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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换经济的发展
战国时期交换经济的发展已如前述。秦汉之间虽然经受了几年战乱，时间究竟是比较短的。它也和战国时期的战争一样，在生产力兴旺发展的时代，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阻碍和破坏作用是不大的，是暂时的，很容易的就恢复过来了。秦亡汉兴，在统一的大帝国中，城市经济、交换经济是继续发展的。《史记·货殖列传》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关卡、津梁开放，山泽之禁废除，海内成为一家，在这条件下，富商大贾才能周流天下，货物才能流通全国。事实正是如此。到文帝时，民间已出现“背本趋末”，“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汉书·食货志上》）的情势了。有先见的大思想家贾谊，已为此深忧了。
经过汉初高惠文景几十年的生养休息，到汉武帝时期，汉帝国的经济已由恢复跨进繁荣时期。交换经济更加发展。“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汉书·东方朔传》）。古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生长在这时代。他的史学著作《史记》，反映了当时交换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同时，反转过来看，司马迁【220】的思想和他对当时经济情态和经济问题的看法，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城市交换经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
老子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思想，反映受战争苦害、受商品货币关系侵剥的小农对往古氏族制度的怀念。司马迁批判了老子这种复古思想。他认为有了城市交换经济和跟着而来的生活上的多方面享受，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必然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他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小国家，自古以来都是很少的，老子这里说的只是些氏族部落而已。“与之争”，是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争。司马迁认为和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趋势争，是最下的办法。你就是挨门挨户苦口婆心的去说以妙论，也是枉费心机的，是“终不能化”的。
司马迁这种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司马迁这种思想观点是他所处的、生活于其中的客观社会现实在他头脑里的反映。司马迁这种思想观点帮助我们来认识商品货币关系、城市经济在当时整个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地位、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
《史记·货殖列传》有大段材料概括地描绘了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面貌，记录下来各个地区的重要物产、贸易关系、城市和经济生活。这使我们看到汉帝国在汉武帝时期，各地区交换经济的活跃和交换在各个地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221】
“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就司马迁所看到的，西汉初年的汉帝国在经济上可以分作四个大区域：西部，今山西南部以西，包括陕西、甘肃、四川一带，产材竹、穀纑、旄、玉石；东部，今河北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产鱼、盐、漆、丝；长江以南出产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象牙）、皮革；北方，今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以北，产马、牛、羊、栴裘、筋、角。司马迁没有谈农业生产，他主要是从商品交换的角度而谈的一些土特产。所以他接着说“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都是从商业交换说的。
在司马迁眼里，在人民生活中农工虞商四者是同等重要的，同样都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四者同是“民所衣食之原”。如果客观上没有发达的交换经济现实，不会产生司马迁这种思想。
《史记·货殖列传》写了各地区许多大小城市，其中以“一都会也”来指名的大城市就有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吴、寿春、番禺、宛等地，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地区的商业交换中【222】心，它集中了一个或大或小地区的货物运转各地，它也承接外地区的货品再分运各处。自然，西汉前期各地交换经济情况，不是一天突然出现的，它是战国以来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不待言的。司马迁在论述各地区经济情况时，就常常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叙述的。
关中地区。以长安为中心，南通巴蜀，西通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这地区“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这地区的人民，“好稼穑，殖五谷”，“有先王之遗风”。“及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郤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关中之南为巴蜀地区。“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关中之西，为天水、陇西地区。“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巴蜀和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的货物，都要通过关中才能和中原各地交易。在地理上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自战国以来，关中成为富庶的地区。关中的富庶，并不完全靠关中本地区的生产，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靠关中本地区的生产。关中的富庶和它控制着巴蜀地区、陇西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是有关系的，巴蜀、陇西的土特产和商品通过关中才得和中原地区交易。关中成为四方辐凑的地区，货物集中的地区，因之关中富起来了。”使这个地为天下三分之一，人为天下什三的地区，却富居天下之什六了，关中之富由于“商”而不是由于【223】“农”。
关以东是三河地区。三河指河东、河内、河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和河南的西部、北部。这地区是夏、商、周三代都邑所在之地，汉时仍是土地狭小人民众多的地区。《货殖列传》所举汉代这地区的城市有杨、平阳和温轵。“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故杨、平阳、陈椽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
三河以北，是燕赵地区。赵、中山（今河北中部），“民俗懽急，仰机利而食。”这里是纺织业发达的地区。邯郸是这地区的都会。“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赵之北是燕（今北京市和河北北部）。“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结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到今天，良乡的板栗，密云的小枣，仍是远近驰名的。
三河以东黄河南岸是洛阳、齐鲁梁宋地区。这地区的大都会有洛阳、临淄和陶。洛阳的交易网，可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齐地的大城市是临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自周代以来，齐就是以出产纺织品和鱼盐著名的。它的鱼盐运往各地，它的冠带衣履天下。各国各地敛袂而往朝。邹鲁地区，原是儒家的老窝，民“俗好儒”。但至迟到西汉时期，这地区已是“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即比洛阳人还喜欢经营商业的。陶是梁宋地区（今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安徽、江苏北部）春秋战国以来的大都会。刘邦在乌江打败项羽，却回到济水之上陶这地区来即皇帝位，很难说这和陶的繁荣的吸引力没有关系。
淮水、长江地区是原来的吴、越、楚地区。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是西楚。江陵是这地区的有名城市。“江陵，故郢【224】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是东楚。吴是这地区的大都会。“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这一广大地区是南楚。这地区的都会有寿春。而合肥“受南北潮”，是“皮革鲍木”运输集中的地方。
此外，番禺（今广州），“亦一都会也”，是珠玑、犀、瑇瑁、果、布的集散地。颍川、南阳是夏人的旧居。“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南阳的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
这是《史记·货殖列传》对于武帝时期商业城市和各地贸易交换网的描述。西汉时期城市经济比战国时期又有发展，战国时临淄有七万户，照主父偃所说，武帝时“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汉书·济北王兴居传》）。赵之邯郸也很富庶。武帝时，“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以是赵王家多金钱”（《汉书·景十三王、赵王彭祖传》）。由此观之，赵地商业交换的发展不局限于邯郸一地。西汉城市经济的发展，终西汉一代无大变化。《盐铁论·通有篇》所举昭宣时的名都为：
“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菑，楚之宛邱，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盐铁论·力耕篇》：“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
阳翟即颍川，三川即洛阳，《盐铁论》所举除多一荥阳外，和《货殖列传》所举大体是一样的。至西汉末年王莽时期，成都始与洛阳、邯郸、临菑、宛并为五都会之一。【225】
交换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商人阶级积聚了大量财富在自己手里，过着侈奢豪华的生活。官僚、贵族、地主阶级也在商品交换经济给创立的经济条件下，亦步亦趋的效法商人，疯狂的积累财富和过着豪华的生活。而农民则在交换经济支配下，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土地都卷入交换过程中去，破产流亡麕集城邑，或则自卖或被卖为奴隶。
西汉户口统计，都是区域郡县的户口统计，这些人口中多少是城市户口多少是农村户口则没有统计。从一些记载看，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是不小的。照贡禹所说，“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城市人口应占总人口的一半。可注意的是：当时人说到人民流亡都是去城郭。如贾捐之对元帝说：“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汉书·贾捐之传》）。鲍宣也说：“流民亡去城郭。盗贼并起”（《汉书·鲍宣传》）。成帝赐翟方进也说：“间者郡国谷虽颇熟，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汉书·翟方进传》）。民众离亡，按常势应是农民流亡，离其农村，而贾捐之却说“商会城郭”，鲍宣说“亡去城郭”，成帝也说“前去城郭”。是否可以说，贾捐之、鲍宣和成帝的话，反映西汉后期，城邑是集中了大量人口的。城邑人口和农村人口对比，不会像王符所说到一百比一，也或者不会是一半一半，但百分之四十或三十大约是会有的。如果我们不囿于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国家，绝大部分人口百分之八、九十是农村人口的成见，而从贡禹所说的“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和王符所说“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或者就会同意汉代大量人口是居于城邑的，说百分之三十、四十居于城邑，大约是不为过的。【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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