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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余自八十岁后，双目模糊，已不能再读书，但亦不忘时有所撰述。一九八一年之秋，迄于八二年之夏，为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诸生开讲周濂溪《易通书》及朱子吕东莱所合编之《近思录》。随讲随作箚记。又元代刘因所编《朱子四书集义精要》一书，字体大，略能诵读，亦写为箚记。合编为《理学三书随箚》。于余旧撰宋明理学概述，及所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自宋以下有关理学诸篇，以及《朱子新学案》一书，或有重复义，或有新出义，读者合而观之，亦可见余对理学见解之一斑。
余又同时有《论文化传统中之士》上下两篇，亦附编于本书之后。窃谓自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特有士，乃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特征。两汉以来之儒林，宋明以下之道学，皆士也。即道释两家中亦多士。明于其所以为士，乃知其所以为学矣。亦合而观之，乃庶知中国学术之大统。再以会合之于中国历代之史实，则知凡学之成体，亦必兼有其用矣。其所为学之是非得失，高下大小，则必凭史实而衡定之。又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一文，为余应美国在夏威夷召开世界朱子哲学会议之邀，未克出席而作。时为一九八二年七月。又《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一文，为余应香港中文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学术讲演之邀而作。时为一九八三年四月。此两文亦并附于后。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夏钱穆识于台北士林之外
双溪时为八十九年之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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