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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颜渊篇

  颜渊问仁章。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义礼智之性具于其心。仁虽专主于爱,而实为心体之全德。礼则专主于敬,而实为天理之节文也。人有是身,则耳目口体之间不能无私欲之累,以违于礼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则其一身莫适为主,而事物之间,颠倒错乱,无所不至矣。圣门之学,所以汲汲于求仁。而颜子之问,夫子特以克己复礼告之,盖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复于天理之本然。则本心之全德,将无不尽也。已者,人欲之私。礼者,天理之公。一心之中,二者不容并立,而其相去之间,不能以毫发。其克与不克,复与不复,如手反复,如臂屈伸,诚欲为之,其机固亦在我而已。”今按:此条以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对言,而谓二者之间不能以毫发。孔子又言,“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好德,乃天理之公。好色,乃人欲之私。然此二者皆人之性命禀赋,果使好德能如好色,则好色亦自有节度限制。夫妇为人伦之始,人欲之私亦即天理之公。即孔子所言未见好德如好色,亦未谓二者不能并存于吾心。朱子亦引他家之言以说之。后儒于此章克己二字与朱子持异解,然朱子亦已言克复之机亦在我,则克去己私之功夫亦即在己矣。清儒言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实明其义理之大,则训诂小异,亦不值有大争议。此条论天理人欲公私之间,则义理之大者。谓其间不毫发,而其机则全在我,则亦言之已尽矣。后儒在此等处,与理学家争,似无值大争处。

  仲弓问仁章。

  朱子曰:“修己以敬,则私意无所萌矣。推己以恕,则私意无所施矣。如是则天理流行,内外一致,而仁在我矣。”今按:上章言克去己私,本章言修己以敬,推己以恕,则朱子意未尝轻己可知。故读古人书贵能通求其大义,逐字逐句,一枝一叶,纵所言小异,可无拘碍矣。

  司马牛问仁章。

  朱子曰:“孔子答问,但向如何行仁,但答如何可以至仁,未尝有问如何是仁者。观颜子仲弓司马牛樊迟之问答可见矣。”今按:如西方哲学,便该先知如何是仁,再有他问。此为中西双方思想学问一大不同处。但未见之行,又行所未至,又如何有知,此亦一大问题。中国古人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阳明主知行合一,最近世孙中山又言知难行易,三说皆一贯而来。西方哲学乃称爱知之学,却不兼重行。故西方有各擅专门知识之学者,无中国人意想中知行并重之君子与圣人。

  司马牛问君子章。

  朱子曰:“所以不忧不惧,由于内省不疚。学者又须观所以内省不疚,又如何得之,然后可以进步。不然书自书,人自人。”今按:西方之学,著书立说,重在其书,不在其人。近日国人慕西化,亦如此。皆所谓书自书,人自人也。

  子贡问政章。

  朱子曰:“以序言之,则食为先。以理言之,则信为重。”又曰:“信是在人心,不容变者。有信则相守以死,无信则相欺相诈,臣弃其君,子弃其父,各自求生路去。”今按:身之所先为食,心之所重为信。食取于外以足其内,信生于内以安其外。朱子又言:“集注不若死之为安,安字极有味,宜玩之。”今按:今日举世不安,皆为无信。而世人则群认为是一经济问题。不知其内在深处本源,乃在心与心相互间一信上。疗治所急,则是一心理问题。西方学术史上讲心理,从来亦与中国不同。使孔子生今日,恐亦仍当为一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而止。其答子贡之所问,诚难以语之今世矣。

  樊迟从游章。

  朱子曰:“人惟一心耳。既为其事,又有求得之心,即不专矣,安能有积累之功。此一条心路,只是一直去,更无他歧。才分成两途,便不可。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计功,则此事定不到头,亦不十分精致。”今按:此条近人读之必谓此是朱子一番思想,而颇具哲学意味。其实朱子只是在凭《论语》记孔子告樊迟语,申说孔子心意,亦所谓述而不作也。而孔子当时语樊迟,亦适如朱子所谓就事论理,非凭空自作一番哲学主张,如近人所意想。当孔子时,中国系一农工社会。农则为井田制,由公家授田,老而归还,不得占为私有。一心耕耘,非有他图。工亦由官受廪,凡其所成,尽以献于公,不得私自营利。即令其一心在此工上,不存他想,又必子孙世袭,累世一心,则其业自精。故中国古代百工皆成氏,如管仲鲍叔牙,即出管工鲍工之家。自幼即一心在其所治之业,出而从事政治,亦一心在其所从事之政治上,非有他途别计。为一器,则有一器之用。管仲为齐相,则尽其为齐相之职,一心为桓公。孔子称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使非一心为政,又焉得如是。而孔子又称管仲器小,则嫌其有三归,又分心于私生活之享受上,遂使其在当时政治上未能显出更大用场而已。至孔子,始知志于学,志在周公。亦一心在政治上期求有更大作用。故曰:“君子不器。”又以子贡为瑚琏之器,则藏在宗庙之贵器,亦不作其他用。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不器,非言无用,乃求其在人群社会政治阶层中,作出更广大更变通之大用而已。本章崇德之义即如此。亦非谓德乃无功无用。此条所谓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不可一心又去计功,此非谓不在事上计功,乃谓不在做事者自己私人心上计功,如此专心一志,乃谓心之德。义利之辨,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上一大意见,乃从中国社会自身情况来,亦即所谓就事论理也。而西方自古即为一工商社会,工商业正为经营此业者之自身私利着想,其所重视之工商业,则为一手段,非目的,其心便已分了,与中国古代人心情大不同。其他学业遂亦不得不受其影响。即论艺术,中国工业本身即成为一艺术,西方则工业与艺术分途。如雕刻一美人石像,必求取得众心喜悦,乃成一艺术品,而艺术家之生活,亦寄于此。如此条言,若去计功,则此事定不到头,亦不十分精致。此有甚深妙意,但就中国工业艺术言是如此。西方艺术正为其计功,才有他们的到头,他们的精致,与中国自不同。今人读古人书,当就自己文化传统之大义上去读,乃能得其书中之意。若依西方观念来读中国古人书,则自见其无当。又要从西方义理来尽改中国社会之种种,则更无当了。朱子解此章又说:“即于自己疏,而心亦粗矣。”此语真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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