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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与学

  濂溪《通书》有《志学》一章,提出志与学两字,实为中西文化基本相异点所在。兹试先言志。西方古希腊,乃一商业社会,货品销售固须投人喜爱,然营商谋利,志为己不为人。即如文学,沿途讲述,兼以歌唱。或舞台演剧,皆求广集群众,多获欢迎。其意图亦多为己,不为人。纵说其不为名不为利,但亦是表现在己之才华智慧,获得一种自我满足,而感愉快。故惟求打动人心,对我有赞叹崇敬之意。最多亦以供人娱乐为手段。其潜在目标,仍为己不为人。

  又如哲学,或出在街上,或居家,聚徒讲论,虽说是为探讨一种真理,但务玄远,少涉真实日常人生,似乎亦仍以表达其一己之才华与智慧为主。

  故古希腊之文学哲学,实亦如一种商品,求新奇,求销售,求我之所销售能胜过他人。求人喜爱,却不求人真实享用。故其为一文学家或哲学家,乃亦等于一种职业,纵不说其如经商牟利般的仅在物质人生上一职业,但亦可说是一种精神职业,表现了一己之才华智慧,而物质人生亦同告解决,如此则已。要之,其不为大群人生作恳切之打算,则并不与其群所经营之商业有实质之相异。

  如论科学,则与工商业更有紧密相关。否则在外面物质上求真理,终与从实际人生上求真理,隔了一层。自另一端言之,同样是为一己才华智慧之表现,与哲学家无异。西方人此一种一己之表现感,直到现代有增无减,为其文化传统一特色。

  中国自古为一农业社会,专赖自己勤劳耕耘,即可解决自己的生活。不如商人,出售商品仅乃谋生一手段,因此中国古代人之心理习惯,必看重己力,不看重外力。己力有余,转为他人打算。这就自有一套。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本是一农民,但自己生事解决了,却来打算到别人。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之于市。故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者,实负有一番责任感。政治本与他无干,他却五就桀五就汤,要使他同时的政治领袖亦能为尧舜,使同时人亦受尧舜之泽,此即伊尹之所志。

  责任与职业不同,与自我表现亦相异。乃是为人谋,却非为己谋。此种心理,求一解说,却说是天要我如此,此即所谓天命。人的责任乃是由天所命,只是别人不知,我心自知。别人不觉,我心自觉。故我将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此是中国人一种人生责任感,在西方商业社会中却不易找。

  于是中国人遂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观念,皆属其一己之责任。责任所在,理当如此,道当如此。做一孝子,非为求一孝子之名。做一忠臣,非为求一忠臣之名。我之一切,为父为君,此乃我之责任。而此一责任,则由天派定。惟我心先知之,先觉之而已。又哪里是一种功利观,名誉观,或是职业观,要我如此做的呢。

  中国社会亦有工商各职业,又有士,则非职业。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其实是此人内心自觉有此大任,而能自立志,来求尽此大任。伊尹在孔子前一千年,可说当时中国已有士。伊尹以前,传说在夏代,兴于版筑之间,亦一士。孔子前百年有管仲,亦一士。孔子即承此文化大传统而来。孔子以下,中国社会始正式有士。孔子曰:“士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既为士,自任以天下之大任,则不能再顾一己之衣食职业,故士必待人养。不出身而仕,则在野为人师。中国古人言:“作之君,作之师。”人群中必当有君与师,此亦天所命。而士则不仅在野为师,又在朝为天子师,为国君师。孔子在后世尊为至圣先师。濂溪曰:“天下善曰师”,盖教人善,又善尽一己之任者,皆为师之责,此师之所以为天下善也。此即谓以斯道觉斯民也。

  或谓中国有孔子,有士,有儒家之教,岂不亦如西方之宗教。是又不同。耶稣言,上帝事他管,恺撒事恺撤管。他明把世间事分出不管。而中国儒家,则把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世间事,一切责任,立志负起,此已大不同。抑且死后灵魂上天堂,不啻为生前信仰上帝一大报酬。而中国之士,志于道,则绝不计较私人报酬。佛教来中国,虽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而一为僧侣,死后成佛,终亦是一种私人计较。故终为中国士人所看不起。则儒家教义虽亦崇天命,亦究与宗教有别。

  既有此一番志,则自需有一番学,以自赴其志。自汉代起,儒学定于一尊,其时则称通经致用。此用主要在人世上,尤要在政治上。宋代胡瑗创立书院教人,分经义治事两斋,亦即通经致用也。同时如范仲淹,稍后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诸儒继起,皆在政治上有志大用,而王安石司马光志有不同,遂成新旧党争。司马光旧党得势,又分洛蜀朔三派。洛派二程与王安石同当属经学派,故先亦随新党出仕,继而退出。司马光属史学派。苏轼可谓杂学派。同时有周濂溪,认为出仕之前应先有一套修身做人之学,乃可无弊。二程亦受其影响,于是乃于两汉儒林之外,别起宋代之道学。而濂溪则特称学颜渊之所学。

  颜渊所学,即学孔子。濂溪《志学》章又曰:“颜渊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则濂溪所举颜子之学,统言之,乃心学也。学者当先治其心,使其心一于仁。仁即人道之大纲。能此,始能任伊尹之所任矣。而颜子又以恬退不仕名。故濂溪先之以志伊尹之所志,即继之以学颜子之所学,其中实涵甚深妙义耐人细阐。

  汉儒以周公孔子并称,而濂溪以下之宋代理学家,乃以孔子孟子兼举。孟子实亦一种心学也。西方人好言权利,不言责任。既无中国人此等志,自无中国人此等学。故西方人不言修心养性。西方之学,皆为向外求知识,又曰:“知识即权力。”不论哲学宗教,亦莫不以权力为重。哲学先讲逻辑,以免我之立说被人反驳。宗教必组织教会,以便扩大其权势。每一学说,尽如商品,贵能推销。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自尽己责,何待夸耀,亦何待人知。为子惟求孝,为臣惟求忠,惟不以忠孝自夸耀。即文学亦然。诗言志,言之不尽,则歌叹之。孔子曰:“予欲无言。”凡所志,则尽在不言中。故中国人言学必继言习。孔子曰:“学而时习之。”曾子曰:“传不习乎。”习则主于践履,乃一种行为,而行为则一本于心,与专尚知识又不同。

  濂溪《志学》章首言:“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濂溪所言圣希天也。中国又称为四民社会,除士外尚有农工商各业,濂溪皆不言。西方社会无中国之所谓士,亦无士与贤与圣之一种人品观。濂溪此章涵义宏深,而濂溪不详言之。此亦中国传统忠恕之道,为子者决不谓为吾父者之不当孝,为臣者决不谓为吾君者之不当忠,为师者决不谓为吾门人弟子者之不能为后知而后觉。后生可畏,有为者亦若是,则何待于言之尽。故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学不同,教亦不同。举一隅,可以三隅反。比较中西文化,濂溪此一章已够启发。而濂溪乃为有宋理学开山,亦即此一章而有余矣。是则在学者之善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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