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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朝
金代的基本史料是《金史》，［1］ 由以汉人学者欧阳玄（1283—1357年）为首的元代史馆编撰，成书于1344—1345年，主修官是丞相脱脱（1314—1355年）。现在还有部分1345年的最早刻本存世。元廷1348年的覆刻本保存了下来并于1958年在上海影印出版。在以元代两种刊本互补影印的百衲本（1931年）［2］ 出版之前，人们普遍使用的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虽有一些刻、抄错误，但还是可靠的。至今已知《金史》有不同刻本和抄本超过30种。百衲本现在已被中华书局1975年在北京出版的8册点校本所取代，占校本采用了我们的脚注形式。另一个2册的标点本1970年在台湾出版，［3］ 这个版本虽然不如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但是包括了许多有关金代的其他史料并开列了金代汉文文献书目，所以还是有用的。
《金史》的目录是按照传统的正史模式排列的，包括本纪、志、表和列传。最后的列传，与传统正史一样，亦是论述与外国（西夏、高丽）关系的专传。但是《金史》在两方面与其他中国正史不同。《金史》表列了各国的来往使节、条约和有关对外关系的重大事件，为了解金与邻国（宋、西夏、高丽和辽）的关系提供了便利的线索。另一点不同是在全书最后开列了《金史》中的国语即非汉语名称，并给予这些女真名称以汉文翻译。此外，还开列了女真部名及其汉姓，有些显然是从女真姓名翻译过来的。这些资料对于研究12世纪和13世纪初叶的女真语言非常重要。但是，乾隆朝（1736—1795年）时的学者试图用满文译写《金史》中的外族名称的尝试实在是一种无用功，1781年初版的《金史语解》［4］ 亦因此而不被认可。乾隆朝《金史》和其他同时代文献的刻本，都因为学者的“改字”而不能在今天被使用。
《金史》的修撰主要依靠的金的材料，如金朝历代皇帝的实录、文集中的人物传和少量其他同时代的资料。由于主要资料相对一致，所以《金史》的内部矛盾比同在14世纪40年代修撰的另两部正史《辽史》和《宋史》少得多。1970年前对《金史》编撰和史料的最现代和最广泛的研究是陈学霖的《金代史学三论》。［5］
使用《金史》应该利用几种重要的现代工具书。第一部传纪索引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丛书第35卷的《辽金元传纪三十种综合引得》，［6］ 其中包括了《金史》。《金史》中的人名，均被编入崔文印的《金史人名索引》。［7］ 更有用和更详细的索引，是小野川秀美主持编辑的3卷本《金史语汇集成》。［8］ 该书不仅列出了人名和地名，还列出了《金史》中出现的所有重要词汇。它使用的是百衲本，而崔文印的索引用的是北京1975年出版的新标点本。
另一个同时代的重要史料是《大金国志》。［9］ 此书主要使用了金、宋的资料，署名宇文懋昭撰写，但是成书时间还不能确定（可能是在13世纪中叶）。它是按正史的模式写的，以本纪开头。本纪后面是13个开国功臣的列传，然后是三十多个活跃于金朝的汉人文学之士的列传。金的傀儡楚和齐单独成传。《大金国志》的叙事远比《金史》简单和狭窄，但是不能否定它的史料价值，因为它保留了一些《金史》未载的细节和几份政治文件的全文，如宋金的盟约。使用《大金国志》的资料很方便，因为已有吴晓铃等编辑的《大金国志通检》。⑥
另一部文书集是《大金吊伐录》。［10］ 它主要包括外交信件、盟约和与金、宋1123—1127年间建立重要关系相关的文书。不幸的是，最常使用的版本是被乾隆朝的“改字”弄混的版本。尽管如此，该书还是保留了有关北宋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大量资料。
王鹗（1190—1273年）原来是金的汉族官员，金国灭亡后成为胜利者蒙古人的官员。他在日记中记录了1233—1234年金国的最后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他的《汝南遗事》［11］ 详述了金廷最后的统治者在宋和蒙古的围攻中力求生存而采取的不顾一切的尝试。陈学霖在《〈汝南遗事〉导论：1234年蒙古包围下的晚金实录》［12］ 一文中对该书作了研究。陈学霖还在《金代史学三论》中，对另一部晚金著作刘祁（1203—1250年）的《归潜志》作了有价值的评述。［13］ 《归潜志》［14］ 收录了许多晚金人物传和轶事，主要是根据个人所见写成，并详细地描述了金国最后几年开封的生活状况。它也包括蒙古军队围攻开封的目击记，这段记载被埃里希·海涅什在《两个王朝的灭亡》中翻译成德文。［15］ 在金代史料中，我们还应提到金代作者张■的40卷的《大金集礼》。［16］ 这是一部卷数众多的叙述金朝统治下中国礼仪和宫廷礼仪的专著，所记内容比《金史》中内容相同的志要详细得多。
并不是说在同时代的史料中，在金朝统治下的汉人作者的文集不重要。它们包含了许多人物传记。在最近的两部工具书中，已列出了这些人物传记的索引：梅原郁和衣川强的《辽金元人传记索引》，［17］ 罗依果的《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18］ 后者特别有用，因为它还包括《道藏》［19］ 中保存的全真道徒的作品中的传记资料和来自佛教史书中的传记资料。
有史料价值的还有两部金人文选，保留了许多在存世金人文集中找不到的材料。这两部书是庄仲方（1780—1857年）的《金文雅》［20］ 和张金吾的《金义最》。［21］ 这两部当代再版的文选现在很容易使用。特别是《金文最》，保留了许多重要资料，包括碑文资料。两部书都按照作品的类别排列，所以即便没有索引也比较容易找到需要的资料。元好问（1190—1257年）于1233—1249年间编辑的金代诗集《中州集》，［22］ 也是一个很好的传记资料，因为它为诗集中的每个作者提供了一个小传。陈学霖亦研究了这部诗集。［23］
我们的叙述集中于金的文献，但是宋的史料几乎同等重要。没有宋的资料，不可能写出金代历史，亦不可能写出金、宋间长期斗争的历史。从宋代史料中收集大量的资料并非易事。毫不夸张地说，在南宋人的政治性著述中，都不难发现有关女真人的金国的一些记载。所有南宋的编年史料中，也是如此。在这些著述中，篇幅最大也最具有史料价值的是徐梦莘（1126—1207年）编的《三朝北盟会编》，大约成书于1196年。它囊括了从1117年至1162年的事件，也保存了女真建国之前的有价值的详细记录。这部250卷的会编，包括大量的原始文书如信件、诏敕、史册及使者和其他官员的报告。在《三朝北盟会编》中的不可忽视的大量资料，几乎能将所有重大事件的详情逐日写出来，例如1126—1127年北宋灭亡时的情景。通行的版本是袁祖安1878年的刻本，近来又重印了此版本。［24］
其他重要史料是使者报告中保存的一些在女真国家中的见闻。傅海波撰文对一个使者的日记作了研究：《1211—1212年宋人使者的日记：程卓的〈使金录〉》。［25］ 其他使者的记述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由沙畹——他在中国研究的很多领域里成绩突出——在他的论文《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26］ 和《北辕录：周煇的北使记录》［27］ 中翻译成法文。另一部以在女真人中间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书是洪皓（1088—1155年）的《松漠纪闻》。［28］ 洪皓于1129年受命使金，被金扣留，直至1143年才被放回。该书最完整的版本是《豫章丛书》本，它包括了传抄中丢失的部分内容。《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金朝初期的大量资料，就是出自《松漠纪闻》，它直接记录的12世纪30年代北方的生活情景确实令人着迷。
有关辽代和元代的史料对研究金朝的兴亡显然也很重要。因此，要研究1125年之前和13世纪初叶的历史，必须分别参考《辽史》和《元史》。对研究女真与朝鲜的高丽之间的关系的最重要史料是完全独立成书的《高丽史》，［29］ 郑麟趾撰，叙事从918年至1392年。该书可以被用来核对金、宋有关高丽北疆发生事件的史料。
有关金的研究成果
对金史的学术研究在元代和明代实际上不存在。只是在满洲人于17世纪统一中国之后，由于女真是满洲人的祖先，对金朝的兴趣才高涨起来。1646年，满洲人的清朝建立后仅两年，经过改编的金史编年就被翻译成了满语。这本名为 Aisin gurun－isuduri bithe（《金国编年史》）的书，1887年由夏尔·J.de阿尔雷兹翻译成了法文。［30］ 第一个考释《金史》史料的中国学者似乎是施国祁（约1790—1820年）。他的《金史详校》［31］ 标出了《金史》各卷中的错讹字及矛盾之处，对更好地理解《金史》颇有价值。施国祁的大部分考证已被收入中华书局1975年的《金史》点校本。张金吾和庄仲方最初尝试编辑金人文选是在19世纪前半叶。但是这些活动都是孤立的，中国金史研究的初兴是在20世纪初，例如在王国维（1877—1927年）的著作中，就有对金于12世纪90年代修建的对付蒙古人的界壕的研究。［32］
直到最近，日本对金研究的兴趣还大大超过中国。这种兴趣与日本的政治发展相一致，日本认为满洲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学者对金代的满洲史已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历史地理方面。早期学者如稻叶岩吉、池内宏的研究，为后几代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白鸟库吉的主持下，他们的一些权威性研究成果在1912—1914年间被翻译成了德文。［33］ 这部译著有极好的索引，对那些能够阅读德文但不太懂日文且不能直接引用日本译文［34］ 的当代学者尤其有用。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有关金和女真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不仅没被打断，还继续一浪高过一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大部头的著作。三上次男的经典性著作《金史研究》［35］ 是经过校定后出版的文集，收录了他以前发表的研究金史问题的论文。第1卷《金代女真社会研究》（1972年版）是对建国前和建国初年的女真人的琐细研究，详述了从女真兴起到建国的历程。第2卷《金代政治制度研究》（1970年版）是从建国初年到以后的政府和管理体制的研究。第3卷《金代政治社会研究》（1973年版）是有关女真人控制的金朝的附属人口、女真部落的一致性、在中国环境下保存女真文化等问题的研究，还有一章专门研究金与高丽的关系。3卷书后面都附有索引。另一部日本著名的著作是外山军治的《金朝史研究》。［36］ 与三上次男的著作一样，这部书亦主要是作者早期研究的论文集。一些文章是研究金朝的少数民族问题，其他文章研究金宋关系和12世纪蒙古的作用。外山军治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揭示了黄河洪水泛滥对金经济的衰落的作用。
在西方，除了沙畹的开拓性研究外，实际上近年之前一直没有研究金的力作。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37］ 第4卷和第5卷中的有关金的章节，很多年来都是用西方语言叙述金史的最有说服力的作品，但是现在应该承认它已过时了，不过对宋金关系和军事事件的叙述还是有用的。卢森·吉伯特的《满洲历史地理辞典》［38］ 是一个重要的资料库。虽然这本按字母排列的辞典没有标出史料的出处，但它提供了金人和古代满洲部族的许多有关资料。作为一个基本的资料来源，它还是有特殊的价值。
最具说服力的用西方语言写作的女真和金国历史的著作是俄罗斯学者M.V.沃罗别夫的《女真和金国》，［39］ 1975年出版，该书对事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叙述和分析最为精彩（用西欧语言写的书评，见傅海波在《文献丛刊》的评论）。［40］ 另一部力作是陶晋生的《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41］ 与沃罗别夫的著作几乎同时出版。并非像题目所示，该书的研究大大超出了汉化的范围，它还描述了政府制度、人员的补充及女真的经济形势。在傅海波的《从建国到蒙古征服的北中国：金代（1115—1234年）的经济与社会》［42］ 中，有对金代社会和经济，包括财政制度的简短的研究。
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必须提到的是陈述的《金史拾补五种》。［43］ 研究女真部落、女真人姓名和女真家系的历史必须参考此书。陈述著作特别有价值的一点是列出了不同史料的各种版本中女真姓名的各种写法。一般说来，用通古斯语言比较女真人姓名的语言学研究早已过时，而陈述的著作则是研究女真人姓名的优秀基础之作。
现在已有好几部深入研究金代社会经济条件的论著。何炳棣的《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44］ 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对金代人口数字的研究。对金代对外贸易的考证，有加藤繁的《宋金间的贸易》和《宋金贸易中的茶、铜币、丝织品》，初次发表于1937年和1935年，分别收入作者的《中国经济史考证》中。50000441_0785_1［45］ 曾我部静雄在《日宋金货币交流史》［46］ 中对金与其邻国间的货币流通进行了研究。全汉昇在《宋金间的走私贸易》一文［47］ 中讨论了宋金间的非法贸易问题。张博泉的《金代经济史略》［48］ 对金代经济作了简洁的描述。陈学霖在《女真—金朝的茶叶生产和贸易》［49］ 中详述了金代茶叶专卖的状况；酒的专卖则有傅海波的研究《葡萄酒小考》。［50］
有几种用西方文字发表的研究宋金间外交与军事关系的论著。达格玛·蒂勒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51］ 详尽地叙述了宋廷与新兴的金国缔约以推翻已经日薄西山的辽朝的努力以及宋金反目并导致了北宋的死亡。
对两国间条约的考释有傅海波的《宋金条约》。［52］ 该文既研究了1141年的和约，也研究了后来的条约。作为插曲的1205—1208年两国间的战争，成为科林娜·汉娜《开禧间（1205—1208年）德安城攻防战研究》的主题。［53］ 该书不仅翻译和注释了争夺战略城镇德安之战的目击记，还叙述了宋金间的使者往来并重签早期的和约以及宋金争端的再起。海罗撒脱·伊威的《蒲鲜万奴国号大真的来源和意义》，［54］ 对叛金并在满洲建立了一个短命王国的蒲鲜万奴作了研究。对女真与高丽的进一步研究，有米歇尔·C.罗杰斯的《朝鲜史研究（2）：高丽的军事独裁及其与金朝的关系》。［55］ 这些文章都是以中国和朝鲜的史料为基础的。
在翻译有关文献的同时展开对早期女真文明的研究，见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女真资料的翻译》［56］ 和《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2）：〈金史〉卷1翻译》。［57］ 女真的物质文化，尤其是建国前的物质文化，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这要感谢苏联考古学家的发掘。靺鞨（女真的先民）文明的遗存是E.I.德利万科《中阿穆尔的靺鞨遗存》［58］ 研究的主题。
在苏联沿海省份的女真墓葬提供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资料，见V.E.梅德韦杰夫的《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阿穆尔女真的文明》。［59］ 另一部关于女真遗存的研究论著是V.D.连科夫的《萨金斯克村遗存所见12世纪女真的冶金和金属制造》。［60］ A.P.奥克拉德尼柯夫和V.E.梅德韦杰夫的《考古资料揭示的阿穆尔女真地区》［61］ 一文，对苏联的考古成果作了综述。
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人用西欧文字研究苏联考古学家的发现。我们对中国有关金代的艺术和考古资料则要熟悉得多。中国在东北地区的许多新发现发表在考古学刊物如《文物》和《考古》上。苏珊·布什的《金朝（1122—1234年）的文人文化》文章，［62］ 论述了独立于南宋画风之外的金代中国画开创的新风。乔治·凯茨的《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63］ 为金代北京的建筑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关野贞、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64］ 中，对金代的佛教艺术有较详细的描述。但是，一部资料完整的金代艺术史，还没有写出来。
部分植根于民间文学形式的金代中国文学，在西方已经被反复地研究，例如，詹姆斯·I.克伦普的《院本：元杂剧的祖源》［65］ 和斯蒂芬·H.韦斯特的《杂耍与话本：金代戏剧的形态》。［66］ 对金代戏剧最有名的是M.答里吉洛娃-维林杰洛娃和詹姆斯·I.克伦普的翻译及研究《刘知远诸宫调：藏龙卧虎的民谣》。［67］
虽然佛教在金廷得宠，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宗教革新是道教的全真派的兴起。第一个注意这些变化的西方学者是阿瑟·韦利，在他翻译的《长春真人西游记》［68］ 中，利用了道教的文献。对全真派的权威性研究是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69］ 他所持的全真派是中国反女真势力的观点似乎不妥，但是作为一部资料书，陈垣的著作还是举世无双的。
对金代法律最好的研究是叶潜昭的《金律之研究》。［70］ 作者不仅通过分析法律文献研究女真的习惯法，还对金律和唐律作了比较研究。傅海波则在《女真习惯法与金代中国的法律》［71］ 一文中对金代女真习惯法与中国成文法的相互关系做了研究。
最后，必须提到研究女真语言和文字的书目资料。长田夏树在《女真文字与现存资料》［72］ 中列举了女真文字的资料，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在东北和其他地方又有了不少新发现。我们现在的女真文字知识来自明代16世纪时编辑的一部附有相关资料的辞典。辞典分类排列语辞，每一个女真原字都附有汉语音译和汉文释义。这部极有价值的资料用的是后期女真的语言。
另一部未附原文的后期女真语辞典是石田干之助的《女真文》。［73］ 带女真原文的辞典的开创性研究是葛鲁贝的《女真的语言与文字》，［74］ 该书翻译了871个带有原文的女真词汇。在葛鲁贝之后，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和欧洲学者研究女真语言和文字。在路易斯·李盖蒂的《女真小字译注》［75］ 和《女真文碑文考释》［76］ 二文中，对以前的研究，尤其是对女真语音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重要的改进。在葛鲁贝的上述著作中，只引用了一个碑文和相关的资料，新研究应该更广泛地应用保存在日本的其他碑文。吉斯布勒·N.基约瑟在《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重构与翻译》［77］ 一书中，作了这方面的工作。
葛鲁贝和基约瑟等学者研究的语言，是1500年前后的女真语，与12和13世纪的老女真语有所不同。但是，明代辞典中抄录的文字更像碑文中发现的老女真文字，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这些资料是1185—1413年间的。正因为我们已经从明代的双语辞典中知道了字词的用法，就更有可能在确定范围内翻译这些碑文。
现在对存世女真碑文的最好的研究成果是金光平和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78］ 作者成功地构造了似乎合理的读音并翻译了绝大部分现存碑文。这个碑文资料的容量似嫌过窄，对历史学家来说，存世的金代汉文碑文更为重要。但是，老女真文献对研究金代的多语文化还是极有价值的。几乎所有已知的女真文字都是石刻或在金属（如印章）上，但是还存有一份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它保存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几年前已被发表，见D.卡拉等的《书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79］ 这份文书还没有被翻译。对不附原文的汉文—女真文辞典的最新研究是D.A.凯恩的《四夷馆的女真译语》。［80］ 它所反映的语言可能比带原文辞典的语言处于更晚的阶段。
在这个简短的书目介绍中，显然不能评价金史研究领域的所有成果。至少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选择的这些论著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恰又显示了金史的研究还是在许多不同国家的学者个人和零散的努力，很少有广泛合作的努力。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忽视日本学术成果的很多明显事例，反之亦然。在这两个国家中，甚至在学术带头人中，都普遍存在忽视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现象。结果是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因为可资利用的资料多多少少有相同之处。无论如何，一个金代研究的宽泛书目还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它有助于各国该领域研究学者间的相互沟通。
［1］ [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
［2］ 百衲本《金史》，1931年出版。
［3］ [646]《金史》（台北，1970年版）。
［4］ 《金史语解》（北京，1781年版）。
［5］ [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威斯巴登，1970年版）。
［6］ [691]《辽金元传纪三十种综合引得》（北京，1940年版）。
［7］ [862]崔文印：《金史人名索引》（北京，1980年版）。
［8］ [362]小野川秀美：《金史语汇集成》（东京，1960—1962年版）。
［9］ [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597]崔文印有新点校本《大金国志校证》（北京，1986年版）。
［10］ [593]《大金吊伐录》（上海，1959年版）。
［11］ [602]王鹗：《汝南遗事》（上海，1959年版）。
［12］ [50]陈学霖：《〈汝南遗事〉导论：1234年蒙古包围下的晚金宫廷实录》。
［13］ [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121—166页。
［14］ [594]《归潜志》（北京，1983年版）。
［15］ [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年和1368—1370年目击者的报告》（威斯巴登，1969年版），第7—26页。
［16］ [592]张■：《大金集礼》（上海，1936年版）。
［17］ [518]梅原郁、衣川强编：《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京都，1972年版）。
［18］ [400]罗依果：《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卷（堪培拉，1970—1979年版）。
［19］ 《道藏》（台北，1962年重印本）。
［20］ [680]庄仲方：《金文雅》（台北，1967年版）。
［21］ [682]张金吾：《金文最》（台北，1967年版）。
［22］ [600]元好问：《中州集》（《四部丛刊》本）。
［23］ [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67—119页。
［24］ [58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袁祖安1878年刻本；台北1966年重印4卷本）。
［25］ [140]傅海波：《1211—1212年宋人使者的日记：程卓的〈使金录〉》。
［26］ [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27］ [59]沙畹：《北辕录：周煇的北使记录》。
［28］ [579]洪皓：《松漠纪闻》（南昌，1915年版）。
［29］ 郑麟趾：《高丽史》，3卷（东京，1908—1909年版）。
［30］ Aisin gurun－i suduri bithe，[90]夏尔·J.de阿尔雷兹译：《金帝国史》（卢万，1887年版）。
［31］ [681]施国祁：《金史详校》（北京，1975年版）。
［32］ [697]王国维：《金界壕考》。
［33］ [460]白鸟库吉：《满洲历史地理》，2卷（东京，1912—1914年版）。
［34］ [461]白鸟库吉、箭内亘、松井等、稻叶岩吉：《满洲历史地理》，2卷（东京，1913年版，1940年再版）。
［35］ [309—311]三上次男：《金史研究》，3卷（东京，1970—1973年版）。
［36］ [506]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京都，1964年版）。
［37］ [147]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5卷（柏林，1930—1954年版）。
［38］ [157]卢森·吉伯特：《满洲历史地理辞典》（香港，1934年版）。
［39］ [530]M.V.沃罗别夫：《女真和金国》（莫斯科，1975年版）。
［40］ [132]傅海波：《评M.V.沃罗别夫的〈女真和金国〉》。
［41］ [489]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西雅图，1977年版）。
［42］ [130]傅海波：《从建国到蒙古征服的北中国：金代（1115—1234年）的经济与社会》（奥普拉登，1978年版）。
［43］ [781]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北京，1960年版）。
［44］ [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
［45］ [243]加藤繁：《宋金间的贸易》，1937年；《宋金贸易中的茶、铜币、丝织品》，1935年；再版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东京，1953年版），2卷，第247—304页。
［46］ [471]曾我部静雄：《日宋金货币交流史》（东京，1949年版）。
［47］ [732]全汉昇：《宋金间的走私贸易》。
［48］ [798]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沈阳，1981年版）。
［49］ [51]陈学霖：《女真—金朝的茶叶生产和贸易》。
［50］ [131]傅海波：《葡萄酒小考》。
［51］ [498]达格玛·蒂勒：《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威斯巴登，1971年版）。
［52］ [144]傅海波：《宋金条约》。
［53］ [174]科林娜·汉娜：《开禧间（1205—1208年）德安城攻防战研究》（威斯巴登，1970年版）。
［54］ [219]海罗撒脱·伊威：《蒲鲜万奴国号大真的来源和意义》。
［55］ [421]米歇尔·C.罗杰斯：《朝鲜史研究（2）：高丽的军事独裁及其与金朝的关系》。
［56］ [120]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女真资料的翻译》。
［57］ [121]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金史〉卷1翻译》。
［58］ [94]E.I.德利万科：《中阿穆尔的靺鞨遗存》（新西伯利亚，1975年版）。
［59］ [308]V.E.梅德韦杰夫：《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阿穆尔女真的文明》（新西伯利亚，1977年版）。
［60］ [283]V.D.连科夫：《萨金斯克村遗存所见12世纪女真的冶金和金属制造》（新西伯利亚，1974年版）。
［61］ [358]A.P.奥克拉德尼柯夫、V.E.梅德韦杰夫：《考古资料揭示的阿穆尔女真地区》。
［62］ [44]苏珊·布什：《金朝（1122—1234年）的文人文化》。
［63］ [242]乔治·凯茨的《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
［64］ [446]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东京，1934年版）。
［65］ [81]詹姆斯·I.克伦普：《院本：元杂剧的祖源》。
［66］ [540]斯蒂芬·H.韦斯特：《杂耍与话本：金代戏剧的形态》（威斯巴登，1977年版）。
［67］ [95]M.答里吉洛娃-维林杰洛娃、詹姆斯·I.克伦普：《刘知远诸宫调：藏龙卧虎的民谣》（牛津，1971年版）。
［68］ [534]阿瑟·韦利译《长春真人西游记》（伦敦，1931年版）。
［69］ [788]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1941年版，1962年再版）。
［70］ [714]叶潜昭：《金律之研究》（台北，1972年版）。
［71］ [128]傅海波：《女真习惯法与金代中国的法律》。
［72］ [363]长田夏树：《女真文字与现存资料》。
［73］ [215]石田干之助：《女真文》。
［74］ [161]葛鲁贝：《女真的语言与文字》（莱比锡，1896年版）。
［75］ [289]路易斯·李盖蒂：《女真小字译注》。
［76］ [287]路易斯·李盖蒂：《女真文碑文考释》。
［77］ [251]吉斯布勒·N.基约瑟：《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重构与翻译》（京都，1977年版）。
［78］ [805]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1980年版）。这部著作是[806]金启孮的《女真文字典》（北京，1984年版）基础之作。
［79］ [240]D.卡拉等：《书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
［80］ [237]D.A.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5年博士学位论文）。D.凯恩后来出版了修改的增补本《四夷馆的女真译语》（布卢明顿，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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