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 底特律
政治被看作是关于人民和竞选的事——竞选公职，一直到下次竞选活动——然而，早晚还是要回到旅馆的房间里等着。空气潮湿的1980年7月16日晚上，我正是这样坐在庞恰特雷恩旅馆里，眺望底特律河和远处安大略省温泽市的灯光，和我的妻子巴巴拉，还有我们的孩子及几个朋友一起喝啤酒，吃爆玉米花，看电视，就这样等待着。
等待着另一只鞋子掉下来。（这是形容焦急等待的心情。它来源于一个故事：在一座公寓里住着一位老妇人，她的楼上住着一位年轻人。老人常因年轻人的吵闹声不能入睡。每天睡觉前她都怀着焦急的心情盼望早点听到年轻人脱鞋的响声。当第一只鞋掉到地板上发出响声后，老人安心了一些;听到第二只鞋的响声后，老人方安心入睡。）
第一只鞋六周前在1100英里以外休斯顿我家的起居室掉下来了。我的竞选代理人吉姆·贝克把全国各地的政治顾问召集到一起，讨论我参加总统竞选的前景。会议从上午10点喝咖啡的时间开始，到10点5分就达成了一致看法——参加竞选没有前途：罗纳德·里根将获得提名参加第一轮投票。只有一个人持不同意见，这就是我。
“我们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俄亥俄的预选中获胜，”我争辩说：“我们还可以试一试。”
现在一个好的竞选代理人必须具备许多优点。他必须是一个办事效率高的管理员；必须了解竞赛场上的选手，做到知己知彼；在竞选激烈时必须保持冷静。但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能对候选人说出他所不愿听的话。
吉姆·贝克是一个好的竞选代理人。那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带来休斯顿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非正式的代表统计数字。“乔治，”他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也知道什么时候把它们放下才行。瞧瞧这些数字吧。”
他把带来的文件在咖啡桌上铺开，但我没有心思看。我认为，如果我们玩弄百分比，我就不会进人竞选。我回答道：“吉姆，任何事情结束以前，我是从不会放弃的。此刻不是开始放弃的时候。”
吉姆摇着头，“但是，竞选已经结束了，乔治。”他指着那些数字。“看来，你是唯一不知道这种情况的人。而且……”他在桌子上摆开另一批数字时补充道：“我们的钱快用完了。”
这笔钱用在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俄亥俄的竞选上已经太多了，而且用在我的总统竟选上太多了。那天晚上，我和巴巴拉以及我们城外的朋友到我喜欢的名叫莫利纳的墨西哥餐厅去吃饭。我们吃的有墨西哥的菜豆、玉米饼、玉米面包卷的辣味肉饼和辣椒。我的胃口不错。不管愿意与否，一旦作出了决定，我总是能吃能喝的。
我习惯早起，经常在6点或6点半左右起床。第二天早晨7点以前，我把要发给罗纳德·里根州长的贺电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发出去了。然后，我开始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打电话，感谢他们为我参加这次竞选用去了漫长的日日夜夜。
我不记得是谁先提起的，但是，好像有2／3的人都探问里根·布什候选名单当选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问题在上午10点左右加勒里亚旅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有人提出来，我断然拒绝回答。全力以赴进行近三年的总统竞选之后，现在要这么快就转一个大弯子，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我需要离开一阵于，平静一段时期，把事情理出个头绪。
此外，我知道谁也不会去竞选副总统，因为这是一项应聘的职务。而招聘人正好是那位总统候选人。
1968年在迈阿密海滩，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比尔·施泰格尔和一些好心的朋友，以及汤姆·杜威和约翰·布里克等几位党内老前辈已放出我可能成为理查德·尼克松竞选伙伴的风声。由于尼克松本人的提名已成定局，他正在就副总统候选人问题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正如我们后来知道的那样，他已选定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但是，尼克松知道，要使全国代表大会的新闻报道引人注目，使电视观众感到兴趣，还需要晚一点宣布人选。
某些新闻媒介的评论家提到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有可能成为尼克松挑选的对象。林赛的情况是这样：他对年轻的投票者有吸引力，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但大多数代表认为他太自由化了。由于需要一位新年轻共和党人的呼声高涨，作为在东部有家族关系的44岁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可能的人选。
这种提名法对一个年轻的政治家不会有什么伤害，何况当时已是一个泄了气的试探气球—一那年我就是这样。在全国代表大会后，我收到尼克松的一封短信，他抽空向我解释为什么没有选我。
“你进行了一场安排得很好的小竞运动，乔治。他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冷静口气说道：“但是，你明白……我确实不能挑选一个只有一届任期的众议员。”他是对的。除了具有一副新的年轻面孔外，我没有什么能赢得选票的条件，而这在全国竞选中是不够的。
1974年尼克松辞职以后，杰里·福特在考虑副总统可能的人选时，我的名字又被提出来。那时，我的资格已经强了一点。我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当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而且在共和党州长和全国委员会委员进行的副总统预选投票中名列前茅。这时，我接到由白宫接线员直接打来的电话。
“是乔治先生吗？”
“是的。”
“先生，请等片刻……总统先生，布什先生的电话已接通。”
“喂，乔治……”
“总统先生，您好！”
“很好，乔治，很好。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让您知道，几分钟以后我将宣布，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名字将作为副总统的提名送交国会批准……”
“好，……好的，总统先生，您作出了很好的选择。感谢您抽空给我来电话。您的确不必。……”
于是他没有解释，然而，这正是杰里·福特的风格。他是一位有头脑的总统，就像他在众议院中是一位党的领袖时一样。
1974年接到关于洛克菲勒的电话这件事是很有趣的，因为洛克菲勒一直坚持说，他不愿担任这个职务。他曾说过，他不愿看到自己当“辅助机器”。早在合众国建国初期，人们——包括一些副总统——就是这样贬低副总统这一职务的。
约翰·亚当斯宣称，他担任这一职务是痛苦的。后来，他当了总统以后又竭力不让他的副总统托马斯·杰裴逊好受。一个世纪后，特迪·罗斯福则喜欢重复马克·吐温关于两个兄弟的笑话：一个当了水手，另一个成了副总统，人们从此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再近一些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位副总统，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南斯·加纳婉转地引用别人的话说，副总统还不如“一桶热乎乎的唾沫”。1932年加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当罗斯福让他担任副总统时，“刺儿头杰克”还是提起了那只桶——即使他为当副总统不得不辞去众议院议长的职务。
28年以后，另一个得克萨斯州人林登·约翰逊失去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让另一个东北部人约翰·肯尼迪得到了。约翰逊也说过，他不愿当副总统，而且他本人对肯尼迪的厌恶要比加纳对洛克菲勒还厉害。但是，烟消雾散之后，约翰逊还是放弃了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的权威地位，当了肯尼迪的竞选伙伴。
这就清楚地说明：虽然每个人都贬低副总统的职务，但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拒绝担任这项职务。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我们的第一任副总统已简明地（即或是病态地）概括的一点。约翰·亚当所写道：“今天我什么也不是，明天我可能就是一切。”！但是，现代的副总统职位除了有感到压抑的一面，也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性。副总统的威信，如果不是指权力的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经提高。当哈里·杜鲁门接替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他对原子弹一无所知，却要尽快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日子里他所面临的一些重要决定。这件事使后来的总统都让他们的副总统详细了解白宫作出决定的过程。如果有名符其实的总统，那么，名符其实的副总统就可能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所有这些，在以后的六周里，当我和巴巴拉准备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时，都在我的头脑里转来转去。我愿当罗纳德·里根的竟选伙伴吗？是的。我能为此做点什么事吗？不会超出我18年政治生涯中做过的事了。不管来不来电话，对我都一样。
当时，还有一些我参加竞选留下的事未处理完——40万美元的竞选债务。一群基金筹集人使我直到7月中旬完全解决了这笔债务才得以脱身。
然后，我就到底特律去了。
选择副总统候选人一直是现代美国政治中最无法预料的事情。1980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也不例外。
为里根参加竞选进行民意测验的迪克·沃思林6月份进行了一次全国性调查，为里根为首的竞选名单选出最有可能的竞选伙伴。投票的结果是新闻界从里根圈内知情人那里得到的。杰里·福特得票最多，其次是我，霍华德·贝克第三。在沃思林为他的采访记者提供的测验名单上，还有保罗·拉克萨特和杰克·肯普。
作为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在华盛顿受到广泛的尊敬。但是，他对巴拿马运河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的支持却引起了许多里根追随者的反感。作为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罗纳德·里根最亲密朋友之一的保罗·拉克萨特，又不能使侯选人名单维持地区性平衡，面这种地区性平衡是每次全国性候选人名单所必需的。供应学派的坚强支持者杰克·肯普除了在纽约州他的选区外，并没有什么名声。
由此看来，副总统的选择不是落到杰里·福特头上，就是落到我的头上。由于前任总统竞选副总统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吉姆·贝克认为，形成里根一布什候选名单的可能性大。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吉姆同里根的竞选代理人比尔·凯西以及其他的里根圈内人物，如埃德·米斯，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接触。共和党内提名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并不激烈，然而，如果里根·布什名单是由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话，这种竞争在一些地区就会相当激烈，新闻界会提出某些问题。
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我4月份在宾夕法尼亚州预选时使用过的一个词——“伏都教经济”。这是针对里根提出的经济计划的一个方面说的，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后来是新闻界和民主党人把它捡起来的。我们能消除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吗？
不管竞选演说如何，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里根和我基本上有着相似的自由企业观。我们两人都赞成减税，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活动。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聚集在洛杉矶商讨竞选战略时，我们的谈话再未突出地提到“伏都教经济”。我们同意经济问题是竞选的重要问题，讨论了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的薄弱方面：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高利率和工业停滞。
我和里根一致认为，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不但要减税，而且要大量减少政府开支，同时要全面减少联邦政府的官僚作风和规章过细的做法。这些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根本路线。
如果在产生里根·布什名单的过程中有什么障碍的话，那决不是什么经济或政治看法上的根本分歧，而只不过是罗纳德·里根和我之间相互了解得还不很够。我主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他当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我们曾见过几面，但从未长谈过。1978年，为了让他知道我准备参加总统竞选，我曾到洛杉矶他的办公室进行过一次礼节性的拜访。然而，这也只是形式上的会见——真诚而不亲切。
竞选开始以后，我们在公开辩论时的几次见面是在面对面的交锋中进行的——这不是一种有意建造相互了解之桥的环境。
看来，关于沃思林对可能的副总统人选进行预测的新闻是针对里根·布什名单的。但是，从里根阵营中发出的其他消息表明，里根还远没有选定他的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仍然悬而未决。
16号下午三四点钟——那天夜晚要投票选举总统和挑选副总统——负责给我安排大会议程的迪安·伯奇经过房间时告诉我们，他听说前福特政府的宫员，包括亨利·基辛格、艾伦·格林斯潘、比尔·布罗克和杰克·马什，正同里根的高级职员会晤。人们认为他们将制定一项计划，可以把里根和福特连在一起的“理想名单”。
“这只是一种传说，”迪安说，“但是，我并非不全信这种说法。”他是正确的。大部分大会传说都是短命的，尔后都消失了。但是，到晚上参加会议的代表开始走进乔·路易斯大厅的席位时，关于里根·福特的候选名单传闻并没有消失。实际上，这个传闻一直在散布。
大约6点钟，我吃了点快餐就准备到乔·路易斯大厅发表演说。我的演说安排在进行总统提名之前。从技术上看，这是为了把我的名字从总统候选人中去掉。实际上，它是为了表示党的团结一致而安排的发言，目的在于大会选择罗纳德·里根后能团结所有布什派的与会代表。
这是一次重要的演讲——是我应邀所作的最重要的一次演讲。出色的表现能影响副总统挑选过程，平淡的表现同样能影响这一过程，使之倾向别人。
当沃尔特·克朗凯特和杰里·福特出现在电视屏上谈里根选择竟选伙伴时，我正在打领带。正如我后来听到的那样，离几个街区远的罗纳德·里根也在观看这次会见。据以后的报道，当里根听到福特告诉克朗凯特，他认为总统和副总统可以怎样划分总统权力时——迹象表明，显然正在进行某种谈判——里根大吃一惊。他没有料到福特会公布这些新闻。我之所以吃惊是基于自身的原因。福特所说的内容就是一种总统共同执政制。。
迪安·伯奇和我一起去大会厅。他出生在亚利桑那州，作为巴里·戈德华特的高级助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后来他成了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的白宫顾问。他讲话温和，很少生气，总是能够对政治舞台进行冷静的观察和分析。当我问他是否看过电视荧光屏上福特的那次会见时，他看上去有些茫然。是的，他说，他看过了，但是，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白宫真正采取的方式上看，都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看来，福特会见克朗凯特时所要讲的主要内容——以及基辛格和其他人在与里根的代表会见时试图制定出的——是这样一种安排：里根将负责内务和经济政策，而福特可能依靠基辛格的协助，将负责外交和国防政策。
“把它抛到脑后去，乔治，”当我们穿过人群向后台走去时迪安竭力劝我，“只管集中精神发表你的演讲吧。”
我在努力做的正是这一点：走上通往大会讲台的长长斜坡前5分钟，我把发言稿又看了一遍。这时一个后台工作人员走过来，轻轻拍拍我的背说：“很遗憾，布什先生，的确很遗憾。我一直是支持您的。”
“遗憾什么？”我和他握手时问道。
可您的意思是说，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切都完了。里根已挑选福特作为他的竞选伙伴。”
我们等待着男一只鞋掉下来……
回到旅馆，我确信那天晚上不会再公开露面就换上运动衫和运动裤。我对自己在会场内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表现感到满意。纽约州众议员巴伯·科纳布尔把我介绍给大家以后，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拥护布什的代表们沉浸在一片欢呼中。这次讲话约被10—12次欢呼声和掌声打断。这种情况不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因我已采取了反对卡特政府的立场——这是彻底争取共和党听众的可靠方法——然后，勾画出里根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前途。
当时，除了第二天晚上要在讲台上亮相外，在总统和副总统的被提名人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后，我在大会上的任务就完成了。听不到奏铜乐，没有雪茄烟。而且，暂时也没有悔恨和痛苦。
全力以赴，不要向后看。这是我到30多岁才学到的一课。当时，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才白手起家建起了一家公司。回想那时，我是个经常有烦恼的人。有一次到伦敦进行繁忙紧张的商务旅行。一天早晨，我醒来开始穿衣服，后来突然发现自己倒在旅馆房间的地板上。我没有感到疼痛，只是觉得头晕。我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我蜷曲着身体爬到床边，按急救铃。
害怕了吗？不，准确点说，是震惊。正当你一直以身体健康而满意时，却因不明的原因使它垮下来了，这就要你马上考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旅馆的医生及时给我检查后，使我放心了。他说，没有什么，只是轻度的食物中毒，给我开了一般药方，并嘱咐我休息。
好厉害的食物中毒！由于整天头晕，我缩短了旅行的时间，乘了一夜飞越大西洋的飞机返回了休斯顿。在得克萨斯医疗中心，我的朋友和医生利洛·克雷恩博士告诉我，我患了出血性溃疡。幸运的是，流血已自动停止。
出血性溃疡？别人才得出血性溃疡呢。是他们神经有毛病，而不是我。
克雷恩博士很快就让我抛弃了这种成见。“乔治，你得了典型的溃疡病，”他说。“你这个年轻商人，只顾一个劲儿地拼命往前闯，你想做的事太多，担心的事也太多了。”
我告诉他这是我的一贯作风。时至今日我已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变。
“还是改变一下好些，否则10年内你就不能到处跑了，也可能是五年。”他一边给我开短期处方一边说。
当时他完全吸引住我了。“我暂时给你吃一些药，另外要严格限制你的饮食，”他继续说道。“但是，这只能控制住你已经给自己造成的损害。如果你想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那就要看你了。”
他开的长期处方不是吃药，也不是限制饮食，而是从我的病源下手。我一辈子都得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下工作，设法不让愤怒或失败影响我的思绪。而我从来没有多考虑如何控制自己的精神。然而，由于我领悟了克雷恩博士讲的那番话，情况起了变化。我的溃疡终于完全治好，以后再也没有犯过。。
虽然医生讲的都是些通常对工作的做法，但是通过这次患出血性溃疡才使我信服。“你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你不能什么事都做，”他说。“要学会把你的精力集中到你能改变的事情上，不要为那些你不能改变的事情担忧。”
如果说什么时候的情况属于后一种，我觉得在底特律的那天晚上就是这样。我的几个孩子因副总统提名没有我而感到不安。我则记住克雷恩博士的忠告收看电视新闻。然而，当孩子们听到他们的父亲被联播节目的分析家们勾销时，他们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们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事。我告诉他们要安静下来。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的。联播节目的权威评论家们说，船只已经启航，留下来的问题就是里根和福特的代表们需就几步较小的细节进行磋商，然后“理想名单”就将成为事实。
“理想名单”：从理论上，我能看到它的好处，这就是可以使杰里·福特在政府中的工作经验以及他个人的声望重新为国家和共和党服务。尽管1976年福特败在吉米·卡特手下，但他是带着公众对他的极端尊重和爱戴离职的。可是罗纳德·里根能够找来使局势对吉米·卡特政府不利的最合适人选竟然是四年前被卡特击败的人，这个主意难免引起非议。
但实事求是地说，那个在自己政治生涯中登峰造极的人能适应第二号人物这个角色吗？杰里·福特毕竟亲身参加过总统竞选，当时他作出决定后就把消息传给他的副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假如他对竞选战略的想法和里根的不同呢？
更重要的是，选举以后里根一福特班子将如何工作呢？一个负责内务——经济政策，另一个处理外交——国防政策的总统共同执政制能真正发挥作用吗？像迪安一样，我非常怀疑。椭圆形办公室内只有一张办公桌。
旅馆房间的电话铃响了，吉姆·贝克和一个刚从里根一福特谈判会上来的人通了电话。吉姆用手捂着话筒朝房间另一边喊着。“安静，”他说。“这件事即将见分晓了。有人在作进一步考虑。”
房间里有些活跃，但在我思想里这个问题早已解决。时间已晚，经过一天的紧张以及为准备发言稿和在大会上发言，我已精疲力竭。即使里根一福特作为候选人的名单不能产生，也可能提出其他名单，而不一定就是里根一布什。无法预料的因素会起作用，它对出其不意提出的副总统候选人有利——1964年的比尔·米勒和1968年的阿格纽都是这样提出来的。如果里根一福特不在候选人名单之列，那么，就可能是里根一拉克萨特，甚至是位从未提到过的人。
我确切知道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对这种局势没有多少办法。虽然沃思林的民意测验和里根圈内的人，如埃德·米斯和比尔·凯西，可能造成名单上有我的情况，但是，能否成为总统候选人，归根到底，要由本人的才能而定。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情报部门打来的，电话中说：“如果你们需要什么的话”，他们就在下面两层的一个房间里。
“需要什么？”由于对这个电话感到奇怪，有人问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就得到了回答。电话铃又响起来，这次是找我的。
尽管语调和我记得的那个我们在大会前进行预选辩论时的口气不同，但是，这个声音我绝不会弄错。
“喂，乔治，我是罗纳德·里根。”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要去大会宣布，我挑选您做副总统……如果这对您方便的话。”
无法预料的因素：政治对于不喜欢出其不意的人来说是搞不得的。当我盼望这个电话的时候，它不来；现在，我并不盼望它时，它却来了。事实上，整个事态发展颠倒过来得那么快，以致我还没有完全领悟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的神志还足够知道怎样回答里根的问题：
“那将很荣幸，州长。”
对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乔治，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关于施政纲领或是什么别的原因吗……以后会有什么事使你不安吗？”
看来，这是总统候选人向未来的竞选伙伴提出的一个不寻常的问题，这告诉我，罗纳德·里根与其他政治领袖有所不同。有什么使我不安的吗？这些天，人们就可能的副总统人选普遍提出的问题是：“你有什么事情可能使我很不安吗？”
我告诉他：无论是施政纲领，还是他对任何问题的立场，对我来说，都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我相信我们能够一起工作；最要紧的是，他在11月大选中获胜。
“好的，”他说。“我将去参加大会，然后，我们明早聚一聚。”
我对他表示感谢，然后把听筒慢慢地放回叉簧架上。巴巴拉和孩子们从房间那头跑过来，我们互相紧紧拥抱。吉姆·贝克和迪安·伯奇和我握手。不知是谁打开了电视。“不是福特！”电视播音员从大会现场大声喊道。“是布什！”
10分钟前还在谈论政治余波的旅馆房间，突然沸腾起来：朋友们、工作人员们、来访者、情报局的人挤满了房间，里面是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但是，我不在乎这些。像这样的欢呼声，比起另一只鞋落地的声响要悦耳得多。
第二天早晨，我和巴巴拉到里根住宅的起居室会见了里根夫妇。他家位于文艺复兴中心广场，离庞恰特雷恩旅馆不远。
后来，新闻界把我们的这次会见说成是一次战略会议，是离开底特律之前协调我们的政治步调的机会。像这种政治会见通常是不会认真地去讨论战略或各种问题的，也不会去谈导致挑选我当副总统候选人的那些令人兴奋的事件。
一切已成为历史。这是过去的种种造成的后果，而按政治礼仪，竞选伙伴是不会去回顾过去分歧的。我用不着管我不是里根的第一选择。我知道，重要的是6个星期、6个月、4年以后，里根将会知道。不管他是怎么作出的抉择，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总统候选人热烈欢迎我和巴巴拉，丝毫没有一点我们预选竞争中留下的紧张情绪。几分钟后，南希·里根也来了。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谈着家庭、朋友以及大会将如何进行。这是一次闲聊。然而，在当时，所谈的每一点却和关于大政治战略的会谈一样重要。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即使总统和副总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针锋相对，他们长期的政治关系只能像他们的私人关系一样牢固。不管那天晚上千百万美国人看到什么——里根夫妇和布什夫妇在大会闭幕式上微笑着和挥着手——我们彼此观察对方仍然是通过小小的政治经验镜头，而不是通过个人经验镜头。
以后的几天，当我们按照大会程序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和群众大会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活动日程的安排，将在休斯顿开始竞选，届时里根夫妇可能要到我家进午餐并会见我的家人。一个得克萨斯州规模的群众大会将在加勒里亚旅馆举行，这正是我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退出总统竞选的那家旅馆。
7月18日晨，我们乘坐里根参加竞选的波音727飞机飞往休斯顿。长长的要人车队进人市区，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受到群众的欢迎……我对巴巴拉说，这比大约32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第一次来到得克萨斯州接受艾迪柯培训时排场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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