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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释"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生桓公而惠公薨"，从字面上看，仲子嫁给鲁惠公之后，生了个儿子，即后来的鲁桓公，刚刚生下鲁桓公没多久，鲁惠公就死了。这个"而"字从文法上说显然是"承上启下之词"（Ⅱ），那么，"生桓公"和"惠公薨"应当是接连发生的。但从后文的记事来看，事情似乎未必如此。如果桓公刚出生不久爸爸惠公就死了，那么马上鲁国就面临一个新君即位的问题。这个时候，桓公还只是一个小婴儿，于是"隐公立而奉之"--立桓公为国君（也许是太子）而尊奉他。这段还要联系下文中解释为什么《春秋》不书"公即位"（"公"即鲁隐公）而说"不书即位，摄也"，说《春秋》本该在本年开头记录鲁隐公即位之事，但为什么没记呢，是因为隐公并非继承君位，而只是摄政罢了。--这个解释又和《公羊传》、《榖梁传》不同。
《左传》这短短一句话里歧意纷纭。首先，桓公的出生和惠公之死到底是不是接踵而来的？杜预说这两件事并不发生在同一年，而孔颖达继而提出三项证据：一是《左传》就在本年的后文中讲到惠公死的时候"太子少"，这里的"太子"就是桓公，而"少"的意思是指"未成年"，而不是"新生儿"；二是惠公改葬的时候隐公没有出席，想来一定是桓公作为丧主了--作丧主的一般都是死者的继承人，现代很多地方办丧事也是以死者的大儿子为首的，那么，既然桓公已经可以作丧主了，应该岁数也不会太小，可如果他真是在爸爸死的那年出生，此时最多也有只两岁；三是在隐公十一年，羽父和桓公合谋杀了隐公，如果桓公是在爸爸死的那年出生，犯下谋杀罪的时候才十二岁而已，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和别人谋划谋杀事件，这也不大可能。所以，综合以上三点，"生桓公而惠公薨"的意思应该是：仲子生下了桓公，若干年之后，惠公死了。（Ⅲ）
（Ⅱ）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521页。
（Ⅲ）[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生桓公而惠公薨，言归鲁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疏]注"言归"至"年薨"。○正义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传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少者，未成人之辞，非新始生之称。又改葬惠公而隐公不临，使桓为主。若薨年生则才二岁，未堪为丧主。又羽父弑隐，与桓同谋。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谋。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
杨伯峻是支持孔颖达之说的，他还详考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史记·宋世家》，推算出仲子在隐公元年时虚岁应该是二十七，而以当时男婚女嫁的年龄来说，二十七岁的女人很可能早就生孩子了。（Ⅰ）
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但都只是推测而已，并没有一项铁证，而正如经史典籍中常见的那样：反方的论证同样有理。
刘文淇就曾经以针尖对麦芒的姿态一一反驳孔颖达的三点推论：一，"少"的涵义是比较广的，从小娃娃到少年儿童都可以涵盖于其中；二，《左传》只是说了惠公改葬时隐公没有出席，并没说桓公作了丧主；三，杀害隐公的事，坏蛋羽父正是欺桓公年纪小才这样做的。况且，《左传》明明说"生桓公而惠公薨"，两件事是接踵而至的，杜预的解释显然与原文相悖--他是别有用心的。孔颖达的三点分析是对杜预的曲义维护，说的一点儿都不对。（Ⅱ）
双方都有理，但也都是推测而无证据。在对"少"字本身的解释上刘文淇是对的，但具体联系到桓公身上，却很难说两方面谁对谁错。至于刘文淇说杜预的"别有用心"，是为日后出现的庆父张本，这就等后文再说了。
不论桓公是小娃娃还是小儿童，反正年纪还小，所以隐公"立而奉之"。
"奉"，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引《周礼》郑玄注：奉，是进的意思，又引《广雅》，奉，是持和献的意思。总括来说，奉，有尊崇的意思（Ⅲ）。至于"立"，字面上一目了然，实质上却很难解释。于是，这个"立而奉之"就出现了好几种解释。
汉儒贾逵说：隐公立桓公为太子并尊崇之。
汉儒郑众说：隐公摄政，奉桓公为太子。
杜预说：隐公立桓公为太子，率领国人尊奉他。
孔颖达支持杜预，反驳贾逵、郑众（Ⅳ），洪亮吉又反驳孔颖达对贾逵的反驳（Ⅰ），其他人还有种种说法，有说惠公本来定过太子的，有说没定的，有说隐公是立桓公为国君而尊奉之的，也有说是立为太子的。
（Ⅰ）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页。
（Ⅱ）[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淇案：文六年传云：晋襄公卒，灵公少。七年传云：穆嬴抱大子以啼于朝，出朝则抱以适赵氏。则少者幼小之称。且隐元年传云：太子少。十一年传亦云：为其少故也。相距十年而年尚少，则所谓少者，非仅未成人之解。传称改葬惠公，但云公弗临，不言使桓公为主。羽父反谗，正欺桓之幼小。况传明言"生桓公而惠公薨"，杜注显与传背。先儒以庆父为庄公母弟，而杜必云庶兄，故于此传先为此凿空之说，以为桓公应有长庶张本。《正义》曲为解释，非也。
（Ⅲ）[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五：《周礼》郑注：奉，犹进也。《广雅》：奉，持也。又云：奉，献也。是奉皆有尊崇之义……
（Ⅳ）[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是以隐公立而奉之。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世，以祯祥之故，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疏]注"隐公"至"位传"。○正义曰：继室虽非夫人，而贵于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贵则宜为君。隐公当嗣父世，正以祯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娶之，有以仲子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让桓。但为桓年少，未堪多难，是以立桓为太子，帅国人而奉之。已则且摄君位，待其年长，故于岁首不即君位。传于"元年"之前预发此语者，为经不书公"即位"传。是谓先经以始事也。凡称"传"者，皆是为经。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云"为六年蒐于夷传"者，以"蒐于夷"与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张本也。或言张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检其上下，事同文异，疑杜随便而言也。郑众以为隐公摄立为君，奉桓为大子。案传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后奉之"也。若隐公先立乃后奉桓，则隐立之时未有大子，隐之为君复何所摄？若先奉大子乃后摄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郑之谬也。贾逵以为隐立桓为大子，奉以为君。隐虽不即位，称公改元，号令于臣子，朝正于宗庙，言立桓为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为君乎？是贾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齐景公立，传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谓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正谓奉之以为大子也。元年传曰"大子少"，是立为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称，今惠公巳薨而言立为大子者，以其未堪为君，仍处大子之位故也。《礼记·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后仍可以称大子也。
仔细想想，无论从文法上看，还是从背景上看，似乎应该是鲁隐公立桓公为国君，并尊奉这位名义上的小孩子国君，自己则做了"摄政王"，即《左传》后文说到的"不书即位，摄也"。《春秋经》为什么在隐公元年没有记载鲁隐公即位，是因为鲁隐公并没有即位，他并不是一位名正言顺的国君，而只是一位行使国君之权却无国君之名的"摄政王"。再看看《左传》后文，桓公的妈妈仲子死后用的是夫人之礼，而隐公的妈妈声子死了却没有用夫人之礼，是为一证。杨伯峻就是持这种说法的。（Ⅱ）
可是，如果鲁隐公的身份是"摄政王"，为什么他却公然称"公"呢，这岂不是僭越名份了么？又为什么声子有谥而仲子无谥呢，好像声子才是夫人而仲子不是？
--第一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先来说说第二个问题。
如前所述，童书业是认可《史记》的记载的：隐公的妈妈声子是惠公的"贱妾"，而仲子本该是隐公的妻子，却被惠公夺了去。童老师说：根据春秋时代的习俗，父夺子妻所生的儿子虽然可以成为太子，但并不太名正言顺。所以，仲子所生的桓公本在可立可不立之间。这些大概就是仲子后来虽然升格为夫人却没能获得谥号的原因。（Ⅲ）
而据刘丽文的说法是，如果死去的元妃没儿子，继室的儿子继承君位是顺理成章的，如杜预注："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也"。隐公对桓公的谦让并不是因为自己妈妈地位低，自己没有继位的资格，而是牵连着仲子掌纹上的那句神谕--"为鲁夫人"。
回顾前文，《左传》对仲子的叙述有些闪烁其辞："故仲子归于我"是说仲子嫁到我国，但是，嫁给鲁惠公也是"归于我"，嫁给鲁隐公（当时的太子，未来的国君）也是"归于我"，那到底是嫁给谁呢？
按照仲子掌纹上的神谕，她是要作鲁国国君的嫡妻的（即"鲁夫人"），那么，鲁惠公已经有夫人了（孟子），就算夫人死了，似乎按照当时的规矩，他是不能另娶或另立嫡妻的，除非--让仲子的儿子作太子，按照"母以子贵"的规矩，仲子就可以升格为夫人了，这也就符合了仲子掌纹的神谕。
鲁惠公死后，如果按照传统，应该是隐公继位，可如果要照顾神谕，就得让桓公继位。想来鲁惠公生前就是打算成就仲子"为鲁夫人"的神谕的，所以正如《榖梁传》所说，隐公让位给桓公，成全了爸爸的心愿。
（Ⅰ）[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五：贾逵云："隐立桓为太子，奉以为君。"郑众以为隐公摄立为君奉桓为太子。按杜注亦本贾义，惟《正义》以"奉以为君"为贾之妄，不知贾实依经为训，使国人知桓有君道而奉之，非隐以君礼奉桓也。《周礼》郑注：奉，犹进也。《广雅》：奉，持也。又云：奉，献也。是奉皆有尊崇之义，故贾云奉以为君耳。
（Ⅱ）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页。
（Ⅲ）详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337页
正是这个神谕的力量，鲁隐公便没有正式即位而只是摄政；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鲁隐公的妈妈声子最终也没能成为"夫人"。而假如鲁隐公不是摄政，而是正式即位的话，声子无疑是可以成为"夫人"的。（Ⅰ）
这个说法言之成理，只是其中"母以子贵"一环如前所述是一个不大可靠的说法。从《左传》的后文来看，仲子是受到极大的尊崇的，或者说，《左传》是以极为尊崇的笔墨来渲染仲子的--从她生时的神谕到她死后的哀荣。
从神谕来看，《左传·闵公二年》还记载了鲁国季友身上一则相似的故事：季友出生时手上有个"友"字，于是这孩子就被取名为"友"了（Ⅱ）。而耐人寻味的是：季友是鲁桓公的儿子，恰恰是仲子的孙子。奶奶和孙儿身上竟然出现过同类的灵异现象，这真是很让人吃惊了。童书业据此推测：《左传》推尊仲子是为了推尊鲁桓公，推尊鲁桓公又是为了推尊季氏。所以，《左传》的原作者和季氏之间一定有着某种不寻常的关系。
当然，要凿实此说，仅有这一点点证据是不够的，童老师详考《左传》，罗列了相当的佐证（Ⅲ）。我这里只能先放这么一个话头，等后文再慢慢来说了。
简要归纳一下：《春秋》这一开始，惠公、隐公、桓公、孟子、声子、仲子，关系实在不易搞清，让专家们生出了无数的解释和无数的歧意。隐公和桓公到底谁才是最合法的继承人，声子和仲子到底谁才是最合法的"夫人"，竟然搞出这么多乱账。作为读者，估计很多人都要暗恨鲁惠公：你当初要是谨守婚姻法和继承法的规矩，能让我们读书省去多少麻烦！
--这个感慨的前提是：春秋时期当真存在着一种普适而规范的婚姻法、继承法的。但实情显然复杂得多，单以继承法而论，各种形式都有，持论者还往往都说自己的意见是"古之道"。即便就在鲁国，嫡长子早死的话是立嫡孙还是立庶子，这就有过争议，而孔子的意见是立嫡孙（Ⅳ）。同类事件直到明代建文帝和永乐帝还让不少人伤过脑筋。
这些事情连后人、连我们读书的人都觉得麻烦，隐公和桓公作为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因此而遇到的麻烦恐怕就更多了。《春秋说》里归纳过《春秋》有个所谓"七缺"，也就是"七大不合格"，其中第一"缺"就是说惠公的婚姻有问题，作丈夫作的不合格，结果导致了后来隐公和桓公的祸乱。（Ⅴ）
惠公的婚姻问题如果说得武断一些，就是"再娶"，在第一次婚姻之后又娶了仲子，清代大学者戴震就持这种观点。戴震说《春秋经》开始于隐公，当先便有"三宗罪"，第一宗就是惠公再娶，违背礼制，鲁国后来的祸患其源头就在鲁惠公身上。（Ⅵ）
（Ⅰ）刘丽文：《〈左传〉"继室"考》
（Ⅱ）《左传·闵公二年》：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Ⅲ）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231－233页。
（Ⅳ）《礼记·檀弓》：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Ⅴ）[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卷第一》徐彦疏：问曰：《春秋说》云："《春秋》书有七缺。"七缺之义如何？○答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隐、桓之祸生，是为夫之道缺也……
（Ⅵ）[清]戴震《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第23页）卷第一：《春秋》始乎隐，其事之值于变者三焉：诸侯无再娶之文，惠公失礼再娶……鲁之祸，惠公启之也。明乎嗣立即位之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之间，其尽矣乎！
的确，从这个角度来看，嫡庶尊卑的名份和秩序还真是很重要，如果惠公严格按照当时的婚姻法和继承法（如果当时确已完善的话）办事，就可以省去后来的很多麻烦。我们现代人常常以为这些名位尊卑之说迂腐落后，甚至滑稽可笑，殊不知它们在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意义上确曾发挥过极大的功效。对于绝大多数的古代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来讲，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何有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思想和行动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样的思想，贯穿了《春秋》一经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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