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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火药在中国发明以来，对火药的研究便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研究者将镜头的焦点往往集中在火药的发明年代、流布，以及由火药而引起的燃烧性火器制作方面，对“烟火”的研究似乎不够。记得李约瑟博士曾深有感慨地说过：“至今没有人写出关于中国烟火的准确历史。”笔者有感于此，故不揣谫陋，以近年搜集来的“烟火”史料，排列对照，加以分析，认为只有把宋元明清时期的“烟火”发展轨迹、概貌弄清，才有可能写出一部较为准确的《中国烟火史》来。
一宋元，是“烟火”发展并奠定各项基础的青年时期。
学者们对这一时期的“烟火”史料进行了网罗，作了不少精辟的论证，但是，迄今为止，宋代“烟火”史料中尚有一段相当重要的，完全可以说是标明宋代“烟火”已达到相当高水平的文字，却被长时间地遗漏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笔者现就将洪迈《夷坚志》补卷第二十《神霄宫醮》这条史料转录如下，以填补这一缺失：
林灵素于神霄宫夜醮，垂帘殿上，设神霄五青华帝君及九华安妃韩君丈人位。至三鼓，命幕士撤烛立帘外，初闻风雷绕檐，若有巡索，继见火光中数轮离地丈许翔走，空中仙灵跨蹑龙鸾，环佩之声铿然可听。俄闻云间传呼内侍姓名者，全类至尊玉音，掷下所书符，墨色犹湿，已而寂然如初。始复张烛，先列酒满大银杯，至是罄无余沥，果盘壳核满地。是时都人相传灵素神异，虽至尊亦敬叹，不知所以然。葛楚辅丞相云：“绍兴末年，湖州旌林曹巡检，京师人，故隶名宿卫，能谈宣和旧事。尝言郑太师家命道士章醮，别有道人来，哂其无术，请郑扫洁廷宇，先期斋戒，盛具铺列。明日初夜，家人肃立廷下，内外警欬不闻。忽仙乐玲玲，从空而来，乘彩云下至祠所，伶官执笙箫合乐于前，女童七八人，履虚而行，歌舞自若，而神官仙众逍遥于后。顷之，云烟蔽覆，对面不相见。一大声如净鞭鸣跸，随即寂然，道人不复见，供器皆用金银，并无一存。郑氏知堕术士计中，又畏禁中传说，谓其夜祭神，不敢诵言。盖此夕为奸诈者，尽散乐也。烟云五色者，以焰硝硫黄所为，如戏场弄狮象口中所吐气。女童皆踏索踢弄小倡，先系索于屋角兽头上，践之以行，故望见者以为履空。其他神仙，悉老伶为之，巡检亦个中人也。然则神霄之事，疑若此云!
这条史料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火药的主要成份，焰硝、硫黄的知识及制配方法，已被普通百姓所了解，所掌握，等于证实了北宋“甚危险骇人”的“吐烟火”等表演。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宋代的“烟火”的出现不是由于纸扇松香而造成的，而是由焰硝即硝石与硫黄(还有木炭)均匀混合，装置于器具，点火施放，遂形成“对面不相见”，和伴有“一大声如净鞭鸣跸”的声响效果。在公元11世纪，中国人就能够如此潇洒像演戏一样地利用“烟火”进行诈骗活动，这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文明角度，都可以最高成就载入世界编年史册。
可是，“烟火”的出现，并未马上运用于较为实用的军事等领域，只是作为一种眩人耳目的新鲜玩意儿应用于庆典、节日里。北宋首都东京上元灯节时，大宗娱乐节目是“添许多烟火”，商店也都歇业，纵人去看“烟火”。可惜的是，出现在话本小说中的此类“烟火”未写明其种类和构成。但是，从曾公亮的笔下我们寻觅到了“烟火”的真实痕迹。据曾公亮记述，北宋有六种“烟火”类的火器，它们是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假如再算入制法不同但作用相同的煅烧性火铁嘴鹞、竹火鹞，那该有八种之多)。
笔者认为，这六种燃烧火器，除却其中的蒺藜、毒药等杀伤、窒息的作用外，均可视作“烟火”类火器。试以“霹雳火球”的成份、制作和使用来看：先将火药同铁片一类的杀伤物拌和，然后用多层纸裹上封好，糊成球形硬壳，待其干固后点燃使用。“烟球”则纯粹是用火药制造烟雾，以迷乱人的视野。这正像北宋末年众多伎艺汇演时，“忽作一声如霹雳”，“烟火大起”，“人面不相睹”的效果类似。如《朱子语类辑略》卷八中的一句话：“如装鬼戏，放烟火相似，只遮人眼。”也就是说，运用“霹雳火球”、“烟球”的原理、方法，制造“烟火”在当时已是很普遍的了。
从曾公亮的记述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发射燃烧性火器，是将它放进“炮”即抛石机的甩兜中，再用烧红的通锥、钩锥或烙铁，透入球壳，然后抛射出去，瞬间，球内火药由烙烧的球壳引燃发火，于是，燃烧性火器的发射也就成功了。北宋时专门发射燃烧性火器的炮就有14种之多，它们是“炮车”、“单梢炮”、“双梢炮”、“五梢炮”、“七梢炮”、“旋风炮”、“虎蹲炮”、“拄腹炮”、“独脚旋风炮”、“旋风车炮”、“卧车炮”、“车行炮”、“旋风五炮”、“合炮”等。
由于这些炮具备向上抛射很高的功能，也同样适用于大规模的庆典活动。北宋大型园林“艮岳”告成之际，特举行“烟火”晚会祝贺。其燃放场面就是：“烟火起于岩窦，火炬焕于半空。”这种“烟火”明显不同于伎艺表演中的“就地放烟火之类”，它能升入“艮岳”假山“腰径百尺”那样的高度，乃至天空中爆炸燃烧，当然属于大型发射器具——炮。
还有史料可以佐证，南宋临安州府每年春季检阅军伍活动，“试炮放烟”是例行的一项。每逢八月十八日观潮时，都统司也要在潮来之前布置部队，乘战舰，于水面往来，施放五色烟火炮。一时黄烟四起，人物不能相看见。
以上可知，用炮放大型“烟火”，在两宋期间已不可缺少。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自北宋起，已能燃放色烟、声响兼具，有人物形象的“烟火”了。其燃放过程可以从宋话本《灯花婆婆》窥见大概：“吹得那灯花左旋右旋，如一粒火珠相似。”养娘笑道：
“夫人，好耍了，烟花儿活了!”话犹未了，只见那灯花三四旋，旋得像碗儿般大的一个火球，滚下地来。的一响，如爆竹声，那灯花爆升，散作火星满地，登时不见了，只见三尺来长一个老婆婆。这“灯花婆婆”，可以视为宋代初期“人物烟火”的一个
样式。
南宋时此类“烟火”则更进一步，“火戏儿”已开始与烧烟火、放爆仗、药法傀儡相并列。其样式为“钟馗捕鬼之类，内藏药线”的大型“屏风烟火”，一次点放，能达到“百余不绝”的地步。这种含有多种人物场景，提高市民欣赏趣味的“烟火”，传递出了“烟火戏”的早春讯息的来临。
此外，在异彩纷呈的艺林，“药发傀儡”颇有市场，否则，“李外宁药发傀儡”绝不会列入《东京梦华录》中。在东京四月八日“浴佛节”，曾展示过“药发傀儡”的生动性，“迎拥一佛子，外饰以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其中不知何物为之。唯高二尺许，置于金盘中，众僧举扬佛事，其声振地。士女瞻敬，以祈恩福。或见佛子于金盘中，周行七步，观者愕然。今之药傀儡者盖得其遗意”。加之傀儡演出，“或见端严奇特，或见丑陋不堪，动转行坐，青黄赤白”，可谓“如真无二”，“百怜百悼”，以此推及“药发傀儡”，自然烟云声响俱全，形象必然妙趣横生。
在南宋，这种“药发傀儡”在临安七十余种的“大小全棚傀儡”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这表明“药发傀儡”是很受市民热爱的。至于其他“烟火”样式，“起轮、走线、流星、水爆”等，已达到了“不可指数”的程度，在民间普及开来。如作为一种小商品出售的“药线”，临安市民将它买来放风筝用，“赌赛输赢，输者倾折三二两药线，每日如此”。
诚如潘吉星先生所言：
药线是引爆或串连烟火、爆仗、火箭装置的重要部件，由含硝量高的固体火药制成。它可控制起爆时间，提高使用火药装置的安全性。没有药线，就谈不上制造烟火和火箭。而“药线”在临安市场上到处可见，市民们对“药线”的作用谙熟，能把它运用到最为一般的娱乐活动中，这意味着制造含硝量高、含硫量低的固体“烟火”的技术条件、社会氛围已经十分成熟。
此外，南宋已出现应召受雇于人而“呈艺”的专职烟火师。南宋詹无咎生动地描写了烟火艺人高超的水平：
龟儿吐火，鹤儿衔火。药线上，轮儿走火。十胜一斗七星球，一架上，有许多包裹。梨花数朵，杏花数朵。又开放，牡丹数朵。便当场好手路歧人，也须教，点头咽唾。
这种出神入化的“烟火”伎艺，在元代继续发展，近年来，被学者们反复征引的赵孟的《赠放烟火者》诗，亦相当生动地展示了元代“烟火”的水平，可使人不解的是，在国内元代典籍中却极少找到“烟火”的轨迹。记录元代文娱生活最为繁盛的大都的《析津志》中，只有一处提及“烟火”。假如大都不是首都的话，恐怕这一处也不会有。
笔者为此作过努力，但所获几近空白，只在陈元靓的笔下找到一条线索，其文云：
玄参三两，用蜜一两，水二升，慢火煮干，入瓮合理，露地五日，取出。入焰硝一钱，重同研，干，以栀黄纸包，捻作线焚之，绝肖梅花。这是宋代“药线”的余韵，类似今天的“滴滴星”，应算是“烟火”的一种。
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讲，元代“烟火”似应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可是为什么有关“烟火”的记载却少于宋代?较为可行的解释是元代战争连绵，尤其是元代的西征，攻坚克锐，这样就使元统治者将火药主要投入征战上，而不可能像崇尚文化的北宋偏安一隅的南宋那样，将火药的大部分投放到娱乐性的“烟火”之中。因为，制作“烟火”必像制火药一样，获得了“烟火”的秘密也就等于获得了制火药的秘密，所以，元统治者对制“烟火”控制很严，使之较少被频繁公开地燃放。但不能因此说元代就没有“烟火”了，更不能因此说元代“烟火”水平要低于宋代。反之，根据已有的“烟火”相同于火药制造的原理去推断，元代“烟火”丝毫不弱于宋代的“烟火”。元代中国周边国家，不都是从中国获取火药的吗?如高丽王朝的军事科学家崔茂宣，就是向粗知焰硝采取方法的元代商人李元“谘问”，才掌握火药技术的。自此，高丽国“始设火都监，煎取焰硝”，当时能制造的火器达17种之多。其中当然不乏“烟火”品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说，这17种火器均具“烟火”性质。
在西方的史料中，也许还可以寻觅到更多的元代“烟火”的影子。欧洲获得火药的途径不就是由西征的元军传入的吗?在这方面，冯家升先生有过精辟的述论，潘吉星先生的探索更是富有启发性的。他认为1258年元统治者在阿拉伯地区建立的伊儿汗国中的叙利亚人哈桑，在1280年左右所著的《马术的战争策略大全》记录了种类繁多的“烟火”，如“茉莉花”、“月光”、“日光”、“黄舌”、“起轮”、“流星”、“白睡莲”，黄、绿、白、红、蓝等五色烟，“中国花”、“中国起轮”。这实际证明了元代中国的“烟火”种类是相当丰富的，而且大量传入庞大的元帝国所辖的阿拉伯地区及欧亚地区的。特别是在《元史》上，还有着这样的踪迹：至正十年(1273)，阿拉伯人亦思马因，随元军攻打襄阳城。由他督造了能射150斤重的火药包的投掷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襄阳炮”，或“西域炮”、“回回炮”。这种大炮抛射火药包力量是很大的，“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使宋军极为恐慌而降。当时制造类似“襄阳炮”的工匠还有伊拉克人阿老瓦丁，他与亦思马因同时应元世祖之召，从各自所住国家来到北京“试炮”。
这就告诉了我们，当时元代中国的火药技术知识是流传很广泛的。不难想见，这种用抛石机发射的火药包，当然也包含有自宋以来的烟球、火球之类的燃烧性火药器，它当然也可以移于“烟火”的施放。而后来的“烟火戏”之所以把“襄阳炮”当成长久保留节目，无非是从“烟火”的视角去看待它，是着眼于这种巨炮所包容的“烟火”性质的。
二“烟火”在明清，堪称全面成熟的盛期。
在明代，制火药的主要材料硝石，“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甚至一旦年节临近，人们就要“撮弄开个火药铺子”。正像一阿拉伯人所见的明代中国那样：
烟火十分普遍，老少都会制火药，人人皆知造烟火。
因而“烟火”品种繁茂，较有代表性的“烟火”达21种之多。制造这些“烟火”所需的硝石、硫黄、炭的数量，在典籍中交代得一清二楚，制作步骤明确。在此基础上，清代又推出一些新品种：“倒垂莲”、“大梨花”、“一枝梅”、“一丈菊”、“千丈梅”、“映雪梅”、“金丝菊”、“垂带柳”、“洒蜜蜂”、“宝珠茶”、“小叶梨”、“千叶梨”、“石榴姣”、“葵花”、“孩儿奉花”、“珍珠伞”、“木樨花”、“菊插枯梅”、“大牡丹”、“大木香”、“落地桃”、“落地梅”、“大兰花”“金线钩银蛾”、“金海棠”、“洞口梨花”、“撒珍珠”、“三春柳”、“一丈兰”。这些“烟火”药量都不大，基本属于百姓家用小“烟火”。
供大众观赏的由火药为动力，配之以傀儡表演的“药发傀儡”，在明清有了长足的进展。所谓“口里喷出火来，鼻子里浓烟迸出，闸闸眼，火焰齐生”，只不过是“小把戏”一桩。清代已将这一“烟火”样式的制作，发挥到了极致，简直活灵活现：
先是两串百子响鞭，随后一阵乱落如雨的金星，忽有大光明从“烟火盒子”放出，照得针芥毕现。这时，手牵耕牛的牛郎木偶，斜倚织机的织女木偶，才缓缓下垂。接着，“乃有无数转贯球雌雄的闪烁盘旋，护著一条青龙，翔舞而下，适当牛郎、织女之间。隆隆者蓦易羯鼓作爆豆声，铜钲喤然应之，那龙口中吐出数十月炮，如大珠小珠，错落满地，浑身鳞甲间冒出黄烟，氤氲郁，良久不散”。而且，那龙还可以颠首掀尾，翻百十个筋头，“不知从何处放出花子，满身环绕，跋扈飞扬，俨然有搅海翻江之势”。待牛郎、织女木偶表演，更是惊人，只见：就于掌心飞起一个流星，缘著引线，冲入箱内，钟鱼铙钹之属，咇剥叮当，八音并作。登时飞落四十九只鸟鹊，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布成阵势，弯作桥形，张开两翅，兀自栩栩欲活。待乐人吹起唢呐，牛郎舍牛而升，织女离机而上，恰好相遇鹊桥，于是两个人，四十九只鸟鹊，以及牛郎所牵的牛，织女所织的机，一齐放起花子来。这花子更是不同，朵朵皆作兰花竹叶，望四面飞溅开去……
从宋代“火爆”脱胎而来的“水上烟火”，在明清也有了划时代的突破。在明代北京中元之夜，各寺庙均缚“烟火作凫、雁、龟、鱼”等，放入莲花中点燃，水火同时激射。大学问家李开先曾在白天看过这种“水上烟火”，他认为“制造繁华，不减夜间”，特为之赋诗道：
纸船藏火药，摇曳绿阴傍。
炽焰燔危岸，飞烟掩太阳。
炮惊鱼出没，花炫鸟回翔。
再赤周郎壁，欲从李相庄。
巧技传京国，载舟戏水傍。
纵焚鏖赤壁，飞炮破襄阳。
照浪鱼龙骇，飘烟燕雀翔。
升平多乐事，偏集太常庄。
明代“水上烟火”式样
从诗可见，“水上烟火”是很精彩的。它的制作也不同于那种陆地上燃放的“烟火”。除所需硝、磺、炭、班猫、白砒、潮脑、水马外，还要捻若干麻线，将薄棉纸裁成一寸宽许的直条，将麻线顺铺纸上，放入信药，照平常加粗二倍，捻成圆条，接续相连，不让其断。还要用矾水、面糊，周围抹过，晒干，使之成硬条，以免散开，外用熟油纸为衣，再用长短不拘、截断的毛竹，上下接连套合，凑长可达数十丈，以接就药线，入竹筒内，随套穿，务必与统眼火药相连，随机点放，便可以过水入雨，不能被破坏了。
由于这种“水上烟火”具有很强的抗浸泡潮湿的性能，明代皇家就将它用于“籍田”祭祀中。因为这一大典要表演出雨水倾盆、云烟密布的效果来，于是由教坊优人装扮为雷、电、风、雨、云、龙、土、谷诸神，藏在棚内虚处，下面放置异香、诸烟药、巨鼓、火线，以准备临时施放，待主持官员报一声“雨生，于是虚处烟雾四塞，鼓声彭彭震，起火线勃发，先掣数丈，霹雳之声交加，上藏水匮，倒倾如沫，凡棚内逾里无不沾润”。好久，雨止了，烟也渐渐熄灭了。
明崇祯本《金瓶梅》第四十二回插图：逞豪华门前放烟火“水上烟火”原理也同样适用于水上燃烧性火器。名将戚继光就制成了这样的火上燃烧性火器：满天烟喷筒、火砖、火妖、飞天喷筒、大蜂窠等。这些火器火药成份与一般的“烟火”无甚差异，只是将药线装入一个细竹管内，直插于火器的腹内至底方透火器，毫无闪灭之事。从戚继光在东南海战取得多次胜利的记录来看，可以肯定地说，水上燃烧火器在打击倭寇时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像“神火飞鸦”、“火龙出水”、“水底龙王炮”等水上
燃烧性火器，使我们看到了“水上烟火”另一面的作用。
从明清“烟火”整体状况来看，它的突出成就是“烟火戏”。它冲破了宋元那种只有个别人物形象的“烟火”的藩篱，向着制作更加复杂、敷演成组场景的“戏”的方向迈进。明代的“烟火戏”就开始有：刘关张三顾诸葛亮、张翼德葭萌战马超、八仙捧寿、七圣降妖、楼台殿阁、村坊社鼓、货郎担儿、鲍老车儿、五鬼闹判、十面埋伏等。
清代的“烟火戏”则更名目繁多：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双凤朝阳、二龙戏珠、海市蜃楼、回回献宝、麒麟送子、狮子滚绣球、八仙过海、二仙传道、东方朔偷桃、张生戏莺莺、吕布戏貂蝉、敬德洗马、单雄信夺槊、华容道挡曹、张飞喝断当阳桥、张果老倒骑驴、吕纯阳醉扶柳树精、韩湘子化妻成仙、费长房入壶、月明和尚度柳翠、孙悟空跳出五行山、陈抟老祖大睡觉、老子骑牛过函关、哪吒闹海、周处斩蛟、杨香打虎、罗汉降龙、王羲之爱鹅、苏属国牧羊、庄子蝴蝶梦、八戒蜘蛛精、张仙打狗、和尚
变驴……这么多名目，让人记也记不清，说也说不完。
这类“烟火戏”的制作基本是用竹为骨，也可以根据大小贵贱用铜丝、铁丝为骨，用刷过层层矾水的特殊桃花纸等为衣，麻线为筋。若做楼台拱柱，只须在药以外套以纸筒，便粗壮相似。做人物禽兽，横骨用竹圈，直骨用线，再装入用途各异的哄药、紧药等，制成各种不同的场景，再染以彩色，或大或小，或方或圆，折扁成“软器”，外再加纸筒，便可点燃发射到天空中展开施放了。这类“烟火戏”的图象较为固定、单一。有变化的“烟火戏”则是运用几种“烟火器架”同时放射。清代有一豪富之家燃放的“烟火戏”，就已到了这种水平：
随有千百爆炸声齐响，已挂出无数的烟火：一边是九连灯，一边是万年欢；一边是炮打襄阳城，一边是火烧红莲寺；一边是阿房一炬，一边是赤壁烧兵。
这就需要根据药方的厚薄，器口的向背，火力的久暂，相的远近，对列的高低，药线的迟速，加以排列组合。为了烘托气氛，这种“烟火戏”中还杂夹着从四面八方而来的百兽，只见它们：
尽是五色绸纱糊的，彩画得毛片逼真：一边驰出一队象灯，一边驰出一队虎灯；一边驰出一队犀牛，一边驰出一队狮子；还有黑熊、白兕、赤豹、黄罴，奇奇怪怪，约有数百。足下都有四个小轮，用人拉着飞跑，鼻里生烟，口中吐火，如雷轰电掣，地塌山崩，看得子玉等神惊肤栗。这边百兽，那边群龙，合将拢来，黑雾冲天，火光遍地，大有赤壁鏖兵之势。
还有如百道电光，穿绕满园的火鸟、火鼠。这正是“烟火戏”中的“杂耍”，“或单放或入剧中，上窜下跃，旁飞侧舞，令人赏目醉”。它们的制作可以用“壶卢”、“核桃”、“白果”、“松榧”的“果壳”，也可用“小鹅”、“印斗”的“纸壳”；可用“瓶盎”、“土鼠”、“金蟾”之类的“泥壳”，也可用“木鸡”、“狗马”之类的“木壳”，甚至花盆、花篮，都可以“藏药为戏”。而清代这豪富之家所燃放的“烟火戏”，就充分体现出了这种“烟火杂耍”较为完整的面貌。
“烟火戏”的最高层次，则是将几种不同的“烟火戏”，装入同一“烟火筒”中发射至空，先后燃放。它们有的“初为八仙飘海，继为跑马扒城；最后见宝塔一座，凡七层，玲珑透辟，门户分明，旋又见长幡约丈余，四周有飘带”。有的先喷高三丈，堕地如金钱的“花爆”，后悬一徐徐而上，燃火线的盒子，由盒子“忽烟焰喷薄，盘矫而下，现五彩花篮。顷之，又现一楼船，玲珑荡漾。又久之，现葡桃一架，光青碧可爱”。
这样几种形态各异但又同时燃放的“烟火戏”，其制作是相当复杂的。它不是仅有单一图象的“烟火戏”的凑合，而是集用途不一的火药、控制燃烧速度的药线、优良的纸衣、多样的器具、间隔的“底托”等等于一身。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完美地组成各式“烟火戏”的汇演。而所有“烟火戏”中，规模最巨、耗费最多、时间最久、场面最精的，非皇家莫属。因为它可以召集最好的烟火匠，动用大量材料、纸张，精心特制“烟火戏”。在这方面，清代皇家燃放的“烟火戏”可为代表作：康熙二十四年（1685）元夕，在南海子呈现出了“若珠帘焰塔，葡萄蜂蝶，雷车电鞭，川奔轴袭，不一而足。又既则九石之灯，藏小灯万，一声迸散，万灯齐明，流苏葩，纷纶四重”的“烟火戏”盛景。“烟火箱子”中竟鼓吹并起，鼗(táo,拨浪鼓)觱篥，次第作响，火械所及，节奏随之。霹雳数声，烟飞云散。最后一个“烟火箱子”，“有四小儿从火中相搏堕地，炮声连发，别有四儿花裆，杖鼓拍板，作秧歌小队，穿星戴焰，破箱而出。翕倏变幻，难以举似。然后徐辟广场，有所谓万国乐春台者，象四征九伐，万国咸宾之状。纷纷挥霍，极尽震炫而后已”。
康熙年间的揆叙所写的诗歌，也再现了几出“烟火戏”如何同时燃放的景象：
秘方传得细修治，百巧千奇国工擅。
或悬高架或深埋，或贮锦函藏不见。
歌停酒半月欲舞，忽吐微光细如线。
一声霹雳火城开，万象空中争涌现。
忽成华树忽楼台，忽作城垣忽宫殿。
忽如士女共游嬉，忽若鱼龙争曼衍。
忽然砰訇殷山谷，伏兵四起相攻战。
忽然一骑冒火入，乱掣长虹走飞电。
炮车下震地轴摇，星球上射天顶穿。
这种一出接一出的“烟火戏”，就是用所谓的“底托法”，又名“隔火法”制成。因为多出“烟火戏”容入筒中、箱中或盒中，每戏必须隔火间之，使一戏之后再现一戏。既有先后，又不至于一起燃烧，就要根据每戏的大小，或方或圆，中为井宇，或外糊矾纸做成底板即“底托”。药线与过渡的药线须总打一药辫，绕缚在“底托”的线十字上盘数转，以便火到则十字缚口自焚，底线自落，“烟火戏”就自然坠现了，不须人力挑拨。后一出“烟火戏”顶线在前一出“烟火戏”“底托”外的药辫上，再用过渡药线作引，便可以了。但是，若想使“烟火戏”多姿多彩，光有“底托”还不够，还需要配制多种“杂药”。清代的烟火巧匠们对火药中掺入何种“杂药”已掌握得非常透彻，它对今天的“烟火戏”的配制，仍是有益的、可贵的借鉴：
用瓜皮棘刺烧灰而入火，愈著其功，蜀葵根风吹不灭，胡桃火久藏犹存。禽虫之属，鹰睛达云，膏入地，江骨逆风不回，猾兽髓入水生火，螵蛸末载药力而浮水，叩虫屑取药少而跳空，海鳅、油鳝、尾血入水如飞，虎骨髓、山羊胆乘风能跃，蜻蜓横飞，斑蝥旁裂。水马窜水，水药用之；鲮甲透山，地药用之。萤取其光以生明，蚌取其口以闭窍。蜈蚣用其钳，蝎虎用其尾。蛛采其丝入药而烟光分布，蜂用其窠入药而花朵分明。
在“烟火戏”中，由一物变成另一物的现象是很频繁的，有“单变”、“双变”、“层叠变”等。如“鱼化龙”、“金钱变蝴蝶”，这是“单变”。“二仙传道”、“双龙戏海”，末后又各变一物，这是“双变”。“蟠桃寿星”初见是蟠桃，桃开变出大寿星，大寿星手中执桃，开的是小寿星，大寿星又不见了，这是“层叠变”。制作这种可以变化的“烟火戏”，需注意“合纸口得法，使其火到易裂，见后则前灭，并不留渣滓才行。这就需要注意先后次序，层叠开合，度线安药，尤要巧妙，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而在“烟火戏”中的形象之所以能动起来，能升能窜，主要在于精心计算，适量安排。像“仙人招鹤”，则需先在隔垣置鹤，算准位置，药力一升，即可到仙人“烟火器”前，至期待仙臂转轮时，令人隔垣燃鹤，线药自发飞入垣内。如“地涌金莲”，需预先埋地筒，暗渡药线，然后发射。“萧史乘凰”，装药后需算器身的轻重，与药力相称，才能飞出招凰。大约药力重轻上升，可以一升十傍升，如药一两可升十两。
以上史料，使我们大致了解了清代“烟火戏”主要的构造、用药、发射程序等，可以说清代的“烟火戏”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由于设计的巧妙，有的“烟火盒子”竟能包容16出之多的“烟火戏”，这在中国“烟火戏”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综观宋元明清“烟火”的历史，不难发现，“烟火”主要是出于娱乐目的而被广泛制造和燃放的。这正像利玛窦观察的那样：
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并把它当作他们一种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摹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作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金钱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时曾目睹为了庆祝元月而举行的焰火大会，这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就在利玛窦为我们描绘出中国人的“烟火像”时，世界的西方——欧洲正悄悄地但又是剧烈地发生着一连串的变革。在意大利，在德国，在法兰西，科学技术研究社团相继问世。在整个欧洲，天文学、数学、力学、物理学、气象学、地质学、生物科学、医学、建筑技术、蒸汽机、机械计算器，甚至因技术而引发的社会科学都迈开了矫健的步伐。一句话，在这个时期里，“前人在科学、技术和哲学等领域的成就都被恰当地吸收了，不仅如此，它们还被朝许多方向大大推进了”。尤其和“烟火”有关的化学领域，此时步入了科学阶段，它逐渐摆脱了炼金术的思想方式。实验工作、切合实验结果的解释，逐渐取代依据不充分资料进行的大胆猜测。由于莱伊、胡克、洛厄和梅奥等人的努力，煅烧、燃烧、呼吸和发酵等问题都达到了接近解决的水平，并且，布兰德和玻义耳各自独立地发现了磷。玻义耳还赋予了“元素”、“化合物”和“混合物”等术语以切实的涵义。
可是，在中国，由于明清统治者的固步自封，没有把“烟火”推向更深一步的科学实验境地，仍然沉醉于“烟火”的怡情娱乐之中。如乾隆庆祝80寿辰时，诸般伎艺演出就大量运用了“烟火”机关，像满族《五福舞》，到施放“烟火”时，点动引火，瓶口上端立刻冒出云烟。经药铳发射的硫磺球，形似一轮红日随云烟升空。《金山》的《奏乐》一戏，则由“烟火”化作的祥云在半山间浮荡，又准确地布于王母和仙女的足下，以表示“紫气东来”……
民间则像秦淮河上燃放的“烟火”那样，“向为河上大观，水鸭、水鼠、满天星、遍地锦、金盏、银台、赛月明、风车、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凭红板桥栏，望东水关及月牙池前，灯影烛灭，爆声溅水，升平景象，图绘难”。尤其年节，人们展开放“烟火”的竞赛，
明代有的县城要连放三日方休。在这方面，又以清统治者为甚。他们不惜将一笔又一笔巨资化为满天云彩。嘉庆十八年（1813），“造福海烟火法船一分，七夕、孟岁等项炮仗，以及山高水长烟火盒子，花炮并后湖小烟火二分，统计二十万二千七百三十七件，按例需用银四千三十两二钱八分一厘八毫。并次年正月应用白日盒子一架、七尺千叶莲盒子一架、六尺盒子四架、花炮、起火等计二十万四千七十五件，照例需用银四千一百二十九两八钱六分七厘一毫”。正是由于耗资巨大，一向以奢侈为能事的嘉庆在每次燃放“烟火”时也不得不考虑节省使用。
富可敌国的两淮盐商们则瞅准这一机会，投其所好，向皇家供奉许多江南制造的“烟火”精品，它们包括：七尺烟盒七架、喜庆灯帘七对、百果呈祥五架、四尺烟盒十架、三尺烟盒十架、尺六烟盒十架、七寸烟盒二十五架、金钱炮三十匣、小鞭炮二十匣、金丝菊二十匣、六合同春十匣、百福拱寿十匣、螽斯衍庆十匣、瓜瓞绵绵十匣、百果呈祥十匣、大吉葫芦十匣、流传万代十匣、刘海戏蟾十匣、金鳞集锦十匣、鸳鸯献瑞十匣、一统万年十匣、万福攸同十匣、群仙祝寿十匣、千秋万载十匣、仙果献瑞十匣、平安吉庆十匣、三报宫花二百五十个、金盆捞月二百五十个、头号起火五百枝、中号起火五百枝、大小花筒一千个、大小炮竹一万个。
从这些供奉的“烟火盒子”，可略见皇家燃放“烟火”靡费之一斑。皇家对“烟火”的热衷，使“烟火业”分外发达起来。明代王恭厂火药局一次爆炸，击坏西城三条街，伤百余人，从西直门楼上望去，周围三四里一带不剩一片瓦。这反映了明代“烟火”制造规模是很大的。
清代佛山一地烟花爆竹的作坊竟达二十余家，赫然与其他日常消费作业并列。甚至小县城的“烟火”也能放出北京等大都市所没有的品种来，“如缸花、盒子灯、起花牌、文武鞭、三耀明、二起焦灯、花炮、飞鼠、烟龙，不下十余种”，足见“烟火”制造普及之广。
“烟火”本来可以与军事火器的研制紧紧相连的。戚继光所统率的部队中，每一营都要部署一名“火药线匠”，这已经是将“烟火”运用于作战。可是“烟火”发展的路子却在很大程度上向娱乐方面倾斜。南明弘光年间，马士英曾向福王进贡了一架价值500金的“烟火”，点放之际，“烟药中机造飞龙”，围绕殿柱腾跃，福王见状大加褒奖，于是，诸阁臣又共进了一架。这“飞龙烟火”，已属“火箭起火之制”。然而，“烟火”并没有被深入开掘研制，致使中国的军事火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在这方面，是有很沉痛教训的。比如明万历时浙江的戴某，好与西洋人争胜，曾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铳中，第二机随之并动，不激火出而铳发，可射28弹。戴某本拟献于军营，可是他却夜梦神的呵斥：上帝好生，如使此器流布人间，子孙要遭报应!戴某因害怕而中止了这一念头。这一史料相当逼真地勾勒出了当时社会所笼罩的，宁可因循守旧于娱乐，也不愿意冒风险将“烟火”原理发挥、运用于新的发明创造上的文化氛围。
清代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不断提出用“烟火”制作技术造攻战武器的建议，并付诸于实践。光绪年间九江就有一“烟火”匠向省官献上一种能施放五里之遥的火箭，可是仅因为试验时达不到预定的标准，就使这位官员得出了“其言失实”的印象。这说明积极进步的创意是很难冲破由长期稳定的以皇权为中心所形成的固定的意识的。官宦想的是如何在“烟火”的娱乐性上下功夫，以媚上而“进身博官”；而皇帝只会对向他们频频燃放的“烟火”所表示出来的殷厚敬意大喜不止，很少念及如何将“烟火”向军事火器转化。
民间放“烟火”较为普遍的作用是祭神。清代《点石斋画报》对此有着传神的描绘。由于放“烟火”祭神造成祸害也是屡见不鲜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天津草厂庵举办“烟火”祭神，“烟火”悬南马道，其药线蜿蜒数十丈。“大士像”的泥手插有香枝，枝端燃着，会头以药线一端，恭献“大士像”前，就火点燃，就好像是神仙点燃“烟火”似的，瞬息之间出庵，急行锐进，既达南马道。观者争睹，可忘了立足之地也是“烟火架子”陈列之处，正好在水中央，道的左右，均为秋潦，道宽仅可行一人，像独木桥。因“大士像”亲放“烟火”，为空前举动，小家碧玉，贫户妇女，纷纷赴水滨瞻仰，结果人一挤，纤足女流自然要遭到践踏的厄运，死状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在西方，拉瓦锡使化学系统化了；用于气体的收集和爆炸、燃烧和煅烧的实验、水的合成等各种用途的重要装置先后发明出来了；确证了质量在化学变化中守恒；化学的命名法作了改进，并逐步标准化。这个时期的一些第一流化学家，还引入了新的织物漂染的方法。
这个世纪结束之前，西方在化学工业方面已开始大规模生产硫酸和碱。尽管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小镇上，“烟火”的燃放，已达到了神出鬼没的境地：
巨响爆裂，桶底脱矣。鬼趣分明，阎罗活矣。续第二响，俘拿破仑；滑铁卢战，万马千军。第三第四，层出不竭；五花八门，观者咋舌。泰西电影，梨靬吐火。今以手工，尊独惟我。
“烟火”技术角度上看，这种“烟火戏”的制作水平是非常高的，但也仅此而已。尽管它已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景象，可是骨子里却没有任何实质的变化，然而它却仍以“今以手工，尊独惟我”，洋洋自得地表白。这就较为典型地折射出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只看到海外一些表面现象但不深入吸收，以老大天朝自居的传统文化心态。
《点石斋画报·烟火奇观》，图中坐姿官员为李鸿章当西方接受了中国传入的火药后，马上制成火器，开辟出一个新的世界，或者说用它打通了外部世界，以至明代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家方以智也将火药当成从外国传来之物。清代则更是一塌糊涂。英国人在上海汇丰银行招待李鸿章时，为他燃放了一种忽海市蜃楼，忽孔雀展翅，忽成大庙的变幻多端的“烟火”，竟引得李鸿章大加赞赏，说“见所未见，可谓眼福不浅”。由中国人发明的“烟火”，都在英国人手中放出了异彩，从而引得中国最高官僚的赞赏，这真是辛辣的讽刺。但它却是史实，反映清代的落后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此刻的西方，一本又一本的科学理论著作，排着长队来到世间，争相用科学的语言构筑起新的历史时期的基石，新型的化学工业大厦，已经在西方破土动工……可是，在中国，惟有赵学敏的《火戏略》，形单影只地步入技术科学的殿堂。这一时期的中国，仍然步履悠闲地在宋元铺就的传统“烟火”园圃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惮烦难反复制作着昔日的辉煌，并转化出一些新的花样来，若“砉若雌霓起，霍若闪电惊”。看去“千花万花生”的“铁花烟火”，就是“冶铁既流，以大铁瓢挹而洒之著树间。辄迸火成花，灼烁夺目，此烟火又一变也”。保守的氛围，使人们不对“烟火”作任何非分变革的构想，尤其是明清统治者几乎听不到也不愿听到日益迫近的西方军团那似拍岸惊涛般的攻占新科学技术前沿的马蹄声……
从“烟火”进而发展制造火箭、飞弹，甚至喷气式飞行器等先进火器的优秀人才是有的，从宋元以来就积累起来的这种“烟火”实践是很丰富的，也是远远领先于整个世界的，可是明清的中国却没有把握住这一良好的历史条件，也没有正视欧洲科学技术挑战的机缘。直到先进的西方用从中国传入的火药，轰穿紧紧封闭的古老城门时，中国这才如梦方醒，但为时晚矣。本来可以由制作“烟火”发展成为拥有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火器的国家，却在清代彻底走向衰败的深渊，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沉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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