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学而》是讲个人作学问的内在修养，接着下来第二篇《为政》则是讲学问的外用。
不过提到为政，有一点要注意：我们常发现在一些著作中，许多人认为《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现代的语汇来说，称之为“政治哲学”。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观念的“政治”，孔子只说“为政”，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站在学术的立场，态度要非常严谨。我们常说一句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服真理。”作学问的立场，就是“在学术面前，态度要非常严谨，服从真理。”孔子只讲“为政”，不谈政治；“政治”如国父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孔子所提的“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风化。为政的意义包括了教化。这个重点我们必须把握住。因此第二篇《为政》，也是谈到学问外用的道理。
子曰：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共”即“拱”。这几句话，表面上看来，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来，为政最重要是“德”。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春秋战国时代，“道德”两个字，是很少连篇来用的，那个时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晋南北朝以后，到唐宋之间，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变成一个名词为“道德”；到现在年轻人一提到道德，都当成讨厌的名词。这是文化思想的演变。所以我们要知道，秦汉以前，德是德；而“道”与“天”，在当时可说是最麻烦、最难于界说的两个字，同样的有无穷意义。有时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个本体的代表；有时候是道路之道，有时候是原则或法则，像《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这个道就是法则的意思；有时候又是道德的代表。“天”字也是这样，包含有四五个意义之多。在同一本书，甚至在同一句里，前后的道字，所代表的意义就不同。这个好像是中国文化的毛病，其实也是长处，尤其在古代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一个观念用一个字来代表，用刀刻到竹简上，在当时就足以完全表达。
再说到这个“德”字的意义，过去“德”是表示好行为的成果和作用。古时人解释“德者得也”。因此我们了解孔子讲的“为政以德”，是好行为的成果，也和后世讲的“道德”意义差不多。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学校里，就告诉学生，这里的“德”就是“道德”，因为学生不到相当的程度，老师也无法多搬古董来为他们作详细解说。孔子为什么提出这个“德”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说到“北辰”。我们中国文化发达得最早的是天文。过去我们把天体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类似于我们现在讲天文的经纬度。经纬度是西方的划分法。曾经有位天文学家主张，我们自己重新划过，不照西方的度数划，如格林威治时间是英国人划的，与我们不相干。我们为什么不讲自己的中原时间，或以台湾作中心，把经纬度再划过呢？而事实上，我们过去是划分过的。天体的分度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体星座的范围，划分二十八个部分。为什么叫“宿”呢？这是指每天太阳从西方落下去的时候，东方天上是哪一个星座出来，这星座就是“宿”。这出来的星座，每个月不同，每半个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为十二辰，作为时间与天体的关系。过去发现了北斗七星，就是现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际。在夏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银河，在银河的北面，那七颗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这七颗星连起来，像舀水的瓢，古时叫“斗”。现在的天文学，也没有离开我们老祖宗那个原则。整个天体那许多星星，都是以北极星作为中枢，众星拱卫着它，每到晚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一定有两颗最亮的星，名招摇二星，它的光最为闪烁，很容易看见。春天北斗星一定指着东方的寅宫。过去做大将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无所不通，才能带兵。因为天文在军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军来说，如夜间迷了路，即观星斗，不藉仪器，就可辨别出方向来。我国过去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现在对于固有的“天文学”，我们反而一点认识都没有了。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捡回来。
一年四季，天体星座的移动，好像听北斗星的指挥，跟着它，绕着它转动。不但一年四季，每个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个天体随时在运转。每天十二个时辰，北斗星的方向也在变动，而且这是几千万亿年，固定的一种变动，不能错乱，事实上它也决不会错乱。
对于“北辰”我们了解了，那么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政以德”，内心有道，表现在外的行为就无懈可击。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风，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里本身不要动，只要发号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满天无数的星座，都会跟着你的方向动。
在军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万众一心”以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两句。大家对它的解释也各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人解释成“千万雄师千万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帅在这情形下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思想问题，思想一定要集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飞所提出的。现在我们如果解释为主帅心计的变通，所谓“山人自有妙计”，那就更糟了。我们研究起来，岳飞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比较恰当。那么“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我们知道，儒道两家的思想，在秦汉以前并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庄道家的思想讲“无为而治”，有些讲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释为在上面领导的人，什么都不管，就是“无为而治”。这完全搞错了，道家没有这个说法，是“无为无不为”。所谓“无为而治”是制其机先，看起来是没有事。譬如说，一个领导的人，一个主持的人，对任何一个方法，一开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里，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会出毛病，然后才能无为而无所不为。
讲到这里，说一个笑话，当年抗战期间，有一个朋友在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我问他：“你们地方上哪来这么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连鹅毛扇都不去拿，不会当军师。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们怎么办？”我说你们原来是这样干的。他说：“不是我们要这样干，是邻县要这样干，把土匪赶来赶去，剿的次数多，功劳多，他们要这样干，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也有人说刘备是曹操培养出来的，假如他不培养一个刘备，就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天下事原来如此。现在讲这样坏的一个故事，以解释这个道理——这种无为而治，实在是太不道德。我们在政治学上，军事学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来，所谓“为大将者无赫赫之功”，这句话在军事思想上的意义，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要大将在那里，敌人就怕了，不敢动了，仗就打不起来了。这当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个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谓无为的道理，大致的要点也在此，孔子讲道德的政治，就是这一个道理。
为什么孔子老是提到这一类的东西呢？古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叫“经史合参”。什么叫经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这个原则是不会变动的。但不是我们能规定它不准变动，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我们要懂得经，必须要懂得史。拿历史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来配合。这样研究经史，才有意义。譬如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则刻板的教条。其实不是的。我们读历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个时代，我们后世矨它为“春秋时代”，就是西周与东周之间的时代，孔子写了一本书叫作《春秋》，后来“春秋”成了历史的代名词。在孔子前后，有人写了历史，都称春秋。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把历史称为“春秋”而不称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热就是热，称冬夏也无不可。有人说因为春秋第一句话“春王正月”——后世把“春王正月”读成一句话，是读错了。所以我们再三讲，读古书要注意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纸笔，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简上，很艰难，所以往往一个字就代表了一个复杂的意义。这个“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为“春王正月”——以此来解释历史所以称作春秋的原因，这是不对的。
刚才提到，中国文化发展得最早的是科学，而科学中最先发展的是天文，讲世界科学史，乃至讲科学，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讲天文，则中国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发达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马当先的。讲天文又必须讲数学，而中国的数学，六千年以前，也很发达。这方面等将来有机会谈到《易经》的时候，再讨论它。
中国的文化是自天文来的——我们知道一年四季的气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讲昼夜，白昼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长，都不平均。只有春天二月间和秋天八月间，“春分”“秋分”两个节气，就是在经纬度上，太阳刚刚走到赤道中间的时刻，白昼黑夜一样长，气候不冷不热很温和，所以称历史为春秋。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一个时代当中，社会、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这个像春分秋分一样平衡的天气上来批判。拿现在的观念来说，称一下你够不够分量，你当了多少年皇帝，对得起国家吗？你做了多少年官？对得起老百姓吗？都替你称一称。历史叫作“春秋”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孔子在《易经》的《系传》上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当孔子写《易经·系传》的时候，正是春秋时期动乱的时候。但是孔子认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庄子说：“飓风起于萍末”，飓风就是现在广东话、福建话所讲的台风，现在西方人用中国语音译过去，也叫台风。我们看到台风的力量这么猛烈，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时候，只见到水面上的一叶浮萍，稍稍动一下，紧接着水面上一股气流冒上来，慢慢大了，变成台风。道家这句话是说，个人也好，家庭也好，社会、国家、天下事都是一样，如果小事不在乎，则大问题都出在小事上。“飓风起于萍末”，大风暴是从一个小风波来的。所以孔子在《易经》中说的上面那一段话，说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几乎没有偶然。平常听人说：“这个机会很偶然”，实际上没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国文化《易经》的道理来说，认为天地间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譬如有人捡到一块钱，“这多么偶然！”但仔细分析，一点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么？因为他走出门来了，如果没有走出门这个前因，就不会有捡到一块钱的后果。或者说，坐在家里就掉下一块钱来了，这该是偶然了吧？但是因为他坐在家里，这块钱掉下来他才捡得到呀！假如他出门不坐在家里，掉下来的钱，也不会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里不出去，也是得到这块钱的前因。因此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来者，渐矣。”都是慢慢转变来的。《易经》告诉我们，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我们懂了《易经》这几句话，孔子著《春秋》，正是赶上那个时代，他所以那么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当中，社会风气乱得不得了。我们不妨引用下面几个人的话，就可以知道春秋时代乱到什么程度。
司马光说：“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指赵、魏、韩三家分晋），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分不得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
又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其不哀哉。”
顾亭林说：“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邦无完交，士无完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从上面的记载，说明了春秋战国当时社会之乱，变乱是不得了的。当时，大家重视权利的斗争，社会秩序很乱，文化衰败，孔子面对这个动乱，非常担忧，因此他说为政，权力是没有用的，唯“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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