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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神赛会最早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周礼·夏司马》就记载了这种性质的“大傩”活动。随着历史的演变，这种载歌载舞的祭祀礼仪，逐渐变化为迎神、敬香等不同主题、内容丰富的活动。
《洛阳伽蓝记》中描绘了一幅长秋寺四月四日出一负佛像的白象场景：辟邪的狮子在前面开路，簇拥的队伍中有吞刀吐火、彩童上索等表演，奇伎异服，文物成行。象停之处，观者如堵……
此后的迎神赛会均按照这种模式繁衍，它的特色都是边行进，边表演，名为娱神而成会，实际上是集娱乐观赏于一体的群众性的文化聚会。这种文化聚会在明清达到了极盛。明代王稚登的《吴社编》，曾就迎神赛会作过综述：
凡神所栖舍，具威仪、箫鼓、杂戏迎之曰会。优伶伎乐，粉墨绮缟，角抵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香风花蔼，迤逦日夕，翱翔去来，云屯鸟散，这是会的大概。主其事的叫“会首”，荒隅小市的叫“助会”，神像过门，士女罗拜，是“接会”、“看会”。会行有数十名手搏者为前驱，这叫“打会”，接着，为“妆会”、“走会”、“舍会”，等等。迎神赛会包罗万象，杂剧有“虎牢关”、“游赤壁”、“水晶宫”、“采桑娘”等；神鬼有“观世音”、“二郎神”、“钟馗嫁妹”、“西竺取经”等；人物有伍子胥、宋公明、十八学士、十八诸侯等；技术有“傀儡”、“刀门”、“戏马”、“走索”等；缠结有“蓝亭”、“五云亭”、“锦球门”、“秋千架”等；乐部有“得胜乐”、“清平调”、“双合笙”、“歇拍鼓”等；珍异有“真珠带”、“商金鞍”、“错金兵仗”、“百斤沉香”等；散妆有“打围场”、“平倭队”、“斗蟋蟀”、“采芝仙”等……迎神赛会，竭尽铺陈之能事。洞庭会中的黄白龙，是裒金银掩鬓为鳞，又用金银指环连为长垣，维之以行。一只燃放的爆竹，要四人才能抬起来。饰征西寡妇的十二姣童，所骑骏马都是珠勒银鞍；按乐的锦衣少年，金铙长笛，连老艺人也自叹不如。
迎神赛会不光铺陈豪华，其器具制作也是惊人的。祭器是用瓜仁垒起的，花石、牲牢、樽壶、俎豆，像雪圃霜林，琼筵玉席。雕檐曲楯，叠架连楣，如黄屋琉璃，光射清旭，却是用麦柴制成的。车仓之谷，则用稻黍，甃为楼观、轩楹、楣牖，动合准绳，光洁澄丽。
迎神赛会上，伎艺更是动人心魄，狮子金目熊皮，两人蒙之，一人戴木面具，装月氏奚奴，持绣球导舞，两人蹲跳按节，若出一体。弄伞的是一架五伞，大伞如屋，一人耍弄，左提右揽，人们看去，只觉他唇端、额上、腕畔都是伞……
王稚登所叙只是明代苏州一地的迎神赛会，但我们从此可以了解到明代的南方城市迎神赛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可与之相对比的是清代北方城市天津的迎神赛会，这种由康熙谒天妃宫，民间作百戏以献神娱康熙而得名的“皇会”，自乾隆初期就一直坚持不断，成为天津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
可以说，天津一入三月，便每日赛会，光怪陆离，百戏云集。各县大邑，远道而来；泊船之处，无隙可寻；红颜白鬓，迷漫于途；百业停工，交通断绝；辇驾出巡，填塞街巷；连宵达旦，歌舞如狂……
“皇会”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全盛时期仅“法鼓会”竟达九十多起。略而言之，主要有：法鼓会、八仙会、鲜花会、捷兽会、五虎扛箱会、门幡老会、太平花鼓会、重阁老会、灯牌、接香会、銮驾、黄轿、宝辇、华辇、护辇、请驾会、太狮会、鹤龄会、宝鼎、宝塔会、大乐老会、十不闲会等等。
这些会的成员多由天津附近各乡镇居民、行业中人组成。如清初每年四月初十前后在北京西郊妙峰山天仙娘娘庙表演的“狮子会”，均由北京的“棚匠”组成。由于棚匠善于高空作业，这样的迎神赛会也最耐人看(参看本书《绝技》一文中关于棚匠的记
述)。只要看看急急忙忙赶着去看迎神赛会的乡下人，就可以想见这城里的迎神赛会有多大的吸引力了：
俺四月赶了一个莫州庙，多半年无事家里闲着。闻听人家说京都的皇会多热闹，待去看无有盘缠，又得赶集去把粮食粜。现放着武艺内装着霸王鞭，响动就唱离京调，老头子说拿着倭瓜就扛被套，路途远又遥。过了卢沟桥，紧赶慢赶城门又关了，寻不着豆腐房，宿了一个五道庙，天明起来早。进城头一遭，两眼似离鸡，四下里观。……进了城乐坏我了，穿街越巷又出了城，到了高亮桥，唬了我一大跳。谁家的大衣架放的拦着道，睁眼往前瞧，果然热闹，两边景致没看见一遭，广些花花物……
这是清代王廷绍《霓裳续谱》中的《乡老庆寿》，但这杂曲并不意味着清代农村中的迎神赛会不热闹，相反，这样耐人看的迎神赛会，在明清广大的农村更为普遍，随便翻一下明清的地方志，便可感受到迎神赛会之风的强烈。《嘉靖武康县志》记此县各村在清明前几天，便装扮台阁，如颠如狂。又《嘉靖广平府志》记此府凡遇春祈秋报之时，乡人便醵钱谷祭神，次日正赛，乐人装戏……
明代黄《蓬轩吴记》说迎神赛会时，神像都像王者一样着赭衣冲天巾，夫人都像王妃一样盛饰，其意在斗胜相夸。迎神赛会已演化成了伎艺的竞赛，服装的竞赛，敬重神灵的竞赛，历史文化修养的竞赛。清代笪重光《江上诗集》专有《赛太尉》来介绍这种现象：
村人迎太尉，绕巷复巡陂。
雉尾攒神冠，绣襦为神帏。
神来日颠倒，神喜风披靡。
儿童戴粉面，丁壮舞红衣。
恣睢魏武皇，袅娜越西施。
箫管杀铜钲，彩绳挥金椎。
二社互争雄，四村无敢窥。
这样的迎神赛会，倘无经济力量支持，是很难举行的。简言之，迎神赛会成了一村、一县、一地区的经济气温表。明代陈鸿、陈邦贤《熙朝莆靖小记》说此地在窘迫时举行迎春会，只“妆扮故事百余架，点缀春光，俱是里长答应。用桌一只，后造一屏，二人扛抬，饰小儿为男女坐桌上，无甚好衣服”。情况好转后，“春架借各班戏子妆扮，新造高大木架，用四人扛，请好儿童三四人，饰新鲜衣服，演闹热故事，更相争赛”。于此可见，明代农村的迎神赛会多在地方富庶的情况下举行。
《嘉靖仁和县志》记此县的迎神赛会就是起于成化末年承平之时。一鲁姓者倡议七月十三日为诸侯降生，立会庆祝，一方富豪，各出己资，妆饰各种抬阁，次第排列，导以鼓乐，绕街迎展。这样搞了两年，欣动他境，以至互仿相效……
迎神赛会也多在有灾害时举行。海外散人《榕城记闻》所记录的就是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间，榕城出现了瘟疫，按乡例便祈禳土神，当时的情景是：
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扮鬼脸，或充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纸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是日，杀羊宰猪，向舟而祭，百十为群，鸣锣伐鼓，锣数十面，鼓亦如之。与执事者或摇旗，或扶舟，喊呐喧阗，震心动魄。当其先也，或又设一傩，纸糊五帝与部曲，乘以驿骑，旋绕都市四周。执香随从者以数千计，皆屏息于烈日中，谓之“请相”。及舟行之际，则疾趋恐后，蒸汗如雨，颠踬不测，亦所甘心。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巡抚张公严禁始止。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举行的迎神赛会，都以其伎艺的、宗教的、服饰的、器具的等丰富多彩的样式，吸引着人们，并日益广泛地传播着，影响所及，以至明代南京妓院都举行了赛会。周晖《续金陵琐事》这样说道：
有色业俱优者，或二十三姓，结为手帕姊妹。每上节以春檠巧具肴核相赛，名“盒子会”。凡得奇品为胜，输者罚酒，酌胜者中有所私，亦来挟锄会。厌厌夜饮，弥月而止。席间设灯张乐，各出其技能……
这已超出迎神赛会范围，但又不能不是赛会的一种。至清代，类似这样的赛会，愈演愈烈，尤其是那些财力雄厚的商人参与其间的赛会。金安清《水窗春呓》记嘉庆年间淮城商人举行的一次“群花会”：
二十四位艳丽各出一玩好为缠头，或珠，或玉，或披霞，或汉璧，都是人世间罕有而精巧绝伦的物品。二十四位艳丽无一雷同，价值达万金以上。临河观众数千人，都认为这是神仙高会。
奢侈风气一开，迎神赛会赛俭朴了，就会使人抬不起头来。吴震方《岭南杂记》这样说道：
粤俗最喜赛神迎会，凡遇神诞则举国若狂。余在佛山，见迎会者台阁故事，争奇斗巧，富家竞出珠玉珍宝，装饰孩童，置之彩舆，高二丈，陆离炫目。大抵爆俱以缯彩装饰，四人舁之，声彻远近，中藏小爆数百，五色纸随风飞舞如蝶。闻未乱时更盛，土人颇惭此会殊寒俭矣。正因这种心理作祟，所以各地迎神赛会，无不全力以赴，使迎神赛会的费用、规模不断攀升，豪华日甚。正像陈懋仁《泉南杂志》批评迎神赛会时说的：“不但靡费钱财，恒有斗奇角胜之祸。”有的就是因为场面浩大，不堪承负，难以为继了。还有的盲目追求表面效应，但组织失调，结果践踏死人，时有发生。
《天津皇会考纪》载：光绪十年（1884），三十二人担的，底高八尺，底上共有三抬，每抬占据一层，每层有数名童子演剧的“抬阁”，其上发生了晒死“王母娘娘”一事。起因是：第二抬阁最高层为王姓六岁小儿，扮王母娘娘，童于是被绳子缚在抬阁中心一铁柱上，若飞凌空，观者无不称奇，但太伤人道。因扮演者不得饮食走动，出会时，日光暴热，王儿索水无应者，喊病也无应者，一直到晕到死，也无人理会。
又有“报事灵童会”，一个扮演头戴紫金冠的童子，冠上镶嵌一个大如鸽卵，用金钢钻匝的珍珠，价值三万金，谁知第二日冠上珍珠丢失。原来出会前一天，北京及各地就有三百多著名小偷来到天津，一偷施展手段将此珠窃走……
更为严重的是迎神赛会上的沿户按门劝募的敛钱弊病，使人怨声载道，却碍难拒绝。盖此弊病根深蒂固，早在宋代就已露其端倪：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仁宗嘉祐五年（1060）时成都所部诸州，每年都有游惰不逞之民，以祭赛鬼神为名，敛求钱物。一坊巷至聚三二百人，作将军、曹吏、牙直之号，执枪刀、旗幡、队仗，及以妇人为男子衣，或男子衣妇人衣，导以音乐百戏，三四夜往来不绝。李焘针对此情，深有感慨地说：“虽已揭榜禁约，然远方风俗相沿，恐难骤止，请具条制。”可是有了条制就能制止这种恶习吗?答案是否定的。乾隆时期的名士杨无怪在《皇会论》中还描绘了这些游手好闲敛钱者的形象：
口称善事，手拿知单。有钱无钱，强派上。图了热闹，赚了吃穿。
然而，这绝不是迎神赛会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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