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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大结局—或者说远远没有结局
在我国伟大的历史长河中，公元前七世纪是伟大中的伟大者，美好中的美好者。当我们把这个销陨于远古的公元前七世纪，钩出沉暗的水面，我们看见春秋五大恐龙像五彩流星一样划过我们湛蓝的夜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各领一时风骚，光芒垂照宇宙。
齐桓公以其王道风范，北驱山戎，存卫复邢，南平召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高山仰止、不可逾越的一矗丰碑。宋襄公以其仁，获得他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晋文公以其智，南击狂楚，西却强秦，维护了中原的衣冠文化。秦穆公以其公益精神，诚朴憨厚，扶助晋国，独霸西戎，给人感觉阳光煦暖。楚庄王则是我们此世纪最后一位宠儿，兼具“绝缨会”上的恢弘气度，又有问鼎中原的霸略雄心，把楚文化这颗历史明珠，发扬光大，余波一直推动和滋养着未来的两汉时代。
在这“春秋五霸”联翩而出的一百年里，大的战役出现有长勺之战，泓水之战，假虞灭虢之战，韩原之战，城濮之战，崤之战等等（多数都是很有古风的恐龙间的战斗，是君子之风的战斗）。超群绝伦的坚强人物有楚成王、晋献公、楚武王、楚文王，周襄王，还有其他可爱人物如晋惠公，鲁桓公，鲁庄公，齐襄公，卫懿公，以及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这三个活宝），还有活宝第四蔡哀侯。
这一百年的慷慨悲歌人物，有长于论战的士人曹刿，不顾而唾的元帅先轸，年少多智的王孙满、蒍贾，年中多智的狐偃、阳处父、士会，年老多智的蹇叔、百里奚；长于治国的管仲、子文、赵衰、赵盾、孙叔敖；摇唇善辩之士宁戚、屈完、吕饴甥、烛之武；将星子玉、先轸、先且居、孟明、荀林父；不怕死的猛士曹沫、鉏麑、鬻拳、解杨、杵臼、程婴（尽管这俩是杜撰的）；以及美女文姜、息妫、夏姬、宣姜、骊姬、齐姜，以及坏蛋易牙、庆父、优施、屠岸贾等等，还有可怜人急子、申生、南宫长万、里克、荀息、介子推等等，以及部分色鬼和变态（他们也是历史舞台上所不可或缺的啊）。
我们这个名单罗列到这里，再说下去还得有几十号人物。
这一百年里的政治，总的趋势是，天子式微，政出诸侯。周天子受犬戎之祸，被迫东迁，经济实力显著下降，遂控制不了他所分封出去的诸侯了。就像老师管不住学生了，数百个天下诸侯们活跃起来，互相兼并，揪头发打架，东西南北争霸，陷入了百年纷争。诸侯国内部，国君与私门的斗争也极为残酷，被弑的国君以十数记，反过来，被灭族的大家族也十数记。
经济方面，井田制逐步瓦解，土地私有，土地租赁、实物地租渐成时尚。行政方面，采邑制不再一揽全局，县官流动干部委派制，文武分制渐有萌芽。军事方面，宋襄公那种“仁义之师”的正规战，被奇变战术和伏击、、围歼、偷袭等新战术逐渐取代。战车以外，更具杀伤力的独立步兵编制一度萌生。冶铁业也在萌发，“铁”字在史书中开始出现，牛耕开始出现（根据“蹊田夺牛”这个成语），鲁国人甚至观测到了哈雷彗星。
数学方面，人们开始使用分数，会背小九九。文化方面，诗歌音乐都在发生转变，“下里巴人”那种小调式的郑卫之音，取代了帝王雅乐，获得大流行。生活方面，则已经开始吃到晚饭了。（呵呵）。
当然，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孔老头子所看不惯的，也都是人类蹒跚进步史上需要大书特书的！
（二）本书大事年表（公元前770——前593年）
（公元前770——前593年，春秋时代的上半期）
公元前 大事
770年 周平王东迁洛邑。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始被封为诸侯，并赐岐西之地。虢公翰立王子余臣子携，称携王，周二王并立。
769年 郑武公灭郐而有其他，郑亦东迁。
767年 郑灭东虢。
762年 秦文公至渭（水）之会而营邑之。
760年 晋文侯杀携王余臣，周王室统一。
750年 秦武公伐戒戎，败之于岐，遂收周余民，地至岐，岐以东献周。
745年 晋昭侯封其叔成师于曲沃，号桓叔。曲沃邑大于翼。
743年 郑庄公封弟共叔段于京，京大于国。
741年 楚蚡冒目旬卒，弟熊通杀太子而代立，为武王。
739年 晋大夫潘父杀昭侯而迎立曲沃桓叔，晋人败桓叔，立孝侯，晋由是分裂。
733年 卫桓公黜其异母弟州吁，州吁出奔。
731年 晋曲沃桓叔卒，子鱼单 立，是为曲沃庄伯。
724年 晋曲沃庄伯伐翼，杀孝侯，晋人败庄伯，立孝侯弟为鄂侯。
722年 鲁史《春秋》记事自此年始。郑庄公平共叔段之乱。段奔共，卫为之伐郑。郑庄公率周及虢师伐卫，开诸侯伐他国之始。
720年 周桓王欲授虢公政以分郑伯之权，周郑交恶。
719年 卫公子州吁杀卫桓公，自立为卫君。卫州吁联宋、陈、蔡之师围郑东门。秋、卫、宋、陈、蔡、鲁之师败郑徒兵。卫杀州吁，立宣公。
718年 晋曲沃庄伯率邢、郑之师伐翼，周亦助庄伯。晋鄂侯奔随。秋，曲沃庄伯叛周，周讨曲沃。晋立鄂侯子光翼，是为哀侯。
717年 郑庄公朝周，桓王不加礼遇 。
716年 晋曲沃庄伯卒，子称立，是为曲沃武公。
715年 周桓王任命虢公为周卿士，分郑专权。
714年 宋不朝周，郑以王命伐宋。郑大败北戎。秦迁都平阳。
713年 秋，宋联卫蔡之师攻郑，郑大败三国之师于戴。
712年 郑灭许。郑庄公率虢师攻宋，大败宋师。
711年 郑、鲁易田结盟。
710年 宋华督杀殇公。
709年 晋曲沃武公伐翼，虏晋哀侯。晋人立哀侯之子为君，是为小子侯。
707年 周桓王夺郑庄公政，庄公不朝王。周以王师及虢、陈、蔡、卫国之师伐郑，战于长葛，周师大败。
706年 北戎侵齐，郑师救齐，大败北戎。
705年 冬，晋曲沃武公诱杀晋小子侯。
704年 春，晋曲活武公灭翼。冬，周桓王派虢仲立晋哀侯弟缗为晋君。
703年 秋，周卿士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
702年 郑、齐、卫之师攻鲁，战于郎，鲁败。
701年 齐、卫、郑、宋盟于恶曹。郑庄公卒，太子忽立，是为昭公。郑公子突自宋人，郑祭仲立突，是为厉公。郑昭公奔卫。楚败鄙。
700年 楚败绞。
699年 楚伐罗，罗与卢戎大败楚军。郑、鲁、纪之师败宋、齐、卫、燕四国之师。
698年 宋率齐、蔡、卫、陈之师攻郑，入郑城。
697年 郑厉公杀祭仲事败，奔蔡。郑昭公复位。郑厉公入栎，宋助其守栎。秦伐戎之彭戏氏，至于华山下。
696年 宋、鲁、卫、陈、蔡五国这师伐郑。卫惠公被逐，惠公奔齐。公子黔牟被立为君。
695年 鲁、齐、纪盟于黄。齐鲁战于奚，鲁败。郑高渠弥杀昭公，立昭公弟子亹为君。
694年 齐襄公杀鲁桓公。鲁太子同立，是为庄公。齐襄公杀郑子亹，祭仲立亹之弟子婴为君。周公黑肩欲立王子克谋杀庄王事败，庄王杀黑肩，王子克奔燕。
690年 齐灭纪。
689年 楚始都郢。齐率鲁、宋、陈、蔡之师为卫惠公复位伐黔牟。
688年 卫惠公入卫复位，逐黔牟。楚文王伐申又伐邓。秦灭邽冀之戎，于其他置县。
687年 秦置杜、郑二县，又灭小虢。
685年 公子小白自莒先入齐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任管仲为相。管仲进行“相地而衰征，参其国而伍其鄙”等改革。
684年 春，齐伐鲁，战于长勺，齐败。楚攻蔡，虏蔡侯。齐灭谭。
681年 齐、宋、陈、蔡、邾会于北杏，议平宋乱。齐灭遂。宋背北杏之盟。
680年 齐会周、陈、曹之师伐宋，宋请和。郑厉公自栎入郑，杀子婴复位。楚灭息入蔡。
679年 齐桓公会宋、陈、卫郑之君于鄄，齐始称霸。晋曲活武公杀缗侯并翼，晋统一。
678年 齐以郑攻宋，背鄄之盟，会宋、卫之师攻郑。齐、鲁、宋、卫、陈、郑、许、滑、滕之君盟于幽。曲沃武公被周王室命为诸侯，是为晋武公，建一军。楚灭邓。秦武公卒，初以人殉。
677年 秦迁都于雍。
675年 楚文王率师败巴、伐黄，得疾而卒。周子颓作乱，逐周惠王。
674年 郑厉公奉周惠王归。王居于栎。
673年 郑厉公、虢叔杀王子颓，周惠王复位。惠王赐郑虎牢关以东地，赐虢公酒泉地。
672年 陈公子完奔齐，为工正，田氏始。普献公攻骊戎，灭其君，获骊姬姐妹归。秦胜晋于河阳。
671年 楚成王派使聘问鲁国。始与鲁国。
669年 晋献公平乱，尽杀群公子，晋从此无公族。
667年 齐会鲁、宋、陈、郑之君盟于幽，郑、陈服于齐。周以齐桓公为侯伯。
666年 齐桓公以王命伐卫，败卫师。晋献公使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出居。楚攻郑、齐、鲁、宋救郑，楚退兵。
664年 山戎侵燕，齐伐山戎以救燕。
662年 赤狄侵邢。
661年 齐救邢，败狄师。晋献公作两军，灭耿、霍、魏，以耿、魏封赵夙、毕万，赵、魏后渐大。
660年 赤狄灭卫，杀懿公。齐桓公立申为戴公，后申卒，文公立。
659年 赤狄攻邢，邢溃。齐、宋、曹之师救邢，败赤狄，迁邢于夷仪，为之筑城戌守。楚伐郑，齐会宋、鲁、邾、郑之君于柽，谋救郑。
658年 齐率诸侯修筑楚丘，迁卫。晋假道于虞以伐虢，取虢都下阳。齐、宋、江、黄盟于贯。冬，楚败郑。
657年 齐桓公会宋、江、黄于阳谷，与鲁会盟，谋攻楚。
656年 齐桓公以齐、鲁、宋、陈、卫、郑、许、曹之师伐蔡攻楚。诸侯与楚盟于召陵。秋，齐率诸侯之师伐陈，陈请和。
655年 晋献公杀太子申生，公子夷吾、重耳出奔。齐桓公会宋、鲁、陈、卫、郑、许、曹之君于首止，与周太子盟，以定太子郑之位。晋灭虢及虞。楚灭弦。
654年 郑文公逃首止之盟，齐率诸侯伐郑，围郑新城。楚围许救郑，诸侯解郑围以救许，楚还帅。许服于楚。
653年 齐攻郑，郑请和。齐会宋、鲁、陈、郑于字母。
652年 齐桓公会鲁、宋、卫、许、曹之君及陈世子与周大夫于洮，以固围襄王之位。
651年 齐桓公与宋、鲁、卫、郑、许、曹之君及时王使盟于葵丘。晋献公卒，齐桓公、秦穆公共立晋公子夷吾为君，是为晋惠公。
650年 齐、许伐北戎。晋惠公乱臣里克。晋背秦约，秦晋失和。
649年 周王子带引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入王城，晋秦伐戎助襄王复国。
648年 齐率诸侯筑楚丘外城以备狄。楚灭黄。周襄王讨王子带，王子带逃齐。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
647年 伊洛之戎逼周，淮夷扰杞，齐桓公会鲁、宋、陈、卫、郑、许、曹之君于醎，谋戌周、迁杞。秋，诸侯之师戌周以备戎。
646年 齐桓公率诸侯修筑缘陵城，迁杞。
645年 楚伐徐。齐、宋、鲁、陈、卫、郑、许、曹之君盟于牡丘。诸侯救徐。秦攻晋，战于韩原，晋大败，秦俘晋惠公，后释之。晋作“爰田”、作“州兵”。秦晋盟于王城。
644年 狄侵晋。戎患周，齐桓公再征诸侯兵戌周。冬，齐桓公会鲁、宋、卫、陈、郑、许、邢、曹诸侯于淮，为鄫筑城以抗淮夷，未果而还。
643年 鲁灭项。齐桓公卒，诸公子争立，易牙立公子无亏，太子昭奔宋。
642年 宋襄公率卫、曹、邾之师平齐乱，齐人杀无亏，太子昭即位，是为齐孝公。郑始朝楚。
641年 宋襄公执滕君。宋、曹、邾盟于曹南。宋使邾以鄫君祭社，又围曹。冬，鲁、蔡、楚、郑、陈盟于齐。秦灭梁。
639年 宋襄公会楚、齐于鹿上，欲为盟主。宋、楚、陈、蔡、郑、许、曹等国君主会于盂，楚执宋襄公并伐宋。诸侯盟于薄，楚释宋襄公。
638年 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宋攻郑，楚救郑攻宋，战于泓，宋师大败，襄公伤。
637年 宋襄公卒。
636年 秦穆公送晋公子重耳回国即君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杀怀公，平晋乱。周襄王召狄师攻郑取栎。周王子带与狄师攻襄王，襄王奔郑居氾，遣使告难于晋、秦、鲁等诸侯。
635年 卫灭邢。晋文公平定王子带之乱。周襄王赐晋阳樊等四邑，晋拓黄河北南阳之地。秦伐下鄀，下鄀降。
634年 楚灭夔。
633年 楚会蔡、郑、许围宋。晋作三军。
632年 晋伐曹、卫以救宋。晋合宋、齐、秦之师与楚师战于城濮，楚败。晋文公盟诸侯于践土，周襄王与会，命文公为“侯泊”。晋作三行以御狄。
631年 晋盟周使，鲁国君，宋、陈、齐、秦、蔡之大夫于翟泉，谋伐郑。
630年 狄攻齐。秦、晋围郑，郑大夫烛之武退秦师，秦、郑结盟，晋退兵。
629年 晋作五军以御狄。狄围卫都楚丘，卫迁都帝丘。
628年 晋、楚讲和。冬，晋文公卒。
626年 秦袭郑国不成，灭滑还军。秦晋战于崤，秦败。赤狄侵齐。白狄侵晋，晋败白狄，获白狄子。晋与楚师夹汦而军，未战而归。
625年 秦攻晋，战于彭衙，秦败。晋会鲁、宋、陈、郑于垂陇，谋攻卫。晋、宋、郑、陈之师伐秦，取汪及彭衙。
624年 晋、宋、陈、卫、郑伐沈，沈溃。秦师渡河攻晋，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秦封殽尸而还。秦遂霸西戎。
623年 楚灭江。
622年 楚灭六及蓼。秦人人下都。
621年 晋赵盾始掌国政。晋襄公卒，晋卿争立新君，狐射姑奔狄。
620年 晋赵盾立晋灵公。赵盾拒秦师，败秦师于令狐。晋会齐、宋、卫、陈、郑、许、曹之君盟于扈，赵盾主盟。
618年 楚穆王伐郑，郑与楚和。楚伐陈，陈败楚，惧而请和。
617年 晋伐秦，取少梁。秦伐晋，取北怔。楚会郑、蔡、陈之师伐宋，宋服楚。
616年 楚伐麇。长狄侵齐，又攻鲁，鲁败狄于醎，获长狄鄋瞒部酋长侨如。
615年 楚执舒、宗之君围灭巢。秦晋战于河曲，秦师退。
614年 鲁朝晋，郑、卫请鲁为之求和于晋。
613年 晋赵盾会鲁、宋、卫、郑、陈、许、曹之君同盟于新城。赵盾平周公阅与王孙苏之讼。
612年 晋入蔡。齐伐鲁，鲁告难于晋。晋会诸侯于扈，谋讨齐，齐赂晋，诸侯之师乃还。
611年 楚、秦、巴灭庸。
610年 晋赵盾以宋杀昭公命晋、卫、陈、郑之师伐之，宋赂晋，四国之师乃还。郑、晋换人质而盟。
608年 楚攻陈、宋、晋救之，战于北林，晋败。
607年 秦伐晋，围焦。晋会宋、卫、陈之师攻郑，楚救之，晋退兵。晋赵穿杀灵公，立成公，赵氏专权。齐、卫灭长狄。
606年 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至洛，陈兵周境，问鼎轻重。
605年 楚内乱，庄王灭若敖氏。
603年 赤狄侵晋，围怀及邢丘。
602年 来狄攻晋，取向阴之禾。晋成公会宋、鲁、卫、郑、曹之君于黑壤。
601年 楚灭舒蓼，与吴、越结盟。晋郤缺主国政。
600年 晋会宋、卫、郑、曹之君于扈。陈不与会，晋伐陈。
598年 楚、陈、郑盟于辰陵。众狄疾赤狄奴役服于晋。楚乘陈乱灭陈，以之为楚县，后复陈国 ，立陈成公。
597年 楚、晋战于邲，晋大败。郑、许君朝楚。楚灭萧。晋、宋、卫、曹盟于清丘，谋讨郑。
596年 晋因邲之败罪先縠，灭其族。
595年 宋杀楚使申舟，楚围宋。
594年 楚围宋九月，宋与楚结盟。晋灭赤狄潞氏。鲁初税亩。
593年 晋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
（三）春秋兵器谱
你如果生在春秋时代的话，有幸当了兵或者身为一般士人，都要练习射箭的。射箭有要求，前手如推泰山，后手如握虎尾，掌心如握鸡蛋，拉弓要拉到前边只露出箭头，弓身弯曲好似一口井。双臂要求舒展与箭平行，稳定到可以放置一杯水。右手手指夹住四枝箭，一枝射完了上另一枝，不用松手就连续射出。射出的箭要求从下巴底下直穿敌人咽喉，因为那里没有甲胄。而且，射击者不是站在地面，而是奔驰颠簸的战车上。不容易啊！
在青铜时代，人们打仗的主战兵器，是青铜的戈、矛、戟。都什么样呢？
矛的样子就像体育课的标枪，戈的样子则像一把长柄大镰刀。镰刀部分，就是戈的横枝。戈可以上下挥舞，用横枝劈啄人的脑袋，也可以在两车交汇时横擎着，戈尖啄人胸口。戈的刃部可以割人的柔弱脖子。所以戈是兼有钩、啄、割功能的兵器，是春秋时代的主战武器。步兵的戈，柄比战车兵的短，单手使用，另一只手可以执盾（称为“干”——所以你知道“干戈”是什么意思了）。
戈
戟，则是矛和戈二者的结合体：上边是尖（如矛头），脖子处平伸出横枝（如戈头）。戟合并了矛和戈两种功能，它的竖尖等于矛头，可以刺；横枝起到戈的功能，可以钩、可以啄、可以割（这三者是戈的功能），成为春秋最流行最具杀伤力的青铜兵器。
但是，无论戟、矛、戈，都只适于穿刺、啄、割，但是不能劈砍！这是青铜材料脆硬的通病。等坚韧的铁器时代来临以后，劈砍类武器如关老爷的大青龙偃月刀，才孕育出炉。
这里特别要说说戈、矛、戟的柄。柄不是一根光棍子（像古装电视剧上那样）。它们的柄的截面是椭圆形以便掌握，称作“积竹柄”。就是把硬木削成八棱体为芯，外贴八片竹片，再用牛皮带子像捆羽毛球拍那样，缠紧。再刷上血红色或黑色的漆皮，漆皮上面，用彩色颜料画上图案，很精美。这种以木棒为芯，外贴多片竹片的柄，它的特点是有弹性和韧性，耐用，刚柔相济，坚忍不折。最近看《三国演义》电视剧，那些士兵的矛都是一支剥了树皮的木棒连着一个铁枪头，吕布戟的那根木棒还是曲的呢，好差劲啊！
从晋朝开始，盔甲制作日趋坚固，戈、戟这一类钩啄兵器渐渐对付不了铁甲了，而枪和矛等刺杀兵器开始大显身手，枪、矛的施力点小，压强大，可以穿甲。到岳飞那个时候，枪是最流行的兵器，岳飞不是用沥泉神枪吗，他那个虚构的二儿子岳雷用的枪更热闹，叫什么“八宝驮龙迎风流泪枪”，不对，是“八宝驮龙迎风枪”。
至于枪和矛的区别，我看就是头和柄的比例上有所不同，实际也看不出什么两样。
说到这里，必须说漆器。漆器是春秋时代重要的人间什物：以木胎或竹胎做好器具形状，外边涂天然植物漆，再于表面绘上想象力丰富的神人怪画。黑漆漆的碗筷，上边施以彩绘、描金、贴金、镶嵌、透雕、浮雕这些工艺，是不是让人很有食欲？酒杯也是如此。当时士兵使用的戈的戟的柄、盾牌也都涂漆绘画，人和马匹的皮革甲胄也是涂上黑漆，上作红画。上了战场，又奢侈又威武，绝不是现在古装电视剧里随便削根木棍子所武装起来的“民工”战士所能媲美的。
青铜材料脆硬，使它不利于劈砍，砍劲大了就断。所以，在整个青铜时代，很少有青铜刀。青铜剑也适合于刺，不适合劈砍，劈大劲了就断。且只以五十公分为宜，很短，才一尺多长，剑长了更容易断为两截。后来，秦始皇的剑很长，被荆轲袭击时，长得都拔不出来了。估计那是铁的，铁柔韧性好，不易脆断，所以剑长可增到一米四。后代剑的标准长度，以垂手倒持把柄，剑身上擎，剑尖抵达眉毛为宜。过短了，打架吃亏，过长了，抡起来削自己脑袋（李连杰小时候个子矮，练剑，被剑伤了脑门儿——据说）。
针对这些冷兵器的防护手段就是甲胄。穿在身上的叫甲，戴在头上的叫胄。按规制，一领甲由不同形制的一百八十三片小牛皮块块编成，用丝带子编联成幅，构成甲身、甲裙和甲袖三部分。外表面涂有一层比较厚的生漆，上用红色矿物质颜料彩绘兽头，用以吓唬敌人。而一顶头盔一般由不同型式的十八片皮片编成。春秋时代的甲和头盔，一般都是牛皮材料的，青铜甲极为稀少。秦穆公在韩原大战，身穿七层甲，还能站立得起来，是因为那是皮子的。
相对于皮甲，“铠甲”是铁的，西方更发达，中世纪骑士的铁铠重达二三十公斤，穿在身上，相当于背五十斤一袋大米，光是头盔就重两公斤，穿着这样的重铠，头上再顶个大窝瓜，打仗就失去机动性，所以必须乘马，而且得是好马。我国古代战马没西洋大马那么雄高，所以我们的重甲骑兵不多，金兀术曾经苦心经营过一批，但是被岳飞破了。我在纽约的大都市博物馆看到过骑士装甲，银光闪闪的大白盔甲把骑士的躯干、四肢、头部全部遮掩，达到“刀枪不入”的程度，相当于一个单兵坦克，只露出两个眼睛。每次穿盔甲，都要有人服侍，象现在新娘穿嫁衣，上马同样要人帮，但是一旦从马上摔下来，那就落地凤凰不如鸡了——因为他们没有人扶，是上不了马的。
西方的这些重甲骑兵，最后被老成吉思汗的轻骑兵儿子们，打得溃不成军，因为它缺乏机动性。
春秋战车上的作战乘员都是直立在车厢中战斗，不必过多走动，所以一般装甲还算够重的，秦穆公甚至穿了七层甲。战车兵的甲裙比那些需要奔跑的步兵的长，同时还在皮甲的小块块上面，钉上青铜锻打的小片片或小泡泡，加强防护能力，一般集中在胸部、背部和甲裙局部。车右因为需要挥舞格斗，所以胳膊上无甲，披膊只到肩部。御手是跪着驾车，两臂平伸拉着马缰，所以胳膊上的甲（叫披膊）一直到手腕，甚至还连缀着舌形护手，甲片较小，以便臂部活动，在颈部加有高高的“盆领”——因为御手不能搏斗，所以甲胄格外的严，随身还佩带卫体短剑。车右、车左就略少一点，因为需要挥舞格斗，所以胳膊上无甲，颈部也低。
盾也是常用的防护兵器。步兵盾高1米，宽60～80厘米，形制狭长，中间微凸为了卸掉箭矢打击力。内侧以木框为骨，外蒙多层麻织物和皮革，最后涂漆施以彩绘，上面画上吓人的兽头。这样的盾，没有金属护层，以养由基射穿七层皮甲的神力，完全有可能洞穿。
最后说一下弓。在西周结束以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复合弓”出现了。顾名思义，就是把不同材料的木片、竹片粘和在一起，做成弓体。因为倔强系数不同，制作“复合弓”时的工艺要求极高。
首先，取材要讲究季节和温度。冬天采来柘木——必须选用柘木，这是上等的制弓木料。把柘木浸在动物犄角熬成的胶里（最好是用大黑牛的犄角熬胶），一直泡着，泡到夏天再拿出来加工，秋天合成弓体。弓体是“三层合一”结构，非常硬，装弦的时候必须借助膝盖的力量才能把两头扳转，即刻安上弓弦加以固定。弓弦绷得紧极了，像琴弦，一拨就能发出响声——弦乐器就是这么起源的吧。弓体的中层是柘木薄片，外用几层上等竹片，最外层是牛筋，再用蚕丝绕紧，表面涂漆增加韧度，漆上作画加强美观，并且镶嵌金玉，精细雕刻，弓角两端饰以华丽的鹿犄角。漂亮的弓简直就是工艺品，在诸侯之间互相赠送。做一张上乘的弓需要花三年时间。
最后说说战车。马拉双轮战车，是青铜时代最抢眼的亮点。战车一定是集中使用才有威力。一般是横排作战，十几辆“马拉的战车”，排成一个大横排。接后不远，又是一个大横排。多个横排就像一道道海浪，把他们的“爱”像潮水一样往前推。当敌人的“爱”也过来了时——敌人的横排战车，与我们的迎面逼进，距离越来越近，于是开始射击。操弓的战车兵从奔驰的车上纷纷发箭，箭支成排地跃过马头，射击对方的车排。对方车上也不傻，竖起盾牌，隐藏在盾牌后面猛烈开弓还击。
当时的马拉战车，连马在内纵长三米。如果两车正面相遇，之间隔了八匹大马，车上的人纵然使用3米多长的长兵器如戈、矛、戟，也不可能够得着对面敌手。只有两车相错，双方甲士方能格斗，实用长武器。所以，要等到敌我双方的各自第一排战车，继续逼进，相遇成一线时，持戈的战车兵就站起来，与敌人交手。
某一排车，要依次和敌车横排们的每一排错轴接战，直到冲到底线，再收转回来，这算是一次交战“回合”。整个行程最长约一里。如果整个冲击过程中，你左右的同伴车辆（与你在同一横排的相邻车辆）不能跟你并肩协同前进，使得你的车过于凸前或者滞后，而敌人则保持了严整的横排，你就非遭受敌军车辆的两两夹击不可。
这就要求在整个交战过程中，战车必须步伐统一，在鼓点的指挥下，秩序井然，而且速度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快，甚至在交战中要反复整顿队形。著名的牧野之战，武王就命令士兵前进六七步就停下重新排整队形，然后继续战斗，就是这个道理。同样道理，在开战前，双方还需要花好大时间去排好一个整齐的车阵出来。而趁敌人列阵未毕而击之，是一种传统军礼所不允许的狡诈战术。
总之，车战就像一场开幕式表演，善于调度秩序的，将是胜利的一方。长勺之战，齐军就是因为连续三次冲击，战车行列变得紊乱，被鲁军反攻的时候，打得稀里哗啦，溃败而返。有时候，故意在阵前抛弃财物，就是引对方争抢，促其行列紊乱的。
（四）春秋无义战？
回顾从前遥远的夏朝、商朝、周朝，中华大地一直诸侯林立，虽然有名义上的夏商周天子，实际不过是面积千里的大诸侯，其实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全国这些林林总总的诸侯们的来源，是原始时代自然散居着的部落们，各有各的姓氏与领导者。他们在夏朝大禹时代据说有一万个（诸侯万邦），到商汤时候还有三千个。经过历代商王的兼并，还剩一千八。到了春秋初期还有几百上千诸侯。（注：《左传》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帝王世纪》曰：“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其后诸侯相并,当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至于战国,存者十余。”《吕氏春秋·观世》：“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晋书·地理志》也曰，周初封诸侯“凡一千八百国。”唐《通典》据史籍云：“殷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西周初年，“尚有千八百国”，以后诸侯相并，在西周后期还有“千二百国”。）
其中，齐国和楚国、晋国，原本都是百里弹丸之地，却也在诸侯间的蚕食竞赛中，扩大着自己的地盘，把邻居诸侯囊括在兜中，成为局部地区最大的强国，也就是霸主。
正是通过连绵两千年的兼并战争，使诸侯数量越来越少，单个诸侯面积越来越大。这个数量缩减、面积加增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从原始到文明的历程，从纷纭离散走上接近今天状态的大一统的过程。所以，春秋战国的诸侯兼并战争，是一个文明从原始离散走向文明汇聚的必然过程，是推动历史文明进步的战争。而且，它还打破了割据和封闭，加强了各个不同地区之间技术、文化、思想的交融和相互激发。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春秋五霸的长期军事扩张、小国兼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埃及的法老、印度的阿育王，以及世界上各个伟大帝国的诞生，无不都是从这样的小国兼并运动中开始的。从最初的大量城邦小国走向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中国也正是从那上千个小县般的诸侯小国兼并战开始，最终形成了汉唐这样的统一的雄视世界的大帝国，使得中国人成为全世界不可忽略的一个大角色。如果不是自我及早完成兼并统一，就怕最终会被匈奴或者其它“外部”势力各个击破，成为另一个“帝国”了。所谓“军阀混战”，其实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这是错误的！孟子一贯厚古薄今，觉得历史是倒退的，看不惯当下的事，看不到五霸兼并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趋势。他还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战国时代的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
（五）“崤之战”兼论“兵不厌诈”
晋三军元帅先轸，是春秋时代鼎鼎大名的军事奇才，他指挥的“城濮之战”和“崤之战”，是春秋军事史上的两大杰作，由此一战成名，载名史册。
先轸这人打仗有特点，喜欢大胆使用诈谋。从前打仗讲究堂堂正正，列阵对战，为了表示实诚，作战前要在对方的视线注视下摆好阵势，击鼓，再行进攻，不能蔫不作声地偷袭。如果是攻击到了国邑之郊，先发声出号，才能进攻。总之像宋襄公那样，不要搞诈谋。而在“城濮之战”中，先轸用虎皮慑敌，尘土扰敌，佯退诱敌深入，合二军夹攻一军；在“崤之战”又利用地形设伏歼敌。总之，先轸喜欢用诈。一改从前打仗是观兵的堂堂正正的文雅古风。
先轸成功就成功在用诈上，而敌人失败就失败在固守传统打法上。先轸这种“战争诈谋化”的实践，被后来的孙武子总结提升为“兵不厌诈”的新军事思想。（我们一说孙武，想到的就是“兵不厌诈”这四个字，这是他兵书中的灵魂。它不是凭空向壁虚构的，而是受“城濮之战”、“崤之战”这样的真实战例启发的。这两场战役，就成为战争诈谋化的转折点。）
但是，孙武子的“兵不厌诈”，也未必都是好事：为了求得胜利，绞尽脑汁运用诈谋，就会忽视了真正军事能力的培养发展。同时，用诈也导致世风浇漓，宋襄公“不伤二毛”的精神再也没有了。
“兵不厌诈”的思想，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军事领域，也影响到了民间。譬如做实业的人，总不愿意走正轨竞争的路，不去拼产品质量，而总想着走走捷径、造造水份、搀搀假料、搞搞关系、用用特权、钻钻漏洞、偷偷瞒瞒、借借声势（像欧典地板胡说什么“来自欧洲”），丝毫不内疚，反而觉得能这样干成了是属于很了不起的本事，是能“诡诈致胜”，符合孙子的兵法，是值得羡慕的聪明之举。最后，弄得每个人都很机巧，总想惜力而赚钱，用巧劲嬴过对方。孰知，大家都不使力，都想走捷径发财，受损害的是整个国民生产能力。
所以，《孙子兵法》被津津乐道，认为它能经商致用，其实只是迎合了中国人不肯打正规战的行事心理和机巧的文化心态。如此反复强化下去，未必是好事。不是常听人说吗：中国人聪明、中国人确实聪明、太聪明了！——这个名声已经传到国际上去了，这大约就是从先轸的时候开始“聪明”起来的罢。
而在先轸之前，那种“不聪明”的打仗法，像外国人那样吭哧吭哧一根筋地吃力地做事的方法，那种“愚公”一点的精神，也许是更好的！
不管你赞同也好，批判也好，先轸开创、孙武总结出的“兵不厌诈”，后来成为中国人战争术的最大特色。《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打仗几乎都是这个，即便民间比武打擂，也是赞赏“四两拨千斤”的巧劲而轻视巨拳粗膀的挥舞。慢慢这就形成中国人重智谋而轻实力的特点，找歪路子而轻品质。而西方则不太这样，西方强调实力和做事的认真，不是靡时靡刻找变通和机巧的办法的。
“兵不厌诈”的对立面就是“遵守原则”，“兵不厌诈”的潜台词就是“没有绝对的原则，一切皆可以出入”。导致了中国人太多的不守原则。而西方人却认为有很多东西是不可出入的，有许多原则和标准是必须遵守的，他们没有中国人那么圆通和多变通。
于是，“兵不厌诈”走出了战争领域，深入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去，成为了东方人圆通的性格源泉。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显得大气滂沱、慨慷直朴（不像现代某些圆通的“中国人”），到了“兵不厌诈”的后代，就变得机巧玲珑、奇思善想——像“中国人”了。
在春秋时代，那时的中国人，不论打仗还是做事，更一根筋，更认认真真讲原则，更像“老外”。这也许是更值得怀念的。
譬如，先轸无礼冒犯国君之后，虽然国君不追究，但他不自欺欺人，宁可自己追究自己的罪责，在战斗中以变相自杀的办法死去。这种一根筋的人，不善变通而讲原则的人，正是春秋战国人的魅力和可爱所在。那些他们身上具备的而我们由于“太聪明”而不再具备的东西，正是感动和引起我们怀念的地方！
（六）国人的自由
什么是“国人”呢？国就是城的意思，国人即是城市平民。他们主要从事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基本上跟现在的城里人职业差不多。但他们还同时负有保卫城市的职责。当时没有职业军人，都是临时从国人中征募。
由于国人有从军的特权，而且直接向政府上税，所以在大周朝，国人的力量和意志是颇能影响和左右政府大员的去留和国家对外对内政策的。譬如“国人暴动”就赶跑了周厉王，鲁国国人，曾经打跑了庆父，而郑庄公、州吁，他们的对内对外举措，无不受了国人意志的左右和制约，在书中我们已经说过了。
《诗经》中很多诗歌，都是直指政府高层，甚至直接挖苦国君，对国君一族点名道姓地人身讽刺攻击之，这说明当时国人颇有言论自由，比起后来的皇权社会爽快的多了。在后来的朝代里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的。
总之，大周朝的“国人”（指城市平民），还是有一些政治发言权的。
国人这么牛，是因为大周朝是分封制。“分封制”，使得很多权力向下层移动，导致了君权不够强大，君主不是那么牛烘烘的（甚至常被人弑杀）。君权不强大，就等于说专制力度不够大，固然就容许了民众有一定的参政权和议政权。
具体来讲，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层层分封建设，权力被各层分享了，于是上边几层中每层的权力都不是很强，国君更不够集权，下边的民众也就比较活跃，民众意愿可以向上扭动，上面各层因为权力不够强，所以得给民众点面子——将来他还要借用民众替他这层撑腰以对付其它的层呢。于是，在这种复杂的权力稀释和互相制约的机制下，普通国人得到了略微可以参政的好处。——在最后一点上，这和现代西方的民主体系，有类似，即，分权势必导致制约，制约方才容许民主。没有分权、制约就没有民主，权力的集中是民主的天敌。虽然和美国的“三权分立”并不相同，但大周朝的分封制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分权。
但是，到了后来的皇权社会（指秦汉等等），没有分封了，权力都被皇帝抓在手里了，皇权得以加强，于是国人议政，也就随着皇权的加强和皇权高度专制而消失了。像《诗经》那样挖苦当政者本人的，更是绝无可能了。
秦、汉、明、清，是皇权专制社会，没有分封，官僚们得不到可以自行其是、积累势力的封地，他们权力被大打折扣（遂成了奴才），导致权力都集中在皇帝那个层面上，皇帝的专制程度远远提高。有人说，皇权时代的官僚们难道没有权力吗？他们由于没有封地，不能世袭职务，没有独立的经济、军事实力，所以他们的权力都是暂时的、有限的，随时可被皇帝解除的，完全不能与分封时代的受封卿大夫家族的权力像媲美。这才导致了皇帝的无限权威和专制。
总之，大周朝，由于是分封制，权力被受封的各层分解并在上下被分封层间其互相牵制，导致了其专制程度，比后来秦汉明清，都来得轻。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思潮，因此也就被容许奔涌争鸣，成为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大爆发时代。春秋战国人的性格，也比后代更有张扬个性、自由刚猛！——这大约就是分封制相对于后代郡县制的好处之一吧。
据说，在西方的英国，“自由”精神，最早就是由中世纪的贵族们打造和发明出来的。中世纪的应该，是封建社会（类似我们的分封时代），被分封的贵族们有着独立的经济政治势力，可以拥有和捍卫“自由”这种奢侈的东西。与此相类比，分封制下的春秋时代的贵族，也是中国最早一批滋生了“自由”精神的阶层。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由”精神，也是起自贵族——春秋时代的贵族。（这里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意思，而是独立自由的人格与意识。）
比如楚文王时期的鬻拳，他当时负责看城门，看见楚文王打了败仗回来，按照楚人的规矩，败军之将必须领死，所以他不让楚文王进城，非打了胜仗才许进来。楚文王只好又去打黄国。如果换到未来的皇帝时代，臣子敢把皇帝堵在大门外面，那还不是剥皮的罪。但鬻拳却敢于这么干。这是因为春秋时代的分封制，使得国君一族相对其他卿大夫家族并没有后代皇帝相当于臣子们的那种绝对优势，所以专制力度不够大。春秋时代人的个性张扬、人格独立，也就比后来的皇权时代格外来得耀眼。所以才有鬻拳这样敢把国君堵在门外的事迹。
其实，从他的姓来看，鬻拳也是楚国贵族。楚王的先祖叫鬻熊，鬻拳应该是王族分支，所以他也是贵族。
只不过所遗憾的是，英国贵族所启蒙的“自由”精神，后来发展壮大成为如今西方社会通行的民主自由意识；而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贵族的自由精神，却随着后来漫长皇权时代的到来，在专制压力下，渐压渐无，渐无声无息了。最后只剩下“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这样无比可耻的昏话。最终给西方学者留下了这样的偏见：东方人喜欢专制，西方喜欢平等、自由。其实，在我们实行“分封制”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身上也是一度闪烁着自由独立的人格光辉的！
春秋时代的弑君犯（至少在三十个以上），我们从前过多是按照皇权专制时期所养成的正统儒家观念，毫不迟疑地鞭挞他们为“弑君犯上”，不假思索地斥之为乱臣贼子之类，其实我们却忽略了，这些人身上，往往有着“弑君”的理由和隐衷：宋国的南宫长万，是受国君之辱而弑君，后来的公子宋、夏姬的儿子、崔杼，他们的弑君，也都是因为被国君污辱，被国君泡了自己的亲妈或者媳妇。他们的过激行为，是当时人一种“非奴才”的自由人格意识的极端表现，正是后来的皇权时代俯首帖耳的臣子们所稀缺的，亦可叹也！
总之，分封制大约可以带来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人格，这是我们所得到它的重大好处。当然，它的主要坏处则是割据和混战。在这一点上，春秋战国是如此，英国的“封建时代”（实为分封时代），也是如此。
此外，分封制还有一个好处，由于分封制下，被分封的各级“领主”家族互相制约，都需要一定程度讨好国人。所以人民起义，就非常的少，大周朝前后持续了八百年，载入史册的人民起义的数量和规模都非常少和微小，远远达不到后来皇权时代的规模。在西方的中世纪封建时代（即对应于我们的商周分封制时代），农民起义的数量和规模也是小的。
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诗经》里有“硕鼠、硕鼠”的控诉，但在分封制时代的人民被剥削和压迫的程度，是弱于后代的皇权专制社会的。至少，在皇权专制时代，作诗“硕鼠、硕鼠”地骂政府的事，是绝对不敢有的！
最后说一下分封制的最后一个好处——反独裁，而培养民主。这要先从晋国的六卿制度。晋国的六卿，是六个世家贵族，他们组成内阁，轮流选出执政官，处理国事，基本架空了上边的国君。这种贵族联合体的政治，其实很像是同样的封建时代下的英国的上议院。英国的上院，就是由各姓贵族们组成，分掉了英王的大多数权力。后来在上院的基础上，又有了民众组成的下院，形成了一种近代的民主制度。
如果分封制下的晋国六卿制度继续进化发展下去，而不是被秦始皇的皇权专制把它终结，中国的春秋战国分封制，也有可能逐渐演变走向西方的近代民主形式吧。
所以，总结一下分封制的好处，不论是先秦的分封制还是西方中世纪的与之相当的封建制，都意味着贵族力量的强大，自由人格和精神的张扬，乃至民主议院形式可以由之产生。所不同的是，先秦的分封制，被后来的皇权时代终结掉了，而西方的封建社会，则逐步走向了近代民主与自由的机制。
鉴于上面对分封制的分析和对中西方分封制、封建制的对比，若把秦以后这种皇权专制社会，称为郭沫若所谓的“封建社会”，实在是说不通而且徒然导致混淆概念的。
（七）说“公子”
从古人的名字，可以看出他的地位。如果名叫“公子什么”或者“子什么”，就标志他是国君的儿子辈。比如“公子商人”、“公子无亏”、“太子昭”，以及从前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
如果是王的儿子就叫“王子带”、“王子职”、“王子虎”什么的。
总之，在古代，“公子”两个字不是随便谁就能叫的。并不向武侠书里那样，随便那个书生或者浓眉大眼的家伙，就叫公子了。“公子”一词被滥用，是很后代的事情。不知什么时候，“王子”也要被滥用呢。
今天我在机场，碰巧看见一本柏杨先生写的《中国人史纲》，买来翻阅，看见里边全是“姬寤生”之类的东西。柏杨似乎为了标新立异，就不管齐桓公叫齐桓公，而叫他姜小白，还有姜诸儿（齐襄公）、姬重耳什么的。把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硬叫姬忽。都是错误的！
齐国是姜姓，郑国是姬姓，秦朝是嬴姓，不假。但这个“姓”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张王李赵”那种后来才出现的“姓氏”，而是国君一族整体的“姓”，类似一种族徽，它属于全君族，不能挂在其中某一个具体人的名前。你可以说周朝王族是姬姓，但不能把这个“姬”放在周王族的某个人的名前，譬如叫“姬昌”，就是错误的。同样，嬴政、姜小白、姜无亏什么的，都是可笑而错误的。
应该叫他们：西伯昌、秦王政、公子小白、公子无亏。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名”（即“昌”“政”“小白”“无亏”这些“名”）前加上官号或身份，即可。这是当时人以及史书上的后人对他们的一贯称呼法。因此这才是正确的。
柏杨还把卫国“公子寿”，叫卫寿——这更为可笑，卫国也是姬姓啊，至少应该按你的逻辑叫他“姬寿”啊——虽然这也是错误的，而不是“卫寿”啊。全是不懂，还恶搞。
而且，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全以“好人、坏人”来看待历史，美其名曰“人性史观”，何其鄙哉。
（八）小国寡民
古语说“齐大鲁强”，齐国领土，南靠泰山，西有黄河，东邻大海，此三面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以泰山一线为界，向南是鲁国，山峦迭起，泗水弯洄，可谓风景秀丽。
不过，齐国和鲁国的面积，其实并不大，据《孟子》和《史记》的记载，各自也就边长二百多公里，相当于现在几个县而已。这在当时的芸芸诸侯中，已经算是大的了。当时的诸侯，除了个别的齐鲁以后，其它都是小国寡民，方圆都不过百里，周天子怕诸侯们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所以始封的时候都很小，山东境内的小诸侯国，就有七十多个之多，每个只相当于现在一个县或者不到。
每个小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君主。诸侯国君只相当于现在一个县长，但是他的权力却比县长大多了，它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内政、外交、军队和官吏人选。当时的中国，就是被这样上千个诸侯分割而治了。只不过现在是两千多个县。这就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不同。分封制下，掌权的是君主以及亲戚子弟，他们担任和世袭了封国里的各级职务，他们统称贵族，所以分封制下是贵族政治。而皇权专制社会的郡县制体系下，是职业官僚政治，而不是贵族政治了。
这些小诸侯国里，只有不到一个县大小，国内的城邑，则更迷你，一般只跟现在一所大学面积差不多，里边的人口总数，不抵一所大学的几万师生。譬如齐国的都城临淄，算是最大的了，边长也不过四公里——而且这还是战国鼎盛时代的数据。
（注：以上皆根据考古勘测：周的洛阳（王城）才不过面积8.3平方千米。齐国都城临淄面积15平方千米左右。鲁国都城曲阜城，面积12平方千米。赵国都城邯郸城，17.4平方千米。燕下都，由东、西两城构成，面积在30平方千米左右。魏国旧都安邑，面积17.4平方千米。郑韩新郑城位于河南新郑县，面积22平方千米左右。楚都郢，面积17.75平方千米。秦都雍城，面积约11平方千米。中山古城，面积8平方千米，滕国古城，面积6.25平方千米。代国古城，面积34平方千米左右。莒国古城，面积25平方千米左右。位于绍兴市的越国古城，面积约5平方千米。位于山东邹县的株国古城，面积5平方千米。位于河南固始县的蓼国古城，面积8.7平方千米。位于河南上蔡县的蔡国古城，面积6.7平方千米等等。位于成都市区的成都城，面积2.25平方千米。位于河南宜阳县的宜阳城，面积1.9平方千米。位于山西芮城的魏城，面积1.26平方千米。位于河南扶沟县的曲洧城，面积0.38平方千米。这些面积尺寸，是这些城市发展到战国后期的状况，在春秋初年当更小。而在汉唐明清等时代，尺寸也差不太多，除了少数后代大都市以外。）
与春秋同时期，在欧洲地中海畔的希腊半岛上，也聚集着二百多个城邦国家，它们也是非常之小，类似我们弹丸大的诸侯。其中最著名的雅典，方圆亦不过五十公里，总人口不过20多万，在雅典城内人口才不过五六万，雅典城的面积也不会比临淄城更大。而在边长四十公里的弗西斯地区，甚至有22个城邦国家。总之，每个城邦国家面积都不大就是了。这二百多个希腊城邦国家，也跟我们春秋时代的诸侯一样，互相掐架。它们分布在地中海东畔的半岛和岛屿上，相互叫嚣，犹如分散在池塘周围此呼彼应、吵吵闹闹的群蛙。在掐架的过程中，雅典、斯巴达这两个大蛤蟆，崛起为霸主城邦，就跟我们的霸主齐国、楚国一样。不过他们也有和平竞争的形式，就是每四年举办一次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古希腊文明”与我们的“春秋时代”，是古世界的双璧，一东一西，遥相辉映。
（九）楚的强大和县制
在传统的分封制下，卿大夫从国君那里接受封地，由卿大夫家族自己的人负责管理，世代传袭。这些人当官不靠本事，全靠有一个好爸爸，世袭下去，越来越白痴，所谓“肉食者鄙”。
而楚武王不把新占领区分封给自己属下的卿大夫家族，而是设为自己直接管控的“县”。县官是择优招聘来的，从市场上来的，能者居之，不是世袭的，譬如他在权国就是如此，把权变成了县长管理的闲。这有利于选拔人才。
行政县制度，相对于分封采邑制，有利于选拔人才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国家稳定。
从前，受技术和能力限制，国君把很多土地分封给卿大夫家族去管理，卿大夫家族可以在其封地上豢养自己的武装，国君无权干涉。卿大夫还可直接拥有其封地上的粮食，调动封地上的军队，基本上好似国中之国。一旦卿大夫凭借其封邑的经济军事势力坐大，就足以对抗中央，所以不利于稳定。这是大周朝流行的“分封制”的最大坏处。
但是县官就没有这些特权，县归楚王直接管理，县官的大印随时可以被楚王收回，他的军权、财权、行政权都不能完全自主，而是直接受命于楚王。楚王还以苛刻的国法来管束这些县官，使他成为自己延伸出去的一条手臂。县官还常常换，使他们不能像卿大夫家族在自己的封邑里那样累代传袭，积蓄势力，违逆中央。
权县的县官斗缗造反，被楚武王一斧子就扑灭了，正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县官造反就是好镇压。如果是被分封的卿大夫据封邑造反，他们凭借家族世代盘累的势力和家族豢养的数目可观的封邑上的军队，就没那么容易扑灭了。
既然县制这么好，县官这么好管理，楚武王做的，就是不断把新占区设为县而不再封给卿大夫作封邑。县多了，楚王直接管控的地面就多了，楚王可以直接征兵征粮的区域就广了，楚王就壮大了。楚王族壮大了，等于说楚国家就壮大了。
有人说，这我就不懂了，土地给了卿大夫家族，难道国家就受损吗？卿大夫不也是最终为国家服务的吗？不错，卿大夫是可以保家卫国，但他就像“尾巴”。俗话说，尾大不掉，卿大夫家族发展起来，就不好控制。当初蒋介石战败，就是因为各地“诸侯”不听他调遣，所以蒋介石也一直在强化中央集权，把韩复榘之类的人毙了。
韩非子也有过类似的比喻，所谓：“腓大于胫，不能趣走”。人的小腿太瘦了固然不好，但如果太壮大了，比大腿还粗大，那人反倒也走不动了。就是这个道理。
楚国出兵打仗，楚王调发军队，县也一起调发军队（因为县是直属于楚王的），所有楚国军队很多。而换了中原诸侯，卿大夫封邑上的军队，却未必肯受国君调度的。
楚武王选择了县制的推广，而不是延续中原分封制的传统老路，这是他的创举。通过发展县制，抑制分封制，他控制了卿大夫家族的势力，强化了王权，集中了军力，整合了国力，为楚王国赢得了未来对中原的作战优势。而后来楚国能崛起成为百年不衰的春秋强国，打得那些走分封制老路的中原诸侯一筹莫展，楚在南北交战中一直处攻势，很大原因上就是因为县制帮他加强了王权。
楚国在春秋时代灭国数量最多，土地面积最大，原因也多在这里。
后来到了战国时代，中原诸侯也开始学样，削弱分封制，强化郡县制，以求强化王权。所谓“商鞅变法”的主题就是这个。终于崛起了战国七雄。最终，王权不断加强，专制程度也随之提高，县制在秦朝以后终于确立为中国普遍的政体结构，而分封制一去不复返了。
（十）司马迁不厚道
晋太子申生因为“祭肉撒毒案”被逼自杀，是尽人皆知的一个冤案，然而关于这个故事，司马迁却是做了手脚的。
这个故事最早记载于《左传·僖公四年》，是晋献公和骊姬合谋搞的该冤案。申生在自杀前，属僚劝说他：“您去找你爹辩白一下吧”。申生说“如果我去辨白，证明其实是骊姬下的毒，那我爹迫于公议，就只得把骊姬下狱治罪。我爹身边就落得孤苦了，我不忍如此，宁可我死。”（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
而《史记》则做了改动，说是骊姬单方面下毒，骊姬诬陷申生，且蒙骗了晋献公，所以申生的话也被改成了：“如果我去申辩，我爹明白过来了，就会恨骊姬，他身边就落得孤苦了。所以我宁可死。”（即辞之，君且怒之，不可。）
两下对比，可见司马迁故意把晋献公开脱出去，说冤案是骊姬一手做的，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史实则应该是更早的先秦史书《左传》所记。司马迁此故事全文抄《左传》，唯独此处小小地偷加个“君且怒之”，开脱了晋献公，这是不厚道。
这大约就是为尊者讳吧，把责任都推给他媳妇，尊者则没了历史责任！
这样的事情，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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