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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居士称谓
居士之称，传说起于西周之时。《韩非子》卷十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载：
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谷见之曰：“谷闻先生之义，不恃仰人而食。今谷有树瓠之道，坚如石，厚而无窍。献之”。仲曰：“夫瓠所贵者，谓其可以盛也。今厚而无窍，则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坚石，则不可以剖而以斟。吾无以瓠为也。”曰：“然，谷将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无益人之国，亦坚瓠之类也”。
同书卷十三《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载：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
周公旦问太公为何如此？他说因为这样的人虽然贤而且智，但对君主无用而且不好管理（原文不引）。以上三位居士都是隐居不仕者，实乃隐士。另两位就不同了──同书卷十二《外储说左第三十三》载：
讵者齐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齐魏之君不明，不能亲照境内，而听左右之言。故二子费金璧而求入仕也。
这两个居士是有机会就入仕的。《礼记》卷30载：
大夫素带，辟垂；士练带，率下辟；居士锦带，弟子缟带。（郑笺：“居士，道艺处士也”。孔疏：“居士锦带者，用锦为带，尚文也”） [1]。
据此可知：一，西周时期已有居士之称谓；二，当时称居士是指有道艺特长或文化修养的士人；三，当时称居士者，有的隐居不仕，实为隐士；有的居而不隐，参与社会交际或授业活动（故以锦带别于大夫、士、弟子），可仕则仕。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译经者借“居士”一词与梵语“迦罗越”对应，指居家学佛者。梵语中居士本有二义，慧远《维摩经疏》一曰：
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
汉语译“迦罗越”为“居士”，名义上是偏取第二义，而实际上第一义亦隐含其中了。因为未入沙门而信佛的居家弟子必须为佛门施舍资财。这从后来佛门所作各种《居士传》中居士多为有一定官职者即可证明。居士一词从此遂被喧宾夺主，成为佛门对居家修佛者的专用称呼。
清代居士彭绍升作《居士传》[2]，记述东汉以来历代著名居士227人，其中隋以前41人，唐37人，宋、金71人，元、明、清78人。这些被佛门称为居士的人，身份不同，信佛的程度也不同，有的甚至并未发愿受戒，只是与佛门有些交往而已。但一般都是有一定官位的士人，可知佛门称居士时，“士”固然是条件之一，但官位尤其重要。
唐宋时期，儒、释、道文化交融，文人将居士称谓泛用于居家之士，“道艺处士”之意有所恢复，使之不独为佛门所用。 唐代文人自称居士者尚不多见，如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晚年号香山居士。李白算不上笃信佛教的居家修佛之士，但“青莲”一词在佛教中用以比喻佛眼，“目如广大青莲华叶”，“目净修广如青莲” [3]。则李白自命居士且以青莲冠之，显然与佛教文化有关。白居易“好释氏书，用以自理性情”，晚年退居洛阳“与香山如满禅师游，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受戒，发愿，真正成为居家的佛教信徒[4]。
宋代文人自称居士成为时尚。居士即居家不仕的士人，信不信佛并不重要。佛门则依旧使用其居士称谓，而不管被称呼者本人是否自称居士。《五灯会元》共录居士42名，其中宋代至少37名，多数不曾自号居士，如王随、夏竦、杨亿、富弼等。著名文人自号居士被收录者只有东坡居士苏轼。《居士传》所录宋代65人中，著名文人自号居士者亦只苏轼（东坡居士）、张商英（无尽居士）2人。宋代文人自号居士者多数未被佛门称为居士，可知在宋代，居士这一称谓有佛门居士和文人居士两种用法，但二者又可以兼融。本文主要从文人居士的角度研究。
文人居士与佛门居士的不同有三：一，文人称居士是在离官（或未官）家居之时，佛门所称居士则以达官为多；二，文人居士未必信佛，甚至可能不通佛，当然，多数文人居士是懂佛教的。佛门居士多为佛门信徒，至少是通佛并与佛门有来往者。三，文人居士都是自称，佛门居士则是被称。
文人居士与隐士也有两点区别：一，居士的社会交往多于隐士；二，隐士绝断仕途，居士则因人而异，除因老、病致仕者外，多数是能仕则仕的。
据我考察，宋代文人自号居士者，李清照、朱淑贞本与仕途无涉，居家乃因其是女性，其自称居士纯然是以居家之文化人自命。其余大致可依其出处情况分为五类：一，终生不仕者，实为隐士；二、未仕即称居士者，如秦观、陈师道、魏衍、陈克；三，贬谪而称居士者，此类最多，如陈舜俞、张舜民、苏轼、李之仪、曾几、向子湮、赵鼎、张孝祥、尤袤、辛弃疾、王迈、吴潜等；四 ，致仕而称居士者，如欧阳修、叶梦得、张元干、范成大、等。五、在仕途而自称居士者，这是特例，我现在只检索到尤袤（遂初居士）一人。
本文探讨淮海居士未仕心态，兼与后山居士比较。未仕而自称居士，其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有三：居与仕的关系，居与名的关系、居与闲适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生活主体的生活背景、文化心理、人格类型不同。
一、淮海居士秦观
秦观元丰八年（1085，37岁）中进士，此前家居，以读书为主，曾有两次漫游和两次应举落第。他入仕前即自号淮海居士、邗沟处士。今存秦集及有关资料中，他自署“淮海居士”者仅见于清代人秦瀛重编《淮海先生年谱》：
元丰三年正月十五日，有诗《题墨竹画卷》，末署“元丰三年淮海居士秦观识”。
徐培均按：
此诗本集失载，见清嘉庆《秦邮帖》，阮元跋云：“元尝见无锡秦小岘司寇家藏墨竹画卷，且有题识。为嘱梅溪钱君审定之，钩勒一石，附于帖后，亦佳迹也”。今高邮文游台碑廊尚保留石刻[5]。
自称“邗沟处士”仅见于同年所作《遣疟鬼文》。名“淮海”者，以其家乡属淮海地区。陈师道《次韵答少章》诗有“秦郎淮海士”可证（少章即少游弟）。名“邗沟”者，以高邮境内有连接江淮二水的古运河旧称邗沟[6]。
秦观未仕而自号居士，考其心态，实不出负才艺以待仕、以求名、以示闲适三者。
1、仕进情结
秦观虽然未入仕就自称居士，但应举仕进一直是他生活的首要目标。其原因有四：
首先是传统文化和社会的价值导向。读书做官是中国古代文人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是人生之正业。对任何一位具备读书条件和进取志愿的社会成员来说，读书做官几乎是一种无庸置疑的、别无选择的文化引导和社会规定。像秦观这样的人，如果不读书做官，则会被社会视为不肖。秦观《谢王学士书》就曾说到自己应举不第，“乡人悯其愚而笑之，干禄少年，至指以为戒”。秦观当然不甘于此。
其次是家族的期待。秦家是传统的耕读世家，其祖父官至承议郎（六品以下文职散官），其叔父秦定中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其父也是读书人，曾游太学，师从著名教育家胡瑗。因羡慕太学人物王观、王觌兄弟有高才，遂将自己两个儿子名为观、觌，可见其对儿辈之期望[7]。秦观是遵从这种期望的。
第三是生计之需。秦家有田百亩，“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秦观兄弟“迫于衣食”，必需应举以养亲[8]。秦观是重视自己这份责任的。
第四是对自己天赋和才学的自信。他曾对好友陈师道说：
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至，而天下无难事[9]。
他24岁时曾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表达对这位前代中兴名臣的仰慕之意。元丰元年（1078，30岁）为苏轼所作《黄楼赋》末云：
正余冠之崔巍兮，服余佩之煌煌。从公于斯楼兮，聊徘徊以徜徉。
显然有以屈原自比之意。同年所作《别子瞻学士》诗中云：
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黄州。
此乃仿李白《上韩荆州书》之意。秦观的师友对他的天赋和才华也有很高的评价和期待（如王安石、苏轼等），兹不赘。秦观是珍重自己这份秉赋和才具的。
由此凝定的仕进情结，在他十几年读书应举的坎坷经历中，又导引出三种心理。
一是仕进的急迫感。秦观自幼读书，初次应举落第是在元丰元年（1078，30岁）秋，而他的文学活动和社交活动却已有十年之久、在家乡已经是一位较有名气的文化人物了。他自言“凡方册所载，简牍所存，不见则已，苟有见焉，未尝不熟诵其文，精核其义，纵观其形势，而私掇其英华，敝精神，劳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于兹矣”[10]。这十年中，朝廷曾有三次科举[11]，考试时间在他21、24、27岁，而他直至而立之年才初应科举，或许有一鸣惊人的期望吧。如果说此前他一直是从容不迫地进行长期的充分准备，并不急于求成，那么初试不第之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不着急了。一方面，他“自摈弃以来，尤自刻励，深居简出，几不与世人相通”[12]，“专意读书，学作文字”[13]；另一方面，他也加强了与各方面官员的联系，以求荐举。比如他于元丰七年五月拟应次年之试，所作《上吕晦叔书》，先不惜谀美之词盛称吕之器识、学术，然后说：
欲身从服役之后，求备扫洒之列，而困于无介绍莫获自通。窃伏淮海，抱区区之愿，缺然未厌者有年矣。
急于仕进之情溢于笔端，他已经顾不得矜持了。为了第三次应举的成功，他还“索文稿于囊中，得数百篇……次为十卷，号《淮海闲居集》”[14]。此时编集显然是为“投卷”之用。以“闲居”名集，实有不甘于闲居、不应闲居之意。
二是怀才不遇的苦闷。苏轼曾于元丰九年《上荆公书》中向王安石介绍秦观云：
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才难之叹，古今有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15]。
秦观对自己的才学也是很自信、自负的。两次应举落第，他绝不认为是自己无能，他只是觉得怀才不遇。他的天性本有些忧郁，容易感伤，因而心情不好：“人生忤意十八九，月得解颜能几度”[16]？在别人看来这未免有点夸张，但秦观当真就是这样体验的。他认为自己未能中举仅仅是因为“寸长尺短，各有所施；凿圆枘方，卒以不合”[17]。语出屈原《卜居》：“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宋玉《九辩》：“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此时引屈、宋此语，当不无以屈、宋之怀才不遇自况之意。他认为名落孙山仅仅是由于“独碌碌抱不售之器”，“异于流俗而以古人自期”，不愿做“偶变投隙之士”[18]。他为此而“感时抚事壮心伤”[19]。他32岁《题墨竹画卷》诗未署“淮海居士秦观”，同年秋因病作《遣疟鬼文》自称邗沟处士，大概均与落第后的苦闷心情有关。在作于元丰五年第二次落第后的《吊鎛钟文》中，他为鎛钟被弃置而感慨道：“呜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评曰：“岂止惜一鎛钟，亦寓悼惜人材之意”。他的几位好朋友也对他的落第感到意外而且不平。苏轼《答秦太虚七首》之一云：
此不足为太虚损益，但吊有司之不幸尔。[20]
三是世事难料的困惑。秦观自幼濡染佛教文化，佛教悲生悯人的消极意趣对他有一定影响。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人生如寄、人生如梦、世事难料的感慨或困惑。元丰元年落第后《次韵参寥三首》其二云：
长安仕路与云齐，倦仆羸骖不可跻。
元丰二年与苏轼、参寥子南行，有《泊吴兴西观音院》诗云：
所遇信悠然，此生如寄耳。
同时作于镇江的《次韵子瞻赠金山宝觉大师》诗云：
珍重故人敦妙契，自怜身世两微茫。
元丰七年《次韵马忠玉喜王定国还自宾州》诗云：
淮海相逢一解颜，纷纷岁月梦魂间。
他甚至说：
我亦愿为方外友，风流何必并时生[21]。
在他居家待仕的十几年间，这种人生如梦、难以把握的困惑一直困扰着他。当然，入仕之后新的困惑就更其复杂了。敏感多思的人生总是充满忧伤和困惑的。
2、求名心理
求名与求仕不无关联，但着眼点有所不同。求仕意在功利，藉以提高生存的社会位势和物质生活质量，追求个体生存价值的社会实现程度，满足个体的物质需求和权力需求。求名意在露才扬己，寻求文化认同，提高生存的文化艺术品味，追求个体价值的文化实现程度，满足个体对精神文化和情感的需求。仕与名有时相得益彰，有时脱节甚至悖逆。尤其当仕途穷困之际，名就成了文人们精神自救的主要依托。秦观是重名的，他把名视为立身处世的前提和归宿。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名总是重于仕的。这也恰恰是宋代正直文人的一个普遍特点。
求名以才艺和道义为资本，以交际为手段。秦观以其才艺，未入仕即有才名，未入仕而先为名士。和他日后的朋友陈师道相比，他是乐于交往的，但交往对象却必需有一定的文化品味，无论为官为民为僧为道，都以才艺学识论朋友。比如他的好朋友参寥，被陈师道称为“释门之表，士林之秀，而诗苑之英也”[22]。兹据《秦观年谱》，列举其37岁入仕前的主要社会交往如下（人名之下简注身份）：
孙莘老（名觉，与秦氏有戚谊，是秦观的长辈，黄庭坚的岳父，时为吴兴守）、扬州刘太尉、扬州守马仲甫、孙莘老之弟孙勉（北海尉）、孙览（为官）、湖州太守李公择、朱广微（官）、参寥子（僧）、显之长老（僧）、闫求仁（高邮同乡，时在乌江县，似亦为官）、苏轼（时为徐州守）、陈师道、云龙山人张天骥、苏辙（时知应天府）、钱节（秀才）、国史院编修官王存学士、关彦长、徐安中、程师孟（时为会稽守）、辨才法师（僧）、牛司理（名不详）、贾耘老、鲜于子俊（扬州守）、邵彦瞻（时为扬州从事）、黄子理（时为海陵司法参军）、黄子思、法言（僧）、黄庭坚（时知泰和县）、李之仪（年长于秦观，神宗朝进士，时必在官，未详何职）、王观（仁宗嘉佑二年（1057）进士，原为大理寺丞，元丰二年被罢官除名，秦观《和王通叟琵琶梦》诗作于次年秋）、徐积、卢君（名未详，诗《寄题卢君斗斋》）、倪敦复（诗《寄题倪敦复北轩》）、王定国（时贬监宾州酒税）、罗正之（江都县令）、曾巩（元丰六年卒，秦观为作《曾子固哀词》）、曾肇（时在京为官，有《荐秦观状》，秦与曾氏兄弟交往或自熙宁年间）、龙丘先生陈季常、吕公著（时为扬州守）、王元龙（王安石之侄，时监泗州粮科院）、张倪老（南都教授）、姜伯辉、滕甫、许遵（润州守）、刘全美（后与秦观同榜进士）。
以上45人，多为官员，少数为僧、道、隐者或秀才举子，可以说是有鸿儒而无白丁。秦观与这些人的交往方式和内容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有文字往来，其中与孙莘老、参寥子、苏轼、苏辙、程师孟、李之仪等人诗文交往最多。秦观入仕前的文化活动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圈中进行的。这是他为自己营造的文学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入仕环境。在这样的“居士”环境中，他愉快地交游、创作、进取，他的才名日益传播，他因自我的文化价值获得社会认可而对未来充满信心：
合并会有时，索居不必叹[23]。
一朝会风云，顾眄立四极[24]。
3、闲适意趣
闲适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对不同身份的人，却有不同的意味。以居士自名的人，自然是要表明不在仕途的闲适。但不同的居士，对这份闲适也有不同的体验。致仕而居者较多惬意和自得；贬谪而居者较多无奈与自嘲；未仕而居的居士则多少有点自名清高、自我宽慰的意思，过早地表示出对自由生存方式和自然世界的倾心。
秦观的居士生活以读书、交往、游历为主，偶尔也有少量的农事。读书是最主要的，但为了应举而“深居简出”，“专意读书，学做文字”[25]，“敝精神，劳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于兹”[26]，也是满辛苦的。倒是偶尔参加点农事劳动，对他来说颇有些消闲解颐之功：
犁锄带晨景，道路更笑喧。宿潦濯芒履，野芳簪髻根。霁色披窅霭，春空正鲜繁。[27]
与其说他在参加农事，不如说他是在欣赏农村春耕图景。这对他来说并不繁重，只是开心。不过这毕竟不是他主要的休闲适意方式。最能使他深感惬意的休闲方式还是交游，和朋友一起游山玩水、诗酒风流。
秦观中进士前有几次较远的游历：熙宁五年（1072，24岁）赴湖州访孙莘老；熙宁九年（1076，28岁）春，赴湖州访李公择（时守湖州）；夏末，与孙莘老、参寥子同游历阳（今安徽和县）汤泉；元丰二年（1079，31岁）搭苏轼赴湖州任的船去会稽省亲，一路游览无锡、杭州、湖州会稽等地，元丰五年（1082，34岁）落第后游洛阳，至黄州谒苏轼，顺路游庐山等地。此外他还经常往来于附近的扬州、镇江、楚州等地。在家乡高邮，除了和当地的朋友时而相聚外，他还接待过几次远来的朋友，如显之长老、参寥子、苏辙、李之仪、苏轼等。
他的诗、文、词、赋大部分是在交游活动中创作的。自然风物不但赏心悦目，而且激发创作热情和灵感。朋友（偶尔也有女性）交往也有同样的作用。正所谓良辰美景、良师益友、诗酒风流。古代文人远比现代人善于体验其中悠闲适意的美感。在这种古典的交游中，文人们可以充分体会到个人生命价值的审美实现所带来的快感。
4、兼融佛、老
上文谈到宋代两种居士：佛门居士和文人居士。并言及二者或有通融。秦观就是通佛的文人居士。
秦观自言其家族“世崇佛氏”[28]，他本人自“妙龄”便“志于幽玄”[29]，因而“通晓佛书”[30]。在与佛门交往中，他常以“弟子”自命。比如元丰二年正月为高邮焦里村五百罗汉院所作《记》文，即署“弟子秦某记”。他出游凡遇佛寺，必为之逗留。喜与有一定文化的僧侣交游，如显之长老、参寥子等。他有十余篇疏、记、赞、行状之类文字是专为佛寺或僧侣所作，如《高邮长老开堂疏》、《五百罗汉图记》、《南都法宝禅院一长老真赞》、《圆通禅师行状等》。这类文字总要谈论佛门事理，如《乾明开堂疏》：
窃以离尘求觉，已乖调御之心；即幻见真，方契饮光之望……反闻闻性，体已遍于尘沙；自觉觉他，功未周于毫刹。
他与诗僧酬唱之作较多，有时自然也会谈谈禅机，如：
禅子观因缘，寸晷无复余[31]。
劳生真梦事，往趋如睡觉[32]。
佛理既通，即便与佛门无关的文字，也常常透出禅意，如《题汤泉二首》其一：
满斛泠泠注不穷，幻尘乾慧洗皆空。法流水接诸天上，神瀵香闻一国中。
金粟示为除烦恼，跋陀仍已获圆通。马蹄又入风埃去，回首吴吟谢迮翁。
不过秦观并未完全把佛教哲学做为自己的人生理念，他偶尔悲生但并不厌世，常常感慨人生之虚幻无常却依然热爱生活、积极进取。佛学禅意只是丰富了他的文化修养和对人生的理解，而并未使他成为佛教徒。
宋代文人的文化结构多是儒、道、释兼融的，就连僧道之士也往往如此。与秦观交往颇多的显之长老就是一位兼通儒学和老、庄之学的禅师[33]。秦观也不例外。他对老、庄之学非常熟悉，不仅以之入诗文，而且用来指导人生，调节出处行藏，消解进取中的紧张和忧郁。如《逆旅集序》云：
余闲居有所闻辄书记之，既盈编轴，因次为若干卷，题曰《逆旅集》……或曰：“今子所集，虽有先王之余论，周孔之遗言，而浮屠老子、卜医梦幻、神仙鬼物之说猥杂于其间……无乃与所谓君子之书言者异乎？”余笑之曰：“鸟栖不择山林，唯其木而已；鱼游不择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计事而处，简物而言，窃窃然去彼取此者，缙绅先生之事也。仆，野人也，拥肿是师，懈怠是习。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
老、庄哲学的要义是自然和自由，秦观深然其旨。他自号居士，当不无此意。当其游山玩水之时，常常因自然之理而思考人生之道。他认为人生过于执着于世事，就像“日凿一窍浑沌死”[34]一样违背自然规律。鹤归于自然，就可以自由高飞；若恃人而生存，则可悲复可怜[35]。《睡足寮寄震鼎二弟》诗云：
与物无营但欲眠，客来从笑腹便便。秋生淮海凉如水，得句还应梦阿连。
这正是居士生活的写意之处。当然他并不仅仅笃信老、庄，尤其是不取其消极遁世的人生态度。宋代文人融儒、道、释于一体，对于社会人生、出处行藏普遍持一种无可无不可的随缘态度。苏轼在秦观第三次应考前为他所作《秦少游真赞》颇耐人寻味：
以君为将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为将隐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为将仕将隐者，皆不知君者也。盖将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于世，而卒返其乡者乎？[36]
了解苏轼的人都知道这正是他自己的处世之道。在弟子第三次应举前以此相赠，当不无开导之意。秦观虽不及苏轼旷达，但于此理也很是明了。他不止一次说过“官舍私居同是漫”[37]，“人生岂有常？所遇而自适，乃长得志也”[38]之类的话。“出从车马行千里，归与琴书寄一乡”[39]，这的确是古代文人对人生模式的一种较理想的设计。
二、后山居士陈师道
陈师道自称居士也在入仕之前。今存后山诗、文、词、诗话中，其自称居士凡三见，其中只有一次是在未仕之际[40]，即《寄答颜长道二首》其二：
贫病忧居士，雕虫累壮夫。[41]
此诗当作于元丰四年（1081）至元佑初年（1086）之间，陈尚未入仕（29—34岁）。所据如下：颜长道名复，《宋史》卷347本传云：
嘉佑中……考官欧阳修奏复第一，赐进士……卒，年五十七。王岩叟等言复学行超特，宜加优赙。
按仁宗嘉年间共四开科举，欧阳修知贡举唯在嘉佑二年（1057），另三次主考官分别为胡宿、王珪、范镇[42]，则颜复必在二年获赐进士。又王岩叟于元祐七年（1092）五月罢知郑州[43]，则颜复必卒于此前。《后山居士文集》卷16《颜长道诗序》云：
元丰四年，邑子陈师道西游京师，遂见夫子于此门。请于左右，得其应用之诗若干篇为之序以诏学者。
元祐二年（1087），陈师道因苏轼等人推荐而入仕，故知其自称“贫病忧居士”乃在35岁前尚未入仕之时。
那么他与秦观入仕前的心态有何异同呢？
1、不同的生活背景和不尽相同的仕进态度
秦观的家族虽然并不富有，但“敝庐数间，足以庇风雨；薄田百亩，虽不能尽充擅粥丝麻，若无横事，亦可给十七”[44]。他努力仕进，既为俸禄，也为功名，带有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色彩。陈师道家境远不如秦，他无力养亲，入仕前一直让妻子儿女寄食于外家，甚至随岳父入蜀，而他因奉养母亲，却必须和妻子长期分离。诗集卷1有《送外舅郭提刑》、《送内》、《别三子》、《寄外舅郭大夫》、《城南寓居》等诗篇均为此而作，记述了“连年万里别”，“儿生未知父”，“畏与妻子别”，“更觉贫贱苦”的凄楚情景和心境。他比秦观更急需俸禄以养家活口。然而他对入仕却远没有秦观那样热情积极的态度。“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45]，这是儒家文化中对待入仕的最实际的态度。陈师道对待入仕也仅仅是抱着这样一种迫不得已的态度。他可以不举进士，但却不能不为衣食着想：“士穷须禄食”、“贫为一饱谋，折腰真耐辱”[46]。入仕干禄是古代平民出身的文人解决温饱问题的主要途径，陈师道无法超越这一现实需求。所以当他终于在35岁时得到徐州教授一职时，他的确有“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47]的激动，因为他终于可以从遥远的岳父家“追还妻孥，收合魂魄，扶老携幼，稍比于人”[48]了。但除了“稻粱”之求以外，他于仕途就毫无“大志”而只有厌倦了。功名和自由是困扰人类的永恒难题，但在陈师道这里却变得简单了──不必功名，有禄即可。大约作于入仕前的《秋怀十首》其五言及黄庭坚曰：
黄公轻千乘，尚爱五斗禄[49]。
这正是陈的夫子自道。元祐元年二月一日他为秦观改字少游作《秦少游字序》，时秦方进士及第而陈尚未仕。其中有一段将自己与秦相比的话：
以子之才，虽不效于世，世不舍子。余意子终有万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于世，乃当守丘墓，保田里，力农以奉公上，谨身以训闾巷，生称善人，死表于道曰：处士陈君之墓。或者天假以年，见子功遂名成，奉身以还，王侯将相，高车大马，祖行帐饮。于是乘卑御驽，候子上东门之外，举酒相属，成公知人之名，以为子贺。
这番话虽然略带调侃味，但并非虚语。他就是这样为自己和秦观定位的。
2、类似的文化修养和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
儒、道、释通融是宋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宋代文人的文化结构大都有此特点，秦观、陈师道亦然，他们都是本于儒学又濡染道、释的。其未入仕即以居士自命，也有类似的文化心理背景：以道艺处士自期、以自由人格自重、以通晓佛理自慰。然而人生价值取向的偏重却有所不同。对儒家文化所标榜的立功、立言、立德，秦观或有兼取之意，陈却不像秦那么执着于仕进。他对人生的文化艺术价值十分看重而对仕途功名价值非常淡漠。他曾自言“此生精力尽于诗”[50]。“夫士之行世，穷达不足论，论其所传而已”[51]。其门人魏衍作《彭城陈先生集记》云：
其志专欲以文学名后世也。
此可谓盖棺之确论。在借助佛门以安慰心灵方面，陈甚于秦。陈与秦一样多与释子往来，并通晓佛理，其诗、文中有许多为此而作。但他对佛门比秦观有更多的倚重。他体弱多病，中年即担心“若不饥死、寒死，亦当疾死”[52]，因而希望通过诵佛经、守戒持斋等方式减轻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延长寿命。他曾与妻同谒佛寺，称弟子，买经发誓[53]，并长期断酒持斋诵经。他和秦观一样并不厌世，但他却似乎更需要从佛门求得解脱之道，有时甚至产生出世之念：“更欲置身须世外，世间元自不关人”，“终当捐世事，来作卧云人”，“持经鸟鼠听”[54]。他对仕途功名的消极态度当与此有一定关系。
陈比秦更多地接受了道家遁世以求自由的精神。秦观也喜欢自然和自由，入仕前四处游历且不说，元丰八年刚入仕，便因慕马少游[55]之为人而改字为少游。但他并非真的就去做马少游式的人物，刚刚敞开的仕途对他有更强的吸引力。所以陈师道为他作字序时不无调侃地鼓励他还是先去成就王侯将相的功名，然后再想那些遥远的衣锦还乡之事。陈对功名富贵和自然、自由的选择则总是倾向于后者：
功名无前期，山林有成约；……功名如附赘，得失何用顾。[56]
对儒家的进取精神，陈、秦也各有选择。秦观自而立之年开始应举，连考三次，志在必得。此期间正值他所敬重的师长苏轼得罪贬黄，朝廷执政者中有人望不佳的章惇等。但秦观并不因此而稍减仕进之心。只要能进身仕途，他一时还顾不得许多。正所谓“鸟栖不择山林，唯其木而已；鱼游不择江湖，唯其水而已”[57]。陈师道则颇有“道不同不相为谋”[58]的选择意识。《宋史》本传称陈“好学苦志”，“高介有节，安贫乐道”。他因不赞成王安石的新学，“遂绝意仕进”。章惇当政时曾两次欲举荐陈师道入朝为官，陈正饥寒交迫，竟断然拒绝。后来朱熹对此大为称赏。他这种“择木而栖”的耿介精神甚至影响了他最得意的弟子魏衍，因不能认同王安石新学而终身不事举业。直到元祐二年四月，陈师道才因苏轼等人推举而入仕。足见其对于儒家传统道义的崇尚远过于对功名利禄的追求。
3、不同的性格类型和生活意趣
同为苏门人物，秦与陈皆以文学名世，自然有许多意气相投之处。但两人性格不同，因而生活意趣亦有许多不同。秦是外向型性格，好进取，喜交游，才子气颇重，潇洒倜傥，敏感多情，易于感伤。苏轼曾在《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中说他“词采绚发，议论锋起”[59]。这种个性和才华使他的名气大过陈，也使他在后来的元祐党祸中遭受了比陈更严厉的贬谪。陈是内向型性格，人生观念偏于悲观消沉。他对自己的贫寒多病、未老先衰有过于深重的悲观感受，常常表露于诗文。他对功名的态度已如上述。他也不像秦观那样喜欢交游，“贫居常闭门”[60]，是他对入仕前生活状况的自述。他是个轻财重道、苦节尚义之人。《宋史》本传载：
初，游京师一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傅尧俞欲识之，先以问秦观，观曰“是人非持刺字、俯颜色、伺候公卿之门者，殆难致也。”尧俞……知其贫，怀金欲为馈。比至，听其议论，益敬畏不敢出。
他少年时曾师从曾巩，遂终生不师事他人。苏轼“欲参诸门弟子间，而师道赋诗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语，其自守如是”[61]。其实他对苏轼非常敬重。他有些偏执，这种性情与他的苦节尚义、贫寒多病或许是互为因果的。更重要的是，这性情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黄庭坚所说“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62]，尽管陈颇不满此说，但在别人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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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页1480。
[2]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5月版，下引同。
[3] 《法华妙音品》、《维摩经佛国品》，转引自《实用佛学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页448。
[4]《居士传》卷19。
[5] 徐培均《淮海集笺注》16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下简称徐《笺》。
[6] 《左传 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
[7] 参徐《笺》附录一《秦观年谱》。
[8] 参徐《笺》卷30《与苏公先生简》其一、三、四。
[9] 陈师道《秦少游字序》，见《后山居士文集》卷16。
[10] 30岁秋落第后所作《谢王学士书》。
[11] 熙宁三、六、九年，取进士1127人。据《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
[12] 《谢王学士书》。
[13] 《与苏公先生简》其三，31岁作。
[14] 徐《笺》附录一《秦观年谱》元丰七年冬。
[15] 《东坡续集》卷11。
[16] 《答朱广微》诗。
[17] 初试落第《与苏公先生简》。
[18] 初试落第《谢王学士书》。
[19] 《次韵公辟州宅月夜偶成》其二。
[20] 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52。
[21] 元丰二年《和书天庆观贺秘监堂三首》其一。
[22] 《后山居士文集》卷16《送参寥序》。
[23] 30岁初试不第所作《春日杂兴》。
[24] 《送孙诚之尉北海》，作于熙宁年间，以壮语勉励朋友，亦当有自励之意。
[25] 《与苏公先生简》其三。
[26] 《谢王学士书》。
[27] 《田居四首》其一。
[28] 《五百罗汉图记》。
[29] 《遣疟鬼文》。
[30] 苏轼《上荆公书》，见《东坡续集》卷11。
[31] 《和显之长老》。
[32] 《次韵参寥辛老》。
[33] 参秦观《庆禅师塔铭》。
[34] 《夜坐怀莘老司谏》。
[35] 《叹二鹤赋》。
[36] 《东坡前集》卷20。
[37] 《寄题倪敦复北轩》。
[38] 《与李乐天简》。
[39] 《寄题卢君斗斋》。
[40] 另两次：一是《后山居士文集》卷9《书旧词后》署云：“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后山居士陈师道书。”其时（1100年）陈已48岁。二是魏衍系于绍圣元年（1094）陈师道（42岁）被罢颍州教授，将离颍所作《别圆澄禅师》诗未云：“他年佛会见头陀，知是当年老居士。”
[41] 冒《笺》511页。
[42] 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嘉佑二、四、六、八年各正月条下。
[43] 参《宋史》卷17哲宗本纪、卷342王传。
[44] 《与苏公先生简》其三。
[45] 《孔子家语》子路语。
[46] 《送晁奉议高邮判官》、《元符三年七月蒙恩复除棣学喜而成诗》，冒《笺》527、376页。
[47] 《示三子》，冒《笺》54页。
[48] 《谢徐州教授启》，《后山居士文集》卷12。
[49] 黄庭坚和诗有“吾友陈师道，抱瑟不吹竽”句，或可说明其尚未入仕。
[50] 《绝句》，冒《笺》153页。
[51] 《王平甫文集后序》，《后山居士文集》卷16。
[52] 冒《笺》124页《八月十日二首》、559页《眠云斋》、153页《放怀》。
[53] 参《答文潜书》、《与鲁直书》，《后山居士文集》卷10。
[54] 参《华严证明疏》，《文集》卷17。
[55] 参《后汉书·马援传》。
[56] 冒《笺》481页《次韵苏公独酌》，473页《赠关彦长》。
[57] 《逆旅集序》。
[58] 《论语·卫灵公》。
[59] 孔校《苏轼文集》卷33。
[60] 冒《笺》29页《暑雨》。
[61] 《宋史》本传。
[62] 《荆江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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