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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雍也篇

  其心三月不违仁章。

  或问仁人心也,则心与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违仁,则心之与仁,又若二物,何也。朱子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训心,盖以仁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则有是德。然私欲乱之,则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众人之心,所以每至于违仁也。克己复礼,私欲不萌,则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颜子之心所以不违于仁也。故所谓违仁者,非有两物。深体而默识于言意之表,庶乎其得之矣。”又曰:“张子内外宾主之辩,盖三月不违者,我为主而常在内也。日月至焉者,我为客而常在外也。仁犹屋,心犹我。”又曰:“三月不违,则主有时而出。日月至焉,则宾有时而入。”今按:仁,人心也。乃孟子语。仁者心之德,乃朱子语。而语孟仁字之义,乃益显矣。横渠内外宾主之辩,备见切至。人之于道,当使已为主,常在于内而不去。不当使己为客,常离在外而偶至焉。宋儒发明孔孟之道,岂必以违孔孟自创道,乃始为贵乎。

  贤哉回也章。

  朱子曰:“向前见不得底,今见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乐不是说把这一个物事来恁地快活。”今按: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朱子此处则专论颜乐。大体说,一己知行有进,才是内心之真乐。近人则多想外面寻一个物事来快活,遂谓世界进步,自己生活亦进步。其实事物尽在外,寻不到快活处,即谓自己生活不进步。此亦横渠内外宾主之辩。今日世界物为主,人为宾,宜乎尽日只在物上用心思,转把自己身心放疏了。

  问:伊川答鲜于侁,以道为乐,则非颜子。朱子曰:“颜子之乐,非是自家有个道,只管把来弄后乐。”又曰:“程子之言,但谓圣贤之心与道为一,故无适而不乐。若以道为一物而乐之,则心与道二,而非所以为颜子耳。某子云,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乐道,即有着矣。此乃佛老绪余,非程子本意也。”今按:此条所辨甚细,一是心以道为乐,一是心上一毫不留,一是心与道为一,此须一一从自己心上辨。近人则此心以物为乐,更复与此心以道为乐有不同。

  朱子曰:“世之谈经者,往往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浅而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远,本明而必使至晦。且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由是以乐尧舜之道,未尝以乐道为浅也。直谓颜子为乐道,有何不可。”今按:此条更直白。朱子本从二程以上寻孔孟之道,其言先后有不同,正见其数十年间,向学之殷,求道之诚,而亦多向前见不得今见得,向前做不得今做得底,此亦见朱子毕生乐处。教人读古人书,正为教他自己求道,岂为能找出古人一些漏洞,恣我批评,而亦以为道之在此乎。

  问:颜子乐处。朱子曰:“此等处不可强说,且只看颜子如何做工夫。若学得他工夫,便见得他乐处。非思虑之所能及也。”今按:此条不言乐处先言工夫。工夫又非思虑之谓,寓意深矣。濂溪通书学颜子之所学,即教人学颜子工夫也。寻乐处与学工夫,则待学者自取。

  问:不改其乐与乐在其中,二者轻重如何。朱子曰:“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讨。”今按:此条言简意深。又曰:“不改字上恐略,与圣人不相似。圣人自然是乐,颜子仅能不改,如云得与不失。不失亦是得,但说不失,则仅能不失耳。终不似得字是得的稳在。”今按:此条又从不改二字上细加分说,恐《论语》本文未必存有此义。《论语》仅言在箪食瓢饮陋巷中而不改,是颜子先已得此乐矣。是不改其乐,犹言乐在其中,亦即无适而不乐也。岂得以不改与在其中来分别孔颜乐处。然朱子所分析,亦仍有其义在。即就其义求之,于我有得,斯可矣。读书有当分别读之者,如此例是也。

  樊迟问知章。

  或问樊迟问知,而夫子告之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何也。朱子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达于事理,则必忽而不务,而反务其所不当务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难测也,非达于事理,则其昧者必至于慢,惑者必至于渎矣。诚能专用其力于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于鬼神之难测者,是则所谓智也。”今按:中国乃一大陆农国,人道所宜易知。希腊乃一商业国,人道所宜似较难知。犹太民族播迁流徙,其最易亲且近者,乃惟上帝。不知孔子生于希腊犹太,其将何以为教。至今国人则惟宗教科学哲理是尚,读《论语》此条,则鲜不忽之矣。

  又问:樊迟问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难而后获,何也。朱子曰:“为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计其效,而后为其事,则事虽公,而意则私。虽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知循天理之自然,而无欲利之私心。董子所谓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谓此尔。”今按:以此义语商业民族,似亦难。故希腊人求真理,必从科学哲学上求,不从实际人事上求,此亦有宜谅者。今日则凡所为,必先计其所获,其难其易,则一任各人之自由喜好,则孔子语樊迟以仁,其义将断不可通。至论智,则又断非孔子之所谓智,又无待言。

  知者乐水章。

  朱子曰:“看圣人之言,须知其味。今且以知者乐水言之,须要仔细看这水,到隈深处如何,到峻处时如何,到浅处时如何,到曲折处时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随之以为态度,必至于达而后已。此可见知者处事处。仁者乐山,亦以此推之。”今按:今人只谓孔子朱子不生我时,哪知我所当处。我所知,亦即在此胜了孔子朱子之所不知。读此条,心中又觉如何。

  朱子又曰:“仁者乐山一章,与樊迟问仁知章相连,自有互相发明处。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见得日用之间,流行运转,不容止息。胸中晓然无疑,这便是知者动处。心下专在此,都无别念虑系绊,见得都是合当做底事,只恁地做将去,这是先难后获,便是仁者静。”又曰:“自仁之静知之动而言,则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动知之静而言,则是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今按:朱子逐处体玩发明,皆自有味,读者其深会之。

  齐一变章。

  朱子曰:“变鲁只是扶衰振弱而已。恰似一间屋,鲁只如旧弊之屋,其规模只在。齐则已经拆坏了。”今按:此条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大抵变,扶衰振弱则易,从头改造则难。朱子又说:“今日变时先变熙丰之政,以复祖宗忠厚之意,次变而复于三代也。”今按:善治春秋及宋史,则朱子之意可见。不问历史,仅言变,则第一当变者自为孔子,而朱子则可勿论。晚清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是亦视中国如一旧弊之屋。新文化运动以来,则欲将此屋拆去。不期五千年老屋尽拆不完,是亦出当时意料之外者。

  君子博学于文章。

  朱子曰:“博文约礼,圣门之要法。博文所以验诸事,约礼所以体诸身。”今按:二者仍是一本,即验诸事而已。又曰:“夫子教颜子,只是博文约礼两事。自尧舜以来,便自如此说。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约礼。”今按:此条阐说甚深。博文乃所以求精。朱子又曰:“博文则须多求,博取熟讲而精择之,然后可以浃洽而通贯。”约礼所以求一者,日用之间到得行时,却是一理是也。又曰:“知崇礼卑,博然后崇,卑然后约,物理穷尽,超然于事物之表,则所谓崇。戒慎恐惧于一动一举一言一行,则所谓卑。”又曰:“礼是归宿处。”今按:中国人讲学,只要归宿在一己日用之间,此非至卑乎。而凡所讲求,则穷尽物理,超然于事物之表,此又非至崇乎。今人讲学只求专,不求博,只精于一门,已非中国古人之所谓精矣。又不归宿在自己身上,只求把自己归宿在所从事之一项学问上,既不博文,亦不约礼,只把己约在文之一目中而已。看来像是多文,实在则属无己。博而非约,约而非博,在文字上论,虽可同用此博约二字,而内容意义则大不相侔矣。

  如有博施于民章。

  朱子曰:“博施济众是无尽地头,尧舜也做不了。盖仁者之心虽无穷,而仁者之事则有限,自无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说,便尽无下手处。”今按:一项道理,有就心上说,有从事上说,有从理上说。如博施济众是仁,亦是理。但就事上说,便做不尽。纵如尧舜,具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也做不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心上说,也是仁,从事上去做,亦可下手做得去。故中国人讲理,多要就事上讲,更要从心上讲。若离了事与心,专来讲理,便有时会成非理。但也不能离了理来讲事来讲心,那事与心也便多转入非理方面去。此乃中国人所谓之中道。从理上讲,则随时随地无穷无尽。从事上讲,则当前便可着手。从心上讲,则当从人心同然处,人人可以合作。中国人则贵在此三方面能同时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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