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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农、抑末
西周春秋社会，是平静的农业社会。几乎全部社会上存在的人口，都依农业而生存。氏族解体，公社成员成为独立的个体小农，但人们赖以生存的产业仍然是农业。商业交换经济起来后，瓦解了氏族公社，使公社成员成为个体小农。但商品交换经济并不停止在这里，它继续发展，又破坏了小农经济促使小农破产。农业和小农经济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小农是租赋徭役的负担者。商业交换经济对农业和小农经济的破坏，引出国家的重农抑末政策。
商鞅变法，就奖励耕战，重农轻商。“勠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把事末利即经营商业和怠而贫同样看待，妻子儿女要没入官府为奴隶。商鞅主张“使商无得籴”，“贵酒肉之价，重其租”、“重关市之赋”、“以商之口数使商”、使“农逸而商劳”。（见《商君书·垦令》）。凡此种种，皆是打击商人的。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在琅邪刻石颂功德，还说：“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史记·秦始皇本纪》）。仍是重农轻商。
汉朝继续执行重农抑末政策。刘邦“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汉书·食货志下》）。惠帝、高后时，以“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同上）。
文帝即位，农民“背本趋末”的趋势出现了，贾谊为文帝划策，提出重农。他说：“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又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蹷？”又说：“今欧（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汉书·食货志上》）。
贾谊之后，又有晁错，也向文帝提出重农抑商的建议。商业交换破坏小农经济，这是根，这是客观事实。有了这个客观事实作基础，文帝就很高明的接受了他的建议。
文帝不止一次的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汉书·文帝纪》）。
但交换经济的发展，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是人力所不能抑得住的，正像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食货志上》）。在官府租赋徭役和交换经济双重压迫下，农民是一路衰落下去。
为了使农民在交换经济的侵蚀下站得住，能对国家出租赋负徭役，皇帝采取了各种办法扶助农民。
早在战国初年，李悝相魏文侯尽地力之教，就采取措施扶助农民。他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使农民“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生活上能够基本稳定。二是采取平籴政策，在丰收之年也不致“谷贱伤农”。岁有丰歉。李悝把丰年分为上中下，歉年亦分为上中下。丰年谷贱，依上中下丰收情况以平价收购农民的多余粮食。使谷贱不得伤农。歉年谷贵，依上中下歉收情况以平价卖出粮食，使谷贵不得伤民。此之谓平籴。他认为“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汉书·食货志上》）
梁惠王对孟子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的希望在富国强兵，但他知道只有农民生活过得去才能富国强兵，他不得不注意农民生活而采取对农民有利的政策。
随着小农经济的日趋困难，汉朝政府更是努力扶助农民。文帝时，晁错提出贵粟、减赋的办法。晁错说：“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栗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汉书·食货志上》）。他建议先入粟边地，后又建议“边食足以支五岁”后，“可令入粟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就可以“勿收农民租”。文帝接受晁错的建议，令民入粟边，又入粟郡县。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十三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经过汉初数十年生养休息，武帝即位之初全国上下一片富庶景像。这时期北方的匈奴强大起来。汉初帝国国力弱，社会穷，对匈奴只好采取忍辱和亲办法。武帝时富起来，对匈奴入侵边境，遂发动反击。长期对匈奴作战，战胜了匈奴，也消耗了自己的国力。社会内部，也问题丛生。“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汉书·食货志上》）。
“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汉书·食货志下》）。
一方面要筹划扩大财政收入，一方面要抑制商人豪党的兼并，武帝对商人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除官铸钱和盐铁专卖外，有以下一些措施。
筭缗，即资财税。“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筭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筭；商贾人，轺车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汉书·食货志下》）。
禁商人名田。“贾入有市籍及家属，皆不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同上）。按：田货，《史记·平准书》作田僮。于意为长。
置平准均输官垄断货物运输。“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僅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迺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今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者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而许之。”（同上）。
筭缗钱，商人多呈报不实。于是揭发大兴。杨可告缗编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
平准均输施行的结果，武帝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武帝征伐四方，特别对匈奴的长期作战，最终受害者仍是农民，对商人的打击，本是要“摧浮淫并兼之徒”的，其灾害最终也落在农民身上。“官作盐铁器苦恶（师古曰：盐味既苦，器又脆恶，故总云苦恶也），贾贵，或强令民买之”（《汉书·食货志上》），农民固受其害，官商代私商，农民亦未受其利。《盐铁论·本议》：“文学曰：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民纳其获，女工劲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行好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盐铁、酒榷、均输三者官营，固然打击了商人，但却滋长了官僚资本和官商的腐败。《盐铁论·刺权》文学曰：“自利官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已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
过去常把武帝末百姓穷困和社会动乱不安的原因归之穷兵黩武，这只说明了问题的一半，另外，官营盐铁业和平准均输，控制了商业交易，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它阻碍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使耕者释耒，百姓懈怠。这更是一条重要的经济本身的原因。
昭帝时，不断采取措施协助农民渡过难关。时霍光辅政，他采取的措施有：一是贷给或赐给贫民种粮和食粮，二是减免租税，三是赐给公田或假给公田。
始元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秋八月诏曰：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汉书·昭帝纪》）
四年秋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同上）。
元凤二年六月诏曰：“其令都国毋敛今年马口钱，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当赋。”（同上）。师古曰：“诸应出赋算租税者，皆听以叔粟当钱物也。叔，豆也。”
三年正月，“罢中牟苑，赋贫民。诏曰：迺者民被水灾，颇匮于食。朕虚仓廪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
四年，“勿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同上）。
六年正月，诏曰：“夫谷贱伤农，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其令以叔粟当今年赋。”（同上）。
元平元年二月，“诏曰：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徭，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朕甚悯焉，其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同上）。
昭帝年幼，政务一决于霍光。靠了霍光的安集措施，使得社会经济稍得复苏，“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汉书·食货志上》）。
宣帝继续以公田赐、假农民和减租赋。
本始三年，“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三辅民就贱者且毋收事。尽四年。”师古曰：收，谓租赋也；事，谓役使也。尽本始四年而止。”（《汉书·宣帝纪》）。
地节元年三月，“假郡国贫民田。”（同上）。
三年诏曰：“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同上）。
三年又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官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筭事。”师古曰：“不出筭赋及给徭役。”（同上）。
元凤三年，“减天下口钱。”（同上）。
四年，“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同上）。
甘露二年，“赦天下，减民筭三十。”（同上）。
宣帝“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汉书·食货志上》）。昭宣时代成为西汉中兴时代。但随着经济复苏，交换经济发展，元帝以后，农民破产流亡的情势更加严重。其实，宣帝末年社会问题即已显露。宣帝死之年，一个诏书说：“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汉书·宣帝纪》）。
其咎安在？其咎在于富商豪强的土地兼并。宣帝晚年的情况，更鲜明的显示汉代社会出现危急的原因是交换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租赋徭投的征收。昭宣时期，租赋徭投是轻的。在“天下事少、繇役省减、兵革不动”的时代，而民贫了，盗贼不止了。
元帝多次给民公田，减免租赋，贷给种食。
初元元年，“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汉书·元帝纪》）。
又曰：“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同上）。
二年，“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同上）。
永光元年三月诏曰：“其赦天下，令厉精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
但这些办法，假或赐公田、贷种食、减租赋等已不能解决问题，根本无救于贫民的困苦。元帝时农民的生活情况是：“元元大因，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汉书·元帝纪》）。“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因于饥馑，亡以相救。”（同上）。赐公田是没有用的，正如贡禹上元帝书所说：“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汉书·贡禹传》）。
重农抑末政策，没有救了农民，也没有抑得住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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