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三四、计然乃范蠡著书篇名非人名辨

三四、计然乃范蠡著书篇名非人名辨

　　《史记货殖列传》：“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勾践之贤佐，种蠡为首，岂复闻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其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而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今按蔡说是也。余尝熟复《史记货殖传》文，而知蔡氏《计然》乃书名，非人名之说，确不可易。所引《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云云，即撮引书中语。《汉志》兵权谋家有《范蠡》二篇，盖《计然》在其内。蒯通之书，自号《隽永》，今著录止厂《蒯子》。《淮南》内二十一篇，本名为《鸿烈解》，而止称《淮南》。又儒家《王孙子》一篇，班注：“一曰《巧心》。”孙德谦《艺文志举例》：“一曰《巧心》，书之别名也。”《太史公书》百三十篇，今名《史记》。《战国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长语》。《老子》后称《道德经》，《庄子》称《南华经》。有古人称名朴而后入于华者，有古人称名华而后入于朴者。范子之书，别名《计然》，正亦其例。自班氏《古今人表》计然列第四等，后人乃始以计然为人名，非书名矣。今再就《货殖传》所引《计然》语论之，大抵言农事，言财币贸易，此乃中原自李悝、白圭以后人语耳。范蠡当春秋世，又居越，何由作此论？则《汉志范蠡》二篇，殆亦出后人假托也。

　　马總《意林》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著，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邀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此其不可信，有可得而确指者。《汉志范蠡》二篇，此有十二卷，不可信一也。古书记人姓名而失其字者有之，此独举其姓而遗其名。既范蠡师计然，弟子之述其师，不当如是，不可信二也。古人取字，率以单字，如颜回字渊是也。或别以伯仲，如冉耕称伯牛是也。或美以子称，如闵损称子骞是也。从无字曰某子者。今计然，其字曰文子，非例也。古之称子，或从姓，如大夫文种称文子，（见《豪士赋序》，《抱朴子知止》。）则计然当姓文，不得曰姓辛。或因名，如田文称文子，则计然应名文，不得曰字文子。或为谥，如季文子、公叔文子、范文子，而计然非大夫，无官职。其人为范蠡师，鑫顾不辨其姓字至此乎？不可信三也。既谓其人不肯自显，天下莫知，则岂得又云“称曰计然”乎？夫“称曰计然”，固谁称之？不可信四也。又云“遨游海泽，号曰渔父，不肯见越王，曰：为人鸟喙”，此均范蠡事耳。蠡浮海，自号鸱夷子皮，又诫文种曰：“越王鸟喙”，伪为范书者，乃袭以归之计然，不可信五也。又《史记》：“勾践困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若计然是人名，则勾践固加信用，而据《意林》引范书，计然若未肯见勾践，乌论为之用矣？若谓范蠡进其师说，则史文当称用范蠡，不得并称用计然。《史记》自本范子书，今范书与《史》复不合，不可信六也。且其书称《范子计然》，如《管子牧马》《山高》之类耳。今谓范子问于计然，故取此名，则古无其例，不可信七也。颜师古、洪迈之徒，遂据此以断蔡说为谬，谬者不知其为谬，固宜以不谬者为谬矣。且其谬犹不止此。以计然为人名，又见于《吴越春秋》与《越绝书》两书。《吴越春秋》作计[石兒]，《越绝书》作计倪。夫《国语》叙吴越事甚详，独不及计然。先秦书无一及计然者。（《春秋繁露》对胶西王，列举越王与五大夫谋伐吴，曰大夫蠡、大夫种、大夫庸、大夫辠、大夫车成，亦无计然。）《吴越春秋》《越绝书》出东汉，乃有其人，则亦误读《史记货殖传》而妄为之，与班氏同误耳。（梁玉绳《人表考》：“计然名研，见班书《叙传》，答宾戏。倪亦[石兒]之误，[石兒]与研同，研然音近。余谓此可证三书同误，不得据三书之同误，而证计然之实有其人也。）然曰“大夫计[石兒]”，则直以为其人姓名，非别有姓辛字文子之说也。又曰“计倪官卑年少”，则其人非为范蠡师，不肯见越王而遨游海泽者也。以《国语》《史记》言之，知《吴越春秋》《越绝书》之误。以《吴越春秋》《越绝书》言之，又知《范子计然》一书之妄。其不可信八也。又《史记》称“《计然》七策，越用其五”，《汉书》作十策，《越绝书》有“伐吴九术”，语出大夫种。《吴越春秋》亦有文种九术，而语益荒诞。是二书以《计然》误为文种也。梁氏《志疑》遂据二书以校《史》《汉》，谓七与十皆字误。则《志疑》复以文种误为计然也。文种称文子，而《范书》计然亦字文子，实自文种九术而误耳。此不可信九也。至今传《文子》书，半袭《淮南》，牵引《老子》，又出不知谁何人依托。而北魏李暹作注，遂以为即计然。洪容斋辨之云：“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所谓《范子》乃别是一书。马總只载其叙计然及他三事，云余并阴阳历数，故不取。则与《文子》了不同。《唐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洪氏此说，已知《范子》之非《文子》，而不知《唐志》农家十二卷之《范子》，非即《汉志》兵权谋家二篇之《范蠡》也。盖《史记》所谓“《计然》七策，越用其五”者，《计然》乃范蠡为越谋富强报吴复仇之书，故入之兵权谋。范蠡功成，又欲移其致富之术，试之私家，故《史记》摘其语于《货殖传》。后之造伪书者不辨此，则专以天时阴阳农事殖产为说，故入农家。此不可信十也。

　　《汉志》农家有《宰氏》十七篇，班固云：“不知何世。”王先谦《补注》引叶德辉曰：“《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传》云：陶朱公师计然，姓宰氏，字文子，葵邱濮上人。据此则唐人所见《史记集解》本亦作宰氏。宰氏即计然，故农家无《计然》书。《志》云不知何世，盖班所见，乃后人述宰氏之学者，非计然本书也。”是又不然。《计然》本人兵权谋，叶氏疑《汉志》农家何以无《计然》，此误以《唐志范子》伪书，而谓《计然》应列农家耳。若谓唐人所见《集解》本作宰氏，《北史》萧大圜有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又何以为说？盖辛之误宰，又系后人见《汉志》农家有《宰氏》，而《唐志》《范蠡》伪书入农家，故疑辛乃宰字之误，而妄改之也。若《宰氏》诚即《计然》，班氏《人表》列计然于四等，岂有不知，而云不知何世哉？叶氏谓所见乃后人述宰氏之学者，非计然本书。此于《汉志》有大例。凡后人所述，非本书者，云依托，不云不知何世。如道家《力牧》二十二篇，班云：“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小说家《天乙》三篇，班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阴阳家《风后》十三篇，班云：“黄帝臣，依托也。”如此之例，班于《宰氏》下，亦应释其为范蠡师计然，而云不知何时人依托。岂得谓不知何世哉？凡称不知何世，如农家《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王氏》六篇，皆云不知何世，此乃即指尹都尉、赵氏、王氏言，非谓不知述其书者何世也。则班氏自不知宰氏为何世人，而叶氏妄以《元和姓纂》一字之误，遽断为即计然，又所谓亡羊多歧之尤者也。且古之非常人，建非常之业，岂必尽有非常之师？如范蠡之师计然，苏张之师鬼谷，皆子虚乌有，不足信。而《计然》之为书名非人名，则史籍昭然，熟察文理者，自能辨之。

　　[附]鸱夷子皮及陶朱公非范蠡化名辨

　　又按范蠡事亦多异说。沈钦韩《汉书疏证》云：“《吕览悔过》范蠡流乎江。又《离谓》范蠡子胥以此流。《新书七》范蠡附石而蹈五湖。则以为死。《货殖传》称其适齐为鸱夷子皮。《韩非说林》鸱夷子皮事田成子。《墨子非儒》孔子怒景公不封己，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淮南氾论》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专任大臣，故使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南。田恒之乱，在哀公十六年，越灭吴在哀二十二年。信有鸱夷子皮，当齐简公时，非范蠡矣。”今按《说苑》卷二：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将焉归？成公乾曰：殆于屈春乎？鸱夷子皮日侍于屈春，损颇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为令尹。不敢专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归屈春乎？又《说苑》卷十八：王子建出守于城父，与成公乾遇于畴中。王子见居城父事在鲁昭十九年，下距田常弑简公已四十三年，然则鸱夷子皮必先为楚人，后而适齐也。伍员既被谗，赐之鸱夷而浮之江，范蠡蹈五湖。遂亦有鸱夷之号。或者子皮浮海去齐，因亦称鸱夷子皮。史公不深考，遂误谓即范蠡之化名耳。沈氏又曰：“《新书五梁》尝有疑狱，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罪。梁王曰：陶之朱叟，布衣而富降国，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之。（《新序杂事四》同。）魏徙都大梁，于陶为近，其事在惠成王时，则陶朱公又非范蠡也。以理论之，范蠡既霸越灭吴，苟非逃诸山林，仍处通都为富人，则踪迹之者必不已，亦不得为智。”又按张文檒《螺江日记》，亦辨此是，云：“《史记》称陶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命长男往楚，求救于庄生。《索隐》疑即庄周，范蠡焉得与庄周交往。然小司马亦非贸贸，其意似疑《史记》所载朱公，未必果越之范蠡也。即其本末考之，始在宛佯狂。疑与文种事越，已在壮年，乃二十余年而破吴雪耻，句践以霸，当不下五六十岁，继而扁舟五湖，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复相齐国，立谈而致卿相，战国或有之，春秋时从未见。且齐相安有鸱夷子皮？《韩非》载田成子家臣鸱夷子，非齐相。若云齐国一时有两鸱夷子，岂非怪事。至称在陶时，其长男与俱，见哭，为生难，是朱公诸子俱在去齐居陶后生，乃其少男亦能乘坚策肥。使往楚，则其年可知，长男之年更可知，盖总不下二三十岁，计朱公年已八九十，乃又曰后至衰老而听子孙修业，此小司马所以致疑。而既注其书，不欲正言其失，故与庄生微示其意，使庄生果是庄周，则朱公之非范蠡明矣。”今按《索隐》亦多疏谬，而张说厚护古人，其意要为可存也。又考陶为天下商业中心，亦应在魏都大梁宋通鸿沟之后。（参读《考辨第九九》。）《孔丛子》枚产谓子顺曰：“闻猗顿善殖货，先生同国也，当知其术。”答曰：“然，知之。猗顿鲁之穷士也，晚陶朱公富，往问术焉，朱公告之当畜五牸，于是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也。”是则猗顿与孔子顺同时，值战国之晚世，陶朱公辈行稍前，固可与庄周并世，而此庄生或亦可为庄辛也。又按《蔡泽传》，泽之说应侯曰：“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朱公”，其辞固未必即当时之口语，殆出策士虚构。然知史公前固已有此传说。史公好奇博采，后世爱其文，传颂弗衰，遂若为信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