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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老传
◎陶然亭雅集之俪启
王壬秋为清末钦赐检讨，年逾八秩，精神矍铄，在吾国文学界素著英声。民国三年，由湘入京，就国史馆长之任。由袁励准发起，遍邀前清翰苑中人，萃集北京城南陶然亭，为文酒之会。王赋五古一篇，传观索和，韵押十灰，蝇头小字书成楷法。与会者计五十余人。陈庵于在京翰林中，科分最老，而为清室师傅。日须入宫，至钟鸣三下始到。此次约集同人，先发出一公启。启云：“自顷风尘倾洞，盍簪漂歇，金闺秘闼，俱成天上。每寻仙蝶之衙，尚识栖息之树。虽故宫落叶，怅隔前朝而春苑烟花，宛然旧影，金銮深掩畴问残镫芸阁凄清，沦为废庑。槐半凋而未死，梦已全非，兰在纫而自芳，佩宁改度，摅凋旧之蓄念叹嘉会之难。常哀艳百重顽感。千垒幸兹城清晏，花事方滋，正值湘绮先生翩其来游。轩车戾止，群方欢竦，吾党咏歌，先生以伏生九十之年丁逊国。百六之季未蹑鸿博之轨，而除目遥符耻为金马之待，而弓招屡赋近殊竹坨侣，屈宋于衙官，远轶兰陵理周秦之坠，学名山自荃ぇ弥馨三馆。邈其清尘众芳，欷其岁晚，孤桐乍，御欣接瑶徽。万柳虽湮，聊寻故事，江亭隐树，南洼之碧苇，初芽春甸覆花西山之白云在望，迟巾屦来共，山樽召荡寇以监厨。呼步兵而具酒曲水。三月禊事，方阑山阴一觞。咏言靡歇，既续唐贤大罗之梦，且试海外写真之术，天涯接几明镜流年影事。成图诗歌盈路，庶几灵光伫景，长在人间，焦尾安弦，毋忘爨下。秀山李稷勋撰。”
◎章一山却聘记
章一山不受礼聘，京华人士传为美谈。当时政事堂聘章书曰：
“一山先生道席五月二十七日奉大总统谕，章一山由政事堂优礼函聘等因，伏维先生亮节夷冲，灵修醇粹，然龙烛以照，海云梦胸，吞建翠於以翳霄天风，背负在昔，提衡译学，陶育英髦，饮人以和，其心皆醉，说士不置，此肉尤甘变化。瘠ㄤ材欣，呈骥铲阮，凡伪镜世照神，导古今治乱之渊源。目如流电，发文武张弛之枢要，口泻悬河，固己识赅三，微学贯，九变贵游。畏其折角，儒修重其昭朦矣。兹者元黄初奠，苍赤未苏。应变解纷披，艰扌带秽切，旁求于俊，应候于贞元宏景山中。本殷怀于济物，邺侯架上储秘籍以医时，礼有重于元漫拟到门凡鸟音实企夫金玉不徒空谷维驹贮ツ巾车敬饬馆驿元龙，非余子可及，论心无间，形骸孝章，有天下大名抵掌，自舒肝胆，宣风烈而调穆羽底于平成，滋云液而饫醴泉，起兹羸。诚斯世之大幸，亦千秋之嘉会也。谨肃敦聘只颂道绥，大总统府政事堂启。”
章氏答书曰：“政事堂钧鉴：日前浙江巡按使署寄来钧械，过采虚声，加以藻饰，优礼来聘，不胜惶愧。少习经史，长官京朝，颇亦历练当世之务，特自辛亥一病，至今从前所学都不记忆，顷惟杜门养息以终余年。敦聘之礼，万不敢承。敬谢敬谢，维祈亮察，只颂钧安，章一山顿首。”
◎叶德辉之文艺谈
近有日人某君往访湖南名士叶德辉，谈及文学戏曲之事。叶君云：“说文为一种东汉人实学，不可以钟鼎铜器篆籀目之。研究此书，最要之门户，前清乾隆时儒者似犹未知，日本人亦罕有精造者，然其学甚难，鄙人于此，已研究三十年矣。顷如剧曲，亦极难学，恐不能输入日本。盖中国人情风俗，方言皆与日本不同，不能仅如诗文之同文也，王国维有曲考十得六七，然在日本人，则恐难洞晓其源流，现今戏曲之脚色，还不如二十年以前，此等歌舞之事，亦随文治为盛衰。近十年以来，政府不注重文学，故此等戏曲现时知音者甚稀也。目今第一唱工为谭鑫培，第二则刘鸿升。谭本老脚，喉音清转，尚有先正典型；刘则自作聪明，不知停顿、开合之妙。每听其音，辄为之心急生惧，以其唱时忽高忽长，恒恐其不能落韵合拍也。此种弊病，致使听者衷曲不畅。至于秦腔，则其音躁急，令人听之心烦矣。”
◎辜鸿铭之愤慨
辜鸿铭精通十数国文字，于西洋史学诗歌，尤研究不遗余力。在欧西各国，颇著文名，所译之四书，亦传诵一时。前为张文襄幕僚，以刚直为张所器重。所著《尊皇篇》一书，盛称慈禧太后之才能，可比英后维多利亚，见者无不奇之。前清宣统初年，南洋公学校长唐慰芝先生，聘为教务长。武昌起义时，尝著论刊登字《林报》，力诋革命，当时人皆非之，因受南洋学生之排挤，即字《林报》之记者，亦谓其读书太多，神志不免淆乱。前年入京为奥国使馆及五国银行团翻译，旋充英文《京报》记者，著作虽不多，觏而精美异常，读之殊为有味。其后因中国妇女问题，辜深以中国新流行之风俗为不佳，致与《京报》记者陈友琴大起辩论，尝见其刊登英文《北京日报》，诗中有“千古伤明妃，都因夏降夷，如何汉臣女，亦欲作胡姬”之句，亦足见其痛恨切齿于女界新人物之一班矣。近闻清幼帝拟聘一英文教师，此项教师颇难得人，缘所定资格极严，必为中国人曾为前清官僚，富有旧思想，学问又深邃者，方为合格。辜有被聘之望，然彼虽精于各国语言，文字往往以旧脑筋发新议论，总觉不合时宜，而辫子至今未剪，亦为一般。学者所诧异，今民国极有名望之人未剪辫子者，大约不过上将张勋及国史馆长王运耳。辜之不剪辫子与若辈大老同一观念，诚可异也。
◎创议复辟之健将
劳乃宣自青岛战事发生后，原拟前游曲阜，谒圣庙，拜孔林，再往泰山读书高隐。嗣以山居虽佳终嫌荒凉，漱石枕流之风言之似易，行之实难。况又身历宦途，饱尝繁华之滋味者乎！故不得已暂居济南，缘劳之快婿孔幼云氏，亦圣裔也，方由曲阜移家历下。其子孔祥柯亦崭然露头角者（前省议会议长，现财政部参事处行走），乃于公园之东南角，辟地鸠工，筑西式楼十余间，为劳读书之所。其地虽近尘市，而前临青山，北俯黄河，桃李成蹊，杨柳垂荫，每至天清气朗，园内游人来往如鲫，见红瓦鳞鳞，无不知为劳先生之高卧处也。劳之性情，尚崛强如故，除终日三餐外，即执笔作书，皆痛斥时局，恭颂先皇圣明之文字也。所著有《正续》、《共和解》二书，其后即根本此书，谬议而倡复辟之说也。
◎王序与谭贝勒齐名
王爵生，莱阳人，清法部侍郎。虽非清流，而颇奉公守法。任京曹十余年，无所表见而以善书之名洋溢于京城之中。凡银号、钱庄、酒楼、茶馆、绸缎布店、洋广杂货之牌匾、对联几无一非王之笔迹。有滑稽者为作一对语云：“有匾皆书序，无腔不学谭”。序即王名，谭谓谭鑫培，即大名鼎鼎之小叫天也。语虽近谑，亦系实录。然考王之书法，骨格低下，实无可取，力摹翁覃溪，亦仅得其迹象而失其精神。其同乡徐仁甫太史尝谓之曰：“子非善书，乃好写耳。”又云：“爵生之字好似街头岗警植立，如木偶神笔索然矣。”曹竹铭殿撰亦谓之云：“汝终日在绸缎里头作生涯。”盖谓王善写绸缎、银钱福禄喜寿等字样，且日与商贾来往也。闻者皆传为笑柄，足以代表王之生平。光复后，王移家天津，旋至青岛居焉。年余以来，更大写而特写。前之牌匾大字仅见于京城者，今则流传于青岛矣。性极顽固，于时事不甚通悉。其所亲有劝以入仕途者，王漫应之曰：“今尚可为国乎？直骗局耳！”黄县淳于君与王有戚谊，其子肄业法政学校。一日谒王，王瞿然曰：“尔亦至此乎？”谓其剪发也。其顽腐如此。日德战事发生，王携眷到济南，寓于城内葛贝巷。日军到济，王又将眷属送至天津，己则留于济南，栖栖遑遑徒自苦耳。
◎斯文又弱一个
参议院参政杨惺吾先生守敬于民国三年逝世，兹特将先生事迹详志之。先生湖北宜都县人，同治壬戍科举人，曾任黄冈县学及黄冈府学教授，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由张文襄改保内阁中书，历充礼部礼学馆顾问、出使日本大臣随员、湖北勤成学堂、存古学堂、总教两湖书院、分教通志局编纂等职。民国成立，充参政院参政。卒后，追赠少卿。生于道光乙亥年，卒于旧历乙卯年，享年七十有六。
先生二十三岁即举于乡，往来南北，所与游皆当代名人。生平著述甚富，经其考订刻行及题跋之碑帖不下数百十种，就中如《日本访书志》、《续补寰宇访碑录》、《隋书·地理志》，考证《水经注》，考证诸书，尤为精心之作。此外就所见宋元板本，古书刻有留真谱若干卷，题跋碑板考证文字及诗文杂稿有晦明轩稿若干卷。而尤以《水经注》疏稿本数百卷，补正全谢山戴东原诸家之纠误，为先生生平用力最勤考证极精之书，徒以卷帙繁多，无力刊刻。新会梁先生任司法总长，时曾将先生著述数种代呈总统，总统许以由公家出资刻布。先生亦自言，若亲见此书出版，即死亦瞑目也。
先生于光绪初元随侍读学士何如璋出使日本，使事之暇，搜求旧籍。凡彼都所藏古代先秦佚书，靡所不访，《日本访书志》之作盖成于是时。及遵义黎庶昌莼斋，代为出使大臣，尤重先生。黎氏搜刻古佚丛书，所收旧本二十六种，均足以裨益多闻。顾先生自言谓所收之书不尽如原意，因黎氏自负通识，好自主张也。日本诗人如森槐南，经学家竹添进一，书家中村不折等均与先生往复论学。中村善画兼喜作书，亦尝问执笔法于先生。故日人至今言彼中六朝书派，自先生倡之也。
先生知名甚早，少时刻苦独学，家贫授徒自给，中岁授霍山知县，亦未到官。书名重于海内，富商海贾或奉币请书，先生亦颇资之以自养。所见碑帖甚富。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评书》、《论字士》多宗之先生，在上海见之即席为纠正十数条，见者服其精博。张文襄兴学两湖以先生为鄂中老宿，甚礼重之。端忠敏尤服其碑板之学，举所藏古今名人字画、碑帖尽委先生考正题跋。与长沙王益吾、阁学先谦为同年至好，论学之书往来不绝。先生卒后一日，阁学犹以书抵先生京寓，考论《水经注》凡数百言，盖不知先生已易箦也。卒时孙光随侍在侧，长君道存已前卒，次君只仲、三君秋浦闻讣后，均由湖北上海先后来京。先生家中食指众多，常忧贫乏，惟藏书甚富，分存于上海北京者尚有数十万卷。诸子亦颇能世其家学，总统恤令谓其学术湛深，著述甚富，硕德耆献，海内知名，总括平生庶几尽之。盖自先生逝后，不独湖北少一老辈，即东南耆旧亦凋零略尽矣。先生晚年，自号邻苏老人。
先生之病，实系中风。盖与前此督办浦口商埠事宜之沈秉同一病症。沈病终之前一夕，犹与友人宴谈甚欢，翌日，乃不起。杨则于夜间出室便溺，溺已入室，遽尔长逝，亦可异也。按前清光宣之际，大臣寿终，多以中风。当时都中某报有插画一幅，其图状已不可想像，第忆其所题字为“古大臣风”四字，以风字解，作中风之风，亦殊俊妙。今以沈杨两公观之，则此风犹被于民国也。
◎宋育仁轶事
宋育仁因主张复辟谬议，由江统领会同京兆尹，派人监护出京，直回四川本籍，兹有京师人士述宋育仁历史者，词颇右宋。然于老悖身世颇详，兹特录之，以质诸海内外之留心公是公非者。自复辟发生以来，外间知为劳乃宣刘廷琛所主张，劳有各种函件，新近发见，并有呈送国务卿请转呈大总统之事。刘则于数月前辞谢礼制馆时，曾洋洋洒洒，倡为复辟之先声。至近日则此两人者，皆不知其踪迹所在，时适有大名鼎鼎之宋育仁，以嫌疑之风说，被逮于步军统领衙门。以致全国人士，将此惊天动地之复辟案，移其眼光于宋氏，初则疑其与该案不无关系，继则知其因事论事，不过因劳而发，初无何等之关系也，然于宋之为人，尚不得而悉，兹经详细调查，分述如下：
幼年时代 宋育仁，四川富顺县人。少孤，育于伯叔，性沉静，强记诵，终日手不释卷。然于世俗人情及生产事业，殊不经意，以故人多以书笥目之。
科举时代 宋既通籍得翰林，文名鹊起，值清光绪帝大婚，西太后还政，宋作《三大礼赋》，皇典赡，比于《三都》、《两京》，见者叹为有清二百余年，得未曾有。其时潘翁诸名流，皆以王佐期之，清相李鸿章见之曰：“后生可畏。”因自指其座曰：“虚此待子矣。”然宋少年气盛，凡有誉之者，皆无谢词，以故人皆爱其才而又恶其傲也。
出洋时代 宋以国家办理外交，辄不得端倪。自请于李鸿章，愿为副使，得充英法义比大使驻英参赞。出都过津，李谓之曰：“子当得出使大臣，何苦屈就参赞耶？”既驻英，会中日甲午之役，中师大衄，清廷电驻英钦使购船于英，久不成，适宋与驻俄大使王之春遇于伦敦，宋商之王，立订英师船若干，而以英宿将琅威尔统之。嗣以和议成，购船不用，借兵议亦遂罢。而宋已与王及二三同志剪辫入船。至是乃叹曰：“清必亡矣。”乃径弃使职，归既至京师，时贤谋为强学会，浼宋为章程。强学会者，即后之大学堂所自发轫，而今所称戊戍清流所自出也。
商矿时代 宋既归国，以所著《采风记》及《时务论》，凡数万言上之清德宗，力言变法自强，德宗甚激赏之。然夺于廷议，以宋言为夸诞不用，旋有旨令宋赴四川办理商矿事宜。宋叹曰：“我策时数万言，折衷于西，可以救贫起弱，而以商矿委我，是远我也，岂知我适得所欲，正可借此振兴吾乡实业，开未有之利源也。”遂回蜀，以商本商办，而官为之提倡，号于实业界中。当是时海内言实业者，皆迂其言，然所经营实开风气之先。当宋之未回蜀也，适清廷有寇宫人者，名连材，曾上书西后，言及国事，并谏后勿徒事奢侈。太后初悦之，嗣为人所谗，遂交刑部，未鞫而杀之。宋偶赴同人招饮于司坊，闻耗大哭曰：“清亡无日矣，余不忍见铜驼卧荆棘中也。”遂决计回蜀，云在蜀时兼主蜀之尊经书院创为蜀学，会为各省学会之先声，并为蜀学报倡复古维新之说。海内多惊疑其言。方宋之出都回蜀也，于时京师有作者七人之叹。盖是时与宋同时弃官者，有某君等皆素号清流也。
拳乱时代 宋在蜀办商矿既有端倪，会广东巡抚谭继洵保使才，以宋入荐，清廷有旨令来京召见。宋不欲再出仕，值廷旨已令蜀绅李征庸代宋，宋门生故旧多劝北行。甫入都，值拳乱起，诸京秩皆逃，清两宫西狩。宋曰：“吾既来，不可以弃去。”乃趋行。在条陈圜法四策，其施行者仅鼓铸铜元一事而已。宋既召见，以忤旨，卒郁郁改道员而出。每语及亲贵误国，辄大骂不已。
外官时代 宋之改外官也，以道员用。湖北总督张之洞素器之，调往督办宜昌土税局。盖往时道员之所谓优差也，得是差者，皆升官发财而去。而宋尽提中饱入官，又改良税法，令后继者不得从中舞弊。以故鄂官场尽愚骏目之，且谗于张督而媒蘖之。张乃以经济特科保之入都，比就试，得第三名。今税务处长梁士诒君为第一名，然卒以所言触忌讳，遂与梁俱匿去，不敢出覆试也。
旅沪时代 宋既弃官，为江南南菁学堂监督兼总教习，始为分科教授之法。会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委以编译事宜，并许其以译局自随。南菁故在江阴，宋乃以高足兼教授，而自寓沪上。博稽各国宪法，成《宪法比例征》一卷，书中兼及三代，善法以实，其复古即维新之说。又别著《经世政学》，《经术公理学》，洋洋数百万言，力辟革命改革之危险恐至亡国，于时清议多韪之。当道亦以保存国粹为意，而留学海外言革命者，则视宋如仇雠矣。
旅赣时代 宋又尝应江西巡抚吴重熹之征，为铜元局总办。清厘弊窦，得赢余百余万，而历届皆亏累，闻以此赣当道（藩台沈瑜庆前届之总办也），忌宋尤甚，宋遂辞吴而行。
礼馆时代 清廷立宪，欲兼采舆论，并保存先代之法，特开礼学馆于礼部，召缪荃孙、宋育仁等为纂修。宋常倡古圣明，王维持人伦教。以明尊卑长幼之义，及男女之防、父子之道也。
归农时代 宋在礼馆以当道因循，不能卒用其言，尝为京师大学教授以自给。革命军起，乃就金坛之茅山营农业（宋在沪时曾于茅山置有荒地数百顷，为垦牧计）。方返京，拟挈眷南归，而道阻不可行。民国元年，眷甫欲南下，而门人施愚，受大总统之意，致词挽留。因宋眷属先已首途，施意亦未置可否，宋遂南归，为茅山道士。
史馆时代 宋在茅山为道士装，绝口不谈时事。会二次革命事起，以宋在前清时曾著书主张君主立宪，民党痛恶之，宋殊自危，适张上将勋奉命南下，闻宋名，遣人存问并给赡其家，宋乃往依张，实隐图自保也。比事定，茅山已为兵燹瓦砾之场，牲畜桑麻，悉付焚如，宋尤狼狈迁于常州府学。旧署依门人某以居比国史馆王馆长既就职，以师生之谊，寓书于宋曰：吾为史馆长，子不自给，曷来为我作抄书佣耶？子苟愿之，吾当为子言于总统，仍以史官官子矣。宋得书报王曰：“佣不敢辞命官，则精力销耗殆尽，且习于野不任复作也。”王复书谐笑之曰：“佣吾弟，吾不忍也，吾当敬礼而聘之。为我帮忙耳，可速来，可速来。”宋迫于困滞，门人知交，多以为言，遂至京为国史馆顾问。
协修时代 宋之初至京师也，甫下车，适有史馆协修之命。宋谒王，谢其意，且言：先生果荐我为协修耶？王惊曰：“吾固允聘子，恶得为协修哉？”宋以有总统之新命对，王初不知也，乃呼秘书至，始知秘书某因王招致诸人均已位置，疑宋来必予以协修，遂径呈总统，请以宋为协修，得准。王至是殊自忸怩，因对宋笑曰：“协修太小，不如仍为纂修。”宋因力辞，言本为自给，任先生分以一差，即书佣亦可耳。王曰：“子姑暂屈，吾自当优以位置。”遂以宋为顾问，由馆长聘请云。
◎三湘耆旧传
湘中老辈雕零略尽，文儒则湘潭王先生，武将则邵阳魏午庄，最为耆宿湘绮游京师。魏公已闭门不出矣，王葵园阁学先谦，于国变以来，避居平江乡中，汤督到后，曾一入城省视葵园故宅。仍携书迁居东乡山中，著述不辍，此老年逾七十，精力不衰，生平纂集之作，除《续皇清经解》，《续古文辞类纂》及《十朝东华录》诸书久已流布艺林外，十年近著则有《庄子集解》、《五洲地理志》，《日本源流考骈文类纂》并校刻《虚受堂诗文集》。诸书惟自革命以后，曾文正祠内思贤书局所存，书板多为兵卒所毁乱，后无人修补，葵园又老谢，令人有风流销歇之感。湘潭叶焕彬德辉，原籍吴中，校刻书籍甚夥，近方锐意搜集汾湖家集，并拟择尤刻布艺林。叶氏好容接少年，门下诸流并进，日本汉学家盐谷时敏（盐谷岩阴之子，为古文效文正颇有义法，现充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汉文教授，讲授《左传》，尤善击剑）遣其子从学《说文》，然叶氏自京师归后，于时事颇有感触，现亦拟拥书入山，不问世事云。汤督到任以后，以旧提督学院衙门为官书报局，意在礼罗湘中文儒耆老，兴起教化，用意甚善。惟因湘绮老人既已入京领国史馆事，该局总办曾重伯来充秘书，其余程子大易由甫（实甫之弟）诸人，或以事他去，因之局中事务现甚散漫，汤督对于诸老先生，虽敬礼不衰，然续编《沅湘耆旧集》之举，现尚未见进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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