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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斋学派

  〖实斋学派〗创始人章学诚(1738—1801)。学诚,字实斋,清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学诚自幼体弱迟钝,二十一岁以后才纵览群书。曾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刘宗周、黄宗羲之说,熟于明季朝政始末。曾肄业于北京国于监。后双从朱筠学文章,先后任国子监编修、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肥乡等十余个书院,并参加毕沅主持的《续资治通鉴》、《湖北通志》的编纂。学诚交游者有戴震、任大椿、邵晋涵、周永年、汪中、王念孙、洪亮吉、刘台拱、吴兰庭、周震荣等。学诚私淑弟子有姚振宗。此派当乾嘉间汉学正盛之时,独伸“六艺皆史”之旨,而精研史学。章学诚受到明末以来浙东学者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金祖望等注重史学研究学风的影响,更加注重史学,尤致力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对治经主张以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把治经引向治史。他反对“专门汉学”,曾从多方面对其进行批评。他强调学术的宗旨在于实用,反对趋时好名、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认为求学的根本目的是“明道”,而著书考据只不过是手段。批评汉学学者“今不知为己,而黎博以炫人”,谓“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唯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他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批评“专门汉学”驾守经传训访,眼界狭小,指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育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他批评汉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墨守陈规,主张独立思考。谓“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称此种学风为“德之贼也”,主张学术研究要“全其所自得”。其著作《原道》上、中、下三篇,为其学术思想的指导原则。他指出,“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提出“道寓于器”的命题,认为道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求道”应对事物进行实际考察。强调读古人书要“会通其旨”。同时,又须“通令”,“君子尚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他还强调“知时”,说明学术应因时而变,提出,“学业将以经世也”,“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学诚论文,注重内容,反对拟古和形式主义倾向,批判了当时桐城派的流弊。此派代表著作主要是章学诚《文史通义》。此书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章氏学说,反映了学术思想从经学旧传统足解放出来的时代趋向,故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其学说直至清末始为人重视。梁启超曰:“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实斋可称为‘历史哲学家’,其著作价值更高了。”又曰:“实斋之于史,盖有天才,而学识又中以副之。其一生工作全费于手撰各志,随处表现其创造精神。以视刘子元、郑渔仲,成绩则既过之矣。今《和》、《毫》二志,传本既甚希,吾济仅在《文史通义》外篇见其叙例,《湖北通、志》则毕秋帆去职后,全局皆翻。嘉庆官本,章著痕迹渺不复存。幸而遗书中有检存稿及末成稿数十篇,得以窥其崖略,然固已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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