诉尼尔说：“如果普莱斯科特·布什不赞成这一法案，你可以别再提将德雷赛的设备卖给菲力浦斯了；还有，你可以告诉乔治·布什别提他的近海钻井生意了。”
后来有一天凌晨2时，我在家接到石油业一个更带挑逗性的说客打来的电话，他当时在替锡德·理查森做事。理查森是得克萨斯州石油大王，据说他当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是该法案的主要提议者。理查森的这一说客是从科珀斯克里斯蒂打的电话，他当时醉醺醺的，说他讨厌持观望态度。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他妈的更了解：除非我父亲在缩小国家干预问题上“改邪归正”，“这就是她写给你的全部东西，布什，因为我们要把你这蠢货撵出近海石油钻探业。”
讲这话是很有份量的，因为如果有人在美国想把某人撵出石油钻探业，那就是锡德·理查森。第二天早晨——比通常要早一点，因我接电话后没睡多久——我去上班途中顺便去汤姆·福勒家将这事告诉了他。汤姆在石油业界是个老手，他对是非曲直之判断力，我当时直到现在都很折服。他是我和巴巴拉搬到米德兰后最先结识的朋友之一。汤姆认识锡德·理查森。甚至在我还没把这事说完之前，他就向我保证说：“这不怪锡德，这要怪他那傻乎乎的说客。你只管去上班好了，乔，我来亲自拨一个电话。我们要那笨蛋生吞大乌鸦——羽毛。嘴，一切的一切，都要他吞掉。”
刚要吃午饭时，我又接到理查森的那个人打来的电话。他声音沙哑，似乎半醉不醒的，或用汤姆·福勒的话说，刚吞下了乌鸦的嘴巴。“昨晚很抱歉，乔治，”他说，“我管得太多了，忘掉我说的话吧，真是大错特错。”
绝对如此。这终究是许多错误之一。每个机构，不管是在公立部门还是在私立部门，都不得不防止那些盲目热心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管得太多”。这些人不仅会使他们为之工作的人们惹上麻烦，而且还会设法搅乱后者正力图取得成功的事情。由于拙劣的院外游说活动而使缩小国家对天然气干预范围法案获得通过，新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放风说“这类工业愚蠢到叫人难以置信”，后来他在日记中将此事描述成这样一种事情。“对任何稍微注意到一点伦理道德水准的人来说”，它能使“美国政治生活成为一种阴郁而令人沮丧的经历”。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打消我参与政治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搬到得克萨斯州后，我所企望的每件事都获得了成功。我白手起家，帮助建立起一家公司。即使石油业多次起起落落，我的绝大部分投资都有收益。萨帕塔近海石油公司发展兴隆。我们拥有金融证券、温暖、密友以及舒适的家庭。我当时还年轻，只有30多岁——当时那么年轻，能寻求种种新的挑战。
得克萨斯总带有一种政治气氛，从50年代后期我就开始向密友们谈到我对公务日益增长的兴趣。他们劝我若我想严肃对待竞选公职，明智之举即皈依另一个政党。
这些都出自民主党人之口，有些还是对得克萨斯州政治颇有影响的人物，像林登·约翰逊的朋友乔治·布朗，此人是布朗—鲁特建筑公司的。如果我脱离共和党而当一名民主党员，他们提到了好几种可能性，包括在美参议院弄个席位的机会。他们说皈依民主党毫不费劲。得克萨斯州实际上有两个民主党——一边是保守民主党人，另一边为自由民主党人。我只需参加民主党系统的保守派一边。
这个争论产生了实用效果，但我当时就没看到这一点。就思想观点说，我是共和党人，所以皈依另一政党的想法对我来说是很不合适的。再说，得克萨斯州政治中正吹起阵阵怡人之风。著名的得克萨斯州人像州共和党主席比得·奥唐奈及党的著名领袖塔得·哈奇逊正试图建立全州性的共和党组织。
就得克萨斯州人来说，反对共和党人的事情要上溯到一个世纪前的南北战争及重建时期。该州只有单一的民主党。得克萨斯州人对“父辈党”的忠心在大萧条的艰难岁月里变得更为强烈。3O年代的民主党竞选纲领将失业与取消农场赎回权归咎于“胡佛共和党人”；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及民主党据说是人们当时的唯一朋友。
然而，从5O年代起，在罗斯福之后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开始出现裂痕。民主党自由派如拉尔夫·亚巴勒与保守派如阿兰·席弗斯州长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全国选举中以压倒多数两次在该州获胜。1960年约翰·肯尼迪也差一点在得克萨斯州输给了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尽管当地人林登·约翰逊投了他一票。
当时得克萨斯州特别是休斯敦和哈里斯县的政治底层发生一片骚动。尼克松在休斯敦击败肯尼迪，休斯敦成了196O年落入共和党之手的全国最大都市区。
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已变得呆钝迟缓而自鸣得意，我觉得他们已脱离群众。新一代得克萨斯州人已成长起来，年轻人对未来很感兴趣，而厌倦重建时期及赫伯特·胡佛的那些令人不快的往事。这些人都是些能将得克萨斯变为真正两党制州的投票者。，
1962年春天一个阳光照耀的星期六上午，罗伊·古第尔、汤姆及南希·托利、杰克·斯第尔以及其他地方共和党领导人在布赖尔道我们家里跟我聚集一堂，商谈他们在哈里斯县建立共和党的计划。
古第尔是一位年轻的独立经营石油户。他活跃于得克萨斯州共和党政界已好几年，此时头发刚开始变得灰白，政治上却已赢得老练之名，这后来使他以“银狐”之称而闻名于华盛顿。他开始说哈里斯县共和党组织正在忍受越来越大的痛苦。随着对该党的兴趣日益增长，派系也相继产生。由约翰·伯奇协会成员组成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派别威胁着要接管该党。
约翰·伯奇协会成员们对什么于国家有益有个固定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都不能容忍。对他们来说，美国人分为三种：（l）那些与伯奇协会路线一致的人；（2）共产分子；（3）那些不同于伯奇协会路线而有意无意充当共产分子工具的人。
非常明显，约翰·伯奇协会接管哈里斯县党部会意味着共和党近年来取得的全部成果都将功亏一篑。
我们坐下来吃午饭时，古第尔解释道，在最近一次投票中参加县主席竞选的伯奇协会候选人以微弱票数之差被击败，但现在当选的主席要走，该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挑选一位接班人。除非再有一位强有力的候选人参加竞选，伯奇协会成员就会当县主席。由于伯奇协会的拥护人组织严密而又很积极，所以这次竞选不会很顺利。不管谁与另一位候选人竞选县主席都得超负荷地干一番，一连几星期跑遍全县，访问各个选区并且每晚发表演讲。
古第尔及其小组想知道我是否对参加竞选感兴趣，我确实不用花费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正是我在等着的挑战——开始参与基层政治，政治即始于基层。
紧接着的几个星期里，我和巴巴拉第一次尝到了后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滋味。我们每天夜里都在奔波，竞选于一个选区又一个选区。有时我能吸引多达5O名听众到选区集会上，而有时少到两个人。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也很乐观。对为数不多的听众发表演讲有其局限性。如果我的演讲砸了锅，闲言碎语也不会散布得很快。
这又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就像我在奥德萨的那些日子一样。我们主持所有的会议，我在与听众目光直接接触下发表演讲（听众中只有四只眼睛时，接触更容易），这时巴巴拉在台上坐在我后面绣花边。她说这是晚上10钟听一个她以前已听过150次的演讲而不使自己打瞌睡的方法。
这次演讲本身是有关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两党制以及共和党人在政治上给予休斯敦人什么来取代守旧的民主党建制。我对一种竞选方式感到非常适宜。正如人们听一位候选人进行第一轮竞选而对候选人有所了解一样，候选人对自己也有新的了解。我发现置人于死地的政治把戏——卡反对派的脖子——不是我的风格。这是从我经商过程中得出的教训。竞争变成扼杀对手时，大家谁也别想取胜。有时相互对抗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但只能在所有其他途径都尝试过以后作为最后一招。
这就是我在第一次竞选时采取的办法，也是我在紧接着的两年里当哈里斯县共和党主席时继续沿用的办法。试图解决成员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根深蒂固的纷争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将着重点放在建立党组织的所有要害处，我的主要之点是我们都抱有基本的保守观点，但为了使自己有效率，我们得集中精力对付民主党人，而不是自己相互之间内讧。到1963年底我们的成员增多了，而且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来将总部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伯奇协会的追随者仍牢骚不止，但这是我在经商过程中得出的又一教训：人们不可能使所有的人皆大欢喜。
亚巴勒偏离得州投票人，布什说
乔治·布什在星期六共和党参议员提名的决定性选举中以压倒多数顺利击败杰克·考克斯，他保证在竞选中击败民主党方面很有抱负的拉尔夫·亚巴勒。得克萨斯州选举机构从249个县的选举结果报告中对226个县作完统计，这些县的票数显示布什得49548票，考克斯得30122票。
——《基督圣体》，灯塔出版社，1964年6月18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尔夫·亚巴勒也许会在林登·约翰逊的保护下再次当选，而亚巴勒仅仅在一年前称过林登·约翰逊为“醉心于权力的政客”。两人之间隔阂很深，肯尼迪总统1963年11月22日去达拉斯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成他的副总统与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握手言和。
但现在约翰逊是总统了，正如《时代》杂志所报道的，“倘若林登·约翰逊的家乡得州把布什选进共和党人约翰·陶威尔所在的参议院之得州纯共和党班底，那对林登·约翰逊的个人虚荣心将是当头棒喝。”
“如果林登对此不闻不问的话”，《时代》得出结论说，“共和党人布什就会得此良机。但约翰逊是不会对此置若罔闻的，这样就会使布什倒霉。”
从党主席彼得·奥唐奈劝我向亚巴勒挑战之日起，这种不得志者的竞选运动就一直是漫长而又艰难的。我在哈里斯县的经历已帮了忙。但党内预选及决定性竞选使我对得克萨斯州包括多大疆域有了新的认识。民意测验显示，我作为一个州范围内候选人的最大缺憾是只在休斯敦、米德兰和奥德萨有点名气，而在州内很多地方只能在竞选招贴上见到我的名字及笑容。
然而，到10月初我获益于一次形式不拘的况选运动，利用带进会场的“黑山少年”和“蓝帽美女”两个组织来愉悦场上的人们，我填补着“乔治·某某”这一空白。
为
乔治·布什
举行的
老式政治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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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打汽水！ 轻快的
冰激淋！ 舞台音乐
给小孩气球！
不用打扮——只跟通常一样穿着来此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7时
于“我们美妙的纪念堂”
这不是一种通常代表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运动，而是从得克萨斯州类似人民党主义旧书的一页上摘出的。而且在这里戈德华特、尼克松及其他闻名全国的人物访问之后，竞争趋于紧张激烈，对手对我的人身攻击反给我扩大名声帮了不少忙。被人叫成“做投机生意的北方佬”总觉得不是滋味，然而这意味着我们已将亚巴勒吓倒了。情况开始趋向有利……
林登要是置身于事外就好了。
林登·约翰逊胜券在握
拉尔夫在得克萨斯州顺利取胜
……亚巴勒参议员星期二晚间早些时候宣布获胜，布什于晚上11点半鸣金收兵。
“数字表表示我们已失败，”布什说，“我一直在努力思索我们失利该责备谁，但很遗憾地得出结论：唯一该责备的是我自已。我相信参议员拉尔夫·亚巴勒击败我是毫无置疑之处的，我向他致以最好的祝愿。”
《休斯敦邮报》，1964年11月4日
我在米德兰叫一个指导我进入石油业的大人物给打败了，现在我又被另一大人物击败了。在我竞选美国参议员失败15个月后的1966年2月，我辞去了萨帕塔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行政负责人职务，将全部时间用于竞选国会议员。我如果不那样做。对公司股东和雇员来说就太不公平了。1964年竞选参议员使我懂得当候选人就得全力以赴。像任何成功企业一样，萨帕塔需要有人在第一线亲临指导。
不要过河拆桥是妇孺皆知的。然而，在某种情况下，拆桥是有其原因的。辞去萨帕塔总裁之职使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前——在新建的休斯敦第七区赢得议员席位，接着向华盛顿进军。
布斯特·惠亭顿是我在萨帕塔公司的同事，他不理解我着了什么魔。布斯特后来告诉一位记者说，他曾问道：“他究竟为什么放弃所有这些而要一个每年薪金18000美元左右的差事呢？”我的回答是：“我不能对我妻子解释这一点，所以我怎么能对你解释呢？”
实际上我不必向巴巴拉解释，她跟我一样关心着国内各种事情的发展，跟我一样感到我们有义务对已经给予我们很多的社会进行报答。
阿琳·史密斯是我们小家庭以外首先意识到1964年竞选参议员对我的生活哲理有着深刻影响的那些人中之一员。阿琳是我的秘书，后来进入我们的华盛顿班底。她告诉采访过布斯特的同一记者：当我与亚巴勒那次竞选后回到工作岗位时，“他再也无心赚钱了”。
这一观察恰到好处，虽是七口之家，你不会真对挣钱的重要性处之泰然。我和巴巴拉现在已有满满一家子人——乔治，杰伯，尼尔，马文，还有我们最小的多萝西。
同时，我们存了足够的钱来维持孩子们上学，而靠众议员的收人来生活。按照得克萨斯州石油大财团水平，我们不算富翁，然而，金钱已不再是我年轻时所认为的衡量成功的最后标准。年过40之后，我终于认识到还有其他重要途径来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去华盛顿当一名国会议员即朝此方向迈出的一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得击败保守的民主党人弗兰克·布里斯科。布里斯科作为地区检察官两年前以三比一之优势再次当选。与此同时，我在新的第七区以八比五之优势击败亚巴勒而搬掉该选区的选举箱。这次竞选被认为是一次势均力敌的竞选。
吉姆·艾利逊是我的来自米德兰的一个密友，也是我所认识的最勤劳的人之一。他屈尊来为我组织竞选。哈里·特里利文没去他的国家公共关系广告社上班而编了一套宣传节目。当时几件大事是越南战争以及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里的一系列联邦开支项目。另一问题是州工作权利法。
我与竞选对手都支持政府的越南政策，都保证削减联邦开支，赞成工作权利法。
在一次候选人之间没有明显意识形态分歧的政治角逐中，投票人的取舍则决定于哪一位候选人在国会上更能代表该地区讲话。特里利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性公共关系拥护者，他通过一张身穿衬衫、外套背在肩上的候选人照片，介绍我们将竞选重点放在“行动”这一思想上——把乔治·布什选进国会，看行动。这成了我们竞选的主题。但光是主题并不能赢得选举，除非在组织上能坚持到底。我们将“行动”这一思想运用于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每天工作完毕之后，总有无数自愿来敲门和按门铃的人挤满街坊邻里。
这是一次共和党关键性的全国中期选举。理查德·尼克松代表参众两院候选人跑遍全国，为其1968年竞选总统奠定基础。他来到休斯敦为我们的竞选揭开序幕。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杰里·福特10月中旬出面为我们筹集资金。这次竞选是对共和党在民主党人1964年取得压倒多数胜利后能否复出的一次考验，因而引起全国注目。
我们能够复出而且确实复出了。
乔治·布什轻而易举击败布里斯科
共和党赢得众院40个席位
——《休斯敦邮报》，1966年11月9日
如果这次投票有令人沮丧的地方，那就是纵使在黑人选区费了很大功夫，争取黑人选票还是惨败了。这既令人不解，又叫人泄气。我的竞选对手作为地区检察官受到社区黑人领袖批评，他的竞选活动竟然针对我资助一个黑人女子垒球队而大作文章。
我一直希望有一位共和党候选人能够打破民主党对这一地区黑人投票人的控制。作为一县的共和党主席，我已将我们党的资金存人一家黑人开的银行并在南得克萨斯州学院附近开了一个有全日工作人员的共和党办事处，该校是州里主要黑人学院之一。在竞选国会议员过程中，我谈到了这样一种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即不仅在地方黑人领袖方面而且在一位交往时间颇长的朋友比尔·德伦特方面取得突破。1948年比尔·德伦特是一位主管黑人学院联合基金会的全国领导人，我当时在耶鲁校园领导黑人学院联合基金会运动。
林肯的党既应拥有也应吸引越来越多的黑人给予支持和参加进来。这在1966年似乎很重要。在80年代依然如此。黑人作为直接选举投票人，民主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情况对他们并不是最有利，对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并不是最有利。
公民权住房不受歧视法案于1968年4月提到众院，而当时全国仍受着小马丁·路德·金惨遭暗杀的创伤。这是在国会四年中我投票赞成的最有争议的法案。我的行政助手露丝·扎玛丽亚每天都向我报告邮件数。该地区的信件以压倒之势反对这一法案。在我投票赞成该法案后，邮件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恶劣。恐吓不仅冲着我而来，而且还对准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单独付诸笔端的答复不会使该区反对住房不受歧视法案的人们满意。这一问题感情色彩很浓，不得不面对面地说清楚。
投票一周后。我乘飞机回家，参加在该区西部纪念堂举行的一次集会。屋里的人挤得满满的。从介绍我时场上发出的各种怪声来看，这里面也是沸沸扬扬，群情激昂。另一位发言者为会议定了调子，他预言住房不受歧视法案“将使政府控制私有财产，那是共产分子的首要目标”。
会场一静下来，我就开始发言，开场白的主题是爱德蒙·伯克对自由社会中立法者的作用下的定义。“你们的代表不仅将其勤劳而且将其是非曲直判断力归功于你们，”伯克写道，“他若隐没自己独到的见解而盲从于你们的观点，那就不是为你们行事，而是背叛了你们。”
这一段话道出了我对自己作为他们的众议员这一职务的看法，但还有一点要申明，不管我的清一色的白人听众是否同意。这跟下列一点有关：住房不受歧视法案应获得他们的支持，也应得到我的支持。
我提醒他们，甚至在我们聚集一堂时，美国黑人却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及生活方式而正在越南战斗。从越南回来的一位美国黑人勇士反而被剥夺我们美国白人享有的自由，他们对此感受如何呢？
“一个人不应因为是黑人或者讲话带拉丁美洲口音而吃闭门羹，”我说，“不管怎样，这似乎是基本原则。”我总起来说：住房不受歧视给了那些“因习惯和歧视而被拒之门外”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线希望。
我说话的当儿，那些因我被引荐而向我发出的致意尖叫声停止了，观众似乎安静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能得到某种暗示。怎样使一次演讲被人接受，而那天晚上，我一直到结束也没观察出什么东西。
我讲完后，向前望了望一排排表情沉静的面孔，接着转过头向节目主持人表示谢意。就在这时，掌声四起，并且声音越来越大，直到有人站起来热烈欢呼。在这以前发生的所有煞风景之事似乎烟消云散了，我感觉到某种异样的事情发生了：在场的有些人——不是全部，而是有些人——心里发生了变化。
20多年后我能毫不虚假地说，无论是在以前或以后的公务活动中，我都没有体验过什么事情比得上那天晚上我回家时的那种心情。
1966年华盛顿出现了首次当选的众议员。当时我国在东南亚正陷入困境，国内各城市因种族冲突而被搞得支离破碎。两年前林登·约翰逊处于权力顶峰，现在他的影响正逐渐消失。
这不只是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获胜。总统也在渐渐失去对自己党内成员的控制。政治形势在发生大变化。国会山及其他地方的民主党人逐渐成为总统越南政策强烈的批评者；而绝大多数共和党人却仍是该政策坚定的捍卫者，在参院由埃菲里特·杜克森领导，在众院由杰里·福特领导。
林登·约翰逊用了一句话来描述抛弃他的那些民主党人。他说他们已“将他们的驴都涂成白色，然后让它们跟着羚羊一块跑”。
一位在越南问题上支持林登·约翰逊的民主党人——虽然他不赞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是密西西比的G·V·（松尼）蒙哥马利。虽然政治观点完全相左，但我与松尼在众院共事的第一年就成了挚友。
大多数首任众议员去华盛顿时都带了宏伟蓝图，为救国而乐于制订新的法律，施行大胆的计划。然而作为众议院一名新手，你只是435名立法者中之———加上参议员是535名——而且处于等级的最底层。你的地区选民与其说对你载入《国会记录》中的一分钟外交政策发言感兴趣，毋宁说对你如何有效地清除那种维系着他们津贴支票或小型工业行政拨款的官样文章感兴趣，这也是因为你作为一名新手，在制订外交政策方面没什么可做的。
简言之，在国会工作方式方面你有很多要学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像众议院这么大的立法机构里，你就得期望在这里呆的时间最长的那些人——众议院领导——指点你。。
在松尼的情况下，当时民主党领导是议长约翰·麦戈马克和多数派领袖卡尔·艾伯特。在我的情况下——以及在我的共和党密友威斯康星州的比尔·斯泰格尔、北达科塔州的汤姆·克莱普和阿肯色州的约翰·保罗·哈默施密特的情况下——我们指望少数派领袖杰里·福特及少数派副领袖梅尔。莱尔德。
这些众院领导人——麦戈马克、艾伯特、福特及莱尔德——懂得在自由立法机构里领导的四原则：
一、不管在一个问题上的斗争多么激烈。绝对不要个人化。不要说或不要做任何会在另一个时间另一问题上返回来缠住你的事。
二、做你所熟悉的事情。你若不知所云，你就无法指导人家。在以后的年月里，不管什么时候我听到谁稍稍评价福特总统对问题的洞察力，我都会指出，在国会四年中，我从没遇到过任何人能比当众院共和党领袖的杰里·福特对未决法规之细微末节掌握得更清楚。
三、美国立法程序是一种平等互让。用你作为领导人的力量去劝说别人，而不是去吓唬人家。很有意义的是，历年来两党的立法领导人一直是并不偏好于狂喊胡吹的人。
四、照顾到你同事的需要，即使他们在级别上处干最底层。
有一位众院领导人，我总是与这一点联系起来记着他，他就是威尔伯·米尔斯。作为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是我两任众议员期间最有力量的众议院成员之一。我虽是一个新手，还是要我填补了共和党在筹款委员会的空缺，我开始将民主党主席尊为称职的国会领袖之典范。
威尔伯是一位管理能手，它使委员会正常运行。他们都不去国外旅游——对他来说，他们全是些“僵化之徒”，他认为，就在华盛顿我们在的地方，我们是有事可做的。他精通本行即税法，这方面知识相当丰富。他只要开口讲话，同事们就洗耳恭听，受益匪浅。然而，最了不起的则是他待人接物从夹都是有礼有节，富有魅力，他是一位不是通过欺诈手段，而是通过耐心工作达成一致来达到其工作目的的领导人。
无论何时举行听证会，我与我的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同仁巴伯·科纳布尔都会出席并坐在会议桌的最末端。我记不清我们参加了多少次听证会。那些年各种法案与提案搅在一起，难以辨别。但有一件事仍记忆犹新，即不管时间多么晚，主席总不会宣布散会，直到最年轻、级别最低的成员有机会向听证人提问。
筹款委员会里举行的大多数听证会是技术性的，所以引不起新闻界多大注意。这并没使我的新闻秘书佩蒂·罗素的工作变得轻松。然而，有一次我们就一个法案举行的听证会吸引了一位大有名气的听证人，即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头儿沃尔特·路德。
这次听证会一直开到下午，该委员会大多数其他成员提问后就走了。路德说了许多他得说的话。他要赶飞机，但屋里还有记者。米尔斯主席看我坐在会议桌的末端，他说他理解这位听证人的时间有限，但“我相信布什先生有些问题要问问你”。
威尔伯没有忘记做一名新任的众议员会是什么情形，也没忘记我让休斯敦的选民知道我已在这一职位上该有多么重要。同时，他知道我不会忘记他要使我有机会向可以制造新闻的听证人提问。
这就是我所记得的处于巅峰状态的威尔伯。后来他经受了对其个人的严峻考验，他被人取笑，像酒鬼一样成为人们的笑柄。然而在信誉上，他在从那种痛楚里恢复过来的过程中，显示了与其在国会山权力中心纵横捭阖时一样的力量与个性。
我在国会那些年对威尔伯·米尔斯十分尊敬，20年后我仍然如此。
我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这不是吹牛，这是我年轻时自己学到的一点东西。我来到华盛顿后，这一点更趋完善。像大多数从政的人一样，我喜欢听自己发表见解，但我喜欢吸收他人之见，特别是当这一观点出自一位思想敏锐、分析能力很强或富于创新精神的人之时。
比尔·斯泰格尔就是这种人。比尔28岁就当上了国会议员，是最年轻的议员之一，但他机敏过人，对种种事物之要旨都能心领神会，而且他治学笃诚，一切都依逻辑行事——即使这样做与华盛顿圈子里的高谈阔论或耍小聪明之风背道而驰。
比尔及珍妮特·斯泰格尔与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及其妻子玛朋·安，是我与巴巴拉在我们家院子里举行的星期天非正式户外宴会上的常客，我们那个家位于华盛顿西北的希尔布鲁克大道，当时是通过电话而没有去看看就从即将退休的米尔沃德·辛普森参议员（即现任阿兰·辛普森参议员之父）那儿买下来的。老米尔沃德很会做买卖，我们不到两年卖掉这所房子时就吃了亏——一我们可能是在华盛顿繁荣的不动产市场上唯一出过这种名的人。
我们后来搬到了帕里赛地大道，对我们全家各种需求来讲这可说是个理想之家，地址也不错。家里很舒适，孩子上学也方便。
举行户外宴会是我和巴巴拉以及孩子们早在休斯敦时就已保持的一种生活方式。乔治20岁，但其他孩子连青春期都还没到：杰布13岁，尼尔刚过12岁，马文10岁，最小的多萝西7岁。
巴巴拉当然是主角，这样一位家长总要留心帮助解决十几岁及更小孩子的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日常问题及紧急事情。但在我的办公室当时谁都明白——现在也明白——任何一个孩子打电话来时，不管我在做什么，都要给接通。周末我们要做完各项工作，这样我就能单独与孩子们聚一聚。
这些是我一星期中度过的最重要时刻。华盛顿的生活甚至能给一位新上任众议员的家庭以莫大压力。这可能成为一个陷阱。你参加公务活动是希望你孩子及下一代的将来能安稳无恙。在前进道路上的某一点，除非你小心翼翼，你可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你作为一个家长首要的责任是你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你时，你这个时候就要呆在他们身边。巴巴拉和我搬到华盛顿后，我们下决心不会忘记我们作为家长的第一优先考虑之事。
一位众议员只能与其工作人员一样优秀，除了将我在得克萨斯州的人马包括吉姆·艾利逊、佩蒂·罗素和阿琳·史密斯带到华盛顿外，我选进国会后最漂亮的步骤之一就是雇露丝·扎玛丽娅在朗沃恩大厦我的办公室当主任。露丝在艾伯特·托马斯手下工作过，他是一位来自休斯敦已退休的得克萨斯州高级众议员。她不仅了解我所代表的选区，而且懂得国会上的办事方式——使国会成为一个独特机构的为人处事技巧及其微妙差异（有些人会称之为部落传统习惯）。
我是在为一项议案找共同提案人吗？“跟甲众议员谈谈，”露丝会劝道，“他一直对那一问题感兴趣。但不要自找麻烦去对乙众议员谈论此事，因为如果这与其地区没任何关系，他不会感兴趣。当你对两众议员谈到此事时，不要提了众议员的名字，因为他们在一次秘密听证会上刚争论过这一问题，甚至在哪月哪天两人也达不成协议。”
露丝也对适当的时侯做出适当的事非常敏感。最好的例子是在1969年1月20日总统就职日。大部分要归功于我办公室工作人员考虑了所代表的选区之需要这一有效方法，我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再次当选。旁边搭起了一个专门的大站台，用于国会议员们来观看就职典礼。我正准备到那儿去时，露丝突然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吗？”她说，“无论如何你真没必要在寒冷中坐上三个小时。你应该做的是出门去安德鲁兹向约翰逊总统道别，去向他致意。他是民主党员，但他是得克萨斯同胞，而且他当了我们的总统。”
她当然完全对。我出门前往安德鲁兹空军基地，约翰逊内阁成员以及一群他在参院和众院的朋友都在那儿列队道别。结果我是在那儿的唯一共和党人。总统沿着队列走着，对即将离开他度过大半生的这个城市而产生的任何想法都丝毫没有流露。由于这些年我一直挖空心思反对这个人——不是约翰逊本人，而是其政策——此时此刻我不禁深感不安。
就是这位总统，不是很多年前曾伸出双手，穿过人群，“亲自接触大众的血肉之躯”。他热衷于政治，醉心于权力。他从30年代就一直在华盛顿，他根据其偶像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来塑造自己，并且毫无疑问希望作为20世纪令人敬仰的美国领导人之一而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一道名垂青史。然而由于越南问题，这一鼓舞人心的宏愿给断送了。他一败涂地，就要返回得克萨斯了。
我与他握了握手，祝他一路平安。他点了点头，向着舷梯走了几步后转过身来，回头望着我说：“谢谢你来送行。”
几分钟后他往家乡飞去，这是他最后一次乘空军一号飞行。
有一位参议员那天下午显然没有去安德鲁兹，那就是拉尔夫·亚巴勒。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林登·约翰逊似乎注意到了。民主党朋友告诉我在紧接着的12个月里，亚巴勒给约翰逊写了两封长信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去那儿。这位参议员担忧是有其原因的。他1970年正在准备参加再次当选的选举，所以不能冒昧去得罪约翰逊。
这位前总统退休后就回到皮得内尔斯河旁的牧场。我们从一位名叫奥维塔·卡尔普·霍彼的共同朋友那儿听说：他对我去安德鲁兹表示赞赏。后来在休斯敦一次我和他出席的公共集会上，他邀请巴巴拉和我去参观他的大农场。我们访问了一天，并体验到了林登·约翰逊向所有参观者提供的那种富有传奇色彩的庄园之游。这是指坐着白色的大陆林肯牌轿车以每小时75—80英里的速度行驶在脏乱不堪的道路上，我们的主人开着车，一辆特工人员的大汽车拼命跟在后面。
我们谈论政治，但只是泛泛而谈。他问到了我父亲。他们在参院共过事，彼此跨越政治上的鸿沟而相互尊敬。我们还大致上谈了谈事态如何对尼克松政府有利。但没谈到任何具体的事情。在那次行程中没谈到。
然而另一次我们确实谈到了具体事情。关于白宫要我再次向拉尔夫·亚巴勒挑战的巷谈正在得克萨斯州传开。尼克松总统及党的其他战略家包括像彼得·奥唐奈那样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领导人，把亚巴勒在参院的席位看作是我们能够在全国中期选举中拿到手的一席。人们感到我1964年没击败亚巴勒的唯一原因是他在林登·约翰逊的保护下参加角逐的。六年后他似乎比什么时候都更软弱无力了。有关我想竞选参议员的猜测开始出现在我回到家乡后的多次记者采访中。我对此有兴趣吗？我会放弃众议院席位去竞选参议员吗？
事实上我还没拿定主意。一方面，亚巴勒的自由思想仍与得克萨斯州大部分民主党人的意愿相悖。但是……
这将是一次中期选举——对掌管白宫的那个党决无好处——而且经济也不景气，这就是1970年会有利于民主党候选人的两大因素。
我与林登·约翰逊有很多共同朋友。有一位朋友建议说，有个主意可能不错，即去征询一下前总统我是否该参加竞选。我知道而非猜想，约翰逊不管怎样讨厌亚巴勒，也决不会支持一位共和党候选人竞选公职，但要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是很难得到良机的。杰克·斯第尔是我在休斯敦的一位朋友，而且我一进人政界后他就一直是我的支持者。我与他飞往那个大牧场。
这次造访没有邀游大牧场，因为约翰逊要亲迎一些其他拜访者的到来，包括我在众院的一位同事杰克·皮克尔。我开门见山提出了我的问题。主人说没错，他已听说过关于我竞选的各种流言，但（正如我的预料）他是一位民主党人并一直在任何竞选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当然，他确实有能自行其是的朋友。
“总统先生，”我说，“我还有一个决定要做，我很想听听您的高见。我在众院的席位是保得注的——上次没人竞争——而且我还在筹款委员会得到一个职位。”
林登·约翰逊同意这对一位年轻众议员来说是个艰难的抉择。
“我不在乎去冒险，”我说，“再任几届，我会在一个强有力的委员会中拥有资深的地位。我就是拿不准这是否我该参加的一次赌博，是否真值得。”
“伙计，”约翰逊说，缓慢而有所指的，“我在众议院工作过，”他顿了顿，“我也有幸奉事于参议院，”又顿了一下，“两院都是工作的好地方，所以我不想首先规劝你做什么，除了申明以下一点：当一名参议员与当一名众议员之不同就像冷拌鸡肉与碎泥鸡肉之不同。”他又停了一下，“我说到点子上了吗？”
我与杰克·斯第尔飞回休斯敦。我倾向于参加竞选角逐。虽然决不能说林登·约翰逊已劝成了我与一位有抱负的民主党参议员竞选。然而无论如何我没有枉此一行，此行使我的选择明朗化了。如果要我作出一个选择，而那种公正的竞选能很好地组织起来，我就选冷拌鸡肉。
乔治·布什
他能做得更多
——共和党竞选主题，
得克萨斯州参议院角逐，1970年
劳埃德·本特森
位有新思想的勇敢的得州人
——民主党竞选主题，
得克萨斯州参议院角逐，1970年摘自1970年11月2日《休斯敦纪事报》：
星期二集中于在什，本特来
得克萨斯州人星期二在该州选举下届美国参议员时，将决定他们是否是要采纳尼克松总统或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意见。
大约20O万或更多的投票人将在46岁的得州共和党人乔治·布什众议员与49岁的民主党人劳埃德·本特森之间挑选，二位富豪都是政治上保守的休斯敦行政官员。
获胜者取代得州任期很长的自由派领导人即67岁的得州民主党人拉尔夫·亚巴勒参议员，他在5月2日民主党预选中已被本特森击败。
由于本特森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亚巴勒，所以他一开始参加大选就处于决定性的有利地位。但各种迹象表明，竞选结束时将难分难解，布什正在紧紧追上来……
投票人也要花相当时间来费力琢磨选票上七项拟议中关于投票的宪法修正案的措词。有一项即第二项提议“废除禁开酒店法”。这如果得到投票人的支持，那意味着立法机关可以在法律上许可酒类搭饮料之买卖由地方决定……摘自1970年1l月5日《西部联盟电讯报》：
从自身经历来说，我知道你及你的家此时一定感到失望。然而，我肯定你不会让这次失败打消你想继续领导我们党和国家所作出的努力。
理查德·尼克松
制订出的各种最好计划……及种种政治风险。
“谁会想到，”选票集中统计后在《林斯敦纪事报》工作的雷德·贝弗里奇写道，“布什能得1033243票还落选了呢？”
次日早晨我对孩子们解释道，有些事并不是被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
首先，我们已料到拉尔夫·亚巴勒没实力，我们料中了。他非常软弱无力，以致那些保守民主党人将中意的候选人（不仅得到林登·约翰逊而且得到前州长约翰·康纳利的支持）推推搡搡来到他前面，而我甚至还没有得到一次机会。第二，我们占据了城市地区——哈里斯县和达拉斯县加起来共有10万选票——但“酒类搭饮料”提案使乡村县达到创纪录的票数。那些天所有民主党人都投票反对“开放酒店”而按该党意愿进行投票。
所以我要回华盛顿干完作为这一届众议员最后几个星期的工作。但行前我要在休斯敦联邦大厦里我的地区办事处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我感受如何以及将来的前景。
“在你遭受初次挫折即落选的打击后，这并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我回答说，“未来看起来似乎不像八个小时以前那么令人沮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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