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子罕》，可以说是第五篇《公冶长》、第六篇《雍也》两篇内容的引伸。多半是讲孔子的思想，与学问教育的观点，以及一般历史思想观念的阐扬。第一句话是：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由这一篇的记载，就知道孔子平常很少讲“利”。所谓“利”，现代的观念每每就只对钱财而言，而在这里的内容，同时也具有“利害关系”的意思，我们听了这句话好像有点不大服气，因为我们平常也似乎不大谈利害的关系。其实不然，仔细研究起来，尤其研究历史，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随时随地，打利害关系的主意。尤其春秋战国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国与国之外交，随时随地都在利害的观点上。我们知道中国的法家，荀子、韩非子，尤其韩非子有一篇《说难》，就谈到说话之难。在春秋战国时候还没有考试，人要取得功名富贵、事业地位，多半要靠游说。所谓游说之士，并不是乱吹就行，必须要学问渊博，同时具备丰富的现代知识。去见各国的领导人，拿出个人的特别见解，指出当时的利害关系，所谓动之以利害，取得人主的信任，就可荣获功名地位。所以这句话中“利”字的涵义，我们先要了解。对人“说之以利害”，几乎没有人不动心的，人生能做到对一切名利无动于衷，就是真正最高的学问。由这一篇书看，孔子讲不讲利害？“罕言利”，并不是绝对不讲，而是很少讲。如果我们想象到一个圣人，绝对不讲利害关系，那也是过分地“高推圣境”，是绝不可能的事。
其次，孔子讲不讲命？后世以算命看相的“命”为命，但是这里的命是广义的，包涵生命来源的意义而言。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说生命的来源，尤其说生命是神所创造的，几乎每个宗教都有类似的说法。但由宗教发展到哲学、科学，一直到现在，究竟生命的来源怎样？还没有搞清楚。从这一点，可见人类文化，不论东方、西方，都还幼稚可笑，对人类本身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宗教家解决不了而演变成哲学，哲学家解决不了而发展成科学，科学家分门别类去追究，向太空、向物理、向医学追究，都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中国人不大追究生命来源这个问题，尤其孔子思想，在下论中就提到“未知生，焉知死？”不要问，所以对于“命”，孔子很少讲。因此，学校里念哲学的人、教哲学的人，并非真通哲学，只能说是替哲学家传播哲学知识。真正哲学家，都不是学哲学出身的。曾有一个在日本学医的学生说，学了医以后，感到痛苦，反而对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发生许多怀疑，所以需要学哲学，否则脑子要崩溃。他这个意见很对，但丛书本上学哲学很糟糕，结果只成为一个哲学书呆子，而不是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大多不是学哲学出身的，像现在流行的存在主义，也是一个医生搞出来的。很多人懂得哲学而不是哲学家，譬如乡下没有读过书的人，往往就是大哲学家。去问一位乡下老太太，这样大热天为什么还工作得那样辛苦？她说：“命不好啊！”这是大哲学家，她辛苦了还是心安理得，没有烦恼痛苦。真有哲学知识的人，没有她痛快。所以有许多学哲学的，最后学疯了，究竟人生为了什么？越搞越不清楚，后来觉得人生没有道理，为了解决自己，弄到只好自杀，这就是不懂命。孔子在教育方面，知道哲学上生命来源的道理，很难讲得清楚，所以很少讲。
第三，孔子很少说“仁”，这是一个大问题了。我们讲中国文化，动辄讲孔子，而且动辄讲孔子思想中心的仁道。现在我们根据《论语》，至少它的内容是孔子学生们直接的记载，这不能不承认的。而这里说孔子很少说“仁”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孔子思想的中心是仁，但这里又说孔子很少讲仁；再说《论语》第四篇就是《里仁》，全篇都是有关仁的记载，这不是矛盾吗？所以我们讲《里仁》篇的时候，有一个重点，那里所讲的只是仁的作用、仁的性质，对于“仁”本身究竟是什么，《里仁》篇中并没有下定义。所以这里说孔子很少讲“利”，很少讲“命”，很少讲“仁”。这三种中心问题都很难讲。现在讲到这里，我们暂时保留，因为下论讲到时，大家可以从《论语》全书中，自己找出答案。
下面继续叙述孔子。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达巷是一个地名。党人的党不是现代观念的党，古代所谓党，就是地方社会的观念。在达巷这地方有人说，伟大的孔子，有这样渊博的学问，他什么都懂，而不是仅仅某一样的专家。这里“无所成名”的成名是指专学之名，就是不固定为某一项学问的名家。在古代的书上常有“名家”这个名词，如对三民主义的教授，可称为“某某先生是擅讲党义名家”。他自成为一家了，就是他的成名表达了他的专长。
在这里所说“博学而无所成名”，就是说孔子样样懂，不止是那一种学问的专家。孔子听到了人家的这种评论，就很风趣地对他的弟子们说，这叫我抓住哪一点？作哪一种专家好呢？我去当骑马驾车的专家好？还是当军事射箭的专家好？我还是学驾驶吧！从字面上看，这段文章，就这样解释完了。所以这些书，我们小时候读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头大得很。这有什么意思呢？老师还要我们背诵，一边背诵一边在摇头晃脑，就是表示抗议。老师要我们背诵只好背诵，不过就是靠这个办法，背诵以后经过几十年时间，如今一张口就念出来了。后来仔细想一想，大有道理，他这个“执御”的驾驶人，意思是要领导文化，作一个历史时代的先驱者。所以弟子们把他这句话记下来，是有深意的，并不是对不要紧的话都死记不忘。
下面是讲孔子的思想：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是孔子的思想，他看到当时的时代感到悲哀。上古时候，长辈死了，丧帽是麻做的，很考究。孔子说这虽然是古礼，但现在的人，越来越简化了，用纯麻披孝就够了，比较节俭。孔子对丧礼也取节丧的意义，他也同意节俭、简化。中国本是礼义之邦，古代与人相见，跪下来拜，孔子说这是礼貌，“拜下，礼也。”但现在的人，没有行礼的诚恳，“拜乎上”，拱拱手就算了，很讨厌跪拜行礼的事，只求自己舒服一点而偷懒，就是不诚恳。对于这一点，孔子认为敬礼的精神，须要绝对的诚恳，这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即使是违背了时代，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做法，但还是要保持我们古礼为上，因为它内涵传统文化的精神，并非徒重外表而已。
孔子当时所处时代的情势，可以说和我们今日所处的环境是相同的。人与人之间的礼貌，都流于形式，只重外表不重精神。甚至外表的形态上也成问题，譬如现在的敬礼，变成纯粹的招呼，就是打个招呼而已。不但内心没有诚意，连外面的形态姿势都是花样百出，像希特勒式的举一举手、傲慢式翘翘下巴，欧美式的哈啰、嗨，统统出笼，洋洋大观。这个时代问题，你我都有责任，尤其是家庭教育，更不可忽略。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句话很容易解释，很容易懂。可是这不止是文字的问题，要在这一生中行为修养上做到，实在很难。这里说孔子对于这四点，是绝对做到了。第一是“毋意”，（这个“毋”与有无的“无”字通用，不过在《论语》上以及古书的否定词，多半用这个“毋”。）这是说孔子作人处世，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第二“毋必”，他并不要求一件事必然要做到怎样的结果。这一点也是人生哲学的修养，天下事没有一个“必然”的，所谓我希望要做到怎样怎样，而事实往往未必。假使讲文学与哲学合流的境界，中国人有两句名言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人生的事情，十件事常常有八九件都是不如意。而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还无法向人诉苦，对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都无法讲，这都是人生体验来的。又有两句说：“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意中人。”这也代表个人，十件事九件都失意，一百个人当中，还找不到一个是真正的知己。这就说明了孔子深通人生的道理，事实上“毋必”，说想必然要做到怎样，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事，所以中国文化的第一部书——《易经》，提出了八卦，阐发变易的道理。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宇宙物理在变、万物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我们想求一个不变、固定的，不可能。孔子深通这个道理，所以他“毋必”，就是能适变、能应变。第三是“毋固”，不固执自己的成见。“毋我”，专替人着想，专为事着想。这就是孔子学问修养的伟大处。
这里发挥起来，便要与别家的思想作一比较。如一般人认为高深莫测，甚至有恐惧感的佛家思想中有名的《金刚经》。（所谓“经”，也便是“四书五经”的“经”的意思。）这部书中也有四个类似上面所说的观念，所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在佛学中所谓“相”，就是形象或现象。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往往感觉到很痛苦、烦恼，总是被现象困住了。人生在世界上一定有我，无法做到“无我”。有我就有你，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烦恼。结果忘记了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一样”就是佛学所说的“平等相”。而孔子的四绝观念，也就是平等相。
关于这一点，我曾在一次某大学社团举办的哲学讨论会中，讲过一个“我与无我”的专题。我们常在哲学上看到作人做事要做到无我的境界。可能吗？先就事实来说，不可能。譬如有人说：
“我告诉你，我绝对客观。”这句话对不对？不对。这已经非常主观，因为“我很客观了。”这就是“我”的主观。哪里是客观？等于说“中”，天下有没有一个“中”？因为“中”是对两边而言，才构成了“中”这个观念。其实对比出的这个“中”，对另一点来说又是偏了，没有绝对的中。又用方位来说，你站在一个房间，说自己是在中，前后左右是东南西北，可是站在北方看你是站在南方，在南方看你是站在北方，没有中间的。所以说绝对“无我”，在观念上有这个名称，真要做到无我，几乎没有这样的人。但不是绝对没有，一旦真的做到无我的话，就会非常快乐。我们所有的痛苦，都因为自己“有我”而来的。如果我们手里拿了一件东西，别人需要时，一定舍不得给人，因为别人需要它时，也正是自己需要它的时候。假如能在这个时候，放弃了而给别人，就是最快乐的境界。有一位学佛的朋友来问，什么叫“菩萨”？我说这是印度梵文的名称“菩提萨埵”，音译成中文，简称“菩萨”，所含的意义就是“觉悟有情”。自己对于人生哲理觉悟了，可是对于这世界，对于一切的事物非常多情，而尽量施以助力。所以中国人说“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这就是菩萨的境界，等于中国人说的圣贤，名称不同，发音不同而已。他们又问学佛的人是否都成菩萨？我说没有，至少我没有看到过菩萨。
不过我朋友曾经看到一个人，可以说得上是菩萨。那是二十年前，有一艘驶往澎湖的船，途中遇难了。船上有一个认识的人，他本有肺病，因事乘了这船到澎湖去。在海难来时，有船员看见他有病，丢了一个救生圈给他，要他先离船逃生。他接到救生圈后，仍然很从容，并没有立即套上。后来看见一个妇人抱了一个孩子逃上甲板，他就把那个救生圈转送给了这对母子。他说他是有肺病的人，早死晚死一样的。原来丢救生圈的船员，忙了一阵子回来，见他还逗留在船上，救生圈也没有了，问他怎么还不逃命？救生圈哪里去了？他只笑笑，（这种状况下，他还能安详地微笑，可见是什么样的胸襟了。）也不讲话。这位船员东找西找，又找了一个救生圈给他，他又送给了另外一个人逃生。结果船沉了，他也沉了，非常从容。这是“无我”。他这样做不是被强迫的，完全是自动的，这就叫做“无我”、爱人。我们心里觉得这件事情很悲惨，但在他的心境却很安然。他不是自杀，他觉得别人更值得同情、怜悯。但在事实上，平常一般作人做事，没有办法真无我。每个人同样画画，画出来各有不同。你写文章如在文章里“无我”，就没有你的意境了，就不要写了。同样一件事情做起来就有“我”的精神。要将全副的我，摆到无我的境界里，才可以达到真的“无我相”。孔子的这四点，大概用佛家的这观念来相互衬托一下。实际上这四点是全部孔门学问的中坚，所以孔子教我们学问修养，就要效法他做到这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接下来以一个事实，来讲孔子为什么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道理：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是孔子一生中遭遇几件大事之一。匡是一个地名，在宋国。当时有一个坏人叫阳虎，据说阳虎貌如孔子，他的相貌长得和孔子一样，宋人都要杀掉他。孔子带了一大堆学生，经过那里，大家以为他就是阳虎，把他包围起来，要杀他。这是有名的“子畏于匡”事件。古代的文字简单，只用一个“畏”字。实际上这个字代表很严重、很可怕、很危险的一件事故。当然孔子的学生们感到很严重，也可以说吓死了。可是孔子说，没有事，你们放心好了。他非常相信命，不过这个命不是普通算命的命。他说自文王死后，五百年来，中国文化衰落到现在，难道中国文化的命运真要断了？不要流传吗？如果上天有意一定要把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断绝，那么就应该是我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文化，可是事实上我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假如说上天并无意断绝中国文化的根本，而要让他流传下去，那么今日就还要留着一点。如是这样，老实说，我今天对于中国文化，是全心全力贡献在这件事上；也只有我对于中国文化，能够接受、能够发挥。像这样，那么你们放心，我死不了，匡人也不会把我杀死。
我们看到孔子在一个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始终不以宗教精神，来个祷告，求神保佑。再说，这个时候，他如果谈军事精神，把学生马上一组织，变成战斗的力量，也很容易。但是他不来这一套，所以他始终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他始终建立一个人文之道，处一切人、事，要自己增加自信。这一段说明他作人处世，处困难当中的精神。他这一次困难，如果不是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等于现在和年轻人讲抗战时期的情形，讲死了他们也体会不出那种味道。没有跑过警报，没有躲过炸弹，没有逃过难，那种味道年轻人始终不知道的。孔子当时的处境是万分危险，但他始终不动声色，不在乎。他反而慰勉学生，放心！死不了的。中国文化的责任落在我们的肩膀上，上天有意断绝中国文化，那是我们该死。假使上天无意断绝中国文化，那我们不会死的。这是孔子处患难中的精神。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大”读“太”，大宰是春秋时代的职官名称。有位大宰问子贡说，孔夫子这位老师，真是圣人，他为什么这样渊博，样样都会？子贡当然捧自己的老师，他说，那当然！天生的圣人，（等于现代说“他是当圣人的天才”。）而且学问又渊博。后来有人把他们的这段谈话报告孔子，孔子听了这个话就说，你们以为大宰真的了解我吗？不然，因为我是孤儿出身，从小从艰难困苦中站起来的，贫贱中什么事情都做过，人世间一切人情世故都通达了，所以对于人世间乃至下等的事都懂。君子对自己要求很高，始终怕自己人生经验不充足，谁够得上称学问渊博呢？这种都是恭维的话，不能听信的，天下的知识是求不完的。《庄子》也有一段话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求无限的知识，太危险了。这个道理是很对，但对年轻的学生，这下半截话，我们就打住不讲了。否则，他们正好引《庄子》这句话为不读书的理由。
孔子这里讲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由此我们回过来看东西两方面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中凡是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都是从艰苦中站起来的。而自艰苦中站出来的人，才懂得世故人情。所以对一个人的成就来说，有时候年轻多吃一点苦头，多受一点屈折艰难，是件好事。我经常感觉这二十多年在台湾长大的这些青年们，大学毕业了，乃至研究所也毕业了，这二十多年中，从幼稚园一直到研究所，连一步路都不要走。在这么好的环境中长大，学位是拿到了，但因为太幸福了，人就完蛋了，除了能念些书，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人情世故不懂。真正要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老实说，我们这老一代，比他们都行。为什么？我们所经历过这一时代的大乱，今日的年轻人看都没有看到过。逃难、饿饭、国破家亡的痛苦，更没有经历过；也许说在电影上看过，但那是坐在冷气里的沙发上看的。学问是要体验来的。所以孔子的这句话，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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