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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秦及西汉前期的散文和辞赋
第一节 秦代文学
秦始皇灭六国，完成中国的统一，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大帝国。为了适应统一帝国的需要，秦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那些改革，对生产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它又焚书坑儒，推行极端严酷的思想政治。这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短短十几年的秦代，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可言，更谈不上什么成就。
首先，值得提出的是完成于统一前的《吕氏春秋》。这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著作。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故后世又称为"吕览"。它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故《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文献和遗闻佚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增加了文章的形象性。例如《荡兵》、《顺说》、《察今》等篇都有这样的特点。
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是李斯。李斯，楚人，曾师事荀卿。入秦为吕不韦舍人，后为秦丞相。作于始皇十年的《谏逐客书》是李斯的一篇名作。它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以客致富强而成霸业，以见用人惟材，不必限于本土。然后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与异国人材相比，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更加强了说服力：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踶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文章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辞说的习气。而文辞修饰整齐，音节和谐流畅，与汉初散文和汉代辞赋也颇为接近。秦有一些刻石文，如泰山、琅玡、之罘、会稽等处的刻石文，大都也出于李斯之手。内容歌颂秦王功德，形式则模仿雅颂，都是四言韵文，但多以三句为一韵。秦刻石文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它是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
此外，秦时民间尚有歌谣流传。《汉书?贾捐之传》有"长城之歌，至今未绝"的话，可以想见当时人民利用歌谣同秦代的黑暗统治进行斗争的情形。今所传者，仅有这样一首：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这首歌谣见于晋杨泉《物理论》，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已经引用它。它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秦代人民反对征戍徭役的激愤情绪。类似这样的民谣当时一定不少，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第二节 贾谊和汉初散文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西汉初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二十馀，为博士，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张，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赏识。但却因此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贬谪中，他仍不忘国事。后为梁怀王太傅，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所著文章五十八篇，刘向编为《新书》。《新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因而残缺不全，个别篇章也可能经过割裂窜改，但决非伪书。
贾谊在《新书》中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说："自古及今，凡与民为敌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大政》上)。为了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他提倡"农本"，反对富人奢侈浪费。面对迅速巩固政权、完善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贾谊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如要求削弱诸侯和限制豪强商贾的非法活动，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主张更完善地建立以等级制为中心的封建礼制，以巩固封建统治。这些主张适应汉初统一形势的需要，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贾谊的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专题性的政论文，如《过秦》、《大政》等篇。《过秦》分上、中、下三篇，是贾谊最著名的作品，其中心思想是总结秦代兴亡的历史原因。上篇主要叙述秦国力量的强大，是全文的关键。它用渲染、比衬手法显示秦国的声威。如写六国人材众多，"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仰(《史记》作"叩")关而攻秦"，结果却为秦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但就是这个"席卷天下"、"威震四海"的王朝，却在"率散乱之众数百"的陈涉"奋臂大呼"下土崩瓦解。经过这一比衬，文章有力地突出了秦代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威力，足以给封建地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统治者如果不向农民作些让步，即一点"不施仁义"，那只有失尽民心、走上灭亡的道路。所以作者在中篇中从各方面来阐明民心的作用，读完中篇人们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民心一失，无论如何强大也不免覆灭的命运。这样，上文对强秦的夸张又起了加强文章中心思想的作用。《过秦》篇在文字上颇重修饰，又善于铺张渲染，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
二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而发的疏牍文，所谓《陈政事疏》及《新书》前四卷"事势"类就是这种文章。它的一个特色是观察敏锐，能透过太平景象，觉察到社会潜伏的矛盾和危机。例如《数宁》篇说："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作者还敢于大胆揭露这些矛盾和危机，加强其笔锋犀利、言辞激切、感情强烈的特色。例如《时变》篇：
胡以孝弟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义礼节为?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循也，车马严也，走犬良也。矫诬而家美，盗贼而财多，何伤?......
对于富人豪强的横行霸道，作者就是这样无情地揭露，猛烈地抨击的。
三是利用各种历史材料和故事来说理的文章，《新书》后六卷的"连语"、"杂事"大都属于这一类。其语言浅显，叙述也较生动。贾谊的散文都有善用比喻的特点，语言富于形象性。他的文章风格对唐宋的政论文是颇有影响的。
贾谊又是汉初著名的辞赋家。赋本是诵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荀卿《赋篇》第一次以"赋"名篇，汉人沿袭其义，凡辞赋都称为"赋"。汉初骚体的楚辞逐渐变化，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故贾谊的赋兼有屈原、荀卿二家体制。他的《吊屈原赋》为谪往长沙途经湘水时所作，借凭吊古人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例如说：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在那个时代，作者确实是一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杰出人物，但却遭到保守官僚的排挤，政治抱负未得施展。作者以其抑郁不平之气倾注在《吊屈原赋》中，虽痛逝者，实以自悼。他的《鵩鸟赋》为谪居长沙时所作。赋中据老庄"万物变化"之理，说明祸福荣辱皆不足介意。这是作者谪居时哀伤情绪的自我排遗。汉初黄老思想流行，赋中充满了"纵躯委命"的消极思想。这是作者处在逆境中的心情的反映。还有《惜誓》一篇，被收在《楚辞》中，或以为贾谊所作，但王逸已经"疑不能明"。贾谊的赋在形式上，趋向散体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这是新赋体的特点，显示了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
汉初除贾谊外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都或论秦之得失，以为统治者的借鉴；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文章的语言多受辞赋影响，有很多排偶句，风格颇有战国说辞的遗风。这一方面固然是前代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游士说客仍然存在于诸侯王国的缘故。后来，随着诸侯势力的削弱和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这种文章风格也逐渐消失。在这些散文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为较高。
晁错(?--前154)，文景时人，官至御史大夫。著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其中以《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此二疏原为一文。《汉书?晁错传》于《守边劝农疏》前云："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然此疏实只言守边备塞一事，另有《论贵粟疏》载于《汉书?食货志》，正言劝农力本事，故知二疏原为一篇。)最为著名。此二疏主张募民备塞，防御匈奴的入侵。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农民流亡的社会现象，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于生活的贫困；而人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官府的"急政暴赋"和商人的兼并所造成；所以主张务农贵粟，提出募粟入官、得以拜爵除罪的政策。晁错的文章善于从历史事实、当前情况、各种利弊得失等方面作具体分析，立论精辟而切于实际，其不足之处是略乏文采。
邹阳，文景时人，曾为吴王、梁孝王门客，著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等。而后者是作者在狱中的自我表白。《汉书?邹阳传》说他为人有智略，而这篇文章恰好体现了"有智略"的特色。因梁王听信谗言，心有馀怒，直说则不利；所以用大量篇幅说明知人与不知人之别。指出知人必须不"惑于众口"，不"移于浮辞"，这就动摇了梁王对谗言的信赖。作者善于把握这一关键，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本文博引史实，排比铺张，有战国游说家气味。《汉书?艺文志》有邹阳七篇，列入纵横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三节 枚乘
枚乘(?--约前140)，字叔，淮阴人，汉初重要的辞赋家。他生活在文景时代，初为吴王濞郎中，后为梁孝王门客，"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及武帝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今存《七发》一篇是他的代表作。
《七发》是假设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的谈话。"七发"的意义，刘勰以为"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心雕龙?杂文》)。李善以为"说七事以启发太子"，后一种解释比较符合作者原意。《七发》首段指出楚太子的腐化享乐、安逸懒惰是贵族子弟的病根，但此病非药石针炙所能治。这显然是作者针对当时贵族的腐朽生活而提出的讽刺和劝戒，但未能给予正面的有力的批评。接着吴客分述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事，目的是由静而动，由近及远，一步步启发太子，诱导他改变生活方式。作者特别倾全力于田猎和观涛两事的铺写，认为田猎可驱散懒惰的习惯，观涛有"发蒙解惑"的功效。但根本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用"要言妙道"转移他的志趣。故末段要进方术之士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而太子即已"涣然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恝然汗出，霍然病已"。作者认为安逸享乐的病，最好从思想上来治疗，这具有深刻意义。篇中对这一点虽未加以充分发挥，但通过前面各种事物的逐渐引导，已经可以使读者有所领悟。
《七发》在艺术上的特色是铺张，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搆，夸丽风骇"(同上)。但它并不像后来的大赋那样堆叠奇僻词汇，读起来较为平易，而且不乏精彩片段。例如：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氵岂氵岂，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这一段用各种比况描写涛状，奇观满目，音声盈耳，使读者精神震荡，有如身临其境。此外，如前半篇用夸张、渲染手法表现音乐的动听也颇为出色。但总的看来，《七发》铺写过繁，刻划有余，而生动不足，这不能不算是艺术上的一个缺点。
《七发》是标志着新体赋--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赋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新体赋由骚体的楚辞演化而来。屈宋等作家的楚辞富于楚国的地方特色，是一种形式自由、句法散文化，以批判现实、抒发个人愤懑感情为主的诗歌体裁。新体赋首先在内容上改变为对帝王的歌功颂德，劝百而讽一；形式上则改变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进一步散体化，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新体赋的根本特色，就是以铺张为能事，以适应统一帝国的需要。所以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新体赋的散文化以及经常使用排比整齐的句法，都与这一根本特色有关。
《七发》奠定了新体赋的形式，促进了汉代辞赋的发展。它引起后代许多作者的模仿，在赋中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林"。例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等，但都不及枚乘的《七发》。
枚乘的散文今存《谏吴王书》及《重谏吴王书》两篇，都是为谏阻吴王濞谋反而作。两篇皆善用比喻，多为排偶句，有明显的辞赋特点。特别是前一篇几乎全用比喻构成。又书中多用韵语，全篇仅仅五百馀字，而韵语就有二十多句，这也是本文一个特点。
第四节 司马相如及其他作者
武帝时代是辞赋最兴盛的时代。《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共有七百馀篇，其中武帝时就有四百馀篇。司马相如是这时期的最大代表作家。
司马相如(?--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最初"以赀为郎"，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免官游梁，与邹阳、枚乘等同为梁孝王门客，著《子虚赋》。过了几年，梁孝王死，相如归蜀，以琴挑临邛富人卓王孙寡女文君，文君夜奔相如，同归成都，"家徒四壁立"。后来与文君又回临邛，以卖酒为生，"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佣杂作，涤器于市中"。王孙以为耻，乃分给文君家僮(奴隶)和财物。因为武帝读了相如的《子虚赋》，大为赞赏，以及狗监杨得意又乘机推荐，武帝就召见了相如，相如乃改赋天子游猎之事，就是现今所传的《子虚赋》(《文选》分"亡是公"以下为《上林赋》)。武帝大喜，任为郎。从此相如在汉宫庭任官，并深得武帝的信任。后相如出使"通西南夷"，著《难蜀父老》一文，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起了积极作用。晚年以病免官，家居而卒。
《子虚》、《上林》是司马相如赋的代表作品。赋中假设楚国子虚，和齐国乌有先生的互相夸耀，最后亡是公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射猎的盛举，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这样，作品就歌颂了大一统中央皇朝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在统一帝国政治经济空前发展、中央王朝对封建割据势力的斗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时代，这种歌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品主要部分在于夸张帝王的物质享受，渲染贵族宫庭生活骄奢淫佚的风气，迎合了武帝的好大喜功。赋末委婉致讽，流露了作者另一方面的思想：即认为过分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计，作者主张"解酒罢猎"，与民同利。正如扬雄所谓"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实际上它起不了多少讽谏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新体赋的特色是铺张。在这一点上，《子虚》、《上林》比枚乘《七发》有进一步的发展。作品以子虚夸楚开始，说"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馀也，臣之所见，特其小者耳，名曰云梦"，并乘势大力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规模。哪知乌有先生却以齐国的渤澥、孟诸可以"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压倒了楚国。最后亡是公才以天子上林的巨丽、游猎的壮观，又压倒了齐楚。这样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文章壮阔的气势。其次是以大量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增加了文章词采的富丽。例如：
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这种描写确实气势充沛，波澜壮阔。但也往往夸张失实，"虚而无征"，铺张过分，转成累赘。而且由于层层排比，板滞少变，堆砌词藻，好用奇词僻字，读之令人生厌。
司马相如精通文字学，作过字书《凡将篇》。其后扬雄、班固莫不如此。因此在文字上夸奇炫博，就成了这些赋家的习气。
《子虚》、《上林》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虽出于《离骚》，但其有意识地虚构人名，展开辩论，则又兼采《庄子》手法。后来扬雄《长杨赋》的"子墨客卿"、"翰林主人"，张衡二京赋》的"凭虚公子"、"安处先生"都是模仿这种形式。
《子虚》、《上林》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的友人盛览尝问他作赋秘诀。相如说："赋家之心， 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才力，即他说的"赋家之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空前统一、繁荣的汉帝国的出现，加强了正处在上升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信心，也大大开拓了文人学士的胸襟与眼界，使他有可能在赋里多少反映这个强大的汉帝国的面貌，也多少表现了当时统治者一种发扬蹈厉的精神。后来张衡二京，左思三都，虽篇幅加广，而气魄终觉不如。至南朝文人勉强学步，就如在蹄涔之水，吹波助澜，更无足观了。所以《子虚》、《上林》赋的出现是有一定的现实社会基础的。然而作品所表现的时代面貌终究是非常表面和畸形的，因此它们并不能真正反映它的时代。至于它们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则与楚辞有很多联系，是楚辞的变化和发展。
《子虚》、《上林》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们确立了一个"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汉赋自司马相如始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其主要内容，后世赋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一个赋颂传统。如果说这种歌颂在司马相如时代还不是全无意义的话，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它往往流为粉饰太平，对封建帝王贡谀献媚，全然失去意义。它们也奠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后世赋家大都按照这一体制创作，愈来愈失去了创造性。
司马相如还著有《大人赋》、《长门赋》、《哀秦二世赋》等骚体作品。《大人赋》迎合了武帝好神仙的心理，所以武帝读后大为欢喜，"缥缥有凌云之气"。《长门赋》据叙中说，是为武帝陈皇后失宠而作。《南齐书?陆厥传》载厥与沈约书，谓《长门》、《上林》非一家之赋。从文章风格看来，的确如此。后来顾炎武因叙文不符事实，也断为后人托名之作。不过这赋即属伪作，仍是一篇很好的抒情文。它细致地同时典型地表现了一个失宠的宫人望君不至的复杂变化的心情，对后世宫怨诗的创作有一定启发作用。
司马相如的散文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等。《难蜀父老》假托蜀父老非难"通西南夷"，从而引出作者的正面意见，阐明"通西南夷"的重大意义。《封禅文》颂扬"大汉之德"，认为可以举行封禅的典礼。这些文章的思想倾向与《子虚》、《上林》赋有一致之处，足以互相印证。司马相如的散文常用宾主答问形式及排偶句调，颇有辞赋气味。
围绕在汉武帝周围的文士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朱买臣、吾丘寿王、严助、主父偃、东方朔、枚皋、终军等。而公卿大夫如儿宽、孔臧、董仲舒、司马迁等，也时常作赋。武帝时代的辞赋，实盛极一时，成为文坛的主要形式。
枚皋是枚乘的儿子。《汉书?艺文志》说他有赋一百二十篇。但"其文骫骳，曲随其事"(《汉书?枚乘传》)，是典型的文学弄臣，连他自己后来都"自悔类倡"。
东方朔是个滑稽家，常在武帝前调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东方朔传》)。曾上书反对武帝起上林苑。由于武帝把他当俳优看待，他在政治上不得信任，便写了一篇《答客难》发泄牢骚。《答客难》是一篇散文赋，设主客问答，说明战国"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士人可以"身处尊位"，而到了武帝大一统的时代，情形则完全两样。例如说：
......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
这道出了士人在帝王的随意摆布下，怀才莫展的实况，具有一定的意义。他又有《非有先生论》，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劝帝王听谏，风格与《答客难》相近。另有骚体赋《七谏》，因袭楚辞，无甚特色。东方朔的作品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如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等，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是模仿《答客难》的。
此外，武帝时代在淮南王刘安(?--前122)那里，也形成了一个辞赋和散文的中心。《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可见刘安及其宾客作赋众多的一斑。刘安是爱好屈原作品的，他的《离骚传》最早给屈原和《离骚》以很高的评价。认为《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之长，而屈原的"志"则可"与日月争光"。可惜刘安的赋今已不传。他的群臣赋也只存小山的《招隐士》一篇。它描写山中幽深险阻，有猿狖虎豹，不可久留。语言富于形象性和音乐性，是汉代优秀的骚体赋。今存《淮南子》二十一篇是刘安群臣或宾客的集体著作，它包含各派思想，和《吕氏春秋》一样，被列为"杂家"。实际主要是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它同样惯用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说理，因而保存了许多古代历史和文学的片断。它的文章，排比铺张，则显然受辞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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