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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人
商周时期，人们聚居的地方称作邑。《说文》：“邑，国也。”（第六篇下邑部）。邑就是国。甲骨文无“国”字。国字的出现，大约在周灭商之后。周王分封诸侯，新贵带领同族周人和分给他们的商族人到新地建立国家，一殷是周人居住邑中，商人居住野，这就有了国、野之分，也就出现了居住国中的人称国人，居住在野的人称作野人。
周灭商前后，是周族氏族解体，阶级分化的时期。氏族中的显赫家族演化为贵族，一般氏族成员演化为平民。最初，国人包括贵族。从《左传》有关国人的记载看，有些地方就很难说它不包括贵族。因为贵族也住在国中。但可以理解，国人主要的是贵族以外的周族自由平民。
国和邑同义，只是指人们居住的地方，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国的这一含义还保存着。（详《城邦国家》一节）。
西周春秋时期，国人是强大的社会势力，对政治问题很有发言权，而且参与政治活动，过问国家大事。
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国人的政治活动，是西周晚年的国人暴动驱逐厉王。《国语·周语上》载：“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38】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彘之乱，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宣王。”这里看到，国人一怒，逐了厉王，围了召公宫，还要杀太子，召公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去替宣王死。
氏族部落时期，氏族成员权力大，氏族部落有大事都要由氏族成员大会最后讨论决定。这是古代的氏族民主制。摩尔根《古代社会》中所讲的易洛魁族有此制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讲古希腊、罗马、日耳曼人等也都有此制度、有此时期。古代中国也不例外。在古代典籍中，我们看到西周春秋时期，国人还有一些民主权力，这些权力也反映了氏族民主制的影子。《周礼·小司寇》：“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大司徒》：“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郑注：“大故，谓王崩及寇兵也。”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周制，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是朝万民的，这在氏族社会就是氏族全体成员大会。此外，尚有两个内朝。这个问题，另节再讨论。这里看到国危、国迁、立君等大故，皆要致万民征询意见。
《国语》和《左传》里有不少“朝国人”的记载，遇有大事就“朝国人”以征询意见。如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晋国曾朝国人议立新君。《左传》僖公十五年：
“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
晋惠公不是个好国君，他三番五次把国家大事错置失当，失掉贵族的支持。这里他以“作爰田”收买国人对他的好感，希望【39】国人支持他。他要求国人以太子圉代他行使国君职务，正是《周礼·小司寇》所说的“询立君”。
《左伶》僖公十八年：
“邢人、狄人伐卫，围兔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
这是国君为让国而朝众，众不同意，国也就让不成。这也是询立君。
《左传》定公八年：
“卫侯欲叛晋（与晋人盟于鄟泽受辱），而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大夫曰：苟有益也，君子则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絏以从。将行，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晋人请改盟，弗许。
又同书哀公元年：
“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
这都是询国危的例。卫侯朝众的众，当是国人。卫侯本决定叛晋，难在贵族不从，所以他先朝大夫，请改卜嗣。朝大夫之后，他又朝国人。国人支持他，他才决定叛晋。吴伐楚，招陈怀公。对陈来说，这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所以怀公就朝国人以征询意见，决定去从。
国人在政治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是由于国人有权，有【40】从氏族沿续下来的氏族成员的民主权。其次是因为国人人数众多，出兵打仗依靠它。如果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就无法对外进行作战，其结果可能是国破族灭。最形象化的例子是卫懿公得罪国人而亡国。《左传》闵公二年载：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秉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
国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春秋时期，我们看到国人对国家大事总是积极主动的表示意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同书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园，国将若之何？”同书昭公二十七年载：楚“郤宛直而和，国人悦之。鄢将师为右领，与费无极比而恶之。令尹子常，贿而信谗。无极谮郤宛焉。……令尹尽灭郤氏之族党。……晋陈之族呼于国曰：鄢氏、费氏自以为王，专祸楚国。……令尹尽信之矣，国将如何？令尹病之。……楚郤宛之难，国言（国人之谤言——杨伯峻同志注）未已，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沈尹戍言于子常曰：……吴新有君，疆场日骇。楚国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以说于国人。谤言乃止。”国人的谤言，使令尹害怕，不得不诛杀大臣，以平息谤言。
国君如果不同意国人的意见，国人可以驱逐国君下台。《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国君不好，国人可以把他驱逐。这是当时人的思想。《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师旷的话，代表了当时人对出君的【41】看法。到战国时，孟子还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话。
国人能驱逐国君，也能驱逐贵族。卿大夫贵族处理政务不当，也可能遭国人的驱逐。《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夏，陈辕颇出奔郑。初，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已大器。国人逐之，故出。”贵族对于国人，总是畏惧的。宋国有这样一个故事：“国人逐瘈狗，瘈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华臣惧，遂奔陈。”（《左传》襄公十七年）。国人追逐狂犬来到华臣家，华臣以为是来对他不利，逃奔陈国。贵族对国人畏惧如此。
国人参与贵族与国君的斗争。
《左传》文公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之何去之？不听。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
同书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贻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襄公夫人）。……既，夫人将使公田盂诸而杀之。公知之，尽以宝行。荡意诸曰：盍适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纳我？……尽以其宝赐左右以使行。”
同书文公十八年，“莒纪公生大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以其宝玉来奔。”
同书成公十三年，“曹人使公子负刍守，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秋，负刍杀其大子而自立也。诸侯乃请讨之。晋人以其役之劳，请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欣时字）将亡，国人皆将从之。成公（负刍）乃惧，告罪，且请焉。乃反，而致其邑。”【42】
同书襄公三十一年，“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
同书昭公十四年：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国人弗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与。蒲馀侯恶公子意恢而善于庚与，郊公恶公子铎而善于意恢。公子铎因蒲馀侯而与之谋曰：尔杀意恢，我出君而纳庚与。许之。……冬十二月，蒲馀侯兹夫杀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齐。公子铎逆庚与于齐。”
国人也参与贵族间的斗争。在这种场合，国人往往起决定胜负的作用。如宋景公时，六卿贵族和宋公的近臣大尹争权，双方都诉之国人大众。“皇非我因子潞、门尹得、左师谋曰：民与我，逐之乎？皆归授甲，使徇于国曰：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众曰：与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不忧不富。众曰：无别。戴氏、皇氏……使国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启以奔楚。”（《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这个故事，显示了国人的力量，国人支持谁，谁将取得胜利。因此，贵族都在争取国人的支持。下面是几个例子。
《左传》成公十三年，“六月丁卯，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不能，杀子卬、子羽，反军于市。己巳，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遂从而尽焚之。杀子如（即公子班）、子駹、孙叔、孙知。”
襄公十九年：“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
襄公二十六年，“孙文子在戚，孙嘉聘于齐，孙襄居守。二月庚寅，宁喜、右宰榖伐孙氏，不克，伯国（孙襄也）伤。宁子出舍于郊。伯国死，孙氏夜哭。国人召宁子，宁子复攻孙氏，克之。”【43】
襄公二十七年“（庆封）使卢蒲嫳帅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宫而守之。弗克，使国人助之，遂灭崔氏，杀成与疆，而尽俘其家。”
国君和贵族都是理解国人的力量的，他们中聪明的人都知道对国人畏惧三分，同时也知道争取国人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尽量买好国人，求取国人的支持和援助。晋惠公为了得到国人的支持，遂“作爰田”。宋公子鲍礼于国人。郑子产不毁乡校，就是为了从乡校中听听国人的舆论。春秋时期，国君和贵族都争着盟国人以加强自己的势力。如鲁阳虎“盟国人于亳杜”（《左传》定公六年）。
西周春秋时期的国人，它的前身就是氏族社会中的氏族成员，它是从氏族成员演化下来的。国人的政治权力，是氏族社会氏族成员民主权力的遗存。
古代氏族成员的民主权力，在墨家思想里反映的最强烈。墨子提出天子、三公、诸侯国的正长，皆由选举产生。“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之览可者，立置之以为三公。”“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立置之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上》）。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墨家集团的成员多是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城邑小手工业者，所以墨家对古代民主反映最强。墨家是下层人民，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比较少，愚昧、迷信反映的也最多。但却正好证明墨家是社会的下层民众。
古代民主思想，在战国还有遗存。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梁惠王下》）。都是古代民主思想。也显示了直到战国，国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是有力量的。战国时代，政治上活跃的士，就是国人中的代表人物。【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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