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引伸出来，我们看到，国家民族的兴衰，端赖于文质的均衡发展。现在我们文化的危机当然很严重，以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在继绝存亡之间，去挑起文化传统的责任来。现在的年轻学生，学位很容易拿到，学士、硕士、博士那么多。老实讲，我是很担心！很忧虑！学位尽管拿，是否确实能挑担子，却是个问题。对于文化的存亡继绝，要青年们将这个火把点下去，火种留下去，最怕青年们没有这个本事，目前就有这样一个危机，这是讲大的方面。
讲小的方面，个人文与质的关系。
有些人有天才，本质很好，可惜学识不够，乃至于写一封信也写不好。在前一辈的朋友当中，我发现很多人了不起。民国建立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各方面有许多人都了不起。讲才具也很大，对社会国家蛮有贡献，文字虽然差点，可是也没有关系，他有气魄、有修养。
另一些人文章作得好，书读得好，诸如文人、学者之流。我朋友中学者、文人也很多，但我不大敢和他们多讨论，有时候觉得他们不通人情世故，令人啼笑皆非。反不如有些人，学问并不高，文学也不懂，但是非常了不起，他们很聪明，一点就透，这是“质”。
再说学问好的文人，不一定本质是好的。举个前辈刻薄的例子，像舒位骂陈眉公的一首诗，一看就知道了，这首诗说：“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功名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称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陈眉公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名士，也就是所谓才子、文人。文章写得好，社会上下，乃至朝廷宰相，各阶层对他印象都很好。可是有人写诗专门骂他：“装点山林大架子”，所谓装点山林是装成不想出来做官，政府大员请他出来做官，他不干。真正的原因是嫌官太小了不愿做，摆大架子，口头上是优游山林，对功名富贵没有兴趣。“附庸风雅小名家”，会写字、会吟诗，文学方面样样会，附庸风雅的事，还有点小名气。“功名捷径无心走”，朝廷请他出来做官都不要做，真的不要吗？想得很！“处士虚声尽力夸”，处士就是隐士，他自己在那里拼命吹牛，要做隐士。“獭祭诗书称著作”，獭是一种专门吃鱼的水陆两栖动物，有点像猫的样子。它抓到鱼不会马上吃，先放在地上玩弄，而且一条一条摆得很整齐，它在鱼旁边走来走去玩弄，看起来好像是在对鱼祭拜，所以称作“獭祭”，它玩弄够了再把鱼吃下去。这里的借喻，是说一个人写诗做文章，由这里抄几句，那里抄几句然后组合一下，整齐地编排在一起，就说是自己的著作了。骂他抄袭别人的文章据为己有。“蝇营钟鼎润烟霞”，这是说他爱好古董，希望人家送他，想办法去搜罗。“蝇营”，是像苍蝇逐臭一样去钻营，人家家里唐伯虎的画，赵松雪的字等等，想办法弄来，收藏据有。“翩然一只云中鹤”，这是形容他的生活方式，看看多美！“翩然”，自由自在的，功名富贵都不要，很清高，飞翔在高空中的白鹤一样。“飞去飞来宰相衙”，这完了！当时的宰相很喜欢他，既然是那么清高的云中鹤，又在宰相家飞来飞去，所为何事？可见所谓当处士，不想功名富贵等等都是假的。所谓文章学问都是为了功名富贵，如此而已！
这一首诗，就表明了一个人对于文与质修养的重要。人不能没有学问，不能没有知识，仅为了学问而钻到牛角尖里去，又有什么用？像这样的学问，我们不大赞成。文才好是好，知识是了不起，但是请他出来做事没有不乱的，这就是文好质不好的弊病。一定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一段是有关于国家的财政思想，古时候，国家政府的支用，都靠老百姓纳税而来。古代的赋税有个名称叫“彻”，大概是收十分之一的田赋。（详细的数字，要另外考证，这里不去管它。）所取的很合理。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因为社会的不安，政治的动荡，政府的财用不足，税收就加了很多。现在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年饥——农业社会收成不好，社会经济衰落不景气，都可称年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你看怎么办？有若就说要减税。他不但不主张加税，还主张减税。鲁哀公听了说，你不要说减为十取一的税，就是征两成都还不够，怎么能减？减了以后国家的财政怎么办呢？接着，有若说了一个大原则，所谓财经一定要与政策配合，也就是讲政治的大道理。他说，你减税以后，使国民的生活安定，社会增加了生产能力，老百姓富足了，还怕国家不富足？国家当然会富足。假使加重税收，老百姓越来越吃不消，经济只有越萧条，那时离心离德，到哪里去征税？
以中国历史来说，几乎每一次到了变乱的时代，都发生这种问题。外国也一样，现在美国福特上台，恐怕最困难的也是这个问题。每一个国家，财经都很重要，所以大家想对国家有所贡献，财政经济的书要多看看。任何大小事情，财经的知识是不能缺少的。乃至自己创个事业，开个公司，会计把帐拿来都不会看，就糟糕，被蒙蔽了都不知道。何况每一变乱时代，都发生这类问题。明朝末年最严重，当时这个税，那个税，历史记载着弄到“民怨沸腾”。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这四个字马马虎虎过去了，但仔细研究一下，老百姓对政府没有感情了，怨恨的程度，像开水一样翻翻滚滚，到了这种程度，实在难以收拾，明末就到了这个地步。宋代一位文学家范石湖的诗：“种禾辛苦费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范石湖和陆放翁、苏东坡这些人都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在政治上也是了不起。范石湖出使过金国，办过政治上的大交涉，在政治上贡献很大。他的诗词文章，被誉为宋朝四大家之一，堪称为文质彬彬。他这首诗讲乱世的税捐状况，政治上的根本问题。他描写种田的人，辛辛苦苦用犁锄来垦地，耗尽了心血。垦到无地可垦了，“鬼质枯”，连坟场都挖掉改垦为田地，尽量从事生产。可是收入还不够缴纳繁重的赋税，这从下面两句话可以看出来。他说农民没有钱去买田来耕作，只好弄只船，种种荷花，打点鱼，在水上谋生活。可是下面一句“近来湖面亦收租”，连种水也要缴税了。这是范石湖，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对那个时事的感叹！这就成为有名的诗句，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心声。几乎每个朝代末期，都出现这种代表老百姓的心声的作品，这都是大问题。
回转来看有若的答复，财经税收，离不开政治哲学的大原则。百姓富足，每个人生活安定，社会安定，政府自然富足。如果老百姓贫穷了，则这个国家社会就难以维持了。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
这是一个大问题。既关系个人的修养（内圣），也关系到领导人的修养（外用）。“崇德”是个名词，“辨惑”也是一个名词。这两个名词的并用，是由《论语》开始的，后世成为儒家思想的专有名词。子张问怎样叫“崇德”？怎样叫“辨惑”？崇德是个人的修养，现在新的名词是“心理卫生”，就是薰陶、改善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德性、慢慢崇高伟大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如何修养自己的人格。“辨惑”这惑包括了两方面，一是怀疑、一是糊涂。一般人的人生，一辈子多半是糊涂，没有思考，没有辨别的能力。即使有，也搞不清楚。说有经历，经历包括范围太广，如要相信经历，就先要辨一辨什么是经历？就要思考。所以辨惑就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见解。子张提出这两个问题问孔子，孔子的答复说，使自己的人格升华，主要在心理修养。一为忠、一为信。“忠”的意义是直心直肠，心境很直，对人对事绝没有歪曲。另一意义就是非常尽心，不论对自己或对别人，当国家大事也好，为个人私事也好，绝对尽我的心，尽我的力，乃至赔上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惜。譬如对于思想的信仰绝对忠实，也就是“忠”。“信”，我们解释过了，就是自信、信人。对自己要有自信。对人能够厚道，因此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言而有信”的关系。为了使自己的人格更见崇高，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忠”“信”。“徙义”是应该做的事就去做。“义”者宜也，合情合理应做的去做，就是徙义。
下面问题来了：譬如领导人对部下，或者丈夫对太太，都容易犯一个毛病。尤其是当领导人的，对张三非常喜爱欣赏，一步一步提拔上来，对他非常好，等到有一天恨他的时候，想办法硬要把他杀掉。男女之间也有这种情形，在爱他的时候，他骂你都觉得对，还说打是亲骂是爱，感到非常舒服。当不爱的时候，他对你好，你反而觉得厌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这就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爱之欲其生的事很多，汉文帝是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皇帝，他也有偏爱。邓通是侍候他、管理私事的，汉文帝很喜欢他。当时有一个叫许负的女人很会看相，她为邓通看相，说邓通将来要饿死。这句话传给汉文帝听到了，就把四川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准他铸钱（自己印钞票）。但邓通最后还是饿死的。这就是汉文帝对邓通爱之欲其生。当爱的时候，什么都是对的，人人都容易犯这个毛病，尤其领导人要特别注意。孔子说：“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这两个绝对矛盾的心理，人们经常会有，这是人类最大的心理毛病。我们看这两句书，匆匆一眼过去，文字上的意义很容易懂。但详细研究起来，就大有问题。所以我们作人处理事情，要真正做到明白，不受别人的蒙蔽并不难，最难的是不要受自己的蒙蔽。所以创任何事业，最怕的是自己的毛病；以现在的话来说，不要受自己的蒙蔽，头脑要绝对清楚，这就是“辨惑”。譬如有人说“我客观的说一句”，我说对不起，我们搞哲学的没有这一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客观，你这一句话就是主观的，因为你说“我”，那有绝对的客观？这就要自己有智慧才看清楚。这些地方，不管道德上的修养，行政上的领导，都要特别注意。“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人类最大的缺点，最大的愚蠢。
下面这两句话“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宋朝的大儒们研究，认为古代是竹简，摆来摆去把位置摆错了，应该摆在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因为这两句话是《诗经·小雅》“我行其野”中的句子。他们解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这不是富有，不过和富有也差不多了。”放在这里不伦不类。
现在我们的看法，宋儒说摆错了位置也对。假如说并没有摆错，也有道理。因为“富”不限于财物的富有，道德学问的修养是无形、无价的财富。所以“诚不以富，亦只以异。”等于说，虽不是有形的富有，其实是真正的富有。因为你拥有崇高的人格修养和自己内心的安详，这正是极富有的大业。不过，不同于财物的富有而已。
下面跟着是齐景公问的：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了，从古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伦常文化的基础上。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点。现代的青年看起来，会认为这种书落后到极点，实在应该烧掉。如果我们真了解了，就觉得非常深刻，非常有味道。这八个字上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名词，下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借用来作动词。“君君”就是说领导人作到自己真正是一个领导人，领导人有领导人的道德。（就这“君君”两个字，就可以写一部叫“领导人的道德修养及其哲学”的大书，或者作为政治系或哲学系同学写博士论文的题目。）君是君，领导人就是一个领导人。臣是臣，作干部的有干部的立场，规规矩矩是个好干部，好的宰相，好的辅助人。这个话连起来讲，如果君不君，领导人不是一个领导人，违反了领导人应有的道德，这时臣也不臣了。“父父、子子。”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如果父亲作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但是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也就是《易经》上回复的道理。古代的文字很简略，但包括的意义很多。孔子答复了这一点，齐景公非常聪明，他说，好，我懂了。一个领导人自己不站在领导人的本位，越出范围，那么臣也不臣；一个家庭中，父母不像父母，儿女就不像儿女。如果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的风气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国家的财富虽充足，我也用不到了，一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思想。
有人说，民主社会没有这个“君”，我们研究过三民主义——国父思想，关于这个问题都讲过，不用再讲了，是一样的道理。过去是一人领导万人，现在是万人领导所有的人。“民主”政体下每个人都是“君”。所以我对一个美国朋友，谈到美国的情形，我说中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两样。中国过去是帝王制度，没有民主自由的口号。而美国坏就坏在“民主”上，现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很成问题。国际上美国到处去帮忙，而没有一个受到帮忙的国家感谢美国，问题就在“美国式”的民主。我们过去的政治思想，尽管是君主制度，据我的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的精神，是以民主为基础，君主是一个执行的型态。现在“美国式”的民主，老实说是以君主独裁为基础，而以民主为型态。美国是什么民主？所有的领导人，乃至于总统，后面都有老板的。他们被操纵于资本家手中，说穿了，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我们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譬如在明末崇祯时期，骆养性任大金吾之职。所谓大金吾是沿用汉朝的官名，近似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清朝的九门提督，权很大。当时熊鱼山、姜如农两位言官——近似现代的监察委员，在历史上称作言官。皇帝在政治上的错误，言官都要提出来指摘的，这是中国过去监察御史的精神。纵然是皇帝错了，他照样提出来，错了就是错了。这两位御史很了不起，当时对皇帝有所批评。朝中的太监权臣，因为党派的关系，把他们关在刑部大牢——清朝所谓天牢里。到了半夜里，皇帝亲笔下了一个条子，命令大金吾连夜把这两个监察御史提出去杀掉。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这个条子，并不执行，坐下来写一篇奏章。大意说天下言官犯了罪，如果要杀他，因为他是代表全国老百姓讲话的，所以应该明告天下，公布他的罪状，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然后再规定时间杀他。现在凭你这张条子，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里叫小太监送来，要我夜里去杀他，我是不敢执行的。换言之，无形中是说皇帝没有经过行政程序，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条子同奏本，一并送给皇帝，结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这件事也就算了，这两个人命也保住了。（至于骆养性的晚节好不好，是另处一回事，在此不加讨论。）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止这一件事，类似的事件很多。不过现在我们读的历史太少了，只靠学校的历史课本、中国史大纲，就认为懂了中国历史。我觉得很好玩。中国历史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可惜一般人都没有好好注意它。尤其说到政治哲学，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儒家、道家的这许多原则是对的。为政到底在人，并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执法的还是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还是人政重要。
下面是对于政治、立身处世、作人做事有关的个人修养：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在尺牍中常常可以看到“片言折狱”这句话。“片言”的来源，就是出自《论语》中孔子的这句话。现代语就是“一句话”的意思。“狱”就是打官司。孔子说，要讲一句话，就可以把人家的纠纷解决了，只有子路做得到。那么子路是很懂法律，大概是个大律师了，但律师并不能片言折狱。这里就值得研究了。我们读遍了四书和传记，所提到的子路，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可是孔子的确说他片言可以折狱的。就前面所提到的子路，简直像张飞一样，一个粗暴得很的人，既不是大政治家，又不是搞司法的，孔子怎么说他可以片言折狱呢？这就是子路有侠义精神。
最近看到一部描写清代末期的一个闻人的小说，过去我们也知道这个人就有片言折狱的味道。他没有读什么书，是钱庄的学徒出身，他把替钱庄收来一笔呆帐的五百两银子，帮助一个茶馆中萍水相逢，落魄的候补道上京补缺，而他本人却因此被钱庄开除，可是后来这两个人联合起来，东南半壁的金融，都受他们的影响。后来太平天国举事，他还支持当时的清政府，认为太平天国绝对不会成功的。淮军的军饷及许多经费，都向他借。这个人讲义气，头脑好，有办法，真是“片言折狱”的人才。
所以孔子提出来，一句话可以替人解决问题的，只有子路做得到。在我个人的人生经验，也觉得的确像子路这种个性的人才做得到。正如某些问题找读书人来解决，也许一年也解决不了，找这些有侠义精神的朋友一来，三言两语，把一切咎责替人挑起，来代人道歉赔礼，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下面说子路做得到的理由，是“子路无宿诺”，这就是侠义的精神，他今天答应了事情，说话算话，绝对办了结，不会搁在那里不办的。过去这一类的人蛮多的，但在最近二十年来则少得很，这样的人，往往使人敬佩，信任得过。一个人要做到任何朋友都信任他，很不容易。这不能用手段，要绝对的真诚，绝对的信实，子路有这个精神，所以可以片言折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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