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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介绍
1.辽
传统史料
辽是资料特别缺乏的时期。辽朝政府像其他中国政府一样，产生了大量的用汉文和契丹文书写的公文。但是在辽朝灭亡之后，只有少量公文存留下来，可惜没有一件留存至今。
历史记载的缺乏是辽朝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辽朝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和史馆，但是它的史官从未像同时代的宋和后来的金代史官那样尽职和具有专业才干。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直到辽朝后期还没有按中国模式确立一个固定的都城及宫廷和官府。契丹宫廷总是不断迁徙，皇帝从未放弃在帝国内的定期游徙和定期前往他们的四季行宫（捺钵）。这种形式的政府不利于正常保存国家的档案。各级政府的个人专断方式，加上辽朝管理体制被分割为北面官（管理部落民）和南面官（管理汉人），前者用契丹文记录部分公务，后者则专门使用汉文，更使资料不易保存。
辽朝和其他中原王朝一样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1］ 这些起居注应该是保密的，但是皇帝有时强加干涉，坚持要看起居注中如何记录他们的活动，并处罚那些拒绝给他们看起居注的官员。［2］ 10世纪末叶，辽朝已有按唐朝制度建立的国史院，它的主管官员和三个僚属，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3］ 他们正常地将逐日的记录汇集成起居注。在圣宗（982—1031年）时，他们还开始修撰前朝的实录，第一部奏上的实录是在991年。［4］ 在道宗（1055—1101年）时，委任了编撰“国史”的监修官。1085年，国史院奏上了道宗朝以前的各朝实录。［5］ 这些实录提供了一个从王朝建立到1055年的编年史，可能保存了早期各皇帝在位时的第一批经过整理的资料。道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天祚（1101—1125年）在1101年下令续修至他以前的各朝实录。由耶律俨主持修撰的实录在1103年完成，共计70卷。［6］ 这个实录保存到了明朝初年。天祚帝时没有起居注。
辽朝皇帝至少下令编撰过两部契丹建国前的史书。第一部是941年编撰的《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可能是用契丹文写的。［7］ 第二部是监修国史萧韩家奴主持编撰的汉文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20卷，1044年完成。［8］ 萧韩家奴为了使契丹天子乃至庶人都能了解中国制度和古今成败，特别把一批汉文史书翻译成契丹文。被翻译的有9世纪时马总撰写的通史著作《通历》，薛居正撰写的《（旧）五代史》（后来被列为五代的正史），吴兢编辑的唐太宗和他的大臣讨论政务得失的《贞观政要》。［9］ 《贞观政要》似乎很受来自北方的非汉人统治者喜爱，因为其中的治国言论较易于被接受。这部书后来又被翻译成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和满文。
尽管宋人严格禁止图书出口，辽的宫廷史官和文士还是知道中国的宋朝的历史著述。［10］ 1096年，辽廷的一个汉人官员在给道宗的上书中指出，宋廷虽然承认辽廷与之相同的地位，但是在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中，却将契丹附于四夷之中。他建议在辽人修的国史中给宋以同样的待遇。［11］
女真人的金朝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超过辽，在灭辽之后，金朝理应修撰前朝辽的正史。但是，关于辽是不是一个正统王朝的争论成为修史的一大问题。虽然辽具有中国式王朝的所有外在形式和地位，并得到了宋廷的认同，它的统治却从未超出中国北部的一个小边缘地带。甚至在与中国的宋朝持续不断地接触了两个世纪和吸收了大量的汉族臣民之后，辽统治者的汉化程度仍很低。修史者遇到的难题是把辽视为边疆地区的王国并将其历史附在五代史和宋史中，还是把辽作为完整的正统北方王朝，与宋分开，就像处理北魏及其6世纪的继承者那样，单独写它自己的历史。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14世纪，一个蒙古丞相终止了汉人正统史家的激烈争论，才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专断地裁决。
第一次修辽史的尝试是在金熙宗（1135—1150年）时，熙宗命契丹皇室后裔耶律固修撰辽史，这一任务后来由耶律固的弟子契丹人萧永祺承担，并在1148年完成，共计70卷（译者注：应为75卷）。［12］ 但是，从1189年直到1206年，金的史馆显然没有全力从事完整的官修辽史计划，修史工作常被政治争斗所打断，所以一直没有完成，直至1207年才由陈大任完成并上奏朝廷。［13］
元朝时激烈的正统之争亦延缓了辽史的修撰，最终在1343年由担任辽、金、宋三史总撰官的脱脱丞相终止了无休止的争论。辽朝历史即现存《辽史》的修撰，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1344年成书，1345年刊行。［14］ 因为该书为我们提供了辽代的主要资料，有几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与其他正史不同，《辽史》是在辽灭亡后两个多世纪才修撰的，经过两次剧烈的朝代变迁，在修史时辽代的官方档案早以荡然无存。最不幸的是修史者没有应用任何契丹文资料，尽管当时在蒙古宫廷中还有学者能够读契丹文；似乎修史者亦没有应用任何辽廷的汉文档案资料。
《辽史》主要以三部现成的著作为底本：耶律俨于1103年编撰的《皇朝实录》、陈大任编撰并于1206年上奏给金廷的《辽史》和《契丹国志》。［15］ 27卷的《契丹国志》，南宋进士叶隆礼奉敕修撰，■大约成书于1247年。［16］ 该书依据的全部是宋人的文字资料，并带着鲜明的宋人的观点。作为修撰《辽史》的底本的这三部著作，只有一部保留下来，另两部已在明朝时散佚。《契丹国志》现有V.S.塔斯钦翻译的俄文译本。［17］
清代考据学成果
《辽史》修撰得实在太差了，不仅内部矛盾和史实出入充斥其中，而且在使用资料方面与《金史》和《宋史》（这是与《辽史》同时修撰的两部正史，出自同一群史官）及五代时期的两部正史、宋人的史书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其他当时的文献全然不同。考证《辽史》的史实错误，成为清初的考据学家的一个专门领域，他们所做的大量资料考证工作，为现代史学家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一个对《辽史》进行全面考证的是厉鹗（1692—1752年），他在《辽史拾遗》中，汇集了近400种宋、元著述中的相关资料。［18］ 杨复吉（1747—1820年）后又增补史料，著出《辽史拾遗补》一书。［19］ 钱大昕（1782—1804年）和赵翼（1727—1814年）二人都对辽代的资料做了大量的考释。19世纪末期，李有棠（1843—1902年）在《辽史纪事本末》中大量引用了厉鹗和杨复吉辑录的资料。［20］
在本世纪，《辽史》的史料研究由冯家昇、罗继祖等学者继续进行。他们的成果被收入赵铁寒编辑《辽史校勘记》中，包括冯家昇的《辽史初校》，罗继祖的《辽史校勘记》、冯家昇的《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和《辽史源流考》。［21］ 其他学者对存世的辽代契丹文和汉文碑刻进行了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清除了许多难点，但还是留下大量空白。辽史依然是中国历史中资料较缺乏的。
给当代辽史专家最大资料便利的是在杨家骆主持下编辑的10卷本《辽史汇编》。［22］ 该书将所有重要资料、前面提到的考据成果及很多其他成果汇集在一起，并且大量选录了1960年前的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10卷本重印了魏特夫和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增补该书的《辽史汇编补》［23］ 于1974年出版。
近10年出版的两部辽代文献集也是重要的资料。陈述的《全辽文》辑录了包括碑文在内的辽代汉文文献。［24］ 与之相同的契丹语文献的辑录，见清格尔泰等人合编的《契丹小字研究》，［25］ 该书亦包括对契丹文字、语言资料的翻译和评述。
当代研究成果
早期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对辽极不重视。第一次提到辽的是V.P.瓦西里耶夫，在1859年出版的俄文东方史中亚部分中写了几句。第一部有关辽的专著是贾柏连的《辽史》，译文《满洲边缘的辽史》于1877年出版。［26］ 基本接近于现在研究的是H.H.霍渥斯的《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27］ 在E.H.帕克的《鞑靼千年史》中，对契丹则有了很长的描述。［28］
真正意义的现代研究成果是沙畹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29］ 该文翻译了出使契丹的宋人胡峤、王曾、路振和宋绶的行程纪。
但是，这并没有激发对辽史的更深入研究。除了闵宣化的考古研究外，接下去对辽史研究有成就的是史泰安，他研究并翻译了《辽史》［30］ 和《说郛》中的《契丹国志》。这一研究涉及了有关契丹的亲族制度、社会结构以及风俗习惯等一系列问题。
魏特夫和冯家昇有关辽代的巨著《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31］ 1949年出版，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用各种文字出版的辽史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它不仅对辽代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并列出了至该书出版时用各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录。但是，固定的结构难以绘出不断发展的全景，使本书未能成为一个能够反映各种事件的完整的编年史。主要是因为该书的结构难以把握并难以阅读，使它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这部著作，是任何对辽史有兴趣的学者都应该读的基本书。
可能是因为魏特夫和冯家昇的著作涉及了如此广泛的问题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该书问世后数年中，出现了一些研究辽史的西方文字论著。一个例外是在对外关系领域。关于宋辽外交关系研究的主要汉文成果是聂崇歧的长篇论文《宋辽交聘考》，［32］ 第一次发表是在1940年，重版载于聂崇歧的《宋史丛考》。傅乐焕（1913—1966年）亦就这一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见于他的论文集《辽史丛考》中。［33］ 近来西方的学者已经重又否定了契丹是宋属下的“蛮夷”邻族的传统中国观点，集中研究当时的真正的多国制现象。在莫里斯·罗沙比编辑的一本极好的会议论文集《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中，［34］ 收录了王赓武、陶晋生、米歇尔·罗杰斯等人的论文，［35］ 这些论文切中要害并勾划出了10—11世纪北亚多国制的场景，契丹和辽是参与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C.施瓦茨-席林的专题论文《澶渊之盟（1005年）》，［36］ 揭示了导致宋辽1005年和约的重大事件。克劳斯·蒂兹的《1074—1076年的辽宋边界冲突》，⑥详述了两国关系中不用战争而解决的最后一次危机。蒂勒·达格玛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一书，［37］ 详述了辽朝末年的重要事件，尽管它的重点是研究宋金关系而不是宋辽关系。陶晋生在他的《宋辽关系史研究》［38］ 一书中对宋辽关系进行了全面研究，此后又出版了同样题目的英文论著《两个天子》。［39］
最近还有研究辽朝对外关系的两篇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珍妮特·诺维的《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与契丹的交往》［40］ 和梅尔文·斯里克兰·安的《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41］ 后者几乎就是对出使辽的宋朝官员的专门研究。
大量有意义的辽史研究著作出现在中国。傅乐焕的丰富的和卓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收入了著者死后出版的《辽史丛考》中。［42］ 傅乐焕1966年的早逝，是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损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引人注意和最多产的辽史学家是陈述，他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43］ 可能是中国学者对辽代社会和经济研究的最大胆尝试。陈述的分析与魏特夫、冯家昇的有所不同，他比较注重有条理地叙述，对薄弱和零碎的资料的考释不太注意。该书同样未对持续的社会变化给以更多的解释。陈述最近的著作《契丹政治史稿》，［44］ 包含了一系列有关契丹社会和政治制度各方面以及各种政治事件的令人感兴趣的、有些是独有见地的论文。陈述还给非专业读者写了一部通俗著作《辽代史话》。［45］ 另一部引人注意的著作是张正明的《契丹史略》。［46］ 该书的主要部分亦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但是更加完整并对历史演变给予更多的关注。更详细和更条理的辽史著作是舒焚的《辽史稿》，［47］ 可惜在本章完成后我还无法参考该书。
可能最好的辽代政治史大纲是由姚从吾的一系列内容详实的讲座组成的。姚从吾1971年去世后，陶晋生将他的讲义编入全集，并得以出版。［48］ 姚教授写了多篇有关辽代政治和制度史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既有对复杂事件的深入研究，亦殿示了作者的谨慎学风，所以很有价值。最重要的论著收入他的《东北史论丛》，［49］ 并且在《辽史汇编》及其补编中重版。
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出版了不少优秀的辽史著作，尤其是研究辽代社会和法律制度的著作。最重要的贡献是岛田正郎对辽代法律（与泷川政次郎合作）、［50］ 辽代社会、［51］ 辽代管理制度、［52］ 辽代社会与文化、［53］ 辽代官制［54］ 及辽史其他方面［55］ 的系列研究。这些成果深化了辽代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傅海波赞同并发展了岛田正郎关于辽律的观点，对辽律做了进一步研究，在1981年意大利贝拉焦举行的中国中世纪法律史研讨会上，提交了《从辽朝（907—1125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的论文。［56］ 同一作者还翻译了《辽史·刑法志》全文并做了评注。［57］
关于辽代宗族研究，詹尼弗·霍姆格伦发表了两篇引人注意的文章：《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58］ 和《耶律、遥辇与大贺：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袭特权观念》。［59］
关于辽代的佛教，最优秀的著作还是野上俊静的《辽金的佛教》。［60］
关于辽代的物质文化，第一批重要的证据来自考古，特别是来自辽皇陵的发掘。闵宣化的《巴林蒙古左旗的大辽帝国古都》［61］ 和《辽代王陵》⑾二文，第一次引起了西方读者对辽代物质遗留的注意。这一领域，从人类学家兼考古学家的鸟居龙藏（1870—1953年）开始，被日本考古学家大大发展了。岛居龙藏在本世纪30年代初在《国华》上发表《辽代的壁画》的系列文章，［62］ 对新发现的辽代皇陵的壁画做了介绍。此后他又出版了《考古学所见辽代文化图谱》，［63］ 辑录了大量的古代图片，但释文似乎从未发表，可参见他的《辽代文化探讨》［64］ 一书。关于早期的日本考古学发掘，亦见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对圣宗墓庆陵的研究［65］ 和岛田正郎关于祖州城的报告。［66］ 引人注意和更有价值的是田村实造在《庆陵的壁画》［67］ 中对庆陵及其壁画的研究。
本世纪50年代以来，其他带有壁画和各种文物的陵墓被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三个西方学者使用这些资料对契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埃伦·约翰斯顿·莱恩的《晚期中国墓葬装饰的模式和问题》，［68］ 琳达·库克·约翰逊的《辽朝公主的婚仪：吉林辽代墓葬的壁画》［69］ 和奥尔布赖特·罗雷克思的《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70］
关于辽代陶器和瓷窑，见威廉·沃森的《唐代和辽代的制陶术》［71］ 和李文信、朱子方对辽宁省博物馆所藏辽代瓷器的叙述。⑾亦可参考Y.迈纳为展览开列的目录《长城南北的辽代陶瓷》，附有参考书目，1973年出版。⑿
在建筑领域辽代无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存的超过30个的大型石木建筑，确有一些代表了技术方面的重要进步。关于辽、金建筑的经典之作是1934年由关野贞、竹岛卓一出版的图片集和竹岛卓一10年后出版的研究著作。［72］ 辽代建筑中最壮丽的是在山西省东北部应县的大木塔，陈明达对该塔研究的专著出版于1980年。［73］ 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1984年出版的《中国传统建筑》，［74］ 对辽代建筑有精彩的简述。最后，关于辽代的都市规划，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的《中国的帝都规划》一书［75］ 中，包括了辽上京、南京和中京的规划。
［1］ [645]《辽史》（北京，1974年版），卷47，第776页。
［2］ [645]《辽史》，卷23，第278页。
［3］ 契丹人耶律鲁不古在太宗朝已有“监修国史”的名号，但是史馆是否设立得如此早，颇值得怀疑。见[645]《辽史》，卷47，第781页。
［4］ [645]《辽史》，卷13，第141页；卷79，第1272页。
［5］ [645]《辽史》，卷24，第290页。
［6］ [645]《辽史》，卷27，第320页；卷98，第1416页。
［7］ [645]《辽史》，卷4，第49页。
［8］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9］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10］ 1006年后，宋朝政府禁止在边境互市中出卖儒家经典著作及各种注本之外的各种图书，违犯禁令的人要受到处罚，贩卖的书籍没收入官，见[644]《宋史》（北京，1977年版），卷186，第4562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1979年版），卷64，第1425页。辽亦有禁止图书出口于宋的同样禁令，违犯禁令者要被处死。见[577]沈括：《梦溪笔谈》（北京，1956年版），卷15，第160页。[541]亦见魏特大、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费城，1949年版），第502页，注释41。
［11］ [645]《辽史》，卷104，第1455—1456页。
［12］ [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卷4，第84页；卷89，第1988页；卷125，第2720页。
［13］ [646]《金史》，卷12，第282页；卷125，第2727页。
［14］ [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15］ 在《辽史·礼志》的总述中，明确提到了这些著作。见[645]《辽史》，卷49，第834页。
［16］ 该书前序记成书时间为1180年，但是这个年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作者是1247年的进士。前序中的年号，可能被抄错（译者注：即将淳祐七年误写为淳熙七年）。详见[706]《契丹国志通检》（北京，1949年版；台北，1968年再版）前言及[5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契丹国志》集注本，第259页。
［17］ 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的影印本，加上俄文翻译、介绍、评价和索引，构成了[493]V.S.塔斯钦的俄译本（莫斯科，1979年版）。
［18］ 厉鹗的《辽史拾遗》，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台北，1973年版），卷3，第9种。
［19］ 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3，第10种。
［20］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3卷（北京，1980年版）。
［21］ 赵铁寒编《辽史校勘记》，收入《宋辽金元四史资料丛刊》（台北，1971年版）。
［22］ [756]杨家骆：《辽史汇编》，10卷（台北，1973年版）。
［23］ [757]杨家骆：《辽史汇编补》（台北，1974年版）。
［24］ [784]陈述：《全辽文》（北京，1982年版）。
［25］ [863]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1985年版）。
［26］ [152]贾柏连：《满洲边缘的辽史》（圣彼得堡，1877年版）。
［27］ [193]H.H.霍渥斯：《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
［28］ [370]E.H.帕克：《鞑靼千年史》（伦敦和上海，1895年版）。
［29］ [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30］ [473]史泰安：《辽史》。
［31］ [541]见魏特夫、冯家昇书。
［32］ [837]聂崇歧：《宋辽交聘考》。
［33］ [871]傅乐焕：《辽史丛考》，2卷，第283—387页。
［34］ [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伯克力和洛杉矶1983年版）。
［35］ [535]王赓武：《小国的辩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487]陶晋生：《蛮人或北人：北宋人心目中的契丹人》；[419]米歇尔·罗杰斯：《朝鲜中世纪民族的觉醒：辽、金对高丽的影响》；均载于[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
［36］ [444]c.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1005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威斯巴登， 1959年版）。
［37］ [498]蒂勒·达格玛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威斯巴登，1971年版）。
［38］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1984年版）。
［39］ [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塔克森，1988年版）。
［40］ [353]珍妮特·诺维：《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与契丹的交往》，印第安那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41］ [14]梅尔文·斯里克兰·安：《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42］ [871]傅乐焕：《辽史丛考》（北京，1984年版）。
［43］ [78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上海，1963年版，1978年再版）。
［44］ [78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1986年版）。
［45］ [783]陈述：《辽代史话》（郑州，1981年版）。
［46］ [796]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1979年版）。根据作者的前言，此书实际完成于1963年前后。
［47］ [872]舒焚：《辽史稿》（武汉，1984年版）。
［48］ [832]姚从吾：《辽金元史讲义（甲）：辽朝史》，重版载《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2年版），2卷。
［49］ [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年版），2卷。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
［50］ [482]泷川政次郎、岛田正郎：《辽律之研究》（东京，1943年版）。
［51］ [457]岛田正郎：《辽代社会史研究》（京都，1952年版）。
［52］ [458]岛周正郎：《辽制的研究》（东京，1954年版，1973年再版）。
［53］ [454]岛周正郎：《辽代社会与文化》（东京，1956年版）。
［54］ [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东京，1978年版）。
［55］ [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东京，1979年版）。
［56］ [119]傅海波：《从辽朝（907—1125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
［57］ [145]傅海波：《辽史中的“刑法志”》。
［58］ [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
［59］ [187]詹尼弗·霍姆格伦：《耶律、遥辇与大贺：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袭特权观念》。
［60］ [350]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京都，1953年版）。
［61］ [329]闵宣化：《巴林蒙古左旗的大辽帝国古都》。⑾[332]闵宣化：《辽代王陵》。
［62］ [505]鸟居龙藏：《辽代的壁画》。
［63］ [503]鸟居龙藏：《考古学所见辽代文化图谱》，4卷（东京，1936年版）。
［64］ [504]鸟居龙藏：《辽代文化探讨》（东京，1937年版）。
［65］ [486]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京都，1953年版）。
［66］ [459]岛田正郎：《祖州城》（东京，1955年版）。
［67］ [484]田村实造：《庆陵的壁画》（京都，1977年版）。
［68］ [271]埃伦·约翰斯顿·莱恩：《晚期中国墓葬装饰的模式和问题》。
［69］ [232]琳达·库克·约翰逊：《辽朝公主的婚仪：吉林辽代墓葬的壁画》。
［70］ [422]奥尔布赖特·罗雷克思：《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
［71］ [537]威廉·沃森：《唐代和辽代的制陶术》（纽约，1984年版）。
［72］ [446]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2卷（东京，1934年版）；[481]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东京，1944年版）。
［73］ [786]见陈明达：《应县木塔》（北京，1980年版）。
［74］ [476]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传统建筑》（纽约，1984年版）。
［75］ [475]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檀香山，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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