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如何的捧孔子，下面便是明证：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以子贡的学问与成就，终于说出孔子的伟大来。他说，我们跟了夫子这么多年，所晓得的，只是他的文章。说到“文章”一词，我们要注意，在这里并不是写稿子的那种文章；古人的所谓文章，包括美好的言语、思想、行为、举动、待人、处世等表之于外的都叫作文章；事理成了一个章法，蕴含艺术的气氛，就叫文章。后来变成狭义的文章，写成某些形式的文字才叫文章。子贡在此说，老师的学问文章，我们都常听到；可是老师有关于人性的本源，与形而上生命的来源的本体论，以及宇宙最初是怎样开始的？究竟谁造的？是唯物的或唯心的？这个天道——哲学的问题，因我们的程度还不够，老师也就没有跟我们提。所以我们后世只有研究《易经》，才看出孔子谈形而上道的哲学和科学问题，四书中关于形而上道的阐述非常少。因此，后世研究孔子的学说，如果有人提出孔子对于形而上的观念是如何如何的，多半是他的孔子如此认定，难为笃论。譬如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上说孔子认为如何，如何；多方引证一番，那只能说是我们的孔子，并非孔子的我。这是什么道理呢？根据子贡的话：“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他因这班弟子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很少跟他们提到。
本篇到此，话题一转，这里说子路的好处了。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子路尽管那么粗暴，那么冲动，但子路的品德特别好，武功也好，孔子的确喜欢他。他是后来在卫国出大乱的时候战死的。卫国发生变乱时，他刚从外面回来，原来他可以躲开这场祸乱的，但他没有逃避，他听到消息认为“见危授命”，更应该前去，不能逃避。他进去以后，正在战乱，他参加作战而死亡，临死时一身都是创伤，但他认为儒者之死，应该整其衣冠。所以临命终时，抱着重伤，戴上帽子，整理好衣服，端端正正，然后才断气。一个人一身创伤，还如此从容，知道大限已至，整理衣冠，扣好扣子，死得端正，这种精神修养，太不容易，他能如此，决非偶然。所以这里说子路最怕听见孔子讲话，为什么？因为他怕听了做不到，有愧于为学。道理明白了，行为要配合得上，此即所谓“履践”的工夫。他因为怕做不到事理合一之境，等于是自欺，所以他最怕老师的教诲。
本篇这一节之前，都是讲学生的故事。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这节开始讲到孔子对于当时及其前后时代人物的评论。这个人物的评论，包括了如何作学问与整体的文化精神。现在这里先介绍一个人。他就是孔文子，姓孔名圉，是卫国的大夫。文子的“文”的来源，是中国古代的谥法，从周朝开始，一直流传下来的，民国以来，因为几十年都在战乱之中，国家多故，我们文化中的这一点还没有恢复。
什么是谥法？简单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死后的定论。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只有中国历史文化才有的，连皇帝都逃不过谥法的褒贬。我们要晓得，这一点便是中国文化春秋大义的精神所在，同时更应该使下一代记取这具深义的特点。中国古代做皇帝、做官的最怕这个谥法，怕他死后留下万世的骂名，甚至连累子孙抬不起头。因此他们为国家做事情，要想争取的是万世之名，不愿死后替子孙留下臭名，更不愿在历史上留个骂名。这个就叫谥法——也就是死后的一字之定评。皇帝死了就由大臣集议，或史官作评语，像汉朝的文帝、武帝，称谓“文”、“武”，都是谥法给他们的“谥号”。“哀帝”就惨了，汉朝最后那个帝为“献”帝，也含有奉献给别人，送上去的悲哀。可见这个谥法很厉害。王阳明，是他本人的号，后来加谥为“文成”。曾国藩，后人称他曾文正公，“文正”两字是清朝给他的谥号。死后的评语够得上称为“文成”、“文正”的，上下五千年历史，纵横十万里国土，虽然有几亿的人口，其中却数不出几个人，最多一二十人而已。这是中国文化中谥法的谨严。所以中国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标，是要对后代负责；不但对这一辈子要负责任，对后世仍旧要负责任。如宋代的名臣，也是理学家的赵拤，他一度放到四川作“省主席”——比拟现代的官位来说。他自己骑一头跛脚骡子，带了一个老仆人、一琴、一鹤去上任，到了省城里，全城的文武官员，出城来接新主席，却看不到人，谁知道那个坐在茶馆里面，一琴、一鹤相随的糟老头子就是新上任的主席。当然他不止是当主席，也当过谏议大夫，是很有名的名臣——历史上成为名臣不容易。有所谓大臣、名臣、具臣、忠臣、功臣、奸臣、佞臣等等。所谓忠臣、奸臣，看小说都知道，不必细说了。要够得上成为一个名臣，很不容易，够得上一个大臣，更难。大臣不一定在历史上很出名，可是他一定有安定天下后世的功业。我们不希望看到奸臣，也不希望看到忠臣，这话怎么说呢？我们晓得文天祥是忠臣，岳飞也是忠臣，但是我们不希望国家遭遇到他们当时那样的时代。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名臣、大臣，像赵拤就是名臣、大臣。他最后退下来，回到家里，写了一首诗：“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世人欲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不要看错了，说他腰里都是黄金美钞所以退休了。这个黄金不是黄金美钞，看京剧就知道，所谓“斗大黄金印，年高白玉堂。”古代方面大员的印信，实际上是一颗铜的大印，叫作“黄金印”，有如现在中央部会的印，铸印局用铜铸的，也可叫黄金印。“腰佩黄金已退藏”，是说退还了那颗黄金印。“个中消息也寻常”，一生风云人物，其实很平常。“世人欲识高斋老”，他下来以后所住的地方叫高斋，他说你们以为住在高斋的这个老头子有什么了不起，而想认识认识他是何等样的人吗？“只是柯村赵四郎”，其实还是当年住在柯村的赵老四啊！他是那么平淡，那么平凡。所以一个最了不起的人，是最平凡的人。真做到平凡，才是真了不起。而赵拤最后的谥号是两个字“清献”，历史上的赵清献公，就是赵拤，他一生都奉献给国家，而一生清正，到达这个程度是很难的。其他的名臣很多，在这里一时也说不完。
总之，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非常重视这个谥法，而我们现在呢！大有陆放翁诗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管他的！死了就拉到，老子死后，你要骂就骂吧！只要我现在活得舒服就对了。我们不要忘记了，谥法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到邦有道时，这些东西仍然要恢复起来才对。试看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精神，不管文人、英雄，死了就死了。像法国人，一提到就只有拿破仑。拿破仑又有什么了不起，崛起只有二十来年，五十多岁就死了，而且是个失败的英雄，比楚霸王还差劲，什么拿破仑的！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英雄多得很，只因为历史上多是同情失败的英雄，所以“徒使竖子成名耳”。现在的西方文化更搞不清楚，“死后是非谁管得，生前拼命自宣传。”可是我们中国人要懂中国文化谥法的道理和精神。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像日本明治维新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伊藤博文的名言：“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吸收中国文化的东西，日本人自称东方文化，其实都是道地的中国文化。我们这一代青年，那种短见，那种义利之不分，实在“匪夷所思”。刚才我们几个人谈到现代青年对现代知识的贫乏，什么都没有，一谈就是考什么学校，为了待遇多少，为了求生活，这些是从前我们从来不考虑的。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真是文化精神的衰退，实在值得我们多加注意。这是谈到谥法引出来的题外感想。
现在回到原文。卫国的大夫孔圉，死后谥作文。子贡问孔子“何以谓之文也？”一个人一生作人做事，要怎么样才够得上称作“文”？“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一个人聪明——聪明的人不大好学的，而且聪明的人往往以为自己的学问够了，尤其我们现代人，容易犯这个毛病，好像自己什么都懂；而且现代人犯一个更大的毛病，地位越高了，好像自己学问也随之而越高深了，这是很成问题的。要敏而好学，越聪明越好学，为自己，为事业都好，这才是了不起的人物。第二点更难了：“不耻下问”，什么叫下问？比我不如的人，也要虚心向他请教求证。人要有自知之明，那样行就是行，即使行了，以能问于不能，作为参考，这才叫能够集思广益。孔子说一个人能够敏而好学，再加上不耻下问的谦德，才符合“文”这个字的内涵。曾国藩的了不起，就是幕府中的人才多，他的智囊团组织大，第一流的人才都参加，大家的智慧变成他的智慧。诸葛亮的了不起，也是幕府人才非常多。所以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才叫做“文”。
孔子又批评一个人，是当时春秋时代，比孔子稍稍早一点，郑国有名的首相，对郑国有了不起的贡献的，名叫子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是历史上有名的好宰相，好政治家，孔子非常佩服他，说他特别有四点君子之道，不是普通的常情、德业、修养等等可比。因此孔子对他四个长处，在历史价值上加以评论。他说子产自己严肃得很，管理自己非常恭谨，不马虎，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人对自己最易放松，往往认为错处总是他人的，很少对自己的错失反省，而子产做得到“行己也恭”，实在难得。同时又“事上也敬”，子产做首相，对于主上非常恭敬。恭是自己内心的肃诚，敬是对人对事态度上的严谨。换言之：对上接受命令时，不只是服从，有好的意见时要提出力争。执行命令，要尽心，不只是敷衍了事。最怕的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你要他提意见办法，他表示没有异议，你教他执行，他又呆在那里。而子产对上对下都能敬于其事。“其养民也惠”，他能促使经济繁荣，对于社会百姓，大家能得其所养，安定生活，对于社会有贡献，有恩惠给人民，因此老百姓感恩于他，他有命令下达时，各个服从。但是“其使民也义”，他又非常合理、合时、合法，人家乐意听他用，的确是大政治家的风范。所以郑国有子产才能兴起来，因为他有四点君子之道。这四点长处并不仅是政治家才应该具备，而我们不是政治家就用不着，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拿这四点来作人处世，就是成功的一半，所谓君子之道，大有可望了。
孔子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晏平仲。齐国人，曾任宰相，年纪比孔子大一点，但与孔子同时。孔子到齐国所以不得志，就是小矮子不让他去，齐国本来想请孔子去，小矮子告诉齐王：“你能有这度量，可以请他来吗？”这个话皇帝一听，心里有数了，就不敢请孔子去。但是孔子对于晏子很佩服。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他说这个人作朋友了不起，历史上有他的专门著作——《晏氏春秋》。晏子是大政治家，可说是孔子前辈，年龄虽然差不多，但比孔子出道早。《古文观止》上有一篇，辑自《史记·管晏列传》，提到晏子的车夫，一天回家时，太太要求离婚。车夫问什么原因，他的太太说，我今天在门缝中看到你驾车载晏子经过门口，晏子那么矮，做了宰相，名震诸侯，还是简朴无华，自居人下的样子。而你身高八尺，只是他的仆役，却显得意气扬扬、自足自满的样子。你竟是这样没有出息，不长进的人，所以我要离婚。晏子的车夫听了这番话，就马上改过，力学谦卑，第二天驾车都变了。晏子看见他突然一反常态，样子变了，觉得奇怪，问明了原因，晏子就培养他，从此立志读书，后来官拜大夫。从这个故事可知晏子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尤其佩服他这个人对于交朋友的态度。他不大容易与人交朋友，如果交了一个朋友，就全始全终。我们都有朋友，但全始全终的很少，所以古人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到处点头都是朋友，但不相干。晏子对朋友能全始全终，“久而敬之”，交情越久，他对人越恭敬有礼，别人对他也越敬重；交朋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字——“久而敬之”。我们看到许多朋友之间会搞不好，都是因为久而不敬的关系；初交很客气，三杯酒下肚，什么都来了，最后成为冤家。
讲到这里，我们想到中国人的夫妇之道——“相敬如宾”——宾是客人，对于客人无论如何带几分客气，如果家人正在吵架，突然来了客人，一定暂行停战，先招待客人，也许脸上的怒意没有完全去掉，但对客人一定客气有礼。夫妇之间，在最初谈恋爱时，西门町电影院门口等了两小时，肚子里冒火，对方来了，还是笑脸迎上去，并且表示再等两小时也没关系。如果结了婚，再这样等两小时，不骂一顿才怪！因为是夫妇了嘛！所以夫妇之间，永远保持谈恋爱时的态度——相敬如宾，感情一定好。不但夫妇如此，朋友也如此。扩而大之，长官对于部下，部下对于长官，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敬”的作用是什么？好像公共汽车后面八个字的安全标记：“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少碰为妙。
普通人交朋友，恰恰与晏平仲相反，时间久了，好朋友变成冤家，这对五伦中的友道，实在有亏。尤其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对任何人都不大相信，友道根本上已成了问题。必须急图匡正。以便维系“久而敬之”的交友原则。
接下去，谈到了臧文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臧文仲是孔子父母之邦——鲁国的大夫，为臧孙氏，名辰。“居”字在这里，和“囤积居奇”这句成语中的那个“居”字的意义相同。“蔡”是大乌龟，就是在街上特产店中可买到的玳瑁。讲到乌龟和狗，在中国上古的文化中，都是很受重视的东西。平常碰到广东朋友，就往往会谈到吃狗肉。为什么广东朋友欢喜吃狗肉？因为广东、福建一带，直到现在还保存了不少唐代以前的文化。同时在中文音读方面，广东、福建的语系，很多地方还保有唐代的中州音。我们研究诗词、读古文、讲音韵平仄。假使用现在的国语发音，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困惑；我们如用国语来朗诵古诗词，就会常常读错音的。例如一个字的平、上、去、入四声，现代改为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但第四声（入）往往和平声没什么分别，所以原来的四声等于只有三声。原来的上、去、入等三声都是仄声，但现在听见有人用国语朗诵诗词，对入声字就念成了平声，这就是因为现在的国语，一、四两声不容易分而发生的毛病。
我们中国字的念法，不但有平、上、去、入四声，事实上以中原音为准，有宫、商、角、征（知矣切）、羽、变宫、变征等七音。（笛谱上有合、四、一、上、尺、工、凡等七个音阶。）所谓中原是古南阳，现在的河南、鄂北一带，为中原的中心地带。京戏中皮黄的黄，就是指湖北黄陂、黄冈一带而言，如“大王”这个名词，在京戏里念成“代王”的音，广东话的“大佬”也念成“代佬”，这就是古音。所以现在要研究中国的文学、文化，都必须懂得广东话，乃至福建话（包括台湾话）。因为广东话、福建话有七个音，尤其闽南话到了八音，它的鼻音非常多，有些是国语没有的音。
为什么我们说广东人的吃狗肉，也是来自上古的文化？我国自古以狗作祭品。自三代以来，差不多到商周时代，祭品中才取消狗，改用牛、猪、羊等作祭祀的牺牲。老子《道德经》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话——一般人批评老子这句话为阴险、刻薄，看事情太透彻。因为他们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无所谓仁不仁，生了万物，又把万物当刍狗来玩弄。这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解，或者故意曲解来作幽默用的。老子“刍狗”的本意，就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来是作祭祀用的牺牲，在祭祖宗、祭天地等典礼中，如现在的冷猪头、牛、羊等。后来由于社会风气的演变，不再用真的狗，而用草扎一只狗形来代替。相当于后世在拜拜的时候，用面做的猪头来代替真的猪头一样。刍狗做好以后，在还没有用来祭祀之前，大家对它都很重视，碰都不敢随便碰；等到举行祭祀以后，就把它丢到垃圾堆里去了。
儒家常说天地有仁心，滋生了万物；老了则说天地无所谓仁，也无所谓不仁。天地生了万物，并没有想取回什么报酬。人帮助了人，都往往附带了条件，希望有所回报。于是老子说人要效法天地。天地生了万物，他没有居功；天地给万物以生命，他没有自认为荣耀；天地做了好事，使万物生生不息。凡是能做的，做了就做了，没有条件。所以真正要成为圣人，就要效法天地的这种精神，养成这样的胸襟。所以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真正意思是：天地看万物和那个丢掉的草狗一样，并没有对人特别好，对其他的万物特别差。人之所以对万物差，是因为人的主观，人的自私的观念；这是老子的本意。
总之，这是说明上古把狗肉看得很重要，同时也把乌龟看得很重要。刚才说过了，研究古代文化，比较接近的，要从广东、福建两省的文字、语言、风俗、习惯着手。本省同胞的祖先，都是来自闽粤的，他们祭祀时用米做的乌龟很多。而在大陆其他各省，对乌龟就很忌讳。实际上乌龟在唐代以前都是好的象征。认为它的寿命很长，又代表了厚道、富贵，所以本省现在还保留这个风气。
现在讲到“蔡”，就是大龟——玳瑁，是龟中特别好的一种。战国时代，对大龟看得很珍贵。如果现在有人以此为题写博士论文，一定也可以拿到一个学位。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就提到过乌龟。所谓“日者”在古代包括了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占卜、算命等都在内。过去对于这些像科学，又像哲学，又像玄学的东西，都归“太史公”掌管。所以当时太史这个官，就是专管历史和这些事情的。司马迁的《史记》中，常有“太史公曰”，因为他是历代世袭的太史，他是把父亲捧出来：“我爸爸说的。”后来司马迁承袭父职也做了太史公。他自己要骂人的时候，不好意思直骂，就说“太史公曰”——“我爸爸当年说的”，这是司马迁写文章调皮的地方。
司马迁在《日者》、《龟策列传》中，写到卜卦用乌龟的事。古代认为乌龟有神灵，卜卦要用乌龟的壳。卜卦的人如何找得到那么好的乌龟壳？古代的情形不知道，据我们所看到的，就很残忍了。是把乌龟上下夹住，然后在乌龟后面用火一烧，乌龟被烧痛了，拼命想逃走，可是壳又被夹住了，最后向前猛窜，龟肉飞了出去，壳就留下来，所谓“脱壳乌龟”就是这情形。这种龟壳，就被认为有神灵，拿来作卜卦之用。
司马迁因为世代研究这类东西，天文、气象、卜卦等等都会，因此他在《龟策列传》中，对这件事写得很妙。他说乌龟如何如何灵，如何如何神。在春秋战国以前，遇到国家大事，连大臣们都不能决疑的时候，就用卜卦来决定。他还举出了许多例子，来证明乌龟如何灵验，但写到最后，妙了！他写道：“江淮人家，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最后这么一句，意思是说：据小子我遍游名山大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了南方一看，江淮之人，长江以南，湖南、广东一带的人，他们还吃乌龟的肉呢！这篇文章到此就完了。你说他迷信不迷信？这可不知道了，也许这是他的历史哲学。上面说了乌龟很灵验，既然很灵验，又自己保不住，江淮的人还吃乌龟肉，就可见不灵验。假如不灵验，又何必去迷信？但一定说是迷信，上面又举了很多灵验的事实。由此我们知道古人写文章，不像现代的人写文章没有根。古人写文章不但有根有据，而且不轻易下结论，非常客观。
现在回到本文。如上面所说的，因为古人对于乌龟非常重视，鲁国的大夫臧文仲居蔡，把一个玳瑁藏起来。当年没有博物馆，臧文仲是一位大夫，在自己家里，修了一间房子，把这个玳瑁供起来。这间供玳瑁的房子，漂亮极了。“山节藻棁”，就是古代木质的建筑物，在梁柱上雕刻有山水。“藻”是海藻形的花纹浮雕。“棁”就是接棁的地方。为了供一只乌龟，特别在家里修一栋建筑物，又修得那么漂亮、华丽、奢侈。一般人都认为臧文仲很有智慧，很有学问。孔子就说：“何如其知也？”——这个“知”读“智”——像他做这样事情的人，为什么一般人说他很有智慧呢？孔子认为臧文仲做这件事，太不懂事，几乎是近于无知。他相信一个人到了某种地位时，在言行上，一举一动，一句话，都会影响到社会风气。以现代社会而言，如果一个有权位的人家，养一只小狗，给它盖栋小洋房，就未免太过分了。当一个社会艰难困苦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这不能算是智。
这里又批评当时历史上另外一个人——令尹子文：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是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名宰相。姓斗，名谷于菟。楚国是当时南方新兴的国家。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于传统守旧；到了南方，楚国是后起的国家，气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兴开展的现象。同时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于后世所谓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号。他的道德、学问都很有修养，而他当时在国际间的声望，大致相当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名相伊藤博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并没有觉得了不起，一点也没有高兴过。“三已之，无愠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没有难过。人在上台与下台之间，尽管修养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并不多。一旦发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个神气，马上不同了。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如果上台了，还是本色，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这的确是种难得的修养。下台时，朋友安慰他：“这样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这不一定是真心话。事实上一个普通人并不容易做到安于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诗说：“逢人都说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这是描写当时在朝做官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不足为怪。不但中国，外国也是一样。“不喜不愠”，这是很重要的修养。此其一。
其次，上台终有下台时。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时固然很难，下山的时候更危险。因为向上爬很费力很痛苦，一定会小心。走下坡的时候，就满不在乎了，但往往在这时出毛病。我们可以从爬山体会人生。人“上台终有下台时”，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远演上去就没有意思了。和电影、电视界的人一接触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欢迎了。大家看惯了的面孔，就会生厌，必须要换新人。所以有时下来，换个面孔，蛮好！同是一个人，到别的地方站站，蛮好！此中也其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权位、名利之间，大家都说对富贵功名不在乎，但有人问我喜欢什么？我一定说喜欢钱。问我有钱没有？我老实回答没有钱。当然，不应该要的钱不会去拿，危险的钱不敢去拿，所以一辈子也没有钱。但钱是人人喜欢的，所以要讲老实话。如果说“我绝不要钱”，这个话真不真？很难说了。同样的说“我绝不要做官”，这个话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难说。富贵功名我很喜欢，可是绝不乱来，绝不幸致。这是坦白话、良心话，我喜欢，但不苟取、不乱来，这已经了不起，是很好的素养了。如果说我绝对不喜欢，那是假话。人要诚恳。所以做官，必须要学学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愠。我们看书时往往把这种地方很轻易带过了，如果自己切实一体会，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应该的，你交给我做，只要能够做的我尽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给别人做，心里无动于衷。这还不怎么难，最难的是：“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详详细细告诉后面接任的人该怎么办。普通交接，只说：“这事我办了一半，明天你开始接下去。”就这样了事，令尹子文，则把事情的困难、机密，全部告诉来接印的新人。多数人都会有经验，新旧任交接，在交印时总不是味道，多半不愿把困难的所在告诉新任的人。即使双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样。甚至原来两个好朋友，一个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个到医院去探望，关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时好转。看了几十年人情，颇恨眼睛还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颇灵光，这真不是件快乐的事！
这里是说令尹子文对国家的尽忠负责。对来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这种态度，在表面上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在外面做事的人，对这些要牢记，这是对国家尽忠，对自己尽职。在一个团体，就为团体尽忠，不为私事。所以子张问到令尹子文时，孔子便说：“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国家的忠臣，因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丢开了，完全为国家尽忠。“曰：仁矣乎？”子张又问到像令尹子文这样的做法，他的学问修养，有没有达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说，“仁”是什么他还不知道，他怎么能算得“仁”者？他只是忠臣，仁还不够。
对于孔子说的仁，我们在《里仁》篇中曾提到过的，这里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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