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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书目评注
各章的作者和本书编者在这里提出一般性的书目资料以补充涉及具体问题的有限的脚注，让读者了解他们的研究范围，并对在学识和思想上对各章内容提供的重要帮助表示感谢。
在前一章里，傅吾康对有明一代的历史著述提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说明和很有见识的评价，并系统地联系到他的不可缺少的著作《明史资料介绍》（吉隆坡，1968年）。中国刚出版的一本目录列出 1900—1978年在各地出版的论明史的9400篇文章和600本书。［1］ 1960年出版的一本现代中国和日本论明史的著作的更加精选的目录，当时列出的文章和书即有2500种之多。［2］ 这些书目展示出这个领域的范围有多么广大；同时也证明，专题研究所期望的详尽的文献材料，在这里不能也确实不需要提供。下面既不是书目提要，也不是书目论文，而是构成这部明代政治史的11章中每一章的书目评注，传达作者们对学识专门问题的见识。
1 明王朝的兴起，1330—1367年
作者 牟复礼
虽然在明代和一些历史著作（除正史外，注意傅吾康在他的《介绍》中谈到的著作，编号1.4.1—1.4.3和2.3.1—2.3.16）中对朱元璋的早期经历有很大的兴趣，但只有到了17世纪，批判地考察明朝奠基时的事件才显出了重要性，并在18和19世纪继续成为考据学的焦点。也同有关中国其他领域的学术成就一样，本世纪最好的近代学术成就虽然使用了一种扩大了范围的概念论和方法论手段并在某种程度上指向新的目标，但仍然坚实地置基于那个传统的成果上。其中对目前的作者对目前这章的研究最直接有关的，有下面三部：（1）钱谦益（1582—1664年）：《国初群雄事略》，12卷，著于17世纪20—30年代（2.3.17；新版本和标点本，北京，1982年）；（2）他随后（但在1644年之前）著的《太祖实录辨证》，5卷（傅吾康在《介绍》中提到，编号1.1.1）。（3）一部有关的重要著作是钱谦益的追随者潘柽章（1628—1663年）的《国史考异》（2.3.18）（仅存包括前三朝的6卷）。
18和19世纪清代考据学发展方面的范围极广的著作，跟这里特别有关系的有：（1）赵翼（1727—1814年）的《陔余丛考》，43卷，和他的（2）《廿二史劄记》，36卷。（后者应使用杜维运的批注本，台北，1977年；杜维运还著有《赵翼传》，1983年。）（3）钱大昕（1728—1804年）的《十驾斋养新录》，20卷，又附编3卷。（4）夏燮（1799—1875？年）的《明通鉴》，90卷，又前编4卷，附编6卷（1.3.11）。后者有现代排印的标点本（4卷，北京，1959年，被广泛地重印），是最方便的，除官修《明史》（2.1.9，1736年呈给皇帝）外，也许是最广泛使用的明史。20世纪的学者尚未着手对它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巨大工作。
在专门研究明朝开国和早期历史的新近的学者中，正如脚注所表明的，本章作者大大有赖于王崇武（死于1959年？）的历史学识。他在40年代出版的许多专门研究，把细致的研究、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和健全的历史判断最好地结合起来。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吴晗（死于1967年？）是最重要的一位。他的《朱元璋传》出版于1948年，1965年的版本作了广泛的修订，这是从1979年的重印本知道的，这部作品作为现代传记著作的开路之作以及作为研究明朝奠基者生平的学术成就都很有影响。在学识上，吴晗的作品在判断上常常是主观的和自觉地“政治的”，尽管很渊搏和富于想象力。王、吴一代的第三位学者邓嗣禹已经用中文和英文发表了大量论朱元璋的著作，尽管更多地是谈他的统治时期而非发迹时期。
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对明代的研究繁荣起来，特别是在西方。除傅吾康外，六位学者在这个时期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值得注目地扩大了明初研究的领域。他们是贺凯、罗梅因·泰勒、约翰·W.达迪斯和本书随后三章的作者爱德华·L.德雷尔、小约翰·D.郎瓦洛和陈学霖。本文作者十分仰仗他们的学识，从本书前四章的脚法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对明初研究的影响，在那里他们的主要著作一再被引用。
现在回到用中文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关于明朝的兴起的研究，本世纪前半期的学术成就不大。一个奇怪的例外，是对张士诚一生的很有用但始终不完全可靠的研究，其中强调了他作为苏州地区的地方英雄的地位。这就是《吴王张士诚载记》，线装五卷，上海，1932年。这部著作似乎是一些人合著的；主编是支伟成。这部著作和最近几十年出现的一些材料说明，对朱元璋的竞争者，特别是张士诚、察罕帖木儿，以及扩廓帖木儿政权，很有必要进行一次认真的考察。
西方人或日本人的学术成就在这里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指出的。中国人最近的学术成就值得再说几句。在本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在用中文写作的学者中，自从王崇武和吴晗去世后，对明朝建国时期的研究没有明显的新建树。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史学对14世纪中期的研究，正如日本人最近的学术成就一样，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元末伴随蒙古人统治的腐化而兴起的农民起义上，反映出对历史上的农民运动的关心。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邱树森（1977年）纪念彭莹玉的文章（第1章注[21]引证）。邱树森教授领导南京大学的一个元史研究中心，那里对元末社会史的物证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兴趣。不管它对自己立下的限制，这种研究在收集有用的资料上还是成功的。元末的社会和政治史（明朝从中脱颖而出）中比较广泛的问题，将在即将出版的第6卷中谈到。对朱元璋生平的说明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他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成份”与14世纪中叶恶化的社会情况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未有定论。
承认新的社会主义史学但并非它的产品的，是中国两位不甚知名的老学者最近的著作。已故黄云眉的四卷《明史考证》出现于1979—1984年。它涉及《明史》332卷中的头158卷，可看成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的现代续篇，后者共100卷，包括《元史》往上的二十二史，完成于1782年。孙正容的《朱元璋系年要录》出版于1983年，该书出版后不久作者即故世。这部著作从范围广大的传统资料中收集必要的材料，涉及明朝奠基者的一生，此外还有编者的考证和史评。序言说，这是初版本，它的最后修订本将构成《新明纪》的第一部分，但未提到这部汇编其余部分的情况。这是一部有用的书，特别因为它在对有争论的事实问题作出仔细判断的同时，叙述了有关的历史，这是黄云眉的考证没有企图做的事。即使这两部著作没有显示出传统的高标准考据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显示出它的连续性。
2 明代的军事起源
作者 爱德华·L.德雷尔
本章所述事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朱元璋的崛起和他的洪武之治的实录。这部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在我的《明初政治史》中引用时写作HWSL（洪武实录）——仅存大学士胡广主持的1418年修订本。两个较早的版本，一是在朱元璋死后不久编写的，一是数年后在朱元璋的孙子明朝的第二个皇帝统治时编写的，都受到禁止。正史（《明史》，1739年）以及可与之相比的非官修史书（《罪惟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及其他）都十分依靠《太祖高皇帝实录》，常常不仅在帝纪中，而且也在列传中严格遵循它的用语。此外，大多数方志在提到这个时期与当地有关的事件时，就照抄《太祖高皇帝实录》。
我们永远不能肯定，但看来很可能是，《太祖高皇帝实录》的修订是出于建文和永乐时期特殊的政治需要，因此，如果原来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幸存下来，它对朱元璋早年经历的叙述可能与现存版本没有本质区别。从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太祖高皇帝实录》的主要问题是，从一开始就给朱元璋加上真命天子的光环。事实上，朱元璋早期政治生涯中的血腥味是从红巾军带来的，在他同时代人的眼里，他属于这个运动，至少直到韩林儿之死。《太祖高皇帝实录》企图贬低这种结合的意义，但却提供了不少内情，而现代历史学家（和田清、约翰·达迪斯、吴晗、罗梅因·泰勒及其他人）十分适当地给以必要的强调。
一种独立的第一手资料更明确地谈到与红巾军的结合，这就是写于1397年的《记事录》，作者俞本是一个军官，参加过明朝建立时的重大战役。我们通常是从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的引证知道命本的，但有一个更完全的版本现仍存在（见德雷尔：《俞本》）。这份资料不隐讳地描述在红巾军的“宋”国朝廷当元帅的朱元璋，并提供了一些《太祖高皇帝实录》所没有的有意思的军事资料。它还有一个与《太祖高皇帝实录》很不一致的年表，总的来看，更不令人满意。从17世纪的钱谦益和潘柽章到20世纪的和田清和中山八郎，学者们一直企图用俞本的材料来修正《太祖高皇帝实录》在记述上的真正缺点。我觉得俞本的记述把“宋”描绘成一个相对统一和由中央发号司令的帝国，是易引起误解的，而《太祖高皇帝实录》把红巾军描写成许多互相独立的造反队伍，则更真实些。由于这个以及其他理由，我觉得俞本的材料应该用来补充而不是代替《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述事件的基本次序。
在我的《明初政治史》（1982年）里，有一份包括这一时期的补充书目。
3 洪武之治，1368—1389年
作者 小约翰·D.郎洛瓦
第二手叙述
吴晗论明初的著作是关于明朝奠基者的生平和时代的第二手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他的《朱元璋传》，最初在20世纪40年代以《从僧钵到皇权》的书名出版，是现代第一部企图阐明明朝奠基者生平的著作。这部著作的一个有广泛引证的版本出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黎明1949年，修订本出现于1965年。在文化革命中，作者受到激烈的攻击，1965年本被禁。但它于1979年重新出版，此时死去的作者已恢复了名誉。
吴晗把朱元璋看成一个人民革命家，后来变成了一个暴君。可以说，权力腐蚀了他；在这个意义上，吴晗的著作是对他的处于权力位置的同时代人的批评。
吴晗的许多关于洪武时期的著作，也非常重要。例如，在《胡惟庸党案考》中，吴晗企图把有关胡惟庸案的许多互相矛盾的资料理出一个头绪。虽然没有得出确实的结论，但在原始资料的收集上极有价值。
黄章健关于明代制度的文章也极有用。这些文章收入一本题为《明清史研究丛稿》（1977年）的文集里，文章中引用了大段大段的原始资料。
研究洪武时期的其他重要的中文第二手材料，有王崇武的《明代的商屯制度》（1936年）；和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1961年）。
在美国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富路特和房兆楹编的《明人传记词典》（1976年）是不可缺少的。其他值得浏览的，有约翰·W.达迪斯的《儒家和专制主义：职业精英阶层在明王朝建国中的作用》（1983年），和爱德华·L.德雷尔的《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1982年）。爱德华·法默的《明初双京制的演变》（1976年）也值得注意。关于朱元璋的思想，见小约翰·D.郎洛瓦和孙克宽的《三教合一论与明太祖的思想》，《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83年）。罗梅因·泰勒论明太祖的文章如《明太祖与勋贵》，载《明代研究》（1976年），和《明太祖和城隍神》，载《明代研究》（1977年），也都重要。
已不太近但也值得提到的，是司律思的《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1956—1959年）。这是对这个课题的一个全面的和写得很好的研究。牟复礼的《诗人高启，1336—1374年》（1962年）再现了洪武时期一个学者的生平。
有关明初的日本文献相当多。只提出少数有用的研究，它们是塚本俊孝的《洪武帝与佛道二教》，载《岐阜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966年；和檀上宽的《明王朝建国成立期之轨迹：围绕洪武朝之疑狱事件与京师问题》，载《东洋史研究》，37，3，1978年。内藤乾吉论明代法令的文章，题为《大明令解说》（收入《中国法制史考证》，1963年），是对有关材料的一个有价值的评述。
原始资料
两部明代文献集对明初的任何研究都极为重要：张卤（1523—1559年）编的《皇明制书》和台北1966年重印的《明朝开国文献》。前者包含明初的基本法文献，后者除太祖的《大诰》外包含许多相同的文献。清初修纂的《明史》自然是整个明史的基本资料。明实录也是这样，不过应当注意，永乐帝曾下令对洪武朝的实录作过重大窜改。王崇武对《明史》中太祖本纪的一种早期版本所作的校勘《明本纪校注》，是关于太祖朝的另一种有价值的资料。
关于明太祖的著述，最便于使用的是《高皇帝御制文集》，台湾1965年重印。他的《大诰》包括在《明朝开国文献》中，有如上述。
宋濂（1310—1381年）是洪武朝一个多产的和有影响的学者。他的著述对了解这个时期是不可缺少的。最全的版本是《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
关于大事记，谈迁的《国榷》（约1653年）非常便于使用。这部著作以前只有手抄本，1958年以部分标点的形式在北京第一次出版。
4 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年
作者 陈学霖
情况和大多数明朝统治者一样，关于这四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不缺乏原始资料。它们不仅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官方资料如各朝的诏令、政治和制度的简编，和最重要的、及时编纂的实录，而且包括大批私家资料集成，特别是当时士大夫的文学著作和杂著。对这些作补充的，是各种文献和传记简编，以及后来在官方和私家赞助下编辑的历史和文学著作集成。此外，明末清初的学者汲取较早的资料写了许多综合性的叙事史。如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官修《明史》、夏燮的《明通鉴》，等等。但是，一切原始的和传统的资料，特别是官方档案，并非具有同等价值，每种资料都必须仔细核对，以确定它的价值和可靠性。
建文朝的原始资料最成问题。情况之所以被弄得错综复杂，一方面是由于永乐帝破坏和禁止官方档案和私家著述，并编造和宣传经过歪曲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后来同情建文朝廷的学者写了大量五花八门的半虚构的假历史著作。
例如，内战的官方记载，后来被并入《太祖实录》的《奉天靖难〔事〕迹》，充满了歪曲和捏造，很难令人相信。《太祖实录》涉及建文和永乐两朝初期的部分，也在永乐朝的两次修改中重新写过，为了支持永乐帝的合法继承权，作了系统的窜改和歪曲。这种修改已经被王崇武和在较小的程度上被黄章健有条不紊地揭露出来。这两位学者对建文朝和永乐帝初期经历的研究，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尽管大部分建文朝的官方著作和建文朝官员的作品受到破坏和禁止，但仍有一些保存下来，它们或者逃过了侦查，或者是后来的学者从残篇修复的。幸存下来未经触动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建文朝编的《皇明典礼》。建文朝一些领导官员的著作的残篇虽被收集起来，但包含的资料不多。
同情建文帝的晚明学者，也编了几种关于这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的文集。它们包括姜清的《姜氏秘史》、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以及朱鹭的《建文书法儗》。这些汇编包含一些细致的证据和对事件的重写，但它们也羼杂进大量伪造的历史和半虚构的材料。应当审慎地利用它们，以对这个时期的历史作出可靠的叙述。
除去对宫廷叛乱前数年的记述外，永乐朝的基本资料在史料问题上没有引起什么争论。但这并不是说基本资料特别是实录像它们理应那样丰富和增进知识。在宣德帝统治下修纂于1430年的《太宗实录》，前后22年，只有130卷，在叙事和文献的提供上相当简略，特别是关于某些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发展。例如，关于出征蒙古、关于郑和的海上远征，或关于其他扩张主义行动，没有详细的记述。这是否因为一些由宦官发起和领导的事业，如郑和的航行，有关的档案文献不是失散了就是官方的修纂者没有接触的机会？或者因为领导修纂实录的皇帝和大学士们反对扩张主义，因而纂修官故意贬低它们的意义？看来把这些因素合起来也许会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了得到永乐朝的更全面的记述，我们必须越过实录，去调查那个时期的其他资料。例如，有皇帝的著述，而最重要的，有在当时的政府机构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士大夫的文集。《圣学心法》是永乐帝自己选编的。这种官方的儒家文献选本也是有用的。居领导地位的大学士如三杨、金幼孜、夏元吉等人的文学著作，是珍贵的资料。这些著作的大多数有单行本，但这个时期有许多重要的政策论文，被选入晚明时期陈子龙编的《皇明经世文编》。这些著述在政治事务和政府管理方面比在财政问题和地方发展方面的资料更丰富，关于后者，我们应转而求诸方志和其他专门著述。
关于永乐帝统治时的对外关系，参与其事的士大夫的奏议是最重要和最丰富的基本资料。这包括这样一些关于出征蒙古的记述如金幼孜的《北征录》和杨荣的《北征记》。（见李素英所作的摘要，载《禹贡》，第3—4卷，1935—1936年。）出使中亚国家的旅行记有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对它们作补充的，有撒马儿罕的沙哈鲁派往明廷的使者用波斯文写的报告，有英译本。［3］ 此外，朝鲜编年史《朝鲜王朝实录（李朝实录）》有关于中朝关系的珍贵资料以及朝鲜人眼中所见的某些永乐朝廷的重大事件（见下）。
关于海上探险，有三种杰出的同时代记述：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它们不仅为研究明朝与东南亚和西亚沿海地带的关系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而且记录了中国在15世纪初关于这些地区的地理知识的范围。
跟较早的时期对照，洪熙和宣德朝的基本资料就是这两朝的实录《仁宗实录》（10卷）和《宣宗实录》（115卷），它们是在通称“三杨”的辅政大学士和他们的同事的监督下，分别在1430年和1438年修纂的。这些实录包括的时间不如永乐帝的长。洪熙朝仅持续了九个月，宣德帝也只统治了九年，但他们的官方记录在资料和文献的提供上远远超过前朝。这两朝的实录特别在相对地公正和它们所包含的有关官僚政治实施的详情方面，有别于其他实录。这是明朝统治者摈弃军事扩张，转而追求儒家的文官政府理想的时期，显而易见，这说明这些实录为什么缺乏对对外关系的注意。由于这个缘故，像《朝鲜王朝实录》这样的非中文资料就格外珍贵。《朝鲜王朝实录》不仅提供了这个时期中朝关系的详情，而且提供了有关这两个明朝皇帝的重要细节，是中国的记录中所没有透露的。
除实录外，还有洪熙、宣德两朝大臣的大量文学作品保存下来。这些作品不仅包括辅政的大学士如“三杨”、夏元吉及其他高级官员的著作，而且也包括担任过各种政府官职的次要官员和士大夫的著作。他们的作品是后来的历史学家对这些时期的政治和制度进行概括的基本资料，也是经世文选如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的主要来源。当时学者涉及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思想和文化发展各方面的杂著，也以大规模杂集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样，它们就对官方记录和士大夫文集中的资料作了重要的补充。但应注意，由于在这两个皇帝统治下对外关系和军事活动降到最低水平，当时只有很少的人写到这些题目，并且不大受到文学杂集编者的注意。这同永乐时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关于明朝最初几个朝代的知识，由于对整个明朝和专对这几个具体时期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而有了很大提高。有用中文、日文、英文和其他欧洲文字写出的大量书籍、专著和文章，涉及明朝的各个领域，但这些作品的大多数是专题研究，不涉及叙事史或一般的说明。关于后者，孟森的《明代史》和爱德华·德雷尔的近著《明初政治史》是资料最丰富最有用的。此外，《明人传记词典》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传记参考资料。但总的来说，现代学术界在建文和永乐两朝的研究上取得的成果，远比洪熙和宣德两朝丰富，在历史编纂、政治制度、军事战役、对外关系和思想活动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远比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丰富。这种现象无疑取决于资料的性质，但也反映出学者的偏爱和这个领域发展的不平衡。
至于建文朝，它充满了复杂的史料问题，王崇武的两本书对内战中的事件和有关的政治发展作了小心谨慎的重新叙述工作，成为这方面学术成就中的权威作品。近年来，黄章健也在相似的史料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应当注意傅斯年、李晋华、吴晗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它们证实了燕王的母系，而这是理解新皇帝的态度和行动的钥匙。同样地，存在着相当多的有关建文帝的命运的文献和稀奇古怪的传说，它们引起了同情和遐想。
关于建文帝和燕王之间的内战，有几种一般的记述，但唯一的专著，陈荣捷的《燕王的篡位》，很令人失望。它没有充分吸收王崇武的研究成果，虽然它对军事战役作了有用的叙述，但这本书在史料问题的判断上有严重错误。使用它应特别小心。至于建文帝统治下的制度与政治发展，吴缉华和黄章健在皇帝顾问的作用和政府改组的流产上都做了重要工作。此外，还应该提到阪仓笃秀和毛佩琦论建文帝的国策及其政治影响的有价值的文章。
关于永乐时期，寺田隆信写了一篇虽然简短然而很有用处的永乐帝传记。对永乐朝的各个方面，有重要的专著和研究文章。例如，陈去关于内战和永乐帝的母系问题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外，在政府改组和政治发展方面，有吴晗、吴缉华、杜乃济、王毓铨的重要研究。其中有些作品涉及整个明代，但它们对永乐朝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论述这些题目的西方著作，贺凯关于政府改组的作品和爱德华·法默关于双京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权威参考书目。
此外，关于永乐朝的重要研究还有郭伯恭等人论《永乐大典》的编纂；郭伯恭、傅吾康、田村实造等人论出征蒙古和北方防御；陈荣捷和狄百瑞论儒家正统思想的形成；以及山本达郎、罗荣邦和约翰·惠特莫尔论干涉安南等。除了这些之外，有价值的作品还有吴缉华和星斌夫论粮食的分配与运输制度；黄仁宇论财政管理；司律思、J.弗莱彻和莫里斯·罗萨比论与中亚、蒙古和女真的关系；木宫泰彦、王伊同、王崇武等论与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徐玉虎、J.V.G.米尔斯和王庚武等论与东南亚的关系等。看来只有永乐朝的社会经济方面在新近的明代研究成果中相对来说还是个空白。
有少数作品是专门研究洪熙和宣德两朝的。但除了这样一些领域如制度的发展、朱高煦叛乱、财政改革和对外关系外，许多专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述。爱德华·德雷尔的《明初政治史》是唯一用一章的篇幅对这两朝作了内容充实的叙述的现代著作。总的来说，对这个时期较有深度的现代研究成果涉及的方面是制度改革、政治巩固和财政紧缩。在这些题目上，吴缉华、杜乃济和贺凯论内阁制的发展的著作是资料最丰富和最有用的，吴缉华、周良霄和伍丹戈论苏州和松江府的财政改革的著作也是这样。此外，关于这个时期还有两部有价值的专著。贺凯论御史制的专著对宣德朝给予相当大的注意，而蒋星煜的近作况钟传，写这位江南财政改革的设计师，也很有用。黄仁宇的《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和他的其他有关研究为评价宣德时期类似的问题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引导。宣德朝一直是艺术史家所偏爱的一个时期，因为宣德帝是一位美术鉴赏家，但由于这个领域不属于政治叙述的范围，就不在这里进一步讨论这类研究了。
最后，这些对明初的研究，大大得益于几种重要的原始资料汇编的出版，它们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学者编的。这些包括整个明代的汇编中的大多数，摘自实录中涉及外国人和与外国人的正式关系的记述。例如，有羽田亨和田村实造关于蒙古人、罗香林关于西藏、赵令扬和陈学霖关于东南亚和白翠琴关于瓦剌蒙古人的资料汇编。对这些作品作出补充的，是同等重要的汇编，如吴晗摘自《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关中朝关系的汇编，郑鹤声和郑一钧选自官方和私家记载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汇编，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题目最全面的原始资料汇编。大多数这类作品是由细心的学者编纂的，但为了保证准确，将这些摘录与原始记录核对，总是可取的。
5 正统、景泰和天顺统治时期，1436—1464年
作者 崔瑞德 泰尔曼·格里姆
明代中期的历史（自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还没有被传统中国的历史学者或当代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历史学者很好地研究。15世纪中期的历史包括要在这里论述的几朝，由于两个主要原因，较之研究16世纪的历史困难更多。第一，关于这个时期的一般历史很少第二手的研究成果，只有少数关于人物和事件的专门研究。第二，15世纪的原始资料，不像16世纪那么丰富多样，因为要到16世纪，官员和文人在生前出版他们的文集（包括书信、奏议、散文和政治论文）的事才变得普遍。事实上，15世纪官员的许多重要奏议和著作集到16世纪或17世纪初才出版，而这些文集也不像后来的文集那么卷帙浩繁与丰富多彩。因此，历史学者不得不从实录中保存的资料和基于朝廷档案的正史中汲取大量材料。
本章所包括的三朝的实录，并不特别可靠，因为它们是在李贤（1408—1466年）的指导下修纂的，而此人曾直接卷入这三朝的政治斗争。他在1451年支持过于谦，但在1457年复辟后又设法做了大官。主编彭时（1406—1475年）是李贤的同事，在1450至1464年间也参与了许多重要事件。但是，在缺乏其他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历史学者别无办法，只有在使用这一资料时考虑到编者的偏见。
有数量不多的论著和专题论文专门论述这个时期的事件或人物。牟复礼在《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重新描述了土木事件的详情，傅吾康的《于谦：国务活动家和兵部尚书，1398—1457年》［4］ 接着描述了此后朝中发生的事情。菲利普·德希尔论述景泰时期和复辟的著作，［5］ 对头两朝的一般政治史到英宗1457年的复辟作了更详细的论述。这三种研究合起来对到1458年为止的这段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全面介绍。关于英宗复辟时期，几乎没有第二手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
司律思和D.法夸尔研究了这个时期明帝国对待蒙古人和瓦剌人的历史。司律思对明代蒙古人的综合研究，包含关于15世纪中蒙关系的很有价值的资料，并成为这个课题最好的第二手资料。［6］ 法夸尔的《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年》［7］ 论述了15世纪初瓦剌人在也先领导下的崛起和这个时期他们与明朝的关系。
6 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1465—1505年
作者 牟复礼
述及15世纪下半叶的资料和现代研究成果，也许比陈学霖教授的从1398年至1435年的那一章中所使用的更加少些。他在他的书目注释中引证的学术著作，有些也适用于这个时期。其中有黄章健的几种关于明代制度的研究，现在收入他的《明清史研究丛考》（1977年）；吴缉华的论制度和社会经济史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四卷研究论文集，引用时作吴（1970年）和吴（1971年）；和黄开华的《明史论集》（香港，1972年）。对这些新近作者的著作，还可以加上苏同炳的《明史偶笔》（台北，1970年），特别是第一篇论明代尚书的权力。
特别有用的是王毓铨的研究，尤其是他最近出版的《莱芜集》（北京，1983年）中论明朝机构和经济问题的几篇文章。我还要感谢王教授作为一位博学的学者在他从1981至1983年与普林斯顿大学的交往中在明史的各方面所提出的建议，当时这本书即将完稿。
孟森（1867—1937年）的《明代史》（1957年）受到人们的赞誉，实际上这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的抄本。这本书永远激励人们去对明史作出解释；本章一般说来受惠于它，尽管在脚注中没有提到。
明史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与北方民族特别是蒙古人的关系。尽管这个题目在第8卷（即将出版）中将有更充分的论述，在写作本章时，已故司律思的著作是用得最广泛的。这些著作是：《（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布鲁塞尔，1967年）；《大元可汗后裔系谱》（海牙，1958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布鲁塞尔，1955年）。对这个题目更新近的研究成果，有莫里斯·罗塞比的著作，包括《明人传记词典》中几个亚洲内陆人的传记；他的博士论文《明代中国与哈密和亚洲内陆的关系，1404—1513年》（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和《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纽约，1975年）。本章也深受阿瑟·N.沃尔德伦的著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论文《长城的问题》，《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1983年12月），第643—663页。
关于15世纪后期的政治辩论，我十分仰仗朱鸿林最近的博士论文《丘濬（1421—1495年）与〈大学衍义补〉：15世纪中国的经世思想》（安阿伯， 1983年）。朱博士范围广泛的书目提供了这个领域的完善的见识。
尽管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很多，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但本章对它们的倚赖不大，因为在这里没有进入这些领域的必要。在现代西方学者中，凡是研究明代的人都特别受惠于傅吾康和贺凯；他们的权威参考书和其他著作自始至终被使用，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具体地引证。
本章照例依靠这样一些传统资料如《明实录》、《明史》和几种专史或编年史如夏燮的《明通鉴》（1837年）。尽管在15世纪后期，官吏、学者或文人的私家著作集开始多起来，但这里没有充分利用它们——实际上还没有人这样做。中国史的这个时期，等待着人们对传统资料进行更充分的研究。
7 正德时期，1506—1521年
8 嘉靖时期，1522—1566年
作者 盖杰民
关于正德和嘉靖两朝的政治史，没有很多中文、日文或西文的第二手研究成果。最时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少数几个题目：葡萄牙人的到来，大礼之争，16世纪50年代的海盗入侵，以及几个杰出政治家的经历。有关其他题目的资料，则必须参考当时的文献和16世纪至19世纪的中国传统研究成果。
夏燮的《明通鉴》对研究正德、嘉靖两朝的历史特别有用，因为当他编纂是书时，手边有这两朝实录的抄本。他在考异中解决了正史、别史和实录在日期和数字上存在的许多不一致。
正德朝的实录对皇上的言行非同寻常地直言不讳，替他描绘出一幅远非阿谀的画像。这是由于两个特殊情况。第一，继他为帝的他的堂弟，蔑视他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愿在正式记录中对此有所遮掩。第二，替他修纂实录的官员曾在他的统治下任职，曾身受其害。因此，在别的情况下会被删去的许多详情，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黄云眉在他的《明史考证》中指出，皇帝在1514年大火之夜所说的话，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保存在实录里的。50000442_0851_0［8］ 关于皇帝私生活的主要记述都集中在毛奇龄的《武宗外纪》（2.6.4）里，便于检索。
谢蕡（1521年进士）的《后鉴录》是研究正德时期历史的特别有价值的资料。当谢蕡在16世纪20年代初任礼科给事中时，他从刑部档案中抄录了正德朝几个主要案件的审讯报告（刘瑾案，安化王谋反案，宁王叛逆案）。《后鉴录》包含有实录或后来的记述中所没有的材料。例如，对刘瑾的控告说他在1510年被捕时是58岁（60虚岁），这就可以把他尚未确定的生年，定在1452年前后。由于16世纪初的档案材料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这部著作在确实和详尽上都是特别有价值的资料。［9］
江左文的文章《明武宗三行宣府大同记》详细列出了这个皇帝的宣府大同之行的年表，并对实录中的有关章节作了一个方便的索引。［10］ 王世贞的《中官考》（2.2.6）汇集了实录中所有有关太监活动的主要章节。
有关这两朝的另一种重要资料是杨廷和的日记，它远比实录和其他官方记载详尽。日记的时间为1507—1523年，即从杨廷和任首辅起，到被撤职止，日记收在1607年版的杨廷和文集《杨文忠三录》中，题为《视草余录》（5.5.35）。它对1521年正德帝死后紧接着发生的事件和16世纪20年代初杨廷和与嘉靖帝之间的对抗作了最详细的记述。它还包含许多有关正德帝的个性和朝廷的轶事。从杨廷和的记述可以看出，正德帝的最后几年几乎常醉不醒，甚至在决定国家大事时也是这样，而他身边的太监对此毫不在意。
嘉靖朝的实录符合帝国的编史标准，皇帝生活中的一些特别希奇古怪的插曲（像1542年的行刺企图）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沈德符的《野获编》（4.1.5）收集了嘉靖帝和他朝中的轶事，从中可以发现他的个性与性格中较有见识的一面。我在许多地方仰仗沈著所提供的解释和详情。他的记述清楚而有见识地说明了李福达之狱及其经过。我常常把沈德符的评注与徐学谟编的一本也很有用的历史摘录中的评注相比较，徐学谟在16世纪50年代在嘉靖朝中为官。他的汇编《世庙识余录》（2.7.5）大部摘自实录。有些摘录之后有重要评注，我也依靠它们去解释许多细微之处。例如，徐学谟对李福达之狱所作的评语，支持了《野获编》所作的解释。我始终参考的第三种资料是范守己的《皇明肃皇外史》（1.3.3），它也含有实录中所没有的材料。［11］ 大多数涉及蒙古人的资料，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写的。瞿九思《万历武功录》（2.8.3）中有关俺答王的章节，是用中文写的作品中对中蒙关系所作的最公正的记述。
有关海盗入侵的资料很丰富但互相矛盾。在关于徐海和王直的最重要并广为流传的记述中，有两种是对加给胡宗宪的许多罪名进行政治昭雪的。《徐海本末》（7.8.8）和《汪直传》（《明史》误王直为汪直——译者）（ 7. 8. 7）可能都是茅坤（1512—1601年）写的，他是胡宗宪的朋友，在16世纪50年代是胡的幕僚。虽然有些晚明的历史学者对这些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持怀疑态度，但正史的编者却认可了它们。正史胡宗宪传中写他对徐海和王直的处置，几乎全部取材于茅坤的作品。茅坤的记述和后来以它们为根据的记述，的确是偏颇的，未经证实不能使用。总之，较之茅坤的作品，我更赞成采九德的《倭变事略》（7.8.9）中的年表和对事件所作的解释。
有关严嵩的各种记述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嘉靖朝实录是在严嵩的死对头、大学士徐阶的监督下开始修纂，在徐阶的学生、大学士张居正的监督下完成的。材料的取舍以及修纂者的解释都企图把严嵩说得尽可能的坏。正史中的严嵩传几乎完全是根据王世贞所写的传记稿。王世贞的父亲以失职被处死，当时严嵩任首辅，王世贞认为严嵩应对他的父亲未能减刑或延缓死刑判决负责。不论以何种方式与严嵩有联系的官员也受到类似的对待。因而几乎总是需要查对当时的看法与后来的作品对这些人物的看法是否一致。它们往往不一致。最近证明，严嵩在朝中的权势较之后来的资料所暗示的远为有限，许多在实录中归咎于他的决定，实际上出自皇帝。［12］
余继登的《典故纪闻》（2.2.7）从实录中收集了许多关于财政问题和予以补救的尝试的重要章节。余继登曾参加1587年版《大明会典》的编纂工作，长时期有机会接触实录和朝廷的其他文献。王毓铨的研究详细讨论了这个时期的军政问题（特别是军屯收入的丧失）。［13］ 傅衣凌的研究对16世纪的农业增长与发展和商业活动（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作了最好的概括。［14］
16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最早的描述也始于这个时期。最初的记述出现在皮列士使节团的两个成员在1524年底写的信中，当时他们被囚禁在广州的一座监狱里。［15］ 稍后一些的记述，是从1549至1552年被囚禁在中国南方的盖略特·佩雷拉从一个葡萄牙人的角度所描述的朱纨失宠的事。1549年3月，明朝海防军俘虏了佩雷拉，将他送至福建省的省城，囚禁在那里的监狱里直到朱纨死去。之后他和另外一些囚犯被流放到广西桂林。1552年，他设法逃到沿海地区，重新回到葡萄牙人的社会。有趣的是，佩雷拉不知道他被释放的原因，最后说：
像我们这样不知来历的人，在基督教国家的任何城市的任何地方，如果受到控告，我不知会有什么下场；何况我们是在一个异教国家，城里两个最大的官员成了我们的大敌，没有译员，又不懂得这个国家的语言，结果却看到我们的大敌由于我们的缘故而被投入监狱，因执法不公被剥夺了官职和荣誉，而且不免一死，因为传说他们将被砍头——现在看他们是否公正？［16］
被复杂的误解所大为渲染的这个关于中国的报道，在16世纪到达欧洲，形成了后来对中华帝国的看法。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大中国史》初印于1585年，是16世纪在西欧流传最广的关于中国的记述。门多萨的《大中国史》主要依据两个葡萄牙人的著作：加斯帕·达·克鲁兹的《中国志》，印于1569或1570年，和马丁·德·拉达关于他1575年在福建逗留三个月的报告。
加斯帕·达·克鲁兹的《中国志》则部分地依据盖略特·佩雷拉的记述，加进作者本人的一些见闻。达·克鲁兹1556年在中国南方度过几个月。尽管他的《中国志》是在欧洲印出的第一本专门描述中国文明的书，但流传不广，部分原因在于它是用葡文写的。不过，由于它被编入门多萨有名的《大中国史》，就有了塞缪尔·珀切斯的英译，刊印在1625年的《珀切斯朝圣者丛书》。
马可波罗之后西欧人最早对中国的描述，主要取材于这三种记述。其中两种记录了在中国南方的短期勾留所得的印象。第三种，佩雷拉的记述，误解了对他的审问以及后来的获释与流放，其中关于中国司法的记述，引起珀切斯的兴趣，将它译成了英文。虽然后起的作者对有关中国的知识补充了更多的详情，但是对中国文明的许多历久不衰的第一印象，却来自这少数几种著述。［17］
9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年
作者 黄仁宇
对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的资料，很难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概述。粗略的概述传达不出这个时期可以得到的大量而多样的书本资料的丰富性。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资料中的一些一般的问题。
在《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衰落中的明王朝》的书目中，可以找到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和资料的样本，但这还不是一个详尽的书单。不过可以作为一种介绍，从中看出可以得到的资料的范围。［18］ 在《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的书目评注中，简要地提到有关财政史的资料，对有关这个题目的最重要的著作作了简短的讨论。［19］ 使用这个时期的范围很广的资料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同类型的资料在质量上的差别很大。在16世纪后期，大多数地区都出版方志，但质量各有不同。富裕的府县雇得起有资格的学者来编纂这类历史，而贫穷边鄙的地区则做不到。因此，富裕地区编纂的方志倾向于全面，对当地的情况和风习有详细的叙述，摘录的文献材料也比较多。而贫穷地区的方志几乎毫无用处；它们包含的统计数字没有任何说明；或者更糟糕的是，统计数字是从该地上次编纂的方志中抄下来的。
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专题文献汇编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编纂者往往不考虑编入的材料的价值，认为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读者自己能够确定的事。但是，现代读者必须对重要文集中的资料重新加以整理，逐一估计材料的可靠性。因此，尽管有大批合宜地按专题或按时期编纂起来的材料，却不可以不加选择地使用。
张居正和他的财政改革一直受到广泛的研究。关于这个题目，有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大量研究成果。从两部著作，一部早期的和一部较近的，可以看出这些研究的范围。朱东润的张居正传，是现代第一次企图按19和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记风格用中文写的传记。它取用的资料范围很大，包括张居正的政治著作、书信诗和笔记，对这个人和他的时代描绘出一幅生动感人的图画。［20］ 利夫·利特拉普的专著《中国明代的地方政府：对16世纪时的山东省的研究》，联系16世纪的地方税制改革，对张居正财政改革的效果进行了研究。这种地方史研究对朝廷中的财政改革讨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对照。［21］
司律思的《关于1570—1571年的中蒙和平的四份文件》，对1570—1571年与蒙古人缔结的条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的其他著作对此也有所论述。［22］
10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1620—1644年
作者 威廉·S.阿特韦尔
在20世纪研究晚明史的学者当中，有一个人高出其他所有的人，他就是谢国桢。谢国桢教授在他最近于北京去世之前的将近60年中，不断地发表有关中国17世纪的细致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其中有许多仍旧是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中的杰作。与本章特别有关的是他的《晚明史籍考》（北京，1932年，及随后各版）和他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1934年，及随后各版）。前者是一部有注释的书目，包括1100多种研究晚明史的原始资料，对研究这个时期是不可缺少的帮助。后者是对明末清初的政治活动的详尽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对这个题目继续进行研究的出发点。他去世前不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题为《明末清初的学风》（北京，1982年），它包括新的和显然是未曾发表过的有关17世纪的各种题目的文章。
虽然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了大量关于晚明史的重要著作，但文化革命的动乱严重地影响了它们的数量和质量。幸亏最近几年有了好转。关于晚明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提要以及一些书目详情，见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伯克利，1980年），特别是第87至112页；见中国史学会编的《中国历史学年鉴》（北京，1981年—）有关明史的各部分；和季刊《史学情报》（1982年—），这也是在北京出版的。
台湾也出了有关晚明史的值得注意的著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光涛教授的作品。与本章特别有关的是他的《明季流寇始末》（台北，1965年），他的《熊廷弼与辽东》（台北，1976年），和他的《明清史论集》（台北， 1971年）中几篇关于军事和政治史的论文。台北出版的《明史研究专刊》经常有关于晚明史的当前作品的报道。台湾、香港和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社继续重印有关明史的各种原始资料和第二手材料这个事实，对将来对这个时期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其中有些资料与本章所讨论的问题有直接关系。
像在中国研究的大多数其他分支那样，关于17世纪时的中国，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很丰富，而且质量往往很高。与晚期有关的这一研究成果的概述，见山根幸夫的《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动向：书目介绍》，载《亚洲年鉴》，38（1980年），特别是第104至110页、第118至123页。又见森正夫的《明代的士绅》和谷口喜之雄的《晚明的农民起义》，均发表在《亚洲年鉴》，38（1980年），第31至68页；有关的文章，见琳达·格罗夫和丹尼尔斯·克里斯琴编的《中国的政府和社会：日本人关于明清社会和经济史的看法》东京，1984年）。
40多年来，研究17世纪中国的西方学者对恒慕义编的两卷本《清代名人传略》（华盛顿特区，1943—1944年）深为感激。尽管书名引起误解，这部合编的巨著收入了不少晚明杰出人物的传记，附有简短的书目，指出在何处可以找到有关他们的更多的资料。富路特和房兆楹编的《明人传记辞典》，两卷（纽约和伦敦，1976年），补充了《清代名人传略》，但没有完全取代它。《明人传记辞典》仿照恒慕义的书，正如大家所推崇的那样，这是两部最重要的关于明史的西语参考书之一。另一部是傅吾康的《明史资料介绍》（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年），编写本章所用的许多原始资料和第二手材料，它都有简短的说明。特别参见第32至33页傅吾康教授对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实录和第38页对谈迁的《国榷》的讨论。
《明人传记词典》的杰出撰稿者之一贺凯教授，长期以来在讲英语地区被视为晚明史研究的非正式领袖。贺凯教授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在过去30年中他用许多时间研究错综复杂的明代政治和制度史。与本章特别有关的，有他的《宿州和魏忠贤的代理人：〈开读传信〉译文》，见《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京都，1954年），第224至256页；《晚明时期的东林运动》，见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年），第132至162页；和《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斯坦福，1966年），特别是第152至234页。贺凯教授还编了专题论文集《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纽约和伦敦， 1969年），它包含一些论及17世纪制度史的重要方面的文章。
晚明史的其他领域也有专题论文集。关于思想史，见狄百瑞编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纽约和伦敦，1970年），和《新儒学的演变》（纽约和伦敦，1975年）。关于社会和政治史，见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卡罗琳·格兰特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伯克利和洛杉矶，1975年）；和乔纳塞恩·D.斯彭斯、小约翰·E.威尔斯编的《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
过去几年，出版了三本英文的有关晚明史的重要专题著作：威拉德·J.彼得森的《匏瓜：方以智与思想变革的动力》（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希拉里·J.贝蒂的《中国的土地与门第：对明清两代的安徽桐城县研究》（剑桥，1979年）；和杰里·登纳林的《嘉定义士：中国17世纪的儒家领导阶层和社会变迁》（纽黑文和伦敦，1981年）。两本新著也将大大地增加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理解：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伟大的事业：满洲人在17世纪的中国重建帝国秩序》（伯克利和洛杉矶，1985年）；和林恩·A.斯特鲁夫的《南明，1644—1662年》（纽黑文和伦敦，1984年）。
11 南明，1644—1662年
作者 林恩·A.斯特鲁夫
从书目的角度看，许多情况使得对南明的研究变得格外复杂。第一，从1644到1662年是一个非常动乱的时期，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事件层出不穷。个人亲历的事件只占这些事件的一小部分，大多数直接参与南明政治和军事活动的人，没有活下来讲他们自己的故事或反驳别人讲的他们的故事。总之，这个时期的文字记录虽然很多，但极为零碎，而且可靠性成问题。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是关于晚明和南明著作的主要书目指南，尽管它列出1100多种已知从17至20世纪一直存在的作品的名称，但我们却没有出自任何一个南明朝廷的一份原始文件。我们所有关于南明的奏议、圣谕、诏令、中旨等的内容的知识，全都来自私家的抄本。换句话说，有关南明的历史记载几乎全由各种各样别史、野史、外史或稗史组成——就是说，是私家的、非官方的、道听途说的记述，作为史料，在质量和价值上差别很大。
这与清方与南明斗争的资料恰成对比。只有政府文献和官方历史档案而无任何一种参与其事的人的第一手个人记述。由于这个明显的差别，就必须把我们找到的非官方的南明资料与清官方的资料小心地结合起来。许多顺治朝的官方文献，保存在北京的内阁档案馆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其分10辑出版，名为《明清史料》。［23］ 但是，没有经验的探索者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卷帙浩繁的文献中，不如首先探索更易查找的顺治和康熙朝初年的实录，在七卷本《大清历朝实录》的第四卷，1964年重印。
我们只有明朝方面的非官方资料和清朝方面的官方资料这个事实，表明南明著作的政治敏感性，这是造成书目问题和复杂性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情况。当然，清朝是胜利的一方，因而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可以用一个统一的帝国的权力和影响，操纵对征服时期的历史的阐述，使其为自己服务。清朝的官员显然感到，写奏议比写回忆录稳妥。但是，南明同情者的担心是对的：除非个人把他们所知道的事记录下来，希望后人终有一天会知道，否则明朝斗争的历史将烟消火灭。下面将提到，清朝当局确曾采取措施，企图改写和销毁有关南明的历史著作。但他们并没有雷厉风行和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因此，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家、出版家和藏书家对检查和迫害的威胁，感受各不相同。结果，有些作品写成后立即发表，大多以传抄的形式流传（它们已辗转抄过许多次，有许多错误）；另一些作品则被巧妙地藏起来，直到20世纪才重见天日。在流传的作品中，特别是印出来的作品，为了符合清朝的政策而进行改动的程度是难以估计的。此外，南明著作的政治敏感性使得许多作者匿名或者用化名写作，这样，作品的错误归属不大可能引起争论。这种情况在南明研究中引起无数证实原作者和原文真伪的问题。
当然，如果征服对汉族人没有这样深刻的含意，如果有关南明的故事不是这样流行不已，清朝当局也犯不着进行检查。这两个因素，民族意义和名誉，使得从清代直到今天的历史家的工作变得复杂。清的征服较之东亚次大陆历史上先前任何这样的动乱，直接影响了更多汉族人和更多有文化的汉族人的生活。明末和清代中国人口的惊人增长和这个时期出版业的明显增长，颇有助于证明有关南明的著作是很丰富的。
从积极方面说，这导致保存下来的有关清的征服和南明的资料，比先前任何改朝换代时期都多。从消极方面说，这引起对南明著作的不讲道德的出版者和书商的广泛谴责，他们用各种手段窜改原著，不知羞耻地助长偷印和剽窃——一切为了迎合虽然热情但大都缺乏鉴别力的读者大众的趣味。此外，关于南明的现代第二手著作，甚至那些以学术成就自命的著作，是肤浅的和新闻性的，目的主要在说教或灌输，顶多不过是表现出对原始的和第二手的、真的和假的资料之间的区别，缺乏起码的辨别力。因此，在检查清代的旧文献以及民国和共产党时期的著作和文章时，一个认真的南明研究者面临的任务，是从一大堆糠秕中筛出少数历史证据的谷粒，用以建立真实可信的历史。
为了给一般能得到的最好的南明史原始资料和本世纪对那个时期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编一份目录，读者应参考林恩·斯特鲁夫的《南明：1644—1662年》（纽黑文和伦敦，1984年）中的书目提要。在评价这些资料和其他18和19世纪的著作时，认识到这样一点是有益的，这就是从顺治到现在的各个阶段，不同的渲染和偏见一直成为对那个时期的研究的一个特点。
大多数第一手记述自然是写作于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它们所描写的事件刚过去不久。这些作者处在混乱的中心，很少能在他们的著作中保持一种坚定的客观态度。大多数作者带有强烈的偏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为赢得后代的同情，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问题同他人争论。在前明的知识阶层当中漫着一种负罪感，这引起了许多自我辩白的文章，它们相应地谴责个人报复、党同伐异，或某些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行为。此外，由于清初私人抄本流传并通过晚明政治-文学团体的残存网状组织最有效地保存了下来，我们所得到的记述也许带有比原来更多的党派性。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17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之前，在两方面有所好转。第一，被视为晚明的主要折磨的党争，既受到政府也受到公众的谴责。第二，康熙帝通过缓和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满族政权仍然怀有的仇恨和害怕，诚心争取把他们团结在清朝的庇护之下。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他成功地发起一个编纂《明史》的大规模计划，并采取不寻常的步骤，谋取受到广泛敬重的以同情明朝知名于世的学者们的合作。此外，他试图让学术界放心，崇祯以后明朝的朝臣在他的指示下将受到宽宏的对待，任何人都不必担心1661—1663年迫害历史家的事会再次发生。在这样一种比较说来是宽厚的气氛中，对南明的兴趣高涨起来。到这时，经历过征服的一代人已经年老，已没有多少时间能写出有关事件的第一手证词；此外，许多人也明白，尽管康熙朝廷对南明的研究表示宽容，但事实上那个时期在《明史》中不会得到适当的论述。这些情况促使温睿临写作《南疆逸史》（完成于1711年前后），成为清代头200年中出现的关于南明的最重要的综合史著作。［24］
这个阶段南明研究的特点，是浪漫精神和伴随而来的用大量想象去给事实添枝加叶。在更为安定的康熙时期生活的人们，回过头去看南明，把那时看成一个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时代，一个社会大溶合和互相拉平的时代，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机会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对清和晚明的矛盾感情所引起的高度悲怆，不仅表现在历史著作中，也表现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它是康熙晚期最流行的传奇。［25］
在18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对南明的兴趣明显下降，在雍正和乾隆初期，也许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情况似乎主要是由于那些在童年经历过征服年代的人已经过世，也由于康熙帝的去世，他的宽容政策成为一场极端刻毒和奸诈的储位斗争的牺牲品。在这种气氛中，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出版的有关南明的著作，被他的政敌劾为“狂妄”，他以大逆罪于1713年被处决。雍正帝于1723年即位后，赦免了所有牵连进这桩案件的人，但后来他在同情明朝的著作和当前煽动叛乱的关系问题上，挑起一个更大的争论。1729年，湖南一个名叫曾静的叛逆者，被发现部分地受到已经过世的浙江文人吕留良（1629—1683年）的某些著作中反满内容的鼓舞。雍正帝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他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文告和书，是清朝第一次企图利用晚明著作，其中有些是关于南明的，来达到阐述满族-清廷的政治思想的目的。
在此后几十年中，关于南明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工作，人们倾向于采取一种比较无害的形式，如地方人士对死于明清斗争中的人所写的谨慎的纪念文章。出乎意料的是，正是通过这类“社会传记”的积累，全祖望（1705—1755年）在18世纪对南明研究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全祖望的《鲒埼亭集》，［26］ 特别是它的外编，显示出对原始文献透彻的研究，这正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受人尊敬的学者们的共同特点。在当时的第一流学者中，几乎只有他着迷于明朝的抵抗斗争，全祖望对南明研究所做的最好的工作，是挽救了许多关于监国鲁王的支持者和浙东抵抗斗争的历史资料，使其免于湮没。
康熙晚期和雍正年间的迫害和控制是偶尔发生的，并未导致对晚明或南明著作制定任何明确的官方政策。这种危险的含混状态，只能阻止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乾隆朝晚期，特别是在18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开始了某些大规模的计划，以一种又打又拉的方式大力消除这种含混状态。
第一，朝廷有意散播一种由皇帝批准的对南明事件的解释，给予那些站在明朝一边为国而死的人以很大的光荣，但明确指出，明朝的让位（和清对汉族人民的挽救）是不可避免的事。的确，晚明不可救药的道德风气和政府状况，使得烈士们的奋斗更加可歌可泣。弘光朝廷的灭亡被确定为明朝的结束，承认以后南明朝廷的历史性但不是合法性。
第二，更加抱负不凡，乾隆帝企图促进他的国家的文献质量，一方面收集最好的图书，加以重抄，编成巨大的《四库全书》，另一方面，与此同时搜出各种不符合需要的著作，加以销毁或改动。后者的范围，自然包括对满族人或他们的祖先女真人有不利反映的历史著作，或者不符合乾隆对南明的解释的作品。［27］
因乾隆禁令而引起的对南明材料的改动，程度的大小难以估计。但这对清初以来全部幸存的作品的影响微不足道，也许由于已经熬过150年所有近代以前的原本书所面临的危险——水、火、蛀虫、贫穷和疏忽——不大可能被少数几年（最多从1774至1788年）执行得不一律的禁令从这样一种文献丰富的文化中消灭掉。相反，乾隆的南明研究政策的影响，似乎积极方面多于消极方面。《四库全书》计划大大地刺激了对各种旧书的兴趣。而且，有意研究南明的学者多对乾隆法令的宽大精神感到满意，而不是被禁令的严峻文字所吓倒。
总之，紧随乾隆朝之后的几十年，在一些人当中令人注意地重新引起了对南明的兴趣，他们是在这样一种学术空气中培养起来的，他们对收集到的材料作出评价，对有问题的旧本进行比较、核对和修订。第一个对南明资料进行全面的原本研究的，是乾隆和嘉庆年间的学者杨凤苞（1754—1816年），继他之后是19世纪的两个藏书家李慈铭（1830—1894年）和傅以礼（1826—1898年）。［28］ 此外，19世纪初兴起出版丛书的第一个高潮，它的特点是只限于晚明和南明的作品，以及第一次出版几个杰出的南明义士的文集。这一活动的成果是产生一部伟大的清代关于南明知识的总结，徐鼒（1810—1862年）的《小典纪年附考》。
通过这种工作，为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发生的事准备了文献根据，那时对南明的兴趣带上一种坚决反清、反满和排外的倾向。热情的革命者如梁启超（1873—1929年）、章炳麟（1868—1936年）和刘师培（1884—1919年）当时举出南明提醒他们的同胞，清是野蛮的征服者，而17世纪时汉族人民曾表现出抵抗外来入侵者的精神，这是现在完全可以仿效的。某些参加并记述明朝的抗敌斗争的人，成了有名人物，出现了出版南明丛书和明朝忠臣义士文集的第二个高潮。
自然，1911—1912年清朝覆亡后，当新生的民国在对西方列强干涉的经常恐惧中迈出最初不稳的步子时，发掘这种文献的热情进一步增长起来。事实上，鲜明地题为《痛史》的丛书，就是在清朝被推翻时付印的。随后的几种丛书合在一起包罗了许多以前被清廷禁止的作品。但在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促进南明知识的原动力有了新的变化，像柳亚子这样的学者兼政论家，用这个时期的故事来鼓舞抗日的民族感情。
这个突然对南明著作普遍感到兴趣和几乎是发狂地出版各种各样手抄本（往往很少或者不去证实作者、可靠性或质量）的浪潮，很快启发了两位杰出的爱国学者进行书目研究。谢国桢详尽的《晚明史籍考》［29］ 和朱希祖更有选择的《明季史料题跋》至今仍然是晚明和南明资料最好的现代指南。
1949年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和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以后，中国人对南明的兴趣在性质上有了明显的分歧。在台湾，从大陆逃来的人从沿海的抵抗故事中寻找历史的类似。刚从日本人的殖民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台湾本地人，不仅发现郑成功是一个伟大的民间英雄从而加强了他们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意识，而且是抵抗大陆武力统治的一个不屈的象征。对这两部分人来说，在对南明历史的构想中，赫然出现了东南沿海战场。伴随这种兴趣而来的，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南明研究丛书的出版，即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的《台湾文献丛刊》（1957年—）。［30］
另一方面，在大陆中国，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强调“封建的”不公平是晚明时期普遍的社会政治动乱的原因。在此之前被视为流寇的“农民起义者”受到赞美，被认为是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在这种意向下，谢国桢编的《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对研究南明状况的学者最有帮助。）这样，南明的历史倾向于成了晚明造反军残余部队的历史。他们打击“地主官僚阶级”，并在满族人进入中国北部之前推翻“腐败、封建的”明朝政府被认为是正确的；在此之后，他们以“民族斗争”为重并联合南明政权反对“外敌”也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看法带来许多解释上的困难。可以说，在对20世纪到目前为止用中文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南明简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的批评和对史可法评价的长期争论中，［31］ 各种“矛盾”最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文化革命和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所谓“四人帮”时期，争论变得特别激烈。由于在对南明的看法上遇到这么多解释上的难题，到1980年，大陆中国的学者转向计划和准备出版新的原文和文献证据，以供对17世纪中叶的历史进行更为渐进的、在概念上是尝试性的探讨。
［1］ 见本章，《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著作》。
［2］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07—1111页。
［3］ 有明代初版和稍后版本的两种重印本，一为3卷本（台北，1965年），一为2卷本（台北，1969年）。
［4］ 详见蒂莫西·布鲁克：《苦恼的旅行家的指南：明清时代的路程记录》[12]，载《清史问题》，4，5（1981年6月），第32—76页：4，6（1981年12月），第130—140页。
［5］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6—319页。
［6］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59—865页。
［7］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90—691页。
［8］ 博多·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载《远东》，15（1968年），第149—168页。本文作者感谢普林斯顿大学格斯特东方图书馆的杰杭·班为本节主旨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
［9］ 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特别是第163—165页。
［10］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74—479页。
［11］ 米歇尔·卡蒂埃对海瑞的作品作了评价：《中国16世纪的一次地方改革：海瑞在淳安，1558—1562年》[15]（巴黎和海牙，1973年）；又见傅吾康：《作为方志原始资料的笔记材料：评米歇尔·卡蒂埃的调查》[173]，载《远东》，21（1974年），第191—198页。
［12］ 见林天外（音）：《与方志有关的族谱》[345]，载《中国文化》，22，1（台北，1981年），第33—55页。
［13］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14］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260]，10，第43—48叶。
［15］ 富路特：《乾隆朝的文字狱》[187]（巴尔的摩，1935年）；林恩·安·斯特鲁夫：《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用途：清代编史工作中的南明》[481]（安阿伯，1974年）。
［16］ 有中华书局的新式标点四卷本（北京，1959年）；翻印本分成六卷（台北，1978年）。
［17］ 有新式标点的两卷本（北京，1956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115]（镇江，1981年）。
［19］ 山根幸夫编：《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602）（东京，1960年）。
［20］ 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要》[367]（1934年；纽约，1970年重印）。
［21］ 见牟复礼：《1449年的土木之变》[400]，小弗兰克·A.基尔曼和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年），第243—272页；和傅吾康：《于谦：国务活动家和兵部尚书，1398—1457年》[1767]，载《中国历史》，11（1946年），第87—122页。
［22］ 见菲利普·德希尔：《看守皇帝：从景泰朝的政治史看15世纪中国帝制的各方面》[139]（莱顿，1985年）。
［23］ 例如，见《（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4（1967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454]，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0（1955年），第215—346页。
［24］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57年），第60—68页。
［25］ 见黄云眉：《明史考证》[261]（北京，1980年），第156页。
［26］ 谢国桢编的《明史资料丛刊》，1（江苏，1981年），第1—160页重印了《后鉴录》[228]。
［27］ 见《禹贡》，5（1935年），第29—41页。
［28］ 见沈德符编：《野获编》[468]（1619年；北京1959年重印），第464—467页，和徐学谟：《世庙识余录》[233]（1608年；台北1965年重印），4，第9—14叶（第103—113页）。
［29］ 见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475]，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1982年），第822—862页。
［30］ 见《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年）。
［31］ 见《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82]（上海，1957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北京，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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