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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史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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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伟大处，在其能抱有正反合一观。如言死生、存亡、成败、得失、利害、祸福、是非、曲直，莫不兼举正反两端，合为一体。其大者则如言天地、动静、阴阳、终始皆是。
今言前后。空间有前后，时间亦有前后。依空间言，眼前面前谓之前，一切行动必向前。倘须向后，则须转身，仍向前。但时间则过去谓之前，未来谓之后。人之一生，自幼到老，乃从未来向过去，始谓之向前。今谓人自幼童向青年，向中年老年，则成为从过去向未来，乃退后，非前进。成为由生到死，过一日则少一日，渐近死，渐离生，岂不成为人生之倒转。
人生贵有积有成。生日积，则幼童成为青年，又由青年积成为中年老年，此之谓寿谓福。人生须多寿多福，待其死则此生已毕，非为由生进到死，乃为其生已尽，变而为死。但生死正反可合，实为一体。在我之前，早已有生。父母即我之前生。由父母生我，我乃父母之新生，父母乃我之旧生。亦可谓父母乃我之前生，我乃父母之后生。使无父母之前之旧，又何来有我之后之新。新旧有如前后，亦正反相合。中国人好言水源木本，木属有生，末不得离其本。水若无生，逝者如斯，一若其流日离其源以去，实则流即其源，无源则无流。故自然日新，而实永恒是一旧。人文亦岂得违于自然，则何可舍其旧，而新是谋。
中国乃一宗法社会，一身小生命之上，尚有一家之大生命。我生以前，有父母祖宗。我生以后，有子孙传世。而旧尤重于新。家则必称旧家，人则必尊老人。人老家旧，中国人则谓之福。
由人生之积而旧，乃有成，乃有史。一人有一人之史，一家有一家之史，一国乃有一国之史。以孔子为例，孔子一人有其史，其家亦有史。自孔子迄今，已传七十余世。自孔子以前，尚可推溯以至于商祖契，当亦有数十世。则孔子一家已历四千年以上。其实中国每一人每一家皆然，惟孔子可供作标准之一例。而中国亦已历五千年而长存。
然则人生向前，乃向古老往旧之前，而日积日成。此后未来，胥当向此过去而前进。近人言历史不可变，人生则胥向此不可变而前进，即向此已成之局而前进。在其过程中，则不断有新的发现。祖宗乃一家之旧，子孙则此一家之新。一切新则胥向此旧而前进。故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倘无新，则其旧将失去，不得仍为旧。惟中国乃为举世其他民族中之最旧者，历世已五千年以上。即读一部中国史，例证显然矣。
今人乃谓历史乃由旧向新，实则新在后，旧在前，历史与人生皆当向前，不当向后。若向后，则成倒退，乌得谓之前进。今惟当由未来前向过去，不当由过去倒向未来。因过去在前，已显已知，已有定有成，乃有意义与价值。未来则尚隐不知，无定无成，乃无意义价值可言。今一世人则群求鄙弃此已见已知有定有成之有意义与价值者，转身倒向于尚隐不知无定无成无意义与价值之一途而迈进，遂使此世界落实到今日不知明日之悲局，是诚大可浩叹矣。
人之求知，亦惟知其过去之旧，不能知其未来之新。中国史学言鉴古知今，凡其所知于今后者，亦本于其知于前古者，而推以为知。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苟于其前古一切不信不好，则自我创造亦惟无把握冒昧危险之一途，他又何言。
故求深切体会中国民族精神与其文化传统，非治中国史学无以悟入。若如宗教、哲学、文学、科学其他诸端，皆无堪相伯仲，相比拟。
今再以当前浅近处具体言之。今日人生已成为一机械之人生，如电灯自来水种种日常生活，皆赖机械。电脑尤然。非赖机械，人生将无以度日。现在世如此，未来世益然。百年前马克思已倡为唯物史观，此下唯物当转为唯机械。如太空飞行，近人乃谓当以征服太空。其实所能征服者，仅地球附近四围之太空，实亦未能真征服。外此尚有太阳系之太空，尚有不知几千万倍以上之整个自然体之太空，岂当前机械所能征服。当前机械之真所征服者，实乃当前之人生，亦即当前之人心。而人心终有所不甘。人心倘肯甘受机械征服，则核武器之发展当使人类不再有战争。今则一反其道，战争危机更逼前来。今人乃谓未来世向现在世挑战，实则仍是现在世在领导未来世。而举世人心于此终不悟，此因人心已受机械之奴役，人心亦已机械化，而不能再自主。则世界末日，乃机械征服人类。人类消灭，机械亦即告终。庄周言："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但薪之为火，亦一自然。而人心之创为机械，迄至于今，实已违背了自然。故中国道家乃并求废桔槔，谓其启机心。机心起，则机械自亦随而起。
马克思分当前人类为有产无产两阶级。实则人生不能无产。惟当前人类则凭机械为产，故人类当同分得此机械。马克思之意，亦仅至此而止。但如当前之苏维埃，拥有更多核子武器，则转成为人类之灾祸。此则马克思所不知。就当前论，主杀伐者，如核武器之类当废。主生产者，如电脑、电灯、自来水之类，则可不废，但当有所限制，不当求其无限之发展。当追随于人类之自然生活求发展，不当违反于人类之自然生活求发展。人类生产当求以农工为本，不当以商为本。农工乃系生产，而商业则非生产。故商业乃朝向于农工而前进，非农工朝向于商业而前进。此亦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一分歧处。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类从自然来，仍当重其自然，乃可望旧人类进为新人类。求能立，即立在此自然，即立在此过去与现在中，而始能领导主宰其未来，勿使未来之新来干扰损害毁灭此过去现在之旧。故必先能立，始能不惑。立此旧，始能不惑于一切未来之新。则人类之新，亦以完成此大自然之旧。此之谓一天人，合内外。则有因有革，虽百世而可知矣。
孔子又曰："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贵须求之于外与未来，所好则在己之一心之当前与过去。求之外与未来，中国人谓之欲。吾之所好，在己心，在当前，在过去，不求自得，中国人谓之性。机械则从欲来，不从好来。人生能从过去世、现在世以直达未来世者，此惟性，性则己之所好。因其性而有革，乃能趋向于更可好者，中国人谓之化。一切变，当在化之中。以所欲，变所好，则变而非化，中国人乃以此为戒。欲而违其性，自毁其旧以求变，变而日新，乃终不见所好，此则人生之悲剧矣。此理甚易见，善读人类已往历史，自能知之。西方人不重历史，此则其大失。近代科学日新，电脑核武器一切机械皆起于欲，非所好。中国人言立言达，立于所好，始能达其更所好，亦惟从其所好而已。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求仁而得仁是也。电脑核武器既非人性所好，非可于此立。非所立，又何所达。核子战争又岂人之所欲达。故现世所将达，乃无人能预言，亦且为人心之所惧。
2
中国人言，人惟求旧，物惟求新，人与物，大体乃有生无生人文与自然之分别所在。生命时间延续，新生命皆从旧生命中开发成长。物无生命，仅占空间，旧物已成，新物则待另制再造。故生命富共通性，而无生物则富分别性。中国人重农，日与生命接触，故中国人观念亦富共通性，生发性。西方人重商，售货牟利，货品多属无生物，故其观念乃多倾向分别性与创造性。
抑且物供人用，如电灯助人视，电话助人听，电脑助人记忆，机器人助人操作，其用处各别，故贵专。生命则一体之内各部相通，又贵与体外相通。中国人言，人为万物之灵，灵即其通之尤者。故其于行为思想知识皆贵通。
语言通达人心，但各地方言可各不同，又难长时间绵延不变。西方有希腊语拉丁语，以及现代诸国语，既无共通性，亦无绵亘性，亦如一物，日创日异，分别日增。其文字即代表其语言，西方文化正可据此推论。中国人则于语言之上更创文字，求其更相通，而更可久。而中国文字乃亦如有生命性。一部《康熙字典》所收字不到五万，而日常通用字亦不到四千，或可更减至一千字，而通用全国已达三四千年之久。新增事物，皆可用旧字配合应用，不烦再造新字。如电灯、电话、电脑、机器人等，一切新器物岂不只用几个旧字即够。现世然，后世亦将仍然。中国之得为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文字之用亦有其大贡献。《中庸》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西方直到现代，仅于物上达到车同轨之一阶程。书同文，行同伦，皆非其所有。
中国文字应用，尤贵其在人心观念之相通上。如身家国天下四观念，中国人沿袭承用已达三千年之久。中国古人已知于国之上当有更高一层之抟合，即为天下。当时中国人知识尚不知一亚洲，更何论于五大洲。但此天下一观念，至今仍可承用。西方人则于国之上并无一天下观，至今仍仅有国际观。国与国之间有问题，何从得解决，当前举世大乱即由此。
国与国之间，有共通事，有相互事，非列国分别所能解决。如唐虞时代之洪水为灾，此乃列国共通事，乃共同朝向中央政府，积尧舜禹三帝之力而得解决。又如虞芮相互有争，乃朝向于西伯昌即后世所称之周文王以求解决，所谓虞芮质厥成是也。中国古代于列国诸侯之上有天子，其实天子亦如一诸侯，仅治其王畿之内之本国事。惟为其他诸侯所朝向，乃兼管天下事。惟此一共同所朝向者，亦必历时而变，故言朝代。唐虞夏商周，或禅让，或征诛，有朝即有代。秦以下，中国全国仅一中央政府，但如汉代唐代，皆有代，故中国人言自古无不亡之国。惟尚有天下在其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也。实则中国人之天下观，亦如西方人之社会观。惟西方则社会在一国一政府之下，而中国之所谓天下，则犹在国与政府之上。国有别，而天下可无别。故中国人在野尤尊于在朝，而道统则尤尊于政统，此则非西方人所知。
以现代国际形势论，如举世一百五六十国，果使共同朝向于美国，苏维埃亦仍是一国，仍可处理其国内事。惟遇国际共通事，或相互有争，则由美国为之平定。倘美国不胜任，举世改朝向苏俄，此则另是一代。但美国则仍是一国，仍得处理其国内事。中国古代之封建政治乃如此。苟能为现世慕效，岂不举世可得和平。中国古人则称之为大同太平世。列国分治，则仅得有小康，不得有大同。故中国于治国之上又有平天下一大道。中国之行同伦，必达之于天下，即《大学》所谓明明德于天下是矣。
春秋末，孔子墨子以下，中国士人尽不守国别观，而均趋于天下观。百家群兴，历两三百年而乃有秦代之统一。西方中古封建时期，有神圣罗马帝国之理想，庶或相近。但耶稣言凯撒事凯撒管，主政教分。中国先秦诸子，则主政教合。故中国开创有秦汉以后之统一，而西方之神圣罗马帝国则终成一空想。至如现代各国知识界，则各抱国别观，均无天下观。苟使无如中国历史上战国一段之演进，则何能由中国唐虞三代之封建政治，走向秦汉以下郡县之大一统制，乃可举世有一最高中央来领导，此即中国人所谓平天下之大道，非今人之所能想望矣。
主要病症，在举世西化，重物而轻人，喜新而厌旧，不知以现在世来宰制未来世，而都求以未来世来改变现在世，本末颠倒，虚实混淆，人尽待之未来之虚，又于何处用力。抑且中国政治必尚礼，礼则本于人之性情，亦富生命性。西方政治重法，法则必仗权力行使，本于外，非可归之内，无生命性。故礼亦心，法亦物。故中国文化可谓之乃一种人本位之人文化，亦可称人伦化，乃一种富于生命性之文化。西方则为一种重物轻人之器物化、唯物化，进而为机械化，无生命性。此则其大异处。详研双方史学而可知。
中国史学有所谓鉴古知今，亦即一般学问之所谓温故而知新。朱子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新知即从旧学来，此旧学新知之一贯相承，即自然科学亦不能例外。亦可谓学惟求旧，知惟求新。岂有废弃旧学，乃能开创新知之理。故学必贵有旧传统，而知乃始有新启发，新旧自有其一贯融通处。惟自然科学重在物，史学、人文学重在心。物则重在能分别，心则重在能会通。非通古人之心，焉能知古代之史。故称万物，亦称一心。物称万，故曰物惟求新。心贵一，故曰人惟求旧。万物各别，其会通处则在数学上。人事亦多变，其会通处则在人心之德性上。中国史学重人品观，即人之德性观，此乃其最精邃处。德性则只分高下，并不能分新旧，此一层亦当明辨。
（二）
1
历史记载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为主，事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于其事者。事之不完善，胥由人之不完善来，惟事之不完善，须历久始见。中国史学重人不重事，可贵乃在此。
事有外形同，而内情必不同。一人不能独成为一事，必集众多人之情志以成，而其事乃更复杂。亦有单独由一人兴起主持其事，其他人乃无情无志而追随，则其事之意义价值亦只在一二人。要之，事之重要性，常在少数人，不在多数人。中国历史重人，尤重少数人。此乃中国史学一特色。
管仲相齐桓公，霸诸侯。桓公为君，管仲为之臣。然孔子则仅称管仲，曰："微管仲，我其披发左衽矣。"此为中国史学精神，最值深研。如孔子开门授徒，弟子贤者三十许人，《论语》载其事。孔子之教各不同，诸弟子之学亦各不同，细读《论语》而可知。孔子为中国一大教育家，亦中国历史上一最大人物，而《论语》亦不啻为中国一最有价值之史书。孔子之教，与西方古希腊苏格拉底不同，知此，斯知中西人事不同，而主要则在人不同。今人称孔子与苏格拉底同为一哲学家，斯失之矣。
中国正式第一大史学家，当首推汉代之司马迁。其为《史记》，乃自称上学孔子之《春秋》。其中有深义，当加阐申。最重要者，乃为其重人更重于事。其书自五帝三代起，春秋战国，其往事仅撮其大要，不详记载。如《管晏列传》，有关齐国大事均略，而独叙管晏二人遗闻轶事三数节，非以详其事，乃以见其人。凡其人之事业，则胥从此等小节琐事上树立基础。此正中国文化传统大道精义之所在。孔子曰："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诸葛武侯言："先帝知臣谨慎，故临终寄臣以大任。"中国人认为，细行能慎，始能负天下之大任。马迁此一篇《管晏列传》，近似文学小品，实涵哲学大义。为中国一史学家，又岂止于记载往事而已。
又如战国时，迁书记孟尝、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故事，均不见于《战国策》。而如孟尝君门下之冯煖，信陵君门下之侯嬴，平原君门下之毛遂，此皆三公子三千食客中所希遘难得之杰出人才，然世人亦仅知有孟尝、信陵、平原而已。自经迁书之详载，乃知孟尝、信陵、平原之得为孟尝、信陵、平原，其背后乃大有人在。此乃一番绝大提示，绝大指点。使处亲贵之位，而欲有所作为，当先知其所用心，而岂广揽宾客，餍其饮食群居之所欲，而即能有所成就。
迁书所详，乃在汉初开国以后。其先刘项相争数年，军事胜败，寥寥几行字即尽。然于项王沛公之为人，性情隐微，则钩划如见其肺腑。而于两人之部下，则叙述尤备。项王部下，仅范增一人而不能用。沛公部下，则有如张良、萧何、韩信，又其次如陈平、曹参、樊哙，更其次以至黥布、彭越、陆贾、叔孙通等，开国功臣，迁书详者，不下二十人。其各人之性情才智行为功业，可谓备矣。当知汉祖开国，非汉祖一人之事，乃其一集团二三十人之事。至于开国之大业已成，分封功臣，不再详载。西方晚近始有史书，仅只记事。中国史起源甚早，又必详其事之成败所由。其所由则尽在人。一事之成乃有不尽于一人者。并有无其事，而许其人，则犹见中国史学之深义。
即如秦始皇帝，其削平六国，统一天下，其事亦不在秦始皇帝一人，抑且亦不始于秦始皇帝之时，而尚远在其前。细读马迁书亦可知。今人则误谓秦祚始于秦皇一人，汉祚始于汉祖一人，则秦皇汉祖，宜可专制全国而有余。此亦不细读史书之误。汉祖之得天下，一曰不嗜杀人，又一曰善用人。而迁书之传项王，则有三大事，一曰邯郸之战，一曰鸿门之宴，又一曰垓下之围，以及乌江之自刎。项王为人可爱处，实多于沛公。此又见中国史取人之宏，与其教人之深。而迁书此等处，遂成为千古妙文。中国文学善于写人，故一部良史，同时必是一部好文学。不通人生，则无以读中国之文史。能通文史，始乃得为中国之通人。秦汉以下中国之学，即谓之乃文史之学，亦无不可。而司马迁之大功不可没矣。
又秦末群雄竞起，论其事，则陈胜、吴广最先发难。然迁书未加重视，亦非以成败论人。田横身败流亡海上，应汉祖召，骤站自刎，在汉初开国史上可谓无影响。其随亡者五百人，则更无姓名可考。秦末汉初之际，死者千千万万，迁书乃独详田横及其宾客五百人，成为千古文学佳话。此下一部中国二十五史，类此者不绝。若果以今人之史学眼光加以衡量，则此等无关历史大局之记载，岂不认为繁文琐节，滥充篇幅乎。
继马迁，有班固作《汉书》。断代为史，又中国史学一大进步。自古无不亡之王朝。后一代起，为前一代作史，盖棺论定，语无忌讳。而历代新王，亦许其如此，是亦心知其子孙之不得永有其国矣。此亦中国史学一特有精神所在。班书有李广、苏建传，实为李陵、苏武合传，上承马迁魏其、武安等诸合传来。同一时同一事，而参加之人不同，人与人之相比，是非高下，最易从此等处显。李陵以八千步卒当匈奴五万骑，可谓不世出之将才矣。苏武北海牧羊，事若平易。孔门以回赐相比，又以赐商相比。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为不能是。以事论，则海上牧羊与两军抗衡难易不能相比。以人论，则李陵之与苏武，一相比而确见其为两人。中国史学伟大，亦正在此等处。
自唐杜佑作《通典》，于断代史之外，又有通史。此又为中国史学一大进步。《通典》为书，即从马班之书志来，取材相同，用意大别。朝代易，而制度相承，此亦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也。孔子言："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又言三代因革，而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孔子此意，为后代史学家所承袭。故治儒家言，必读《论语》，又必读马班杜氏书。否则无以为通儒，亦无以治史学。
南宋郑樵继杜佑作《通志》，扩大为二十略。又为中国史学一大进步。马班之书重人，杜氏之书则重事，然亦非一般人之所谓事。至郑樵，则不啻欲为一部文化史，尽包一切人文而通之。然传统重人不重事之见解，固犹保守无失，亦可谓大而化之矣。清初顾炎武有《日知录》，其书包容广大，亦即史学。非写史，乃论史，而亦寓有郑樵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一书，亦足为天下兴亡负责。亦可谓马班杜郑之书，亦莫不为天下兴亡负责。能知此意，乃能知中国之史学。
施耐庵《水浒传》，亦可谓师法马迁。忠义堂一百零八位好汉，尤其是三十六天罡，性情各别，才智互异，而宋江独不见有奇才异能之表现。其高踞忠义堂之首席，乃为沛公型，非项王型。一百八人外，先之以王进一人，神龙见首不见尾，亦迁书七十列传以伯夷为首之遗意。但就中国人传统心情言，读其书，虽亦情节动人，终嫌其事出虚构，不真实。中国人喜脚踏实地，在实情实节上下工夫，此即《中庸》之所谓诚，孟子之所谓有诸己之谓信。空议论，假故事，中国人向不重视。金圣叹力赞此书，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之著作同称为才子书。然庄屈马杜终不得仅目其人为才子。《水浒传》亦终不列入为中国文学之正统。《西厢记》则仅儿女私情，更不能与水浒忠义堂相比，不待论。而圣叹之言，亦终不为此下学人所共认。此乃有关民族性情大纲，自诚明，自明诚，主要先在一诚字。而诚又须合内外。耐庵此书，纵谓其亦诚于心，但不能诚于事，所以亦终成为小说家言。
抑且耐庵此书，纵谓其能教乱世，但终亦不能教治世。传之江湖山林，不能传之廊庙官署。感于草莽，不能同感之于衣冠。其书成于元明之际，而明祚一统，其书终见不适。于是罗贯中即继之有《三国演义》之问世。全本三国实事，然为通俗，求取大众爱好，则情节不得不有委曲。如曹操，兼擅政治、军事、文学，为一时代杰出人物。而广揽人才，尤为难能。其善待关羽，更可见。荀彧至晚年始离异。操之立意欲为周文王，必待其子始受汉禅。但终谥为武帝，其子丕乃谥文帝。即此小节，可见中国乱世亦与其他民族之乱世有不同，故广土众民，得绵延五千年不绝。试读曹操之《述志令》，此亦见吾民族之传统性情，惟诚伪有辨而已。杜甫诗"将军魏武之子孙"，则操之为人，唐代犹见尊。司马光《资治通鉴》，亦仍以正统归之魏。朱子《通鉴纲目》，始有魏蜀正统之争。然朱子书法，自谓乃慕效曹操，则操之为人，即就理学大儒言，亦尚不深嫉。《三国演义》出，曹操乃成一不足挂齿之乱世奸雄，一无是处，则又何以处曹操手下之群才。诸葛亮一生谨慎，而演义中之诸葛，则纶巾羽扇，俨是神仙人物。其于鲁肃、周瑜，又尽失其真。当时三国之所以得成为三国者，演义书中皆失之。而关羽则以演义一书出，社会群尊为武圣，其地位尚在岳武穆之上。然论三国真史迹，关羽不能遵诸葛东和吴、北拒魏之外交大政方针，三国形势起了大变动，此皆演义一书无当史实之大者。其实《演义》一书，亦承朱子争魏蜀正统一意见来，与《水浒传》同为效忠教义之书，无失儒家大传统。然中国人为学，最贵在通。《演义》违背史实，亦终为小说家言，宜亦不得列入文学之正统。
史学明与文学有别。然如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之书，中国治文学者必所诵习。曾国藩继姚鼐《古文辞类纂》后，编为《经史百家杂钞》，则中国之经史百家，尽皆文学也。其为《圣哲画像记》，虽寥寥一短篇，然所列圣哲，则已尽包容了经史百家之学。而更要者，为学必志于圣哲。曾国藩乃一文学家，其人则亦如曹操之政治、军事、文学皆所兼擅。与诸葛亮、王守仁亦相类似。而曹操为人与此三人比，则判若天壤，绝不可以相提而并论。则中国史学之重人不重事，即此亦见其大义之所在。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此非为纣申冤，乃重其上下流之辨。流言其品德，但亦可言其趋向。曹操为人，亦终易教人趋于下流，是以亦众恶皆归之。故中国人之为人为学，主要在辨其高下，辨其诚伪，辨其流，亦必明其统。如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读者之心亦每易趋于下流，不易登入上流，故亦终不得为文学之正统。
今人则据西方人意见，史学重事，文学则重在其能通俗大众化，故小说戏剧乃成文学正统，而不知其弊。欲专意为一文学家，则可尽摒经史百家于不顾，鄙圣哲而不为。人之为学，虽固为己，亦当为人，为后世，而岂仅逞其一人情趣之所好，而又争惟此乃始为正统。不以事论，而以心论，心即其为人之主。中国人之为人为学，自亦有未可厚非之处矣。国人其以忠恕之道平心而思之。
然而中国史学，此下终当有所变。惟求变而当不失其大统。人才众起，列传一体势难网罗，此一也。事态复杂，端绪繁，曲折多，马班之书与志，杜佑之通典，郑樵之二十略，皆难详尽，此二也。已无朝代之更迭，写史何始何终，此三矣。是则中国旧史体例已不能守，如何成新史，此须有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创为新例，有如司马迁其人者出。或有三数人出，分工合作，以共创此新体，而已非一人之力之所能为。此皆非当前之所能预知。然当会通群学以创成为新史学，仍当重人，又当重其人之性情，则旧史学之大统所在，宜当善守之而弗失。此则仍当揭举以为新史学之纲领与宗主，可无疑义。姑悬余言，企以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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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曾谓历史记载人事，而事必出于人，故中国史重人尤重于其事。一美国史学家当面质询，果使其人为历史人物，则其事又岂得见于史。余答，此乃中西双方历史一大不同处。中国史籍中，更多非历史人物，有超出于历史人物之上者。此非细读中国史，无以知之。
今姑举一例，如近代平剧中有韩玉娘其人，乃载入《明史》及《新元史》，然实为一不知姓名之女性。近人造为平剧，乃姑以称之为韩玉娘而已。此人之不得为历史人物即可见。中国史学此一端，当值深论。
即如中国古史中之有巢氏燧人氏，其人姓名，乃从无知者。西方史学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谁始用石用铁，则可不论，惟知其时代之为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则已。中国人则不称巢居时代火食时代，而必特举一人以为此时代之创始，此即中国史学重人尤更重于事之一证。
中国人论人，则必分好坏善恶，即君子小人贤奸之辨。善人君子贤人固得见于史，而小人奸恶亦得入史。如夏商两代，禹汤固必详，而桀纣亦必及。其他帝王，或仅存其名，或并其名而不载。近代人重多数，其实一部美国史，开国以来两百年，总统五十人皆有其名，其他姓字不详者何啻亿万倍。是西方史学亦重少数，惟贤奸之辨，西方人似不以为意。
人分贤奸，斯事有褒贬。褒贬乃成中国史学之要纲。未有不分贤奸，不加褒贬之史学。史之褒贬，亦不始于孔子之作《春秋》。齐崔杼弑其君，齐史臣执笔直书，而见诛。其弟承袭史官位，又续书，又见诛。第三弟再续书，乃免。有史臣在野者，闻其事而来，则史笔已定矣。当时列国史官，由西周中央政府派任，其职世袭。周之东迁，天子声威扫地以尽，而史官守职，执笔直书，置身家死生于度外，有如齐史之所为者。其实齐君亦非崔杼亲杀，而终必正其名曰崔杼弑其君。此乃中国传统史学精神，亦可名之曰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然当时史臣之具此精神者，已不多见，故孔子作《春秋》而曰，此天子之事也。孔子非任史职，乃因鲁旧史作为《春秋》，褒则褒，贬则贬，游夏不能赞一辞。此可谓由孔子之《春秋》而见中国之史学精神民族精神矣。但此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一端，而岂孔子之自我创造乎。
今试舍《春秋》而读《左传》，此乃集合当时两百四十年列国中不知姓名之作者所记载，而汇以成书。而其人物之贤奸，人事之褒贬，亦已至详具备矣。孔子当亦对此等材料，信而好之，承而述之而已。继《左传》又有《国语》，有《战国策》，此等书皆不知出于何人之手，惟知其决不出于一人之手而已。然而所载人物多无职无位，而贤奸褒贬，则既详且备。其事则亦多无关于君国之大，此皆中国史学精神民族精神之随时随人而流露，为并世其他民族所无有。近代国人读之，则曰此乃封建社会事。如读崔杼弑其君，则谓此乃专制政治下尊君观念之表现。则试问何以在封建社会之上犹得有专制政治。近人必以西方史学来治中国史，则恐终难理解矣。
西汉司马迁作为《史记》，乃取法于孔子之《春秋》，其记事多采之《左传》《国语》《国策》诸书，而有取舍，又有增益，兹不论。姑论其载楚汉之际，乃及西汉开国后事，则所略而不备者多矣，而乃特载田横其人与其事，此亦特见中国之史学精神民族精神处。至于汉之立国，是否为一帝国，汉之为政，是否为帝王专制，此皆可据迁书而论定。今人则必依据西方史学观念与成语来加之中国史，则迁书亦可束高阁矣。
余于中国史学重人物，既多论列，然犹有不尽于是者，试再加申论。
中国人死，骨肉埋于土，立一木为神主，期死者魂气之常驻。祭之拜之，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木偶陪葬，孔子则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恶其薄生人以为死人也。古埃及为木乃伊，藏金字塔中，重得复生与否可不论，其尸其塔则历千古而常在。希腊人雕石为女形，藏之大建筑中。建筑雕刻长存，斯止矣。人生之安与其美则似转不深求。中国之诗则曰："窈窕淑女。"窈窕安于幽居，斯美矣，不在其体貌与宅第。此即中国重人西方重事之又一证。
《战国策》苏代告孟尝君，有土偶人木偶人之喻。《史记》《说苑》皆载之。堆土为人，无伤土质，雨淋仍为土，亦仍得堆为人。雕木梗为人，已伤木质，或遭打击焚烧流荡，此木梗将失所归，亦将失其为木梗。以历史言，中国史如一土偶人，西洋史则如一木偶人。唐虞夏商周下及宋元明清，朝代兴亡，中国则仍为一中国，中国人亦仍为一中国人，故中国历史乃有其共同性。西洋史则惟见分别性，希腊各城邦，即各自分别。雅典人、斯巴达人即互不同。罗马继起，更有别于希腊人。现代国家兴起，又更有异于罗马人。尤如英法德意，大小各国，亦各相异。中国史同为一块泥土，西洋史则各别各成一条木梗。
中国人重在人群中做人，再由人来做事。西洋人则在做事上来做人，在人群中乃看重个人主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学则学于人，教亦教于人。而所学所教，则即此人群中相互共同所应有之忠信之德。老子亦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在人群中做人，为人与人，而仍能己愈有己愈多，亦即见群己之一体。西洋人重事，而他人则为之工具，为之奴役，或为之牺牲。工商业之发展，宁非如此。
即如宗教，教徒与教外人别，新旧教牧师与神父亦有别。政治严权位之别，社会严贫富之别。故西方有宗教战争，有民主革命，有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裂斗争。即如学术，科学哲学文学美学，事业分，人亦别。牛顿与康德远相异，莎士比亚与贝多芬大不同，人为事缚，乃不见有人类德性之大同。
至晚近世，学术益分益细，而史学与政治学两项乃终不占西方学术中之重要地位。政治家多从人事出，绝少从其专治政治学来。而史学则仅记往事，又若与当前实际人事无关。在中国学术界，则政治学史学正为一切学问中心主要两项目。孔子即为其代表。中国人言学以成家，乃指其上有师承，下有传人，如一家之相承，仍指其共通性，与西方之个人各业相别各成一专家大不同。故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乃可由一人兼而通之。如此宋欧阳修，即其例。经史则其学，子集则以教，而治平大道则为其总目标。故中国学与西方异，人则亦异，而史亦异。欲治中国史，不通其人其学，则一堆往事尚何意义价值之有。
人从天来，今从古来，故司马迁作为《史记》乃曰："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西方宗教科学哲学亦若为求通天人，西方社会学法律学经济学军事学则亦若求通古今之变，但岂能囊括而无遗。故中国之史学乃为集大成之学，而人为之本。圣贤豪杰，亦即集为人之大成。
中国人重为人。惟有人，始有事。不成人，何成事。故中国人于事，每主退不主进。如孔子，甚为鲁哀公季孙氏所重视，苟能相与，和衷共济，于鲁国当时之政，必当有所成。但孔子之为人则必将由此而有损，则其所成亦不能大。孔子退而去鲁，遂完成孔子之为人，而其影响及于后世，则有胜于尧舜文王周公之上者。亦可谓非知孔子，则无以知中国史。非知中国史，亦无以知孔子。其他历史人物皆然，惟有其正反损益广狭久暂之不同而已。读西洋史，则当从其一事一事论，不得从一人一人论。希腊罗马迭兴迭亡，此为事。周公起，孔子继生继起，此为人。人存政举，人亡政熄。亦可谓其人存其史举，其人亡其史熄。惟治中国史，乃能明其义。近代国人群慕西方事，尽鄙中国人。不幸而世界第三次大战续发，核子武器逞威，一部中国史庶可获我国人之重加反省，此诚无可奈何之事矣。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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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系辞》言："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是而已者也。"朱子注《大学》："物，犹事也。"中国人每事物连言，物上必有事，事中必有物。如人生食衣住行，食则五谷百蔬，鸡鱼猪羊。衣则蚕桑丝织，麻布棉裘。住则洞幕巢宅。行则车马桴筏。岂不皆因物见事。即至近代，电灯电话电脑，凡属科学发明皆然。此即《易》之所谓开物成务也。近代国人群尊《易》为一部哲学书，但《易》书中亦多言及科学。中国学术传统，本无哲学科学之分，即《易》之一书而可见。
《易·系辞》又言："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神物连言，天地亦神亦物，亦以供民用。是西方宗教，以《易》书言，亦与哲学科学融成一体。《系辞》又言："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神属宗教信仰，然如《易》言，则电灯电话电脑皆可谓之神，则科学岂不与宗教相通。《系辞》又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并言，亦属一体。形上形下为两端，而形为之中心，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舍其形，又何以见形而上之道。故言事则必言物，言器则必言道。犹之言天则必言地，言德则必言业。形上形下，则必通而言之，以见其为一体，则哲学科学岂不亦相通。近代国人乃以形而上三字译西方之哲学。但如牛顿之万有引力，此乃西方科学上一大发明，亦即形而上者。万有乃其形而下。万有引力即由形而下见形而上。无此万有，即不见此引力。故引力即属天、属神。自中国人观念言，亦科学哲学宗教同可会通合一之一例。故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无此三者之分门而别类。
近人又分自然与人文。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孔子只言人文，不及自然。《论语》又言："子不语怪力乱神。"神亦为孔子所不言，是孔子亦不言及宗教信仰。庄周道家喜言自然。《易》之为书，则兼儒道以为言。庄周言："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薪乃一物，属形而下。火犹道，属形而上。天地万物，变化无穷，即在此无穷变化中见道。火只是一燃烧，一作用，一业。薪能为火，乃薪之性。则庄周此番话，可演绎成宗教哲学科学三方面，而庄周则会通言之。
《系辞》又言："神以知来，知之藏往。"又以神知连言。但此神字，已非孔子所不语之神。今人慕效西方，竞言知识，实则知识仅以藏往。往乃已然之物。即如电灯电话电脑，皆就已然物中发现其性能，而加以利用，则科学知识亦仅藏往而已。人类使用电灯电话电脑后，其后影响于人生者，则科学家亦不详加计及。如核武器可以大量杀人，当前是否将有美苏核武器大战，则其事岂不亦为美苏人所不知。果使有核武器大战，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究竟孰存孰毁，抑两者俱灭，岂不仍为全世界人类所不知。孔子曰："如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是孔子乃《易·系辞》所谓知来之神矣。
《易·系辞》又言："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方静而圆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有形象。蓍则运用数字之变以为占。数无定形，又易变，故蓍属圆，卦属方。中国人言天圆地方，然天地和合成为一体。蓍动卦静，非有卦，则蓍亦无所用，故蓍与卦亦和合成一体，则神与知亦当和合成一体。非藏往之知，亦无以见知来之神。今亦可谓西方科学亦方以知，宗教则圆而神。苟以易道言，则宗教科学岂不仍可和合成为一体。而西方则此二者显相分别，形成对立。
西方人重具体现实，故重于知，而忽于神。科学勿论，即其哲学亦重知，不言神。所谓经验主义，固重藏往。即所谓理想主义，亦只在具体现实上提出一理想来求改造，而于其将来之演变，则仍所忽。故西方人重空间向外之扩大，不重时间向后之绵延。中国人言世界，世乃时间，界则空间，时空和合为一体。近代西方始有四度空间之说。即言宗教，上帝、天堂、灵魂，实皆言空间，并不涵时间义，亦即无变动义，只此一静定之具体存在而已。故其宗教信仰，亦只是一种方以知，而非中国人所谓之圆而神。
西方哲学，古代柏拉图言理想国，乃就当时现实情况加进其一番理想之改革。但此理想国实现，则当永远是此一理想国，再不有变。近世如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亦就当前提出一理想。但此下亦永远是一共产世界，再不有变。可见西方人之哲学思想，实一静定性，不涵时间性。一如宗教上之上帝天堂，永只如此。
中国孔孟庄老言道则必有变，但变中又必有常，有时间性之绵延乃可联贯会通而成为一传统。《中庸》《易传》则又会通儒道而更有变，但仍不失其传统。《易·系辞》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天地万物只是一化，于此一化中加以裁割，乃见为变。如人之自幼而老，同是一生命之化，加以裁割，乃见为幼年中年老年。而西方人则谓幼年人、中年人、老年人，过分重视其分别性，不再注意其联贯性、融通性、共同性，则有变而无化。故西方之宗教科学哲学，虽分别为三大项，但有一共同精神，即各顾当前，不计将来。凡其观念苟有成立，皆求不变。如上帝天堂，永是此上帝天堂。如柏拉图思想，则永是一套柏拉图思想。倘有变，则如亚里斯多德所谓"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故亚里斯多德则另有一套思想，而不再是柏拉图思想。当前科学发明如电脑机器人核子武器，各是一套。倘别有发明，则又是另一套。故西方科学哲学虽多变，实亦一如宗教，皆求其不变。换言之，即不存有时间观。即如文学中之小说戏剧，艺术中之雕刻绘画，亦莫不然。每一成立，即是一永恒，即是一无变，埃及金字塔可作为代表。故西方人好言变，即因其不知变。西方人言变，则必是另一套，无中国人之所谓化。化则同一存在，而有时间性。变则在同一存在中各自相异，其相互间无和合无联贯、无时间性。故西方独无史学。西方史学之起，乃近代事。因史学最富时间性，虽历变而仍有其联贫胜，依然是一体。而西方人则缺此观念。中国史学之兴起乃甚早，并最盛行。
《易·系辞》又言："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草木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磕。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系辞》此章，在论史学，而有甚深妙意，有待阐申。《易·系辞》言中国史始于庖牺氏。而庖牺氏之所得，即一套哲学，即今人之所谓宇宙论，而极近于宗教，又兼包科学。融通此哲学宗教科学三者，而开始有人类史。人类即处天地万物中，不通于天地万物，又何得有人类及其历史。而自庖牺氏以下，述中国历史演进，又更偏重于科学一面，即上引所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也。舍却物与器，舍却人生各事务，又何有所谓道。舍却道，又何有历史之演进。而述及黄帝尧舜，中国史已形成，有其不败之基础。而《易·系辞》所述，则依然仍在一套哲学观念上。而此一套哲学观念，又依然上通宗教，下通科学。此下述及其他之变，又依然详于开物成务之科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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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先于《易·系辞》，已有战国时之阴阳家言。阴家亦会通儒道两家以为言。主五德终始，以尧舜三代历史演进配合金木水火土五德之运行。此又中国古人会通宗教哲学科学三项以成其历史观念之一证。
下及西汉，司马迁遂为中国此下史学所宗。其著史之意，自称乃求"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此两语，亦可谓囊括中国史学大义而得其要矣。有人道，有天道。但人道不能违逆于天道，否则无以长存于天地间。人道乃自天道演出，明天人之际，即求明自然与人文天道与人道之异同分际也。明天人之分际，乃可以通古今之变。纵有变，而仍有其不变者存，故曰"鉴古知今"。此为中国史学之大纲领所在。
司马迁《史记》，除本纪世家列传及诸表外，尚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八书。首为礼书，礼即中国人会通天地万物与人类和合为一之一种具体表现，亦即宗教科学哲学之会通，而见之人生，融为一体。《大学》一篇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目，其书亦收入《小戴礼记》中。此下凡史书无不言及礼。直至清代，有秦蕙田之《五礼通考》。此下治礼有得者，直至清末，不绝其人。故不通礼，无以明中国之文化，亦无以治中国史。但今国人慕效西化，言及中国古礼，不斥为迷信，则归之专制政治与封建社会之两项。而传统之礼，在今全国上下亦将扫地以尽。今日国人好言大同，此两字见《小戴礼记》之《礼运篇》。非礼之运行，又何道得臻于大同。今日国人之所谓大同，乃指中国之全盘西化，尽废中国人，以追随西洋史，乃所谓以进大同也。然即观当前世界形势，其离大同之境，岂不过为辽绝乎。
次为《乐书》。中国礼乐合言。今日国人则谓礼以拘束人，乐则供人娱乐。则中国传统乃以供人娱乐者来拘束人，其中涵义亦值深究。
次曰《律书》。乐必有律，五声十二律是也。法律之律，即从此引申而来。若礼即为法，则中国法律即从礼乐引申而来。此一涵义，亦值深究。
次曰《历书》。四时运行有其律，即历也。政府注意明历，本为民间农事，故曰"授民以时"。中国人之重时观念，即为农业民族一特征。而中国历史上之一统，即表现在历法之所谓奉正朔。有夏历、殷历、周历，孔子曰："行夏之时。"而孟子则尊孔子为圣之时者。孔子既言行夏之时，又言"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是孔子虽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古亦有变，所信所好亦有选择。《易·系辞》言"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辂与冕皆形而下之器。历法既定，与人共知，此亦形而下。孔子又言，夏礼殷礼周礼各有损益可知，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礼既定，使人共遵，此亦形而下，亦即器矣。惟器必在道之中，道亦必在器之中。《易·系》所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也"。故中国史学有其形而下，器物礼法皆是。同时即有其形而上，司马迁所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则是矣。而孔子实已先之。司马作《史记》，即承孔子作《春秋》来。而孔子作《春秋》，亦即承周公之制礼作乐来。治史即所以治道，明史亦即以明道，岂徒诵往事之谓史乎。
时之一字，极融通，极规律。治历学必先通数学。《易》书有两要项，一曰象，一曰数。《系辞》所谓"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即象数之别也。西方科学以数学为本。几何学则为象。宋儒周濂溪《易通书》《太极图说》，偏重象。邵康节治《易》偏重数，乃以其数学来考定古史年代。其流如推背图等，不得谓非夹杂以许多迷信，但数学与时间观，其在中国文化传统及史学中，极占重要地位，此亦一证。
又次为《天官书》。掌历亦天官。政府中设天官，则宗教科学岂不尽纳入行政范围内。史官亦属天官下。以中国古代行政机构，较之同时其他民族，诚可谓大巫之与小巫矣。
次则《封禅》。如登泰山、祭天地，则由天以及地，为一国之大礼，即政治大统所在。此等制度，亦有其用意。
又次为《河渠书》。中国以农立国，故治水为民族一大业。自大禹以来，历代奉为一大政。清初胡渭之《禹贡锥指》，特举其要略而已。此可见科学在中国行政系统中之地位。
最后曰《平准书》，则专关经济。中国人非不知经济之重要，而司马迁列之八书之末，而以礼为之始，其义深长矣。
班固《汉书》易《史记》八书为十志，曰历法，曰礼乐，曰刑法，曰食货，曰郊祀，曰天文，曰五行，曰地理，曰沟洫，曰艺文。大意一本之史迁，而以历法为先，礼乐为次。又改律书为刑法，又以食货为第四位，其皆不如迁书之寓义深远。惟增地理艺文两志，则极为重要，后世莫能废。
此下二十五史有志与书，不详论。而南宋郑樵《通志》有二十略，则更为详备，尤见杰出。首为《氏族略》。中国乃一氏族社会，氏族观念为中国人生之大系统，文化之大本源，亦并世诸民族中最特异最杰出之一端。近代国人惟慕西化，氏族观念沦胥已尽，而五千年社会习俗，则仍有留存。求变求新，其难如是，亦足深慨矣。
次曰《六书略》。中国文字与语言分歧。中国民族之可大可久，其文字亦有功。汉初以《论语》《孝经》《尔雅》三书为小学必读书。孝为氏族之本，尔雅为识字之要。东汉许慎为《说文》一书，其学术地位乃与郑玄之括囊群经相抗衡。郑樵二十略，首举《氏族》《六书》两略，可见其史识之深远。今人又以西化为尚，重语言，轻文字，提倡白话，甚至倡废止汉字，改为罗马拼音，并以中国文字为不科学。然中国文字终亦仍存。鉴古可以知今，此乃中国史学中一绝大意义，五千年传统，又岂能一旦废绝。则诚中国一甚大悲剧矣。
第三略曰《七音》。余尝谓中国科学艺术化，又谓道德亦艺术化。而音之一门，尤为中国艺术中之最上乘。郑樵以《七音》继《氏族》《六书》为二十略中之最先三略，其史识深远，更难阐寻。
其次为《天文》、《地理》、《都邑》，又次为《礼》为《谥》为《器服》，又次为《乐》。郑樵以礼乐次天文地理之后，与史迁用意又别。而礼之中有器服，则科学制造亦为礼，亦为道。又添谥之一目，更见中国礼之深意。孝乃私德，死而有谥，则为公道。谥成康，或谥幽厉，非继统承嗣之君所能主。礼之有谥，即孔子《春秋》之有褒贬。韩愈言"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史岂仅记载人事，亦即此可知。
其次为《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皆政事之大者。更次则为《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皆为班氏《艺文》一志之展扩。北宋欧阳修为一史学大家，早于此三略特加注意。清儒之学，尤于此三略有发明。而《图谱》一略，更属重要。即如家谱一项，亦为中国史学一大流。次为《灾祥》，承班氏《五行志》而来。天之变有其义，应其变亦有道。变属天，应变属人。即如当前有空气污染水污染，乃人文社会事，岂专属科学家事。而中国五行家言之属于史学，则远始战国以来。若讥之为迷信，则近代科学之发明核子武器，岂不更属迷信之大乎。
最后为《昆虫》《草木》两略，《诗》三百为三千年前中国文学鼻祖。孔子亦言，读《诗》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三千年来之中国文学，无不涉及鸟兽草木。郑樵以此略为二十略之殿，则中国史学之兼含并包天地万物为一礼之义，亦于此见矣。西方则一虫一草，皆由生物学家专精研究。晚清人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亦有一番用意。果能以中学为体，则如核子武器之类，当必归入灾祥一略。而科学亦当归属于中国之史学，亦即可知。
中国人言《明体达用》，又曰"全体大用"。凡学皆以明其体而达之用。西方则凡学皆各自分裂以求用，故用与用必相争，而还以伤其体。如史学则仅记往事，不见有大用，故不得与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诸项并列，最属后起，又居次要。中西学术相异，史学则益显。
自太史公河渠书之后，遂有如郦道元《水经注》之类。自班孟坚地理志之后，遂有郡县志寰宇记各省各县志，乃至如无锡之《梅里志》之类。于是名山有志，如《庐山志》。古刹有志，如《洛阳伽蓝记》及《西林寺志》之类。又名园有志，古墓有志，要塞军冲有志，书院学校有志。以朝代分，则自然附见于人文。以方舆分，则人文附见于自然。至如《史记·世家》之后有家谱族谱。《列传》之后有年谱。于时令则有荆楚岁时记之类。要之，中国历史记载，于时间空间社会人物四要项，分别以述，而无不可会通以求。操笔者非能人人抱有一套历史哲学，而实有一套共同的历史哲学，于不知不觉中流露。何以得此，诚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妙所在，所当心领而神会者。
孟子言知人论世，中国人又常言世道人心。当知世道即本于人心，而人心亦必通于世道。今人每以孔子与古希腊之苏格拉底相比。希腊本未成一国，苏格拉底仅居雅典一城市中，其心恐亦仅存一雅典。孔子生鲁之曲阜，其时鲁之立国则已历五六百年之久。曲阜外，至少尚有费、郈、郕三都。鲁之外，尚有列国。孔子曾至齐，其后又去卫，又周游陈楚诸国。是则孔子心中，实有当时一天下，又存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唐虞三代文化相承历时两千年一传统。此两人又乌得相比。或又以孔子与耶稣相比。然耶稣为犹太人，犹太人之流离播迁则有年矣，其时则受罗马之统治。耶稣生海滨一村落中，相与往来，渔夫牧人为多，又岂得与孔子相拟。宋代理学家言道体。孔子当时，唐虞以来之中国，是即一道体。孔子则生此道体中。若谓苏格拉底与耶稣亦各自生于一道体中，又岂得与孔子所生之道体相比。所谓历史哲学，即在认识此道体，与此道体中所有之种种变。孔子之学，与此下中国之史学皆是。若依西方之所谓历史哲学来寻究讨论中国史，则宜其失之远矣。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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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统中必有不断之现代化，每一现代化亦必有其历史传统之存在。惟当前之现代化，则由西方传统来。若依中国传统，则不致有今日之现代化。今日国人乃谓中国传统为旧，当前之现代化为新，群相喜新而厌旧。不知中国历史中已早多现代之新。如国民兵役制，西方起于近代之普鲁士，而中国则自古已然。秦汉统一，依然不变。唐代之府兵制，明代之卫所制，皆由此来。故国民兵役，西方乃一新，而在中国则一旧。
又如自由工商业演成资本主义，在西方现代是一新。而西汉时代之盐铁政策，则为抑制此一发展而起。或以比之西方近代普鲁士之国家经济政策，则岂不又是西方一新，乃为中国之一旧。
又如共产主义，亦西方现代之一新，但在中国古代有井田制，农民由公家授田，老而还之公家。百工皆由公家授廪，商人亦然。则中国古代早以无产阶级奉行公产制度。较之西方，乃若新而又新。
又如民主选举，乃西方现代之一新。但中国西汉已有贤良方正孝廉之选，东汉加以考试，魏晋以下仍有九品中正司其选，隋唐以下乃定为科举考试。孙中山先生欲用传统之考试权代替西方之选举。是选举在西方为一新，在中国又为一旧。
又如科学。战国初，墨翟为木鸢飞空，三日不返。三国时，诸葛亮创为木牛流马。岂不又是西方之新，乃为中国之旧。又如尸体解剖，新莽时代已有之。道家有铅汞之术，流为西方之化学。亦皆西方之新，乃中国之旧之一例。又若火药炮弹。在中国宋代已先有之。其他之例，见于现代英国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史》一书中者，不胜举。
又如远洋交通。现代中国人到非洲，尚在西方人之前。或传中国僧人到美洲新大陆。则更在前。
又如中国有修齐治平之旧，而西方之新，则仅知有治国，无平天下之想。希腊之与中古时期，则并不知有国。故中国之旧，有礼有法。西方之新，则仅有法而无礼。中国之旧，有仁义礼智信五常。西方之新，则仅有宗教之信。亦有礼，仅对上帝。中国人之信与礼，则对全社会，全人类。西方人对国际，无信而有礼，但其礼则为军礼。中国对国际交往，则仍为衣冠拜跪日常人生之礼。
又西方人言自由，国人群认为乃一大可喜之新。然中国之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岂非一大自由。麦克阿瑟统军在韩。奉总统命不得派飞机炸鸭绿江大桥，卒以总统命以一老兵退回美国，而板门店和约遂定。又中国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岂可谓中国军人一人不自由。西方军队可以数十万人集体投降。拿破仑一世之雄，乃亦两次投降。又岂得谓西方军人一大自由。孰荣孰辱，孰高孰下，则必有明辨之者。
以上聊举数例，以见中国旧历史，乃有更新于当前之现代化者，可见新旧观念之不可拘泥。昨日之新，乃成今日之旧。婴孩之新，乃成耄老之旧。则是先有新，乃有旧。中国人言"原始反终"。始是过去，是一旧。终是后来，是一新。但终必随其始，乃成其为终。新必依于旧，乃成其为新。苟无始，何有终。苟非旧，何来新。惟始终一贯，新旧一体，故曰：原始反终。往前则必原其始，后顾则必反其终，此之谓相反而相成。抑又有终在先而始在后者，故原秦汉之始，必反之战国之终。原当前美苏对立之始，必反于往年英法鼎盛之终。岂不新必由旧来，而仍必成为旧。此之谓循环往复。死生存亡，亦即其例。今国人一意喜新厌旧，则是厌其生而喜其死，厌其存而喜其亡矣。此岂人情之常乎？有明日之未来，始见今日之可喜。有耄老之未来，乃见婴孩之可喜。惟能立有旧，始有新可达。当前之现代化，则仅知求变求新，究不知明日之将为何日，则又何今日之可喜。
中国人言史，鉴古而知今。能掌握有传统，始能有现代化。绵亘五千年，其为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乃由其有不断之现代化而来。如唐虞三代之化为秦汉隋唐以迄今是已。西方史，希腊变而为罗马，又变而为中古时期，又变而为现代国家，而有英法之鼎盛，又变而成当前美苏之对立。以无传统为传统，有新而无旧，则明日又乌得有此美苏之常相对立。鉴于西方之古，可知今日西方之新之不可常。可喜抑可厌？惟其可厌，乃不可常。
今人又言，历史不可变。则西方此下当常为一部可厌之历史，中国此下当仍为一部可喜的历史。余之对中国前途抱乐观，对当前世局抱悲观者，亦在此。中国史可喜何在？西方史可厌何在？则在读其史而知。再言之，就中国人立场，当由中国之旧传统而现代化，不应废弃旧传统，而慕效为西方之现代化。不当喜新厌旧，而当由己之旧而达于新，乃始得之。司马迁言："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当会通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教武备科学艺术一切以明变，又当会通宗教哲学天文地理史学生物诸端以求通。此非专家一人之为家，乃有古今承袭得其传统以生以长之为家。中国之史学正在此。而岂仅载既往，得即成为史学乎。
当前而求现代化，则当安于弱小，不争强大。德国第一次大战失败，举国好读老子书。使真能遵老子，不出有希特勒，欧洲其他各国相互间仍当有争，仍可有第二次大战，而德国或可避其冲，不作祸害之首，转臻强大之运。当前强大者，倘尽能以七十年来之德国为戒，则世界亦宜可渐趋于和平。
国如此，人亦然。庄周为宋漆园吏，其友惠施为梁相。楚亦聘庄周为相。庄周言，龟骨藏于宗庙为国宝，不如生而曳尾于涂中。遂拒不赴。但既得为龟，生虽曳尾涂中，历千年而死，其骨仍必藏宗庙为国宝。庄周至今岂不仍为中国一国宝乎。老子更沉沦，并其身世而不详，但至今亦为一国宝。故庄老之道，中国人虽未认为乃人生之至道。仅为人生处乱世之道，而其道则常存。故中国人尊孔孟，亦尊庄老。西方无孔孟，亦无庄老，故治必终于乱，乱则不能复返于治。比读中西史自知。故欲保全中国旧传统，而求其现代化，不能遵孔孟，亦当遵庄老。则国必求弱小，人必求隐退，以暂避现代之乱，期待再一现代之来临。此即中国人所谓之乐天而知命。命可转，天不可转。天有常，而命则无常。故惟中国史，乃能昭示天命天运，而与人以共知。西方史则凯撒事凯撒管，非上帝所得问。故一部中国史，乃由人代天。而一部西洋史，乃以人争天。此其异。
兹举一小节言之，西方人爱狗，中国人则重羊。马牛羊鸡犬豕称六畜，羊在上列之三，而中国人尤重马。乾象龙，坤象马，中国以龙马并称。治礼军礼祭礼皆重马。骥称其德，不称其力。中国人历代养马，可写一长篇考证文。牛更耕稼所需，而羊则一无用之畜。然中国文字，美字善字义字祥字皆从羊。犬则在下列之二，犹次于鸡。如言鸡鸣犬吠，鸡犬不宁，鸡必在前。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祖逖有闻鸡起舞之故事。鸡司晨，从睡梦中唤醒人，不啻师教之木铎。犬虽多能，能守门户，能助狩猎，但供使用，故中国人重鸡尤更重于犬。俗则猪狗连称，如猪狗众生，猪狗不如，狗更在猪后。中国群字从羊，独字从犬。羊能群，犬则否。即此一别，更见中国国民性爱好之所注。
至于飞禽走兽，中国人好凤凰麒麟。至如山中狮虎，天上鹰隼，则非爱好所及。中国人主言性，性乃天地万物之一种自然动向，观其所爱，亦可见其性之所向矣。
尤如草木植物，中国人爱梅兰竹菊，又好松柏梧桐，皆可见性。更如院庭布置，林园部署，一水一石，一树一草，荟异为同，集众成一，更见中国人之政治长才与处群特优之天性。凡此诸小节，皆有传统。今日国人则一变故常，小之如家家知养狗，大之如经营观光区与开辟公园动物园，皆追步西化模式，不知传统情义所在。然积数千年之习性，岂能一旦骤变。其心不见内在所爱好，则亦无安乐可言矣。
又如赌博。中国流行麻雀牌，西方则有扑克牌。玩麻雀牌只求手中持牌得和即胜。扑克牌则不问手中所持，专尚出奇制胜。此尤中西双方人性不同一显例。岂得谓麻雀乃落后，扑克始前进，必使国人尽废麻雀改玩扑克，始为中国之现代化。此属小节，宜可置之不论。即如今日国人各种运动，已尽趋西化，然犹尚有舞龙舞狮走高跷与踢毽子放风筝等流行。惟以此较之西方，一则可资比赛，一则仅供娱乐，此亦双为心性传统之异。乃吾国人心胸宽大，不再一一加以苛责。严其大，恕其小，斯又吾国人美好心习之一传统也。又岂必尽求其现代化。往古旧习，能保则保，国人贤达，固早知之矣。孟子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今亦当谓好古念旧之心，亦人皆有之。无他，达之而已矣。前途希望其亦在此乎，其不在此乎。余日望之矣。
2
近代国人好言现代化，却似不好言传统。因现代化实指西化，而传统则仍陷在守旧中。惟西方人亦未尝不尊传统。
姑以民族情感言，民族即一大传统。美国人多自英伦三岛移来，积两百年之久，激于赋税问题，奋起独立，不复认英伦为祖国。然美国门罗主义，仅求南北美和平相安，不愿问外面世界事，避不与英帝国有冲突，此即其深存有民族情感之一种表现。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本属西欧德意与英法相抗，美国仅可处身事外，但法国巴黎沦没，国将不国，而英国亦岌岌可危，美国拔刀相助，虽其与德国亦有几许争端可言，其实是沉深之民族情感，乃为其投入战场之主因。
及战事胜利，凡尔赛和谈，英法仍以主人自居。美总统威尔逊离席归来，西欧事一任英法主张，置而不问。不久第二次大战继起。美国在太平洋已因珍珠港偷袭与日本兴起大战，欧西战役大可不再插手。然而巴黎陷落，英伦告急，美国终于派兵前去。艾森豪所负责任，若更重于麦克阿瑟。此非美英间一分深厚之民族情感，不致有此。
及战事平息，美国人对西欧继续经济援助，亦巨大惊人。可知美国人在其内心深处，实永不忘其祖先之来自英伦。亲英，遂亦连带亲及西欧。西欧之在美国人心中，世界其他各地乃远不能相比。此无他，惟民族情感一念可作解释。即英国人之对美国，亦何独不然。最近十几年来苏俄海空军及核子力量急起直追，已将凌驾美国之上，而国际间美苏争端，英国必站在美之一边，亦惟民族情感一辞可作最恰当最深入之解释。
此所谓民族情感，不仅英美，不仅西欧有之。即如犹太人，分散各地，从未建立一国家，直至第二次大战后，西欧人始为建立一以色列。此几十年来，全世界犹太人乃无不奉之为祖国，爱护无微不至。美国有犹太人三百六十万，其来美国，多在以色列建国前，有三四百年之久。有足迹未履以色列国土一步者。乃其身在美国，心向以色列。凭其财力可以影响总统选举，美国人不得不重视。于是美国遂为以色列一不叛不变之盟友。除英国外，以色列常在美国人心中，不易舍弃。此亦惟犹太人之民族情感一语可解释之。
阿拉伯人亦何尝不有其传统民族心情，惟局势不利，乃若隐若现，不甚显著。今突以石油力量，而其民族情感乃趋发扬。即如两伊战争，伊朗乃波斯后裔，伊拉克乃突厥后裔，亦有民族间之潜在界线。然则全世界一切纷争，一切事变，民族情感为之作主要原动力，逐时逐地，可资举例，不烦详及。而民族情感则显为各民族一大传统，则更无疑义。故传统可以现代化，而现代化则终不能脱离传统，此乃事实，可资深论，却无可否认。
民族传统之外，又有语言传统，可以连带述及。欧洲文化，最先必溯源于希腊。罗马人起，希腊人转为奴，但罗马人仍多奉之为师。惟拉丁语代希腊语而起。语言传统同时即代表民族传统，此亦极自然而又无可奈何之事。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覆亡，语言乃亦随而变。虽同奉耶教，各地群以自己方言翻译其经典，于是德意法英各国语，遂代替了拉丁语。今日欧洲之不能融和凝成为一国，则语言分歧为其一主因。语言又非历史一大传统而何。
但民族传统，终偏在自然方面。语言传统亦然。不出数百里之远，数百年之久，而语言必变。但语言乃由人文化成，故语言属自然，亦属人文。西方文字追随语言，未能超然而独立，故其人文化之里程亦短而暂。独中国文字其人文化之里程乃特远，故中国民族乃能广大悠久，日进无疆。论其传统，乃与西方特异。近人谓中国人重传统，不知西方亦重传统，惟其为自然所限，乃若与中国有异耳。
中国人于语言文字，特重雅俗之分。俗即限于地，限于时。而雅则不为其所限。西方人好言变，时地异则必变。而中国人则好言常，必超于时地而有常。非不有变，而其常尤超于变之上。故知常可知变，但仅知变则不定能知常。有变而无常，今日不知明日，此地不知彼地，则人道大同又何由而立。中国人好言通常，通于地，通于时，斯知常矣。故通常乃人生之大道，中国人好言通常日用，斯见中国人生观之特为广大而悠久矣。
中国古人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斯又见中国文化传统之特深特异处。西方人则适相反，似乎必求书尽言，言尽意，姑不论其可尽与否。而连带以起之其他变化，则有需深加讨论者。
中国人主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其著之文字，出之语言，仅略道己意而止。其未尽者，则待读吾书听吾言者之自加体会。其赞成与反对，亦待其自加判定。即师弟子之间亦然。故言教每言化，此待闻我教者之自化。如阳光甘露，万物化生。教者则如春风，学者乃如桃李。桃李在春风中自化，非春风能化出桃李来。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此待学者听我言而自修自习，自问己心悦乎不悦，非孔子所能强。至于何以学而时习能悦，而孔子言所不尽。不如西方人必言尽己意，以强人之信。于是乃若言者为至上，听者为至下。闻师言而不尽信，则惟有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矣。在言者，一若真理已尽，无可疑，无可辩。在听者，惟有自求一新。哲学思想乃亦务于变，务于创，而无传统可言。在中国则言不尽意，书不尽言，尚待他人以及后生之续加思讨，续加论辩，而遂成一传统。此在西方为个人主义，而在中国则为大群主义，即此一端已可见。
然如柏拉图《理想国》一书所主张，后代欧洲人虽绝未接受，但亦有其传统可寻。一曰重职业。二曰重商重军，富强二字，为立国之大本。此两者，岂不为西方之思想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士，而西方无之。中国之士曰志于道，不志于业。而西方哲学家如柏拉图乃可谓其志于政，乃有哲人王之想。但非凡哲学家皆尽然。哲学亦成一职业。耶教后起，乃始离于政而传道。然教士亦仍是一职业。西方有大学，肇于教会。大学初兴分四科，一曰神学，二曰辩证学，不信者则仗辩证说服之。三曰法律，四曰医学，律师医生亦各自一职业，惟为己亦以为人。此下大学变而有文学院理学院等。大学教授尽成一职业。西方政教分，大学教授亦鲜有志于政治，理乱不问，黜陟不知，职业在此，生活亦在此，而文化大传统则亦只在此各人之职业与生活上。政治宗教科学，各成职业。惟谋生要途则在商，立国大本则赖军。西方文化传统，大体言之，乃如是。
中国士人志于道，故曰："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故虽亦志于政，而有进有退，有出有处，有仕有隐。不为君而为师，而师道犹在君道之上，道统则犹在政统之上。此为西方观念之所无。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言政治乃如此。岂如柏拉图《理想国》，缕举详陈，连篇累牍之所指。老子又曰："信不足，有不信。犹兮其贵言。"为政者高高在上，而在下又有不信，岂言辞之所能为功乎。中国人看重对方地位，不以言辞强人必信，不仅政治如此，即教育亦如此。故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自述己意止此，其另一半则待他人自加体验，自加判定。故次之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心所存，获得他人同验同认，此诚一大乐事。然曰诸朋，则师弟子乃属平等。自远方来，非强之来，故曰："有来学，无往教。"然来者亦未必尽体认如我，则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则曰："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贵。"岂强人以必知。
中国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要旨乃在此。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上一句自古皆有死五字已足，不烦如西方人之三段论法，必曰人必有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亦当死。下两语之意，其实已在上一语中。人有不信，则亦任之，以徐待其信，何必要增此下两语，以强人之必信。至于孔子民无信不立五字，此中尽有深义，尽待发挥，然孔子亦仅五字自述己意即已。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亦当知对方可畏，焉知听吾言者之决不如我，而必喋喋以尽言，视对方如一至愚乎。如是则转不易使听者亲之誉之，转而畏之侮之，则奈何。为教然，为政尤然。中国政治上，言者在下，读历朝名臣奏议可见。在上则少言，读历朝帝皇诏令可见。为政治最高领袖最戒多言。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总统竟选，奔走道路，有如是之多言，岂不转使人侮之。
中国人言商，则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又曰信义通四海。信不信在购者。在己则当在货上价上，求真求实，求信求义，何待广告，何待宣传，迹似欺人。今之为政亦务广告宣传，所谓民主，亦商业化，则又何信之立。
政治如此，学术亦然，宗教信仰亦然。若果此宇宙间真有一上帝，老子言"太上不知有之"，中国人若不知有上帝，斯为最高最善矣。耶教之上帝，使人亲之誉之。回教亦有上帝，乃使人畏之。穆罕默德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不信者死，岂不使人畏之。回教流传，终不如耶教之广。耶稣上十字架，而转增耶教之流传，但岂如中国之不知有之乎。
以中华民族较之西方，显见为中华民族乃一和平柔顺之民族。苏格拉底在雅典下狱死，耶稣在罗马十字架上钉死，此两人讲学传道，亦惟少数人相从，未见有犯法违纪之事，然皆陷于死。故争取思想自由，乃成西方一传统。在中国则绝无此等事。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周武王谓其乃义士而释之。周有天下，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之山。此乃伯夷叔齐之自由，非周王室逼之如此。而孔子尊之为仁，孟子尊之为圣。孔孟亦尚在周代，不闻其反周武王，而尊伯夷叔齐有如此。后世亦永尊之，亦可谓乃尊二人思想行为之获得其高度之自由而已。
孔子在鲁以一平民擢用为大司寇，在政府中踞高位，仅次于三家。然孔子弃官而去之他国，周游天下，备受崇敬。其欲杀之者，惟宋司马桓魋一人。实则如卫如陈如楚，皆非能用孔子，而敬礼之不衰。孔子周游不得志，而鲁之君臣终敬礼迎归，老死于鲁。果使孔子而生于雅典罗马，其得罪获辜，恐当不亚于苏格拉底与耶稣。一尚礼，一尚法，此又中西政治传统相异之一征。
秦始皇焚书，如伏生之徒，皆得归隐。坑士乃坑方士，然后世永詈秦始皇为暴君。汉廷儒臣劝汉帝当让位被杀，然继起言者不已，汉终让位于王莽。此可证思想自由之在中国，早有传统，但不尽如西方之言自由而己。
西方人好争成功，但成功之后，即继之以失败。全部西洋史尽如此。中国人不争成功，但求不失败。争成功必裹聚群力，而被裹聚者丧其自由，故争自由乃为西方一大传统。即如商业，劳工裹聚始成资本主义。劳工被裹聚则起而争集体罢工，成为近代西方一大潮流。中国人求不失败，但家国天下不能无盛衰兴亡，乃先求个人之不失败。伯夷叔齐之饿死首阳山，此非失败，乃成功。孔子称之曰"求仁而得仁"，求之而得，非成功乎。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孔子周游求仕，乃孔子之自由，亦即孔子之成功。道不行，则非孔子之失败，故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杀身舍生非失败，成仁取义则其成功。全部中国史，乃一部成功史，在个人则成圣成贤，为孝子，为忠臣。在大群则五千年来成为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至今而仍屹立在天壤间，举世无与匹。此即其成功矣。
楚汉相争，项王兵败于垓下，单骑突围至乌江亭下。亭长舣船待，促速渡。项王曰我率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一人回，何以见江东父老。闻汉军悬赏得我头，今以赠君，可持往取赏，遂自刎。项王年尚壮，渡江东回，焉知不能负隅再起。然项王求成功之心，终不胜其愧惭失败之心为大。持我头往领奖，临终慷慨，此情此义，亦可长在天地间，获后世之同情矣。此亦一成功，非失败。
田横亡齐，流落海岛，从者五百人。汉祖召之，曰，横来非王即侯，不来当派兵围剿。横应召至洛阳汉王所在前一驿。告其随客两人，曰：我与汉祖同起兵为王，何面目以一荒岛亡人往见。遂自刎，命两人持头往。两人往见汉祖，亦自刎。岛上五百人闻之，皆自刎。田横英名乃垂百世，长为吾中华民族一人物。此亦一成功，非失败。
诸葛亮高卧隆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刘先主草庐三顾，遂许以驰驱。及辅后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视曹操司马懿魏晋开国，其荣何啻百倍。此亦一成功，非失败。故知中华民族不争成功，而常能于失败中得大成功。史籍昭彰，难以缕举。即如关岳，尊为武圣，岂不俱在失败中得大成功。失败在一时一事，成功则在此心此道，可以历万劫而长存，经百世而益彰。故似西方历史多成功人物，中国历史多失败人物。然成功则终归于失败，失败乃常保其成功。此又双方历史传统一大不同之点。
惟其求成功，故常务进取。惟其慎失败，故常务退守。务进取者必牺牲当前，以企图将来。将来复将来，牺牲又牺牲，乃永不见有成功，此乃一种功利观使然。能勿失败，保之益谨，守之益坚，只辨是非，不论得失，则为一种道义观。故尚进取则每蔑古，尚退守则每尊古。蔑古则使后亦蔑今，尊古则使后亦尊今。蔑其前，斯求变。尊其旧，斯求守。即如政治，开创乃一时事，守成则有绵延。西方历史开创复开创，乃无成可守。即如今美国，建国仅两百年，其先十三州，今至五十一州。其先尚以门罗主义自守，今则一跃而为世界之元首，举世事无不闻问。富益求富，强益求强。进取愈进取，如骏马千里，乃不知税驾之所在。中国则如一匹驽马，五千年治乱相乘，乃已不啻十驾，而尚得缓步向前。各有其传统，亦各有其得失，而岂有是非之可定。
今日国人好言现代化，憎言传统。所谓现代化，乃指西化言。其实西方亦自有其传统，而中国历史亦各有其现代化。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其言因言继，即言其传统。其言损益，即其当时之现代化。夏商周三代，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孔子已早知必有继周而起者，但又知其仍必因于周，而亦不能无损益，秦汉以下是已。所因少，则传统弱，而不能常。如秦，如新，如三国魏晋，以下如隋，如五代，皆是也。所因多，则传统强，而能常。如两汉，如唐，如宋，如明是也。其间如五胡，如北魏，如辽，如金，如元，如清，因于中国者多，则能有常。因于中国者少，则无常。至其所损益，亦一依其所因之当否而定其得失高下。善治史者，自能知之。
至言学术思想，孔子亦有所因，有损益。故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乃上承周公而现代化。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孟子亦上承孔子而现代化。荀子亦然。而孟子与荀子之所损益于孔子者则各不同，而孟荀之高下得失亦于是判。两汉以下，中国全部儒学史，无不如此。同因于孔子，同有其损益而现代化。故吾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来之历史，乃所谓人文化成。或可谓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创之，而吾五千年之国人则因而损益之。今则欲尽弃故常，一扫而空以为损，一因西方以为益。则西方传统纵其尽善尽美，亦恐无以益于此一空之我矣。其然，岂不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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