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一六、蘧瑗史鰌考

一六、蘧瑗史鰌考

　　襄公十四年卫献公之出，蘧伯玉始见于《左传》，时必名德已重，故孙、宁思引以共事。最少亦年三十。后八年孔子生。《世家》哀公二年，孔子至卫，主蘧伯玉家，上距孙、宁逐君，六十有七年，伯玉当在九龄外。全祖望《经史问答》本此，疑近关再出非伯玉事。崔述《洙泗考信录》则力辨孔子再至卫主伯玉家之说为妄。谓“伯玉已先卒，《论语》使人寡过之答，当在鲁昭世。”今按：二说皆无据，殊未有以见其必然者。考《吕氏春秋召类篇》：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覿焉，曰：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简子按兵而不动。《淮南主术训》亦云：“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此两事皆当在定、哀世。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引蔡邕《释诲》云：“蘧瑗保生”，则伯玉固长年。若及灵公卒岁，伯玉仅亦望百之龄，岂遽不可信？其人既老寿，又以弗治治国，盖道家之先声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语见《庄子则阳篇》。谓昔日之所谓是者，或今日之所谓非，又今日以为是者，或乃昔日之所谓非。不存成见，故曰化。此本非《论语》寡过之意。《淮南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则误袭《庄子》。不惟误其年，抑且误其义。《庄子》非谓伯玉自见己非，特谓伯玉不固执己是耳。朱子又错忆《淮南》语为《庄子》语，引此二条，混而同之，以注《论语》之寡过。于是《庄子》书中之伯玉，逍遥时顺者，一变而为南宋道学家之伯玉，日惟以内讼己过为能事，若拘拘然不获一日之安矣。夫若是则乌能化？故《论语》之“欲寡其过而未能”，乃使人之谦辞，亦君子之虚心。至于《庄子》乘化，是非俱泯，自是隐几梦蝶之流。而《淮南》知非，投老生悔，少壮全非也。此固孰为得伯玉之真乎？（此层毛氏《四书改错》亦有辨。）乃崔氏重蹈朱子之误，以《淮南》语归之《庄子》，因以证伯玉之非高寿，（其言曰：“庄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庄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固有期颐之寿，庄子必不仅以五十六十言之。”）岂不疎哉？（《寓言篇》亦云：“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乃又以伯玉为仲尼，且孔子年逾七十，何亦仅以六十言？以此知崔说之疎。）

　　史鱼，孔子称其直，其事亦屡见于诸子之传纪。据《左传》定十三年，公叔文子与史鰌语，则二人乃同僚。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至卫，已与蘧瑗、史鰌、公叔发相交。时孔子仅八岁，史鰌当已在强仕之年矣。其后四十八年，孔子至卫，得交蘧瑗、史鰌，则鰌亦寿者也。（崔适《史记探源》谓公叔文子卒于定十三年，此由误读《左传》，非也。又谓季札历聘之文，非当时语。以观乐与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云云，良非当时信史矣。然谓季札至卫交蘧瑗、史鰌、公叔发为不可信，正与疑孔子至卫不及交伯玉、史鱼相类，皆无证以见其必然也。）《说苑》记卫灵公问史鰌以子路、子贡，是鰌固至今尚在。惟《大戴礼》《韩诗外传》有史鱼尸谏蘧伯玉事，则史鱼死在伯玉前，要之两人皆及春秋之晚世，而史鰌之名，尤盛于伯玉。《庄子胠箧篇》云：“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史鰌、陈仲并列。《不苟篇》云：“田仲、史鰌不如盗。”意史鰌在战国世，必负盛誉，故庄、荀之言有此。战国学者，好为托古。有托之远者，如墨翟言大禹，孟子言尧舜，许行言神农之类是也。有托之近者，如法家有管子，名家有邓析，兵家有孙武，道家有老子，墨家有晏子之类是也。此外如太子晋、苌宏、师旷、尾生高、介之推之俦，为后世称道者，何可胜数？而春秋晚世诸贤为尤盛，史鱼亦其一矣。年往事湮，信否莫辨。亦惟以考古之当慎，与阙疑之不可免，而置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