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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城楼上报时之鼓，只不过是一种标示，坊巷市井，直至四鼓后方静，五鼓又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时序，已被商业活动充满……
晨景
当晨光还在城市脸庞上闪动，巷陌里已传来了铁牌子的敲打声了——
来自寺院的行者、头陀，一手执铁牌子，一手用器具敲打着，沿门高叫着“普度众生救苦难诸佛菩萨”之类的佛家用语，同时，以他们平日练就的念佛的嗓音，大声地向坊里深处报告着现在的时辰……
起初，报晓的本意是教人省睡，起来勿失时机念佛。这样，行者、头陀们在日间或当月，过节时便可以上门要相应的报偿了：施主将斋饭、斋衬钱赐予他们。由于行者、头陀所具有的唤醒痴迷的本色，加之他们每日恪守时间准确无误，日子一久，行者、头陀便成了职业的报晓者了。
这种职业的报晓者，甚至还从东京、临安等中心城市走到村路之上，陆游诗便是证明：“五更不用元戎报，片铁铮铮自过门。”所不同的是在大城市中的报晓者，还担负了向市民报告当天气象的任务，晴报“天色晴明”，阴则报“天色阴晦”……
天气的预报，表面看去是提醒市民注意冷暖，未雨绸缪，实际是受商品市场利益驱动的一种别致的服务。“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临安的这一俗谚，非常形象地道出了任何轻微的服务性工作，都是要付以金钱的。
宋代木人报时图
那么，在报晓的同时兼报天气，自然要增加酬劳的砝码，这是可想而知了。这就如同东京乾明寺的尼姑，也将自己刺绣物件拿到大相国寺市场上出售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临安的天气预报是非常准时的，无论风雨霜雪，报晓者也不敢稍有延误。
说到报晓的行者、头陀，使人不禁想起钱钟书《管锥编》中所述：中世纪欧洲盛行的《黎明怨别诗》，说的是：报更夫或望风的友人代报晓鸡，使情侣自酣睡中惊起。如果将此与宋代城市报晓者相比，显见，中世纪欧洲的“报晓催起”，多为“私情幽媾”，而宋代城市的报晓者，念佛色彩渐褪，唤市民早起投入市场洪流的意识增强——
因为自宋以来，城市的功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渐由政治、军事中心转向商业中心，以至各地的城市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商业市场，其中，东京、临安以其首都地位而独领风骚，成为一个大市场。
这个大市场的晨景究竟如何?从宋话本中得知：在临安候潮门外，才到四更天，就有“无数经纪行贩，挑着盐担，坐在门下等开门。也有唱曲儿的，也有说闲话的，也有做小买卖的”。
这像大战前的寂静，但已为正式开始的早市准备了华彩乐章。我们还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再找到印证，这幅长卷的起首部分也是：早晨，树木夹峙的郊野小路上，两个人，一前一后，赶着一队五匹驮载着煤炭的毛驴，向汴城走来……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口景象
这是宋代城市每天醒来的第一序曲，它透过这晨景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城市和发达的郊区相结合布局的特点，在宋代笔记中就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每天一大早，东京南熏门外都有驴驮着麦子，成队络绎而来……
它标示出发达的郊区承担着向城市输送生活物品的任务，联系《清明上河图》中汴河虹桥上下的五头背驮着圆滚滚的粮袋子的毛驴，更可看清这一特点。这种唤作“驮子”的毛驴，是东京早市不可缺少的。
这些驴驮子驮载着的各式货物，不仅仅来自郊区，还有来自远方的两浙布帛、广东珠玉、蜀中清茶、洛下黄醅……又将都市作坊生产的和铺席出售的各样物品，如墨、笔、旗帜、香药，驮载到四方，我们仿佛看得见在这驴驮子背上驮载出的一束束转运贸易的历史新曙光……
与驴驮子的橐橐蹄声交相呼应的是汴河舟楫的舵、橹击水声，舵、橹搅碎了倒映在汴河上旭日的光影，搅碎了汴河堤岸酣睡市民的梦境……一艘艘满载各种货物、粮食的船只，自汴河驶来，驶入东京——
像输血一样，将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姜桂藁谷，丝帛布缕，鲐鲰鲍，酿盐醯豉，米麦杂粮，一一输入东京，可以说，无所不有，不可殚纪，这才使东京变得无比鲜活。
从史籍看，东京经济的生命线为汴河，每年从这条河运来的江、淮、湖、浙数百万石米，及至东南物产，百物重金，不可胜计。东京的粮食和使用的各种物资，主要依靠汴河船只运输的供给。
从《清明上河图》的右面看去，有一艘停泊在汴河岸边的货船，役夫正从船上往岸上背粮袋子；在另一端的一艘货船上，几个役夫也正在船上往下扛货物……这是繁忙的汴河运输的一个缩影，正是从这里，市场交易的帷幕才逐渐拉开……
倘若站在汴河之畔高处一望，就会看得更加清楚，汴河集中着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客、货、漕、渡各式船只，船板交错，重叠钉成，船首采用压水舱式，即利用船首甲板的一部分，敞舱使水流由此自由通过。
船尾有可调节往后作纵向上翘的平衡舵，船中桅杆底座为人字形，根据需要可放倒或竖起，并用数十根绳索支张予以定位。船上居室、货舱齐备，有桨有橹，其橹甚长，八人齐划方行。
划橹的船工，一侧四人前倾，一侧四人后仰，抬头低首，各具神态，齐心合力，用劲搏浪，使我们从他们身上受到一种勃勃的生命力量的感染，这确实是东京早晨最为动人的一幕。
当我们将目光从早晨时的汴河繁忙运输景象，转入汴河岸上，从东京城内最早开市的地方开始，我们就会看到早晨的“人力市场”，在每一街巷口处，都围聚着一群群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中间有木竹匠人、杂作挑夫、砖瓦泥工、道士僧者……
这些“人力”们，一个个伸颈伫立，只盼着来人呼唤。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力，之所以绝早出来出卖其劳力，就是因为在大城市里，集中着一大批百万巨贾、封疆大吏、权威势要、衙门官署……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人力市场为他们服务。
而每天早晨就是这些达官贵人选择这些“人力”的最佳时候，更准确一点说是低级市民们，在等待着高级市民的雇佣。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双方之间，活跃着经纪人。如政和年间在东京为官的王安国，
其儿媳妇有身孕，要找奶妈，有一女侩向他介绍：有一死去丈夫的女子，要求出卖自身，于是，王安国用三万钱将那女子买来当奶妈。无独有偶，政和八年（1118），湖北的孟广威，其夫人生一男孩，急找奶妈，而且要找姿容美丽者。孟请来“牙侩”，提出这一要求。许多牙侩一并努力招募，才找来这样一位符合孟广威所提标准的奶妈。
以上两条史料中的女侩、牙侩均为经纪人之别名，它反映出了宋代城市中人力早市所拥有的商业经济背景，即雇佣者与被雇佣者都要依靠着主持商品性质的交换而从中获得酬劳的经纪人。
这就表明了人力市场已具有相当浓厚的商业性，从人力市场包容对象来看，女侩的出现，已经是大量的妇女涌入颇具商业色彩的人力市场的一个信号，可见其广泛性、经常性和一定的规范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人力市场上的低级市民们，支撑起了宋代城市的生活基础，在早晨渐次展开的纷纭熙攘的城市画卷中，放眼望去，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力”们忙碌的身影——
钢铁作坊里，马上要送到针铺的针灸用针、缝衣刺绣针，及剪刀、锅釜、耕具、利刃，迎着熹微的晨光而射出清光。虽然天色尚暗，但“般载”、牛车已停在机坊、织坊前，来搬运女工们制出的供应市场的精美布匹了。大道一旁，工匠正在为一爿即将开张的大店紧张扎缚一平面作梯形的檐子，每层的顶部都结扎出山形的花架，其上有鸟兽等各种饰物，檐下垂挂着流苏的彩楼欢门。
作为一种新颖商品的纸画儿，上面有人，有山，有花，有兽，有神佛，此时在大街上也摆成了琳琅满目的长廊，等待人们购买。
自五更就响起的油饼店、胡饼店的擀剂、翻拍，节奏不断地与桌案轻轻交谈，远近相闻，为市民传递去赶早市的讯音。
客店灯烛还未全熄，窗棂已被又一批来货卖的商贩之声推开了。寺庙的早祷磬鼓还没有敲，鹰鹘店出售的鹰鹘已被挑选者惊醒，发出了鸣叫。健步如飞的菜农的担子上闪烁着露珠的晶莹，闪花了来买新鲜蔬菜市民的眼睛。开门的浴池散发着浓浓的香气，与不远处的香药铺席上的香味混合在一起，缓缓飘逸。青衣素裹、白发苍苍的婆婆步履从容，笑容可掬，沿街拍打着那高大的朱门，向显贵之家兜售珍珠。
是劳作奔忙的市民，使城市沸腾了!他们，有木匠、银匠、铁匠、桶匠、陶匠、画匠，有箍缚盘甑的、贩油的、织草鞋的、造扇的、弄蛇货药的、卖香的、磨镜的、鬻纸的、卖水的、卖蚊药的、卖粥的、卖鱼饭的、鬻香的、贩盐的、制通草花的、卖猪羊血羹的、卖花粉的、卖豆乳的、货姜的、贩锅饼饵蓼的……
千差万别、填塞街市的众多的市民，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奔向晨光中的市场。
当幞头铺擦洗的大字招牌被朝阳镀亮，当染店又一匹新花布摆上柜台被朝阳染红，当拉货的太平车轮被朝阳飞速地闪耀，当朝阳走入纸坊为金纸银纸抹上一束光泽，当朝阳开始逡巡在色彩纷呈的果子行，当朝阳照射在尼姑的绣作上升起一片暖意，宋代城市数百个行业，随着赶早市的市民洪流一齐“亮相登场”了，其数量为洋洋大观410余行。
这是远比宋代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城市商业都丰富的行业的集中展示，这也是不弱于宋代以后的时代甚至远比民国时期的商业都丰富的行业数目。宋代城市的商业已形成了庞大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点面结合而构成的，点即是深入坊巷、遍布全城的各种商肆，面即是铺店林立、位于全城中心地区的商业区。这种点面结合的商业布局，是一种较早较新的营业方式。
市场既有特殊的商品，也有一般的商品，还有零售商品等等，出售这些商品的早市铺席，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主要有——纸札铺、桕烛铺、刷牙铺、头巾铺、粉心铺、药铺、七宝铺、白衣铺、腰带铺、铁器铺、绒线铺、冠子铺、倾锡铺、光牌铺、云梯丝鞋铺、绦结铺、花朵铺、折叠扇铺、青篦扇子铺、笼子铺、销金铺、头面铺、翠铺、金纸铺、漆铺、金银铺、犀皮铺、枕冠铺、珠子铺……小的如针铺、颜色铺、牙梳铺、头面铺，大的如动辄以千万计的肉市、菜市、米市、花市、珠子市……只要有用，就可设置。甲市铺席兼批发性质，就是故楮羽毛这类货物，在临安也有“铺席发客”。所以，全国各地的诸行、铺席买卖商贩，都纷纷到临安来“侵晨行贩”，利用早市来批发货物，以便进行自己一天的生计。许多铺席之所以在早市上一现，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原因也就在于此。
尽管早市是在早饭前这一段时光，但可以说白日所有上市的商店铺席均在早晨的市场上一一展现了。像临安的陈家画团扇铺，显然是陈姓者以画团扇而出名的铺子，它很可能是陈画家根据市民需求在团扇上作画，因其画技卓绝而赢得了赞誉，遂做此卖团扇生意的。
这也说明了宋代城市的早市经营者，已具备很强的品牌意识，一旦经营状况看好，就以自己姓氏或特征命名设店。这样的商家相当之多，如东京的丑婆婆药铺、潘家黄耆圆、余家染店、王道人蜜煎、李庆糟姜铺……
临安的双条八刬子店、李官人双行解毒丸、许家槐简铺、朱家裱褙铺、张家金银交引铺等等，其中久经时间检验而享盛名的名牌店铺亦不在少数。像东京大相国寺的书铺，经营者都是些有很高鉴赏眼光的版本专家，他们不仅售书，而且集编辑、刻印、出版、发行于一身。
实际上，这样的书铺，在临安早市上并非一家。如贾官人经书铺、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太庙前尹家书籍铺、陈宅书籍铺等。它们都是非常有名的批发兼零售书铺，在临安书业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从遗存的这些书铺所贩卖的书籍来看，都有品牌的标明，如尹家书铺所出书均记有“临安府经籍铺尹家刊行”等字。各地书商、书贩、好书者蜂拥于早市书铺，多是慕类似尹家书铺大名而来的，而各家书铺在早市批发零售书籍，在宋代城市中营造了一片书香的天地……
临安早市上的精神商品可谓既佳又多矣，物质方面的商品在早市上也是可与之平分秋色的，像在早市上批发零售的温州漆器铺，自东京到临安，始终在早市上都稳稳占有一个位置，这显然是由于漆器有着非常好的销路的缘故。
1959年，淮安出土的北宋绍圣元年（1094）杨氏墓葬中有七十余件漆器，如八棱形漆盒、葵花瓣漆碟、漆碗、漆盘、漆钵，其中就有“温州□家造”、“杭州胡家造”等黑书铭记。杭州出土的宋代漆碗、漆盘，也都在外口下朱书“壬午临安府符家真实上牢”的铭文，于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东京、临安早市上批发零售出去的温州漆器是很多的，这是由于市民阶层生活需要所形成的，也是与温州漆器的制造精美分不开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为此赞叹宋代漆器道：刀法之工，雕镂之巧，俨若画图。这道出了宋代城市早市上的漆器铺历久不衰的一个原因。
的确，任何一种商品倘若没有精美的外观是很难打动顾客的，而这一点在宋代城市商品买卖中是特别讲究的，每一种商品都是竭力美化，只求吸引市民购买。这就使人想到宋代城市早市上那种特殊的叫卖时的吟唱——
在描写宋代城市生活的作家的笔下，外地到临安来的人，见到顶盘挑架、遍路歌叫的商贩，无不认为稀奇。这又使人想起英国著名作家阿狄生所写《伦敦的叫卖声》中的一段话：
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或者外地乡绅，最感到吃惊的莫过于伦敦的叫卖声了。我那位好朋友罗杰爵士常说，他刚到京城第一周里，脑子里装的全是这些声音，挥之不去，简直连觉都睡不成。相反，威尔·亨尼康却把这些声音称为“鸟喧华枝”，说是这比什么云雀、夜莺，连同田野、树林里的天籁加在一起还要好听呢。
两相比较，何其神似!不过阿狄生所写的是18世纪的伦敦叫卖声，这显然比11世纪的宋代城市早市上的吟唱水平要逊色得多。这种历史的巧合，标示出了宋代城市发展远远领先于西方城市的发展。从宋代城市早市上叫卖商品的吟唱，我们难道感受不到宋代城市早市商品发展的程度吗?更不要说宋代市民是将早市上的叫卖声，当成一种艺术景致来欣赏的，这远比18世纪伦敦关于叫卖应不应该和如何去叫卖的争论先进得多，文明得多。据宋代《事物纪原》说：出卖商品的吟唱“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以此我们可以去观察四月东京早市上的卖花吟唱：
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
唐五代《卖花声》曲调，为双调，平声韵，前后片各五句，共54字。北宋的张舜民曾以《卖花声》曲调创作过两首词，这个曲调很有可能与宋代城市早市上的卖花吟唱接近。换言之，《卖花声》词至少在体制予卖花吟唱以很大影响。现无《卖花声》的音韵词调流传下来，但从孟元老传神的刻画中，已经可以领略到宋代城市早市上这种卖花吟唱的独特魅力了。而且孟元老在描写东京“天晓诸人入市”时，曾用“吟叫百端”来形容东京早市上的吟唱景象，这种景象一定是十分热闹而又十分生动，所以到元代，有人写了一出《逞风流王焕百花亭》，专用大段篇幅来记述宋代城市早市上水果商贩的吟唱，足见当时商贩为推销商品而吟唱不绝已是早市上不可缺少的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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