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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日知录〗三十二卷，清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撰。炎武为学，赞成张载“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承认“气”是宇宙的实体。主张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反对空谈心、理、性命，认为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命题。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有深远影响。此书为顾炎武一生思想与学术研究的代表作，取《论语·子张篇》“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之意为书名，以示好学之笃。据顾炎武此书自识：“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寸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此书大约始撰于崇帧十二年（１６３９）顾炎武绝意科举以后至死，为毕生精力之所注。以明道、救世为宗旨，自序谓意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故其书中谈论经世之务，随处可见。体裁则为读书札记，顾炎武《又与人书二十五》自将此书分为三篇，谓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今本不分篇，全书编排大致以类相从。《四库全书总目》谓前七卷多论经义，卷八至十二论政事，卷十三论世风，卷十四至十五论礼制，卷十六至十七论科举，卷十八至二十一论艺文，卷二十二至二十四杂论名义，卷二十十五论古事真妄，卷二十六论史法，卷二十七论注书，卷二十八论杂事，卷二十九论兵及外国事，卷三十论天象术数，卷三十一论地理，卷三十二为杂考，可见此书内容之丰富。其论经义的七卷，大致卷一论《易》，卷二论《书》，卷三论《诗》，卷四论《春秋》，卷五、卷六论《礼》，卷七多论《四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篇反对“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斥理学家空谈性与天道为“禅学异端”，反对明末之空谈恶习，认为清议是“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原因之一。《爱百姓故刑罚》中主张“众治”，反对“独治”。论《君》篇广征古代典籍，论“君”非帝王之专称、人臣、诸侯、卿大夫、府主、家主、父、舅等皆可称“君”，指出“君”在古代为“上下之通称”，具有民主意义。其论经义，认为诸经有疑义处，必反复参考，详其始末，参以自己的见解，援古证今，考证务求精审有据。潘耒序谓此书“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四库全书总目》谓“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此书以务实风尚一扫晚明空疏学风，其考经证史之方法，为此后学术界所继承，遂渐形成清代考据学派，对后来吴、皖两派汉学家也都有很深影响。此书成后，很多著名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阎若璩《潜邱札记》有《日知录补正》，补正此书五十余条，以后百余年间，为《日知录》作注者达９０余家之多，如李光地、惠栋、江永、顾栋高、戴震、庄存与、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邵晋涵、方苞、姚鼐等，均受此书影响而为之作注。《日知录》初刻于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即符山堂初刻本，只刻八卷，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顾炎武弟子潘耒得《日知录》全部手稿，再三校勘，经过删改，于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刻于闽中，即遂初堂刻本。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又有重刻遂初堂本，末附《日知录之余》二卷，另有乾隆年刊巾箱本、《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黄汝成以遂初堂本为底本，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断、杨宁四家校本，吸收前人对《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成《日知录集释》刊行于世，为《日知录》最好的版本，流传很广。黄氏又得到《日知录》原写本，参以陈讦、张惟赤、蘧园孙氏、楷庵杨氏等校语，撰成《日知录刊误》二卷，后又得陆筠校本，撰《续刊误》二卷。黄氏之后，李遇孙著有《日知录续补正》，补阎若璩《日知录补正》之余，丁晏有《日知录校正》，俞樾有《日知录小笺》，近人黄侃有《日知录校记》，潘景郑有《日知录补校》、《日知录版本考略》各一卷。１９８５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黄刻《日知录集释》影印出版，并附印初刻８卷本及各家研究成果于后。１９８９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栾保群、吕宗力《日知录》整理本，均为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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