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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绝技
以往的文化研究，往往对那些构成我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劳动技能缺乏足够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近日欣闻“奥林匹克劳动技能大会”召开，而且得知这样的大会已举行很多次了。看来劳动技能已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笔者以为，我国不仅应派选手参加，而且也应该对中国的劳动者技能进行历史的总结，因为中国劳动者的技能有的堪称“绝技”。远的暂且不提，仅近代北京“棚匠”技能就很值得我们好好加以研究了。沈义羚、金易《宫女谈往录》记载：每年五月初，慈禧太后去颐和园避暑，内廷让棚匠给她起居办公的大殿搭个“天棚”，罩将起来。其要求是：必须严丝合缝，不许有一点儿空隙往里飞蚊子钻蠓虫。其梁栋凹凸处，皆随形曲折，平直处如一线，无少参差。结果是搭成起脊的天棚，飞檐鸱尾，富丽堂皇，不管刮旋风还是下暴雨，“天棚”安然不动。据史料载：民国三年三月的一天下午，北京城刮起狂风，崇文门外上三条一家门口搭有一个招待亲友的坐落棚，竟被整个刮了起来，放了“风筝”。于此可见，棚匠搭的棚子，柱子一律浮立，并不挖坑动土埋，架子用绳子扎绑而不用一根钉子和铁页、铁丝固定，全凭四边的撑劲和拉力。所以，遇上大风，棚能被风刮到天空，搬出好远，整体地落在远方，结构却纹丝不动。这就是史学家和老百姓常评说的“北京的棚匠出奇的巧，巧到通神的地步”。
在旧北京，棚匠是专门以精绝手艺讨生活的，可也必须力壮机灵，他们自称既当“走兽”(在地上干扛大杉篙等力气活)，又当“飞禽”(指在高空作业)。从棚匠工作程序看，他们当“飞禽”的时候多。《北京往事谈》中的文章介绍说：棚匠在皇室干活，是奉旨不回避大内亲贵的，而慈禧最爱看棚匠搭席棚。一天，棚匠们正在架子高处干得起劲，慈禧在底下看得出神，忽然失声道：“这哪儿是棚匠，这不是钻天猴儿吗?”棚匠们在高处听得很真切，先是一怔，继而不由得一齐嚷道：“谢主赏封。”原来，棚匠们机智地将“侯”代“猴”，领了西太后的赏封。此后，北京棚匠有了“钻天侯”的绰号。这可能不乏传奇色彩，但棚匠高空作业的本事可不是虚构的。验之历史，在慈禧当政时期棚《点石斋画报·跑竿贾祸》
匠的技艺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以震钧《天咫偶闻》记述为例：
光绪二十年重修鼓楼，其架自地至楼脊，高三十丈，宽十余丈。层层庋木，凡数十层，层百许根。高可入云，数丈之材，渺如钗股。自下望之，目眩竟不知其何从结构也。
这种高空技艺可以说很不一般，几近“神”之水平。
所以，在旧北京经常举行“走会”游戏时，扮狮子者往往由棚匠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高处应付自如，就像《百本张钞本》唱“耍狮子”那样：“遇见了天棚爬杪高，窜房越脊一丈多高”。由于棚匠具备的这种善于在高空作业的特殊技能，许多人又将他们当成伎艺人看。在近代北京凡新开店铺之时，商贾就雇棚匠专搭一彩棚，让其在搭好的朝天柱子间所横的一竿上来往穿行，以招揽顾客。棚匠作这样的表演当然十分轻松，只见他如绳伎走索，在竿上如履平地，往来如梭，故又名曰为“跑竿”……
翻跟头图
这样的由劳动者所创造的“绝技”绝非棚匠一种，而是像无数大珠小珠一样，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发出悦耳的声响。像明代宋懋澄《九籥集》所记的“垒七桌”，即一人身一转，便垒一桌于堂中，不失尺寸，凡六转，桌垒如浮屠，第七桌，设五殽五核及醯盐若干器于上，又一转而第七桌已居最上矣，须臾，忽翼之而下，殽核整设如初。另一则是艅艎(古时一种木船)上跳木板，长二丈余，阔二尺，厚五六寸，一人用齿支之，使小儿立其上，歌舞一阕……
《点石斋画报·游戏三昧》
这种使力使巧的“绝技”确实罕见。清代的“绝技”则似乎朝更偏于“巧”的方向发展，如吸、吐烟表演者，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清末《点石斋画报》中都有记载，如李斗《扬州画舫录》所反映：有一卖水烟的匡子，常驾艇游湖上，他吸十数口水烟不吐，慢慢地像线一样渐引渐出，盘旋天空，再茸茸如髻，色转绿，微如远山，风来势变，隐隐约约像神仙，像鸡，像犬，须眉衣服，皮革羽毛，无不毕现，过了一会儿，色变深黑，犹似山雨欲来……
《古今笔记精华录》也记述了类似这样的一位能吐出山水楼阁、人物花木禽兽的烟伎者，被一官僚推荐到另一官僚家，专充吐烟表演之职。其表演过程，我们从破额山人《夜航船》中可窥其详：
吃烟者，于青布袋中，取出烟筒，头状类熨斗，大小如之，又取出梗子，状类扛捧，长短如之，以头套梗，索高黄烟四五斤，装实头内，燃火狂呼，急请垂帘墐户，客皆从对照，隔帘观之，见云气滃然，奇态层出，楼台城郭，人物桥梁，隐然蓬莱海市也。琪花瑶草，异鸟珍禽，宛然蕊珠阆苑也。鱼龙鲛鳄，喷涛噀露，恍然重洋绝岛也。俄而炮焰怒发，千军万马，破阵而止，玉山银海，颠倒迷离……
这种用烟作戏的“绝技”，是脱离不了时代的，“烟戏绝技”的普遍表演是和清代人民吸食烟草的普遍有直接关系的，它蔓延很迅速。较之另类更为普遍的“绝技”，则经历了漫长的时光而仍有余韵，这就是“弄虫蚁”。
《点石斋画报·鸽戏》
古代的飞禽走兽，昆虫鳞介，统称为“虫蚁”。所谓“弄”者，乃是寓调教、娱情之意，“弄虫蚁”即养驯动物之术。
古代中国的虫蚁千种万样，小到蚂蚁，大到虎豹，许多看上去简直不能调教的动物，却完全可以调教得悉如人意。如田艺蘅《留青日札》所言：
鸟有蜡嘴画眉之戏，兽有胡狲狗马之戏，虫有蝼蚁、虾蟆、乌龟之戏，唐代还有合乎节奏的刺猬对打之戏，从筒里爬出分为两队、变阵合战的蝇虎之戏……综而观之，古代中国的“弄虫蚁”，可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为王公显贵遣情享乐的“弄虫蚁”。
早在周代，《周礼·夏官》上就有“服不氏”等职，专“掌养鸟而阜蕃教扰之”，“掌养猛兽而教扰之”。郑玄对“教扰”是这样解释的：扰，驯也，教习使之驯服。这十分清楚地表述出“弄虫蚁”自周代始，首先在王公显贵阶层中发展起来。
很快，春秋战国的卫懿公养驯的仙鹤，甚至可以进退有节，听音乐而舞蹈。秦汉宫廷流行“黄公故事”，“黄公”是一位以上演驯服老虎的惊险节目而闻名的艺人。《西京杂记》叙说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养孔雀、，俸谷一年费二千石”。这都从侧面证明了自秦汉以来，“弄虫蚁”已有相当的规模。为王公显贵服务的“弄虫蚁”，还经常在庆典活动中出演。汉代李尤《平乐观赋》中就有“驰骋百马，有仙驾雀，狐免惊走，禽鹿六，白象朱首”等壮观场面。所以，历史政府都很重视。清代宫廷中，为欢迎西方人而举行的宴会上，就用经过训练的老鼠表演：两只用细链条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链子缠结起来，然后解开。这种“特技老鼠”的确出乎人的意料，使观看的俄国人伊台斯勃兰德由衷赞叹：“这些卑微的动物的表演是我看过的表演中最惊人的。”
老鼠所能表演的远不止这些。在民间，百戏伎艺中的调教老鼠，其成就更是惊人：
如清代在苏州玄妙观，有一山东人表演的“鼠戏”：将一高约两米，形如伞盖的木架安放在地上，架内有一似戏场之地，十余只鼠盘踞，还挂着圆圈及各式枪刀耍物。锣一响，这些老鼠便上演各剧，有《李三娘挑水》、《孙悟空大闹天宫》等，它们还能用爪抓住竹刀木枪，旋转而舞。
将老鼠调教得上演戏剧，这是为了勾起人们的欣赏兴趣，但也确实不易。如同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有一只大青蛙教八只小青蛙学念书一样，清代袁枚在《子不语》中又记述了一乞丐所调教的这样的“蛤蟆戏”：场上设一小木椅，大蛤蟆从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跃出，坐在小木椅上，接着八只小蛤蟆从口袋中跃出落地，环对着大蛤蟆，寂然无声。乞丐喝道：“教书!”大蛤蟆便“阁阁”叫，八只小蛤蟆都跟着大蛤蟆“阁阁”叫，大蛤蟆叫几声，小蛤蟆就叫几声，如同先生教学生。乞丐突然说“止!”这“虾蟆教书”当即绝声……
清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闻见偶录》，也有这样一则《蛙教书》，看来，清代中后期，此类“弄虫蚁”是很多的，至清光绪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桥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只青蛙作的这种“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表演。更为奇绝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记述过：
北京市上有人携一十二孔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细杖敲蛙首，蛙则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调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见闻录·奇技》又记：
又见一人以虾蟆，小者二十四只，大者一只，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毫。其虾蟆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张，出纵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则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挝鼓，虾蟆声应拍不乱……
清代《点石斋画报》又有一幅《蛙嬉》使人们了解到：
《点石斋画报·蛙嬉》
浙江象山、宁海间，有一位弄蛙者，他舞黄、绿小旗，指挥十余只黄、绿蛙，可以随意唱一二曲俚歌，檀板渔鼓亦娴节，拍鼓声“咚咚”，与“阁阁”的蛙声，若相应答。
复杂的乐曲，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蛙感应并适用自如?其内在奥妙，真是神秘莫测。可是弄虫蚁者却将其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显然是出于满足人们喜怪猎奇的心理。正是在这种目的驱动下，清代的弄虫蚁者敢于标新立异，创造出了许多奇迹。
据徐珂《清稗类钞》说：
光绪年间的台州，有一人教一狗学人语，历经十余年，这只狗竟能读书。表演时，取一册《礼记》，狗读《檀弓》篇，不爽一字；又取《周易》，读《系辞传》，也非常熟。这狗读书的声音非常响亮，惟发音时稍强硬，不能如人语之便捷。然而《檀弓》、《系辞传》，都是聱牙佶屈，不易上口的，可是这狗却被调教得可以成诵!
还有更难的是清代朱梅叔《埋忧集》所记：
《点石斋画报·驯蝎》
一人用两竹管，畜养了红、白两种蚂蚁。表演前，取红、白两小纸旗，分东、西插在几上。此人取竹管去掉塞子，分放两边，再各向管口弹指数下，蚂蚁随出，自成行列，趋止于旗下，排列如阵。此人复出一小黄纸旗，作指挥状，群蚁即纷纷齐进，两阵既接，举足相扑，两两角斗，盘旋进退，均合节度。久之，即有一群返走，扰乱若奔溃者，另一群争进，其行如飞，居然战胜追奔逐北的模样。此人又挥动小黄旗，战胜的蚂蚁便退回来，按次序爬入竹管，另一群战败的蚂蚁也络绎奔来，争相入管，不复成行了……
这种难度极大的“弄虫蚁”，还有许许多多，如汉代的驯蛇、驯骆驼、驯虎、驯猴；唐代的韩志和蓄赤色绳虎子，应声按梁州，并能作“致语”；宋代的鱼跳刀门，使唤蜂蝶，熊翻筋斗，驴舞柘枝，等等，它们是“弄虫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值得继承和研究。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弄虫蚁”。
在宋代，此类“弄虫蚁”就很突出。随便举一例，如方勺《泊宅编》记北宋和州乌江县高望镇升中寺的僧侣，驯养了一猫，有客来，此猫便前去迎接并走报主僧，见来的不像正经人，便紧紧跟随……
尤其有趣的是清代王国璠《台湾杂录》记：
一人由于事繁，便将自己养的鸭子训练成为50队，每队百只，选壮鸭为首，日出，责领队出，到晚再领归，归则列队于泽中，像排阵似的。为首的鸭戛然长鸣，则全队无缺，否则有散失。
还有，宋代的福建，三山溪产小鱼，山里的儿童就加以畜养，让它们互斗。这种调教斗鱼术，发展到了清代，变化成为如徐珂《清稗类钞》所记：
有人将红、白两种金鱼，共贮一缸，用红、白两种旗指挥它们，摇动红旗，红金鱼就都随着红旗往来游翔，紧紧跟随，缓转缓随，旗若收住，鱼就都潜伏。白金鱼也是这样。再将二旗并竖，红、白金鱼则错综旋转，前后间杂，犹如军队走阵一般。将红、白二旗分为两处，红金鱼就随红旗归成红队，白金鱼随着白旗而归为白队……
更有甚者，有人将鱼调教得可以“下双陆”。徐昆国《遁斋偶笔》有记：
一姓白的大吏，砌一水池，水池中用文石砌成一“双陆盘”。招待宾客时，将池中灌满数寸深水，两名童子各执红、白小旗，至池中。一童子挥红旗，红鱼自上流悉出，按位而止。另一童子挥白旗，白鱼悉出，按位而止。这些鱼都长五寸多。宾客掷钱几点说“某子移至某位”，红旗童子按旗指某鱼引至某位，某鱼随至，不差分寸。大吏也是这样下，打落某子，鱼即随旗引入洞，再下子，旗再引鱼出来。局终，鱼都游入洞中，一会儿，水就放干，池子又像原来那样。鱼顺从人的旨意而“下双陆”，这与人摸透鱼的生活习性，日久相熟最有关系。这也证实了仅仅是为了自己娱乐的“弄虫蚁”，也是可以出精品的。就像清代沈日霖
《粤西琐记》述说的那样：
阳朔产猴，多有畜之者。于文王先生有一猴，极驯扰，客至，猴为送烟，一手接筒，一手持火，焠吹毕，跪，后足拱前，两手作叩头状而去，因呼为“礼猴”。
这是广西人利用生活环境之便而自娱的“弄虫蚁”，此类“弄虫蚁”在古代中国还非常多，“礼猴”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罢了。
第四种类型是弄虫蚁赌博。
弄虫蚁赌博主要以斗鸡、斗鹌鹑、斗蟋蟀为代表。由于鸡、鹌鹑、蟋蟀都可以斗，所以它们均具赌博性质。唐《东城老父传》说许多世家贵主，倾帑破产，市鸡以偿其值。宋代四川张咏写出了“斗鸡破百万”的诗句，明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记的斗鸡是以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为赌注。
明《三才图会》中《斗鸡图》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描写贫困的王成，见人斗鹌鹑，一赌数千，便驯养了一只鹌鹑，走上街头赌酒食，每次都赢，半年便积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亲王府邸战胜了“玉鹑”，大亲王要买下他的鹌鹑，王成出价千金，大亲王认为不值，王成却说：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数金，易升斗粟，一家十余食指，无冻馁忧，是何宝如之?最后王成以六百金与大亲王成交，他凭靠卖鹌鹑的金子，治田百亩，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临安市民，在蟋蟀旺季，纷纷斗赌，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明代陆粲《庚巳编》也记：“吴俗喜斗蟋蟀，多以决赌财物。”周晖《金陵琐事》记：南京的斗蟋蟀，斗之有场，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必大小相配，甚至两家方赌，傍猜者群集。清代孙珮《苏州织造局志》形容得更是有声有色：
吴俗每岁交秋，聚斗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择旷僻之所，搭厂排台，纠众合斗，名曰“秋兴”。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辏，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闾闬。
清吴友如绘《风俗志图说·蟋蟀会》
正因斗鸡、斗鹌鹑、斗蟋蟀有厚利可获，所以人们无不精心饲养调教鸡、鹌鹑、蟋蟀，由此产生了一种研究斗鸡、鹌鹑、蟋蟀的专门学问。它大大提高了中国生物学的科学技术水平。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清乾隆年间未说明作者的《鸡谱》，就对斗鸡的良种选配繁育，种卵的孵化和雏鸡的饲育、饲养管理，各种疾病及其防治措施，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的总结，十分精辟，许多论断，对家鸡品种的发展，养鸡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代有了对斗鹌鹑的饲养调教的专著——程石邻的
《鹌鹑谱》，在这部书中，程石邻分门别类，井井有条，阐述了对斗鹌鹑的“相法”、“养法”、“洗法”、“养饲各法”、
“饲法”、“把法”、“斗法”、“笼法”、“杂法”、“养斗宜忌”等等，对中国古代养鹌鹑的经验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总
结，这对人们食用鹌鹑也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清吴友如绘《海上百艳图·草虫》
蟋蟀的饲养调教著作则最多，宋代有贾似道的《促织经》，明代有嘉靖年间的《秋虫谱》，袁宏道的《促织志》，刘侗的《促织志》，清代有陈淏子的《蟋蟀篇》，梦桂的《蟋蟀谱》，金文锦的《促织经》，朱从延的《孙鉴》，麟光的《蟋蟀秘要》，秦子惠的《功虫录》、《王孙经补遗》，拙园老人的《虫鱼雅集》，等等。
这些著作，或辨品，或观行；或宜忌，或捕捉；或与食，或交配；或头色，或治病；或下盆，或长翅……字里行间，充满科学辩证的精神，对中国古代的生物学是一宗大的贡献。
综观斗鸡、斗鹌鹑、斗蟋蟀的专门著作，它们客观上对气候、地形的掌握，饮食的适用适当等等各门类的科学知识的发展，都有着促进和完善作用，这恐怕是热衷于弄虫蚁者意料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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