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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关扑

  一个人为了一个黄柑花费了一万钱,这说起来好像是匪夷所思的奇事,而在宋代城市里则确确实实,乃是“关扑”之反映。《夷坚志·李将仕》说:

  一个即将赴临安当官的李生,住在与一小宅相对的旅馆。他发现那宅内有一妇人,常立帘下阅市,有时好歌唱。李生听其音,大为赞赏,但只见其双足,未见妇人真面目。一天,有一持永嘉黄柑叫卖的人从旅馆前经过,李生坐在旅馆前眺望那宅内妇人动静,不见妇人,闲极无事,便要“关扑”黄柑。结果一扑起来,心不在焉,钱如流水输去,也不曾赢得一个黄柑到口。此事重心虽然在李生如何上了那妇人的圈套,但它是以“关扑”为由头的,这表明“关扑”在宋代已是极其平常的社会现象了。怪不得后来的书会先生以此为雏型,专门作了一篇《赵县君乔送黄柑子》的小说,小说相当生动地写了一位宣教郎,因想勾引他人家眷——

  一日,正在门首坐地,呆呆的看着帘内。忽见个经纪,挑着一篮永嘉黄柑子过门,宣教叫住,问道:“这柑子可要博的?”经纪道:“小人正待要博两文钱使,官人作成则个。”宣教接将头钱过来,往下就扑。那经纪蹭在柑子篮边,一头拾钱,一头数之。怎当得宣教一边扑,一心牵挂着帘内那人在里头看见,没心没想的抛下去,扑上两三个时辰,再扑不得一个浑成来。

  至此,小说家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关扑的人的心理活动,写道:“欲待再扑,恐怕扑不出来,又要贴钱;欲待住手,输得多了,又不甘伏。”通过以上这些维妙维肖的文字,我们大致了解了何谓“关扑”和如何进行“关扑”。

  从字义上看,“关”自春秋以来有“关节”、“关闭”、“关口”等意解,也有“交”、“涉及”、“参与”之意。如汉代扬《太玄经》有:“升降相关,大贞乃通。”《注》:“关,交也。”《后汉书》:“通道玉关,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又如《世说新语》:“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共余贤,略无所关。”就“扑”字原义说,前人或释为“争到曰扑”,或解作“手相博曰扑也”。两种解释都具有竞争、搏斗以角胜负的意思。如果说人们所熟悉的力士相扑,是角力竞技于竞技场,那么据此推知,所谓“关扑”,可作参加竞争解,如专门研究宋代买扑制度的裴汝诚、许沛藻两位专家所言:所谓买扑者,或以买主们互出高价竞争于卖主之前,角逐之状,酷似力士相扑,更直白一点说要像力士角逐那样赌物赢钱。

  在宋代城市真就是这个样子,像前面引述的小说,是作者忠实承袭了发生在宋代城市里的故事而创作的。一万钱还赢不得一个黄柑到口,还丢了官人的面子,那位宣教郎禁不住连声叫道:“可恨!可恨!”这种从富有跌到窘迫的境遇,是颇具刺激性的。

  有多少市民,只要有一文钱或几文钱,就去关扑,将钱扔在地上扑,看着钱辗转翻腾,既可以一玩,又可以通过一扑或几扑,将成倍的大宗钱财赚来。所以我们翻开《东京梦华录》,就可看到这样的画面——

  无论春夏还是秋冬,市民常常将关扑赢来的衣服、茶酒、器皿等等,挑挂在一根根长长的竹竿上,迎着人群,伴着歌叫,在闹市中穿行,好不惬意,好一派炫耀……膨胀的商品经济生活也的确给市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契机。

  在东京,在临安,一般商贩的货物,或玩具,或糖果,或衣或镜,或珍珠宝玉,既可出售,也可能关扑。顾主与商人以买卖之物商定,按质论价关扑。如一尾重七八斤的鱼,扑时需要五文钱。赢即得物,输则失钱,简便易行,只要有钱有物就行。

  关扑时,扑的双方就拿钱在地上或瓦盆中扑,不费任何力气,有道是:“你博一千,博我这胳膊也无些儿困。”但是关扑并非漫无规矩,用宋人的话来说:掷钱为博者戏,看钱的正面多少,正面“曰字,曰幕前”。  

  凡钱是背面,则称为“纯”。几个钱全部掷成背面,则称为“浑纯”,“浑纯”是赢的标志。如宋代有的市民“一扑五钱皆黑,一钱旋转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几乎浑纯及榜,乃为小荐第一”。

  在关扑进行时还有些约定俗成的具体说法,像元杂剧《同乐院燕青博鱼》说关扑时,“如不要你蹲着腰虚土里踪,叠着指漫砖上墩;则要你平着身往下撇,不要你探着手可便往前分”。

  一扑起来就意味着扑钱,关扑的人无不小心翼翼,有的竟紧张得“呀,呀,呀,我则见五个镘儿乞丢磕塔稳,更和一个字儿急留骨碌滚,吓得我咬定下唇,掐定指纹”。因为稍有不慎,顷刻之间,失去本钱乃至万钱并非不可能。

  但就是这样的关扑,使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市井小民看见了一线光亮。如盐官县黄天荡的余三乙,已到行乞于市的地步,幸亏妻子存了数匹布,他便以此为资,跑到临安,“扑卖头须篦掠”为生去了。

  可是这种偶然性很大的赌博,并非能解人于倒悬。在东京,有的市民已两天没有饭吃,就找熟人赊了一条鱼,晨起去大街上关扑,希望能赢点钱,作全家之食。谁知与一待发榜的举子掷骰赌钱,却叫举子一掷胜了,赊来的鱼,扑没了,就等于这一家市民食物和财物全没有了。

  这真是资本微薄,且希望无定,然而,有市民确实从一扑中得到车马、地宅、歌童、舞女以及器皿、食品……这就撩起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无论如何也要去关扑的念头。宋话本《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就描写这种关扑状态中的市民形象——

  有扑鱼的市民,扑输了仍不甘心,又央借“扑过了鱼”,准备再到前面扑赢得几个钱,以养老娘,然后来还借给他鱼的郭大郎,一条鱼竟寄予以这么大的期望。那扑过鱼的郭大郎见他说得孝顺,便将鱼借给他去扑。扑鱼的市民,满怀信心拿着鱼,路过一酒店,被酒店中一恶棍李霸遇叫住“扑鱼”,结果李霸遇“扑不过,输了几文钱,径硬拿了鱼”。扑鱼的市民无奈,以实相告借给

  他鱼的郭大郎,郭大郎愤愤不平,便去酒店找那赖鱼的恶棍。俩人因“扑鱼”,在酒店展开了一场厮打。

  话本作者,选择宋代城市中最为常见的、与普通市民联系最密切的关扑为素材,是有寓意的。一是它可以最直接地反映出一般市民的生活概况,二是通过郭大郎为扑鱼而拔刀相助,褒扬捍卫关扑的合理性的行为,抨击破坏关扑的败类。

  在描写此景此情之前,话本作者特加一伏笔,说:“这郭大郎因在东京不如意,曾扑了潘八娘子钗子。潘八娘子看见他异相,认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养在家中。”这实际也道出了郭大郎的成长过程,他是由一个不遵关扑法度的市民,转化成了一个视捣乱关扑为敌的市民,这细微的一笔,却是有深刻含意的。

  因关扑而横眉相向,虽为个别,但折射出了关扑关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说有的市民身家性命系于关扑之上,并不为过。绝大多数关扑的市民,是希望通过赌物赢钱,改善境遇或谋到好处。可是扑起来是凶是吉,无法把握,所以,市民们又在扑前虔诚地祷告一番:“我去这新盒子内,拏的这常占胜、不曾输、舀富贵的马杓、明滴溜的六文头钱问:钱哪!我若是告一场响豁,便是我半路里落的这慇。”

  有的市民甚至以关扑来测定自己是否应该做某件事。如南宋嘉定十年(1217)九月,一孔姓官吏的门客郑复礼,因见市上有三文十纯博鸡并钱的游戏,勾起他对孔家小姐垂涎已久的想法,他便借关扑——

  如果用骰钱祝之得一个“纯成”,便去拐孔氏女,结果他随手便得了一个“浑纯”,但他还不放心,又借骰钱“一祝”,结果又得一个“浑纯”。也许这样的运气是少见的,郑复礼在这天夜里,便将孔家小姐拐走了。运气好坏,只有去扑一下便知端详,何乐而不为?这大概是所有参加关扑的市民的心理吧。这样的市民不止一个,各式各样的关扑形式便相应出现。东京有这样一位

  扑卖饧的小商贩——

  他为使市民能与自己一扑,自己又不蚀本,精心设计,做了一个三尺圆盘,上面画有数百个禽鱼器物,它们长不过半寸,大约如人小指,小的只有两个豆粒那么大,而且细到禽有足,鞋有带,弓有弦。扑卖饧商贩旋转这琐细的圆盘,用别着五色羽毛的针箭,招揽市民“扑买”,买者投一文钱,便可用针箭向旋转的圆盘射去,扑卖饧商贩一边看,一边高声唱叫白中某,赤中某,余不中这样的行话。待圆盘旋止定住,卖饧者再看看与自己观察是否有差,若无差,射中圆盘上的禽鱼器物的市民,就可以吃到美味的油饧。而扑卖饧商贩,从圆盘上取下针箭,再旋转圆盘,开始下一次的“扑卖”……

  这样的关扑,相当典型,它足可以代替发生在300年中宋代大大小小城市中的关扑的基本面貌。我们或可将它称之为赢钱赌物的游戏。正是由于关扑中有娱乐的因素,这就更使市民向往这一可以愉悦精神又给人以希望的活动。  

  北宋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满足市民关扑游戏的热烈欲望。自北宋后期,每年一入正月,开封府便张榜告示全城:元旦、冬至、寒食这三大年节,放关扑三日。每到此时,市民都喜气洋洋的。

  不惟度佳节,而且要痛痛快快地关扑游戏,所以市民们一大早就出门,互相庆贺,即使再贫穷的市民,也穿上新洁的衣服,把酒相酬,好像要用酒来助兴。在关扑的日子里,入市店饮宴已成习惯,并相沿成为东京独特的风俗。其实,何止一般的市民因关扑而纵情,王公贵人也纷纷参与其中,他们乘坐的车马在关扑的地段走驰不歇。关扑的地段非常广大,如马行街、潘楼街、州东门外、州西梁门外、州北封丘门外、州南一带……

  这些地段,彩棚连接,彩棚里铺陈着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等物,扑卖商贩的高声吟叫,与关扑彩棚间的舞场、歌馆传来的笙乐,高低相和。坊巷间的关扑,稍有逊色,多是食物、果实、柴炭之类。

  可是,不管尊卑贵贱,关扑都紧紧吸引住了每一个市民。入夜,连一向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名门贵妇都迈出门槛,抛头露面,纵赏关扑。然而韶光易逝,每次关扑不过三天,欢乐短暂,广大市民无不盼望着集中的关扑……北宋政府不得不在春天开金明池、琼林苑,在这狂欢的黄金时刻,特意纵人关扑游戏。只见那金明池中心的五殿上下回廊,摆满了钱物、饮食,一簇簇扑卖者,一堆堆扑买者,吆五喝六,兴致勃勃。不少人还到横跨池中心与池岸的仙桥的两边,在瓦盆内掷头钱,似乎想占仙气取胜。

  在与金明池南北相对的琼林苑里,除酒家、占场表演的伎艺人,其余空闲地方,全为扑卖商贩所占。他们在搭扎起的华贵彩幕中,铺设珍玉奇玩,彩帛器皿……市民们面对各式各样物品,无不怦然心动。他们往往就地关扑,或以乐艺女伎为一掷,或以一笏扑出三十笏,毫不罕见。大到车马地宅,小至歌姬舞女,都可一一划价下赌。

  这就更促使市民关扑的热情难以衰竭,即使下雨刮风,金明池内,琼林苑里,游人也从不间断。当然,许多市民是为赏春光、看伎艺而来。可是为市民提供一个关扑游戏的理想所在,也不能不是金明池、琼林苑从三月一直开放到四月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北宋的这种赢钱赌物的游戏,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与南宋相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主要表现在与市场紧密相连的程度上。从南宋临安的早市、夜市上,我们可以看到——

  从吃的,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象生花果、鲜鱼、猪、羊蹄肉、猪胰胡饼,到用的,如细柳箱、罗桶杖、诸样藤作、银丝盒子、乌木花梨动使、画烛;从穿戴的,如花环钗朵、箧儿头饰、销金裙、缎背心、销金帽儿、逍遥巾,到玩耍的,如四时玩具……可以说应有尽有,都一一排列上市,参与关扑。

  随着时令节序的转移,扑卖商贩也随之变换着自己关扑的品种,像春、冬之际,就扑卖玉栅小球灯、奇巧玉栅屏风、棒灯球、走马灯、闹蛾儿、玉梅花、元子槌拍、金橘数珠、糖水、鱼龙船儿、梭球、香鼓儿等时令之物。夏、秋时节则关扑青纱、黄草帐子、挑金纱、异巧香袋儿、木犀香数珠、梧桐数珠、藏香、细扇、茉莉盛盒儿、带朵茉莉花朵、挑纱荷花、满地娇、背心儿、细巧笼杖、促织笼儿、金桃、陈公梨、炒栗子、诸般果子等应景之物……

  这种关扑,完全是市场经济性质。扑卖商贩是根据市民的生活需要,制造和安排关扑物品的。如临安天气最热的时候,市民们都在宽阔处避暑纳凉,扑卖商贩便投其所好,在街市上扑卖蒲合、生绢背心、黄草布衫、苎布背心、黑伞、花手巾、紫纱裙、凉伞、凉簟、凉枕、凉鞋……总之,一切消夏衣着用具,均在关扑之列。

  而且南宋临安的关扑,专门化程度也较高,在每一个传统节日里,节物关扑就分外红火。比较突出的是七夕节时,小贩们捏造牛郎织女泥土玩具,扑卖盈市。  

  七夕节时在御街上扑卖着干红背心、系青纱裙儿的摩合罗泥孩儿玩具成为节日一景。摩合罗泥孩儿一个可值上千钱,非常昂贵,但其形象华美端正,惹人喜爱,故七夕这天,自北宋东京起,就将扑卖摩合罗当成过七夕的一项重要活动。临安更甚,工匠也纷呈绝技,以至用金银打造摩合罗,其中以苏州的制作为第一。市民们争相扑买,有一首谑词风趣地描写这一情况道:

  天上佳期,九衢灯月交辉。摩喉孩儿,斗巧争奇。戴短檐珠子帽,披小缕金衣。嗔眉笑眼,百般地敛手相宜。转晴底工夫不少,引得人爱后如痴。快输钱,须要扑,不问归迟。归来猛醒,争如我活底孩儿。

  摩合罗是由于纳入关扑的运行之路而分外繁盛起来,这倒是发生在宋代城市市场上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

  它表明了此类时令节物关扑,尽管摆脱不了市场经济的痕迹,但渗透其中的游戏意味却是相当的浓。确切地说,临安的扑卖商贩已越来越多地具备了伎艺人的味道,和其他伎艺一样,在临安的十三军大教场、教奕军教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杈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的宽阔地方“作场”,扑卖物品多是供人观赏玩耍的:各色凉伞、小银枪刀、诸般斗笠、打马象棋、杂彩梭球、宜男肩儿、悬丝狮豹、杖头傀儡、宜男竹作、锡小筵席、杂彩旗儿、单皮鼓、大小采莲船、番鼓儿、大扁鼓、道扇儿、耍三郎、泥黄胖、花篮儿、一竹竿、竹马儿、小龙船、打马图……

  市民们已经把赢钱赌物的关扑,越来越多地当成一种消遣乐事。就以扑卖中的“打马图”为例,它的雏型原是一将十马的“关西马”和一种无将二十四马的“依经马”。这两种“马棋”,流传很久,各有图经,行移赏罚,互有异同。

  宣和年间,市民采取二种马棋之长,又定名为“宣和马”。到了南宋,这种特为闺房雅戏的马棋,已用五十六采之间,行九十一路之内,明以赏罚,十分完备,出现在扑卖市场上。下这种棋时,二人至五人,均聚钱置盆中,看上去下棋者是运指麾于方寸之中,可实质是决胜负于几微之外——赢钱赌物。但由于这种“打马象棋”,在打马图上,“或衔枚缓进,已逾关塞之艰;或贾勇争先,莫悟阱堑之坠”,很好地发挥了娱乐游戏的作用,使市民玩而忘返,用它来扑卖,无疑会刺激扑卖市场更加蓬勃发展。

  也就是说,关扑虽然与市场紧密相连,但由于宋代城市中的这种关扑,所具有的游戏娱乐性质很强,即使真龙天子也禁不住玩心大动。仁宗就经常与宫人关扑,可是仁宗关扑的手法不高,刚出了1000钱,便输了个一干二净。

  仁宗欲罢不能,便向宫人商借他输去的一半钱再扑,可是宫人却不肯将赢来的钱,再还给仁宗。虽然仁宗说自己输掉的钱,乃是百姓的钱,自己一天就妄用了百姓千钱,但这不过是故作姿态,遮人耳目,在掩关扑玩乐之实。

  但后来的皇帝连一点遮掩也不需要了。理宗曾命小太监在内苑效市井关扑之戏,在御座前互扑为乐。这是为了使市民关扑时的真实情景再现,求得开心。小太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良机,尽情掷钱关扑,因为他们所使用的“纯镘骰钱”,都是由内库供给的,需要多少供给多少,所有目的,只在“以供一笑”……

  在皇帝的心目中,万贯金钱是第二位的,娱乐游戏才是第一位。但在市民那里,却是二者兼并的,更多的市民是将赢钱赌物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宋代城市扑卖市场特别繁荣的一个内在原因。

  不过从风俗习惯角度看,关扑盛行也是风俗自身发展的规律。像“一阳节”来临之际,临安崇尚乡风,关扑“斗鸡”火热,一般是用三文钱作一扑,可饶两贯钱,或饶一贯五百文钱,“倘拗一钱饶三扑”。

  许多市民竟在这时,在大街上拦住行人,执意“斗扑”。这种关扑样式,很难说它完全是受市场意识左右,或者说它受娱乐游戏主导,依笔者之见,它是两者有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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