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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中期政治
元中期政治史的研究远比对蒙古人的元朝其他时期的研究薄弱。历史学家之所以忽视这段历史，部分因为这个时期夹在朝代创建者忽必烈汗光辉的历史时期和妥欢贴睦尔的“末代乱世”之间，似乎缺乏历史意义。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与此有关的资料和各种原始资料的短缺。
与蒙古早期诸汗和忽必烈时期不同的是，现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蒙古和西方文字的历史资料很少。波斯史书拉施特的《史集》，对研究早期蒙古帝国的历史很有价值，但是只记述到铁穆耳汗时期。该书关于铁穆耳时期的叙述，现在有波义耳的英文译本，［1］ 亦有俄文和中文译本。记述铁穆耳汗以后时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2］ 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3］ 这些仅有波斯的史料主要对研究元朝与西方汗国的关系有用。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史，只能主要依靠汉文史料。
在汉文史料中，《元史》里各帝的本纪和这一时期重要人物的列传是重构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在后继的明朝的初期急忙拼凑起来的官修史书《元史》的缺憾是众所周知的。［4］ 绝大多数史学家对《元史》的整体批评都适应于该书有关这一时期的部分。
首先，没有为海山和也孙铁木儿朝的主要大臣立传。因此，《元史》的叙述必须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关资料的补充和确认，这些文集的作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职。此外，亦应参考后来邵远平［5］ 、屠寄［6］ 和柯绍忞［7］ 编的元史。这一时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赵盂頫、程钜夫、刘敏中、张养浩、黄溍、虞集、揭傒斯、马祖常、苏天爵、欧阳玄、许有壬、危素的文集。苏天爵编的诗文选集《国朝文类》，［8］ 也保留了许多别处未载的资料；但是，该书收文终止的时间是在1310年前。苏天爵编的另一部书《元朝名臣事略》，［9］ 是从蒙古帝国初期到铁穆耳朝重要官员的列传，只对我们这个时期的早期部分有用。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笔记，包括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10］ 、杨瑀的《山居新话》［11］ 、孔齐的《至正直记》［12］ 、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13］ 都对《元史》的叙述有补充作用。
为研究各种制度的发展，《元史》各志中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志的资料必须用《元典章》［14］ 和《通制条格》(11)收录的基础文书补充，两书所收文书的终止时间分别是1322年和1315年。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基本史料包括1330—1331年编撰的政书《经世大典》［15］ 的残存部分和妥欢贴睦尔时的几部官修书。后者包括《宪台通记》［16］ 和《南台备要》，［17］ 两书都是记述御史台的；还有《秘书监志》，［18］ 收录了秘书监的资料。
只是在近些年来，元中期政治史在现代标准的历史著作中才得到应有的注意。对政治史的最精彩的叙述可在《元朝史》［19］ 中见到。该书由中国元史界的权威韩儒林教授主编，但写作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员，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学者陈得芝和邱树森。作为一个完整的断代史的现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样有用的有关元代政治的叙述亦见于《中国通史》，［20］ 该书的作者是中国的另一组元史专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则芬的《元史新讲》［21］ 对元中期政治的论述最长，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直到70年后，才出版了窦德士的《征服者与儒士》。［22］ 尽管作者主要叙述的是妥欢贴睦尔朝的政治变化，但是在书中他用前两章陈述了他所讨论的元朝后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论点，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视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转的终结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开端的标志，但是《剑桥史》的这一章还是大大得益于窦德士的敏锐观察和分析。
除窦德士的著作外，兰德彰关于虞集的论文［23］ 通过对这个汉人大儒谋臣鼓吹图帖睦尔的正统和权威的分析，探讨了图帖睦尔朝的政治。韩百诗是著名的法国元史研究专家，著文研究了蔑儿乞部的伯颜，［24］ 此人在图帖睦尔朝和妥欢贴睦尔朝初期是官僚强人。
对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国的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很多。箭内亘关于蒙古贵族选举大汗的集会“忽邻勒台”的经典性研究，［25］ 发表于1917年，是该问题研究的开端。对帝位继承危机最全面和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萧功秦的两篇文章，［26］ 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环发生的帝位继承危机归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彻底的转变。虽然按照草原传统在忽邻勒台上“选举”新的大汗不过是一种形式，“选举”的概念依然被各种企图谋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发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继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传统举行仪式。［27］ 傅礼初的两篇文章［28］ 和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文章，［29］ 虽然没有专论元代中期，亦对元代中期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有指导性意义。傅礼初认为游牧民除了武装争斗之外没有其他的继承制度，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血腥继承”。恩迪科特·韦思特认为忽邻勒台不是一个选举集会，而是一个口头表决和政治协商的会议。她用该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统治加强了中国专制传统的观点。
除了窦德士、兰德彰、韩百诗的论著之外，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对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研究。植松正撰文对1303年被元廷处死的富有的江南汉人官员朱清和张瑄做了研究，50000441_0821_1［30］ 用他们的例子解释了铁穆耳朝后期的政治阵线，指出这是卜鲁罕皇后为增强财力以备铁穆耳死后控制帝位而制造的事件。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别是他在对抗海都的草原战争中的作用。［31］ 孙克宽的众多文章中有一篇专述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他称之为“儒治”的文章。［32］ 萧功秦研究硕德八剌汗在1323年被谋杀的文章［33］ 中指出，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官僚势力反对年轻君主推行的汉化改革的结果。匡裕彻论述了左丞相拜住在硕德八剌改革中的贡献。［34］ 藤岛建树在一篇短文中［35］ 考证了1329年被谋杀的和世■的悲惨生涯。总的说来，现有的关于元代中期宫廷政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海山汗为增加国家税收采取的“新政”，也孙铁木儿朝的政治和政策，都还没有仔细地研究过。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哈剌哈孙、李孟、倒剌沙和燕铁木儿，都值得专门研究。各派力量准确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为元朝只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袭封建的国家，有封地的贵族、皇亲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封地的贵族，在汉文文献中称为“投下”，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除了吴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36］ 、岩村忍［37］ 、保尔·拉契内夫斯基［38］ 、周良霄［39］ 和洪金富［40］ 都撰写了有关投下的专文，把其作为政治、军事、法律和财政特权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发展。研究诸王和贵族家族的亦多了起来。特别是下列成果与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海老泽哲雄［41］ 和崛江雅明［42］ 对成吉思汗诸弟的后人即所谓三个东方“兀鲁思”的研究；松田孝一对安西王阿难答家族的研究；［43］ 周清澍对汪古部的研究。［44］ 萧启庆对成吉思汗四大功臣的后人进行了研究，强调了他们的政治持久性和他们世袭的封建和为官性质。［45］ 这些研究强调投下是世袭特权制度，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贵族阶层在国家政治及其官僚体制中的实际作用。
西方和中亚各族人，被称之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作用。色目人集团政治命运的变迁已是引起重视的课题。下列研究与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杨志玖对回回人的研究；［46］ 罗依果对突厥人的整体研究；［47］ 陆峻岭、何高济合作的研究来自突厥的康里、钦察、阿速人的论文；［48］ 汤开建对唐兀人的研究；［49］ 札奇斯钦［50］ 和傅海波［51］ 对吐蕃人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这些色目集团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运。现在我们应该把命运变换的色目人作为一个集团来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内亚草原的地位及其他与西方汗国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元朝的统治者喜好作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欢设在中国的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有关元朝与海都和笃哇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起来。著名的波兰学者W.柯维思在50年前发表了他的关于蒙古世界1303年获得和平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52］ 日本学者惠足俊之撰写了关于海都与元的战争的文章。［53］ 刘迎胜是近年来研究元与中亚汗国关系的最积极的学者，他比较汉文和波斯文史料，撰写了好几篇论文。［54］ 日本老蒙古学家佐口透关于1303年和平及元朝后期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的长文，发表于1942年，对研究1303年以后元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依然有用。［55］ 托马斯·爱尔森研究了元与窝阔台和察合台汗国为争夺畏兀儿斯坦控制权的斗争。［56］ 除了在《征服者与儒士》中关于元与草原关系转变的研究之外，窦德士还撰写了一篇有意义的深入研究的文章，指出元朝从遥远的中国控制蒙古和中亚的努力的限度，导致了14世纪20年代后期中亚的丢失，他把此称为“空间限度”。［57］
研究一个时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视这一时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日本学者青山公亮著书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为增加税收建立的尚书省。［58］ 对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进行研究的，有宫崎市定［59］ 、杨树藩［60］ 、姚大力［61］ 和丁昆健。［62］ 萧启庆通过对1333年进士的研究，探讨了恢复科举考试对精英流动的影响。50000441_0824_7［63］ 关于法律的发展，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元法典》［64］ 中保留了许多资料，每个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应该参考。陈恒昭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65］ 虽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时期的立法活动。
没有单独的著作专门研究元代中期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我们不得不依靠那些整体研究元代的专著。在这类专著中，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66］ 一书中对赋税、海运、纸钞和官府专卖做了极好的开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讨了元政府的收支问题。［67］ 傅海波在《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68］ 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货币制度，他认为元代从未过多发行纸钞，货币政策对元朝的衰亡没有直接影响。全汉昇［69］ 、前田直典、岩村忍［70］ 和彭信威［71］ 从不同角度对傅海波论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颁给皇亲的“岁赐”，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枯竭，史卫民对此作了考证。［72］ 从长江下游到首都的粮食海运，对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和政治稳固极其重要，吴辑华研究了这一问题。［73］
对元中期文化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对元代诸帝的中国文学程度的考释，［74］ 发表于1943—1945年，仍是这一课题的最有深度的力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75］ ，与吉川幸次郎的论著类似但是独立写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多数君主有很高的中国文学修养。关于图帖睦尔汗的书画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对图帖睦尔专为收藏书画建立的机构奎章阁的研究中作了探讨。(11)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欢贴睦尔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方面，有沃尔特·富克斯［76］ 、傅海波［77］ 和罗依果［78］ 的研究。
有人认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对汉人文化一无所知，为消除这一误解，萧启庆撰写了两篇论文，考释了102个蒙古人，其中大多数是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官员，他们都很熟悉汉人的文化。［79］ 色目精英的汉文化程度在陈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证；该书出版于本世纪20年代，现在已有英文译本。［80］
但是还没有可靠的论著解释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这样我们对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倾向的描述只来自一个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蒙古人的逐步汉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1］ [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译（纽约，1971年版）。
［2］ [387]哈撒尼：《完者都史》，马因·汗八力编（德黑兰，1969年版）。
［3］ [536]瓦撒夫：《瓦撒夫史》，石印本（孟买，1852—1853年版）；穆哈默德·马丁·伊斯法尼再编本（德黑兰，1959—1960年版）。
［4］ [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
［5］ [663]邵远平：《元史类编》（扫叶山房本）。
［6］ [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北京，1934年版）。
［7］ [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第二次修订版）；重版载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上海，1935年版；台北1962—1969年再版，以及近年来的其他影印本）。
［8］ [623]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9］ [622]苏天爵编：《原朝名臣事略》（1335年刊本，北京1962年重印）。
［10］ [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宝颜堂秘籍本）。
［11］ [648]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本）。该书在[115]傅海波的《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中翻译成了德文（威斯巴登，1956年版）。
［12］ [647]孔齐：《至正直记》，伍崇耀编《粤雅堂丛书》卷321—324（1853年再版；台北，1965年重版）。
［13］ [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1958年版）。
［14］ [628]《大元国朝圣政典章》（《元典章》）（元刊本，台北，1972年重印）。
［15］ 关于该书的全目，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40—50页、64—74页。
［16］ [635]《宪台通记》，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 2608—2609。
［17］ [636]《南台备要》，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10—2611。
［18］ [643]《秘书监志》（《广仓学窘丛书》本）。
［19］ [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2卷（北京，1986年版）。
［20］ [876]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著：《中国通史》第7卷（北京，1983年版）。
［21］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台北，1978年版）。
［22］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纽约，1973年版）。
［23］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24］ [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
［25］ [549]箭内亘：《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重版见岩井大慧编《蒙古史研究》（东京，1930年版），第361—447页。
［26］ [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
［27］ [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
［28］ [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112]《蒙古人：生态环境和社会视野》。
［29］ [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
［30］ [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
［31］ [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
［32］ [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33］ [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34］ [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35］ [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
［36］ [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
［37］ [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京都，1964年版），第401—469页。
［38］ [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
［39］ [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
［40］ [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41］ [101]海老泽哲雄：《蒙古帝国的东方三王家族研究》。
［42］ [191]崛江雅明：《蒙古—元朝时期东方三王研究序说》。
［43］ [304]松田孝一：《从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44］ [812]周清澍：《汪古部事辑》。
［45］ [857]萧启庆：《元代蒙古四大家族》。
［46］ [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
［47］ [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
［48］ [776]陆峻岭、何高济：《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
［49］ [736]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50］ [709]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1978年版）。
［51］ [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52］ [253]W.柯维思：《蒙古人：12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
［53］ [107]惠足俊之：《海都之乱的考察》。
［54］ [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739]《元代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
［55］ [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
［56］ [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
［57］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58］ [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东京，1951年版）。
［59］ [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
［60］ [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61］ [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62］ [692]丁昆健：《元代的科举制度》。
［63］ [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
［64］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65］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
［66］ [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坎布里奇，1956年版，1967年再版）。
［67］ [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关资料：以收支额为中心》。
［68］ [127]傅海波：《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莱比锡，1949年版）。
［69］ [733]全汉昇：《元代的纸币》。
［70］ [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21—432页。
［71］ [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年版）。
［72］ [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
［73］ [774]吴辑华：《元朝与明初海运》。
［74］ [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
［75］ [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
［76］ [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77］ [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78］ [392]罗依果：《蒙文译本〈孝经〉》。
［79］ [858]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860]《元代蒙古人汉学再探》。
［80］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钱兴海（译音）和L.C.古德里奇译注（洛杉矶，196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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