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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大学微言》51、义利之辨的财经学说

  我们为了讨论《秦誓》的一段话,引申了历史上所载秦穆公的事迹,作为研究的说明。现在再回转来继续讨论《大学》后段“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结论。必须重新提起大家的注意,在“治平”一段的内涵,我们把它划分为六个要点。

  第一,首先肯定以“孝道治天下”做为大经大法,这是他秉承儒家传统文化的不易信守,由此推广,以“敬老尊贤”为“治平”的重点,因此而和顺上下左右,终归于“絜矩之道”,为政治道德的准绳。有关“絜矩之道”的意义,我们曾经在上面讲过,就是至公至正的“持平”之道,或者也可说是公正的“平衡”作用。但在古文的用辞,就叫做“秉国之钧”的均衡作用。

  所以第二,就引用周朝中期卫武公“秉国”时期的政绩,说明怎样才能做到如“民之父母”,得到为人民所公推拥戴的荣耀。接着第三,说明既有人民群众和封疆“国土”,就须明白“财货”的分配运用,它与国家的权位,和民心向背之间有息息相关的重要。因此,第四、五两节,特别提出天命无常“惟(天)命不于常”的关键所在。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天下是人人的天下。它毕竟不是永远属于某一姓某一家之所有,唯“有德者居之”。所以必须“选贤与能”,以治其国,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要。总之,无论为“治国平天下”,或者为个人私家保有财富,必须要彻底了解“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的必然性。最后,第六,再重申提出政治伦理道德和财货分配运用的重心,只在于“义利之辨”。

  “大学之道”就是这样的一篇大论。这是曾子秉承“孔门之学”的“明德”外用的极则。但在最后一段结语,也是说明了自三代以下“家天下”的诸侯邦国政治体制,须要怎样均衡“财货”,和“经济”关系的“治国平天下”之道的一贯思想。从秦、汉以后,便一直为中国儒家学者们“经世治平”、“死守善道”的信条。

民富即国富,国富则民强

  讲到这里,我又习惯性地想起两句常用的古文感言:“其然乎!其不然乎!”这样感叹,也就是表示问题并不简单,正须值得切实研究。不过。在研究讨论这一段结语,首先须要简单解释一下《大学》的原文。如说: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与人口消费来说)。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也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以及兼带手工业的生产情况来说)。

  这的确是千古不易的名言。无论是十八世纪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十九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二十世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都不能否定他的卓见。

  其次,原文便说:

  仁者以财发身(这是讲,能知仁道的人,会善于运用财富,便可以发展一身的功名事业)。不仁者,以身发财(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便只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来拼命搏斗,求取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这又是说到当家治国的领导作风,以及领导社会的风气的重要性)。

  上好仁,下必好义。但在古文中的“义”字,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那可又是碰到一个麻烦的问题了!

  儒家所讲的“义”,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我之间都得安详,所以古人解释“义”(繁体为“義”)字造形的内涵,是从“羊”(吉祥)、从“我”,两个字义的综合,是属于“六书”中的“会意”字的范围,等于说是“为善最乐”的意思。但自曾子以后,孟子特别注重“义”字,主张以“义”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注解:义者,宜也。这也等于说是没有哪一点不合适、不相宜的才是“义”。至于从墨子学说以后,墨家思想的“义”字,就有偏重于人我之间,富于同情心和相爱心的“侠义”之“义”了。我们知道古文对于这个“义”字和“仁”字一样,都具有广泛的涵义,可以说只能“心领神会”,不可局限于文字言语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说“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是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意思,个个好义,当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结果。

  因此,他的原文便有“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说明治国者应当不起私财之心。“藏富于国”,“藏富于民”,民富即国富,国富则民强,当然就可以达到一个完全“均富”的境界了。

  原文讲到这里,他又引用了“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孟献子是春秋后期,鲁国有名的贤臣,史称其“为卿不骄,礼贤下士,士以是归之”。他是极力反对在位的权臣们以权谋私、以官图利的贤臣。古代四匹马同拉一车叫“一乘”,等于现代人有一部名牌的汽车。“百乘之家”,是古代表示当国者的诸侯们的财富气势。“伐冰之家”是古代有权位富贵的人家,派出人手,在冬天下雪结冰的时候,所伐冰块,藏在地下室,保存食物,到了夏天也可以享受,等于现代人用科研制造成功的大冰柜。所以孟献子就说这样的人家,他既然养得起马车和驾车的马匹,当然就不会太注意家里还要养小鸡生蛋,或养小猪等它长大了来做买卖。这种人家,既然能有“藏冰”的财力,就不会太注意养牛羊来做买卖了。由此上推,有百乘之家的诸侯们,就不会培养专为他们一家“以权谋私”的图利聚敛之臣了。如果百乘之家,与其还要培养专门为他“以权谋私”的聚敛之臣,还不如直接培养一些夺权“盗国”的谋士呢!

  曾子在引用了孟献子一段话以后,便说: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这是曾子著《大学》大论最后结尾的一段活,看来他是针对当时鲁国内政,以及春秋末期诸侯各国,都以胡乱增加赋税,搜刮民间社会的财富,归于诸侯私家公室,充实权位与富贵相结合的欲壑。同时他也看到当时诸侯各国,以及鲁国内政争权夺利的结果,的确是“灾害并至”,大多都成为不可收拾的败亡局面,因此,有感而发,坦率提出他的“危(正)言危(正)行”,作为警世晨钟的名言。

  但很可惜的,由于他最后的几句结语“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却被秦、汉以后历来读儒书出身的学者们,硬要用来学做“圣贤”金科玉律的教规,对于“钱”、“财”二字,视为毒害。甚至平时多谈这两个字,就会变成“俗物”。可是,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学问修养,毕竟不易做到。因此,一般的读书学“儒”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为“既要清高又怕穷”的矛盾心理状态。一旦考取功名,挤身政要以后,既不懂经济、财政,更不懂为国家社会人民之间,如何理财致富,而达到富国强兵的妙用。好像都是误解了曾子著《大学》最后的几句话,变成了如来佛加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一听就要头痛得打滚,非常可笑。所以中国有两三千年丰富记录的历史资料,所谓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好像都是一部人事经历的资料档案。对于财政、经济、生产、消费之间社会的财经变化态势,和人事史料来对比,简直少得可怜。

注重财政的名相、名臣

  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注重经济发展,先行富有财政而建国的人,在秦、汉以上,突出的只有两个半人物。第一是姜太公吕尚治齐,开发渔盐之利,建立了当时滨海落后的齐国,后来的子孙,才得以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经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时期,约七八百年而不衰。第二是管仲治齐,也是先由发展经济着手,然后才能做到“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主局面。另外半个,就是范蠡师法“计然子”的一部分学术,帮助越王勾践复仇雪耻,然后自己飘然隐遁,变更姓名为“陶朱公”,三聚三散,用致富来“玩世不恭”。

  至于读儒书而搞财经失败的,倒有东汉时期的王莽和北宋时期的王安石。首先著作与经济、财政、赋税有关的专论,只有汉宣帝时代桓宽的一部《盐铁论》。但仍然是根据“六经”,不外以儒术为民请命的要旨,并非专就盐铁之利来加以发挥。又有后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至于如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车千秋辈,以商人出身参与财政、经济政策的,历来就不为读书出身的儒家学者所重视,甚至还鄙薄之而不值一谈。其他,如唐代的财经名臣刘晏,也是不齿于“儒林”,实在有欠公允。史载:

  晏有精力,多机智。当安史之乱,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朝廷府库耗竭,皆倚办于晏。其用人,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碟,不得轻出一言。凡兴举一事,必须预计使任事者私用无窘,而后责其成功。又以户口滋多,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为后来言利者所不及。

  但终亦以功高,而蒙冤构陷赐死。无论帝王专制时代,或民主时代,古今一例,“谤随名高”,名臣毕竟难为,这也是人群社会必然性的矛盾啊!

  现在我们为了研究曾子《大学》大论的结语,牵涉到“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经济发展,和财政调配的“义利之辨”,顺便约略提出历史上的一些相关资料。用来做为“义利之辨”的反面感慨之谈而已。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为儒家学说和财经思想做专题讨论,只好到此打住。回转来再讲曾子本身,他一生的言行如一,确实做到了“义利之辨”,毕生清高廉洁自守,不愧于平生学问修养“择善固执”的风范。

曾子处义利之间的故事

  我们为了浓缩时间,就同时列举孔门高弟如曾子、原宪,以及兼带牵涉到子贡的三个故事,做为大家自己去寻思研究的参考资料。《韩诗外传》记载:

  曾子仕于莒(开始出来做鲁国莒邑的地方官)。得粟三秉(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十六斛为一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在这个时期,曾子是只注重待遇的收入,而轻视自己本身的得失)。亲没之后,齐迎以相(当他父亲死了以后,齐国欢迎他去做宰相)。楚迎以令尹(楚国也欢迎他去做宰相,楚称宰相为令尹)。晋迎以上卿(晋国也欢迎他去做宰相,晋称宰相为上卿。但他都推辞了,不肯出去做官)。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在这个时期,曾子是专心重视他自己本身的学养与出处动初的该和不该,因为已经没有必须孝养父母的负担了,所以他就不重视俸禄的待遇丰薄,和官职地位的高低等问题了)。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如果本身怀有学养的高尚至宝,但却不肯出来挽救自己国家的危乱,那就没有资格谈什么仁心仁术了);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如果故意自命清高而死守穷困,也不顾父母生活困难的痛苦,那还谈得上什么孝道呢);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一个人本身挑着重担,前途又很遥远,为了完成责任,就不会挑选什么地点,都可以随地休息保持精力);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家里既然贫穷,父母又年老体衰,为了孝养父母,就不需要挑选官位大小,只要收入足够赡养父母,便去做了)。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所以说,是真君子的人,穿着旧鞋和破布袄,急急忙忙地向前赶去,只是为了当时实在有迫切的需要)。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所以《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为他所传的《诗经》作这样的解说:一个人生不逢时,但不得已还是需要出来做官做事。既然担任了职务,就必须尽量尽心做好。可是只肯听命去达成任务,而不愿参与他的内部计谋。那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只是为了解决一时的贫困,并不是他要完成学养思想的真正目的啊)!”《诗》曰:“风夜在公,实命不同(所以《诗经》上说:我虽然昼夜都在忙着做公家的事,但是,我对生命意义的看法,自有不同的观点。只是一时命运的安排,现在只好这样做而已)。”

  我们现在引用了《韩诗外传》,首先提出曾子为家贫亲老而仕的一节故事和评论,可以做为说明曾子在《大学》结语所说,对于当时诸侯之国的为财货与政治道德之间的“义利之辨”的观点,他是身体力行其道而自做榜样,是真实“儒行”的风格。同时,由此了解《大学》结语所说的道理,并不是专对“治国平天下”的经济、财政的专论。但也并非说它对于“治平”之道的财经作用上,就可忽略“义利之辨”的重要。从“治平”之道来讲,计较的是为“国家天下”全民的大利大义的“义利之辨”,并非专指一身的小节了。至少,我所见的是如此,且待诸公自己去研究吧!

如果孔门弟子少了子贡,行吗?

  至于孔门高弟,在春秋末代的时期里,除了子贡一人别有他的胸襟怀抱以外,其他如颜渊、曾子、原宪等,所谓七十二贤人之中,大多是属于对当时时代的反动,处于“不同意”主张的清流人士,与后世宋儒的“儒林”、道学大有不同。其中突出对比的两人,便是原宪和子贡的故事。《韩诗外传》记载:

  原宪,字子思。宋(国)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不和当时社会的风气同流合污)。当世亦笑之(所以当时社会上人,也觉得他很可笑。这是司马迁的记载)。其为人也,清静守节,贫而乐道。居环堵之室,蓬户瓮牖,桷桑无枢,匡坐而鼓歌。于贡肥马轻裘往见之,宪正冠则缨绝,捉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予贡曰:“嘻!先生何病也?”曰:“无财之谓贫,学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而徒有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也。”于是曳杖拖履,行歌商颂而反,声满天地,如出金石。子贡耻之。

  所谓“子贡耻之”一句,是说子贡等于被原完的举动羞辱了一顿。当然,子贡不但会经商致富,而且还善于运用谋略的学术而代孔子出马,安定了鲁国受侵略的危机。这个有名的历史故事,可以自取《越绝书》来读,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孔子死后,在曲阜的墓地,也是子贡一手所经营的,而且他还在夫子坟上,守墓六年才离去。如果孔门高弟,都如颜渊、原宪一样,遁世无闷,甘于清贫,孤芳自赏,行吗?

  但我们既然讲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必须先要了解群众、资财、权力三者之间,犹如三根木杆捆在一起的三脚架,如果缺少了一杆,就站不起来的。尤其对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没有良好的经济、财政,必然就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政权,那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则。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兴亡史迹,最后促使衰败的,必定是先由财政、经济上产生必然崩溃的情况的。但在中国文化中一贯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以儒家、道家为主流的学术思想中,认为要解决经济、货财的问题,使“国家天下”得到“治平”的境界,只要从政治上做好,便可达到“物阜民丰”,国家和人民,就都可以“安居乐业”了。

  如再扩而充之来看,不但只有中国,其他如印度、埃及,甚至所有东方各国文化中的先圣先贤们,差不多也都有这样的观念。当然,西方文化,好像也并不例外,可是,到了十八世纪以后,尤其是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实业革命)开始,西方文化中,渐渐形成对经济学的专注。到了十九世纪开始,在西方文化的思潮中,便形成了以经济为主导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主义等的兴起。因此,直到现在东西双方,乃至全人类的文化思想中,对于这个问题,仍然还在含混不清,思辨难定。究竟是财富的资本影响了政治?或是政治影响了资本的财富?这也等于是哲学上的主题:究竟是蛋生鸡?或是鸡生蛋呢?且待人类慢慢摸索,再去求证吧!

《货殖列传》的妙论卓见

  但在中国两千年前的周、秦文化时期,比孔子早生一百多年的管仲(公元前六九○年间),却首无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经济为主导的政治方针。后人也有变易这两句原文,说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礼义兴。”这样的意思,是说明有了经济、财货的繁荣社会,才有文化文明的昌盛。“其固然乎?其不然乎?”姑且不论,而在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一○○年间),在他所著的《史记》中,特别创作一篇《货殖列传》,意在说明工商业经济的重要性,看来他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与历来的儒家学者们唱反调似的。其实,司马迁的思想主要是来自道家老子学说。但在《货殖列传》的论述中,也只好搁置“无为之治”的上古高远理想,随着时代社会的趋势,与管仲“经济政治”的观念,先后互相唱和,确实具有启发性的卓见,应该算是不可不读的名文,大有助于“内圣外王”之学的慧知啊!现在我们摘引他原文开始的三段重点,作为研究的参考。

  (一)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从虞舜、夏禹时代开始),耳目欲极声色之好(人们的耳目已经习惯了美声丽色的嗜好),口欲穷全豢之味(嘴巴已经吃惯了好吃的米面和畜牲的肉味),身安逸乐(身体已经习惯安逸快乐的享受),而心夸矝势能之荣使(而且在心理意识上,已经习惯浮夸、骄傲,羡慕权位和势力的荣耀)。俗之渐民久矣(这些风俗习惯,是由上古以来,渐渐地逐步所养成,后来的人们,便认为是自然地当然如此了)。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你想挽回人心,恢复到如上古时代的淳朴自然,虽然你挨家挨户去劝导,也是枉然,始终不会达到“化民成俗”的崇高理想)。故善者因之(所以善于运用的人,便只好用“因势利导”的办法),其次利道之(次一点的办法,就用利字当头,诱导他上轨道),其次教诲之(再其次的,只好取用严格规范的管教方法来教导他们了),其次整齐之(管教也达不到目的,就只好订立法津规章来整齐划一地统治),最下者与之争(最下等的办法,就是和他们恃强争胜地斗争)。

  (二)又曰,《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农林畜牧)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没有土地、山林、畜牧、海洋的资源,就没有办法发展经济的开放了)。(至于农工商和山泽的资源)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资源多就富有),原少则鲜(资源少的就很贫困了)。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贫穷与富有,是不可以靠抢夺过来,或是施舍给人的),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这都需要人为聪明智慧去设法取得的,所以灵巧勤劳的人,就富裕有余。愚笨懒惰的人,就始终不够用了)。

  (三)因此,他说,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礼义文明是产生在富有的社会和家庭。贫穷的家庭和社会,什么文化文明,也都变成过分的浪费了)。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富有的人得到权势的支持,就更辉煌),失势则客无所之(失势为人,宾客朋友就不会来了),以而不乐。夷狄益甚(夷狄中的势利观念,更加明显)。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在司马迁《货殖列传》这篇文章里,他讲到子贡,便说:

  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废著,古人解为储蓄和卖出。我认为应该解释为得空顺便的时候。鬻财,就是做买卖)。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富有)。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一捆捆地带着通货的帛币,和诸侯们做交际往来上的礼物)。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到哪一国,哪一国的君王们都要待他犹如国宾一样的对等礼遇)。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司马迁写这篇《货殖列传》的文章,夹叙夹议,妙论卓见很多,大有深意存焉!你们自己去研究吧!他的最后结论,便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发财,没有一定要某种事业才可以的)。财货无常主(财货也不固定是属于哪一个主人的)。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能干的就愈来愈多,不行的就破败不堪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耶(难道都是靠上辈素来有封爵的遗产而得来的吗)?非也(不是的,都是靠自己的智力勤劳而成功的)。

  我们为什么在讲《大学》“治国平天下”的结语,硬要拉扯到《货殖列传》来做讨论呢?因为我读历史,每每发现古人被《大学》最后结语“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一段话镇住了,并未好学深思它的真义所在。因此,不惜眉毛拖地,特别点出其中的关键所在。既可还了曾子著《大学》的本来面目,又免得后儒们盲目追随两宋以来的理学儒家们所误解的蛊惑。讲到这里,同时我又想起雪窦禅师的一首偈子说:

  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瞥见便生擒。

  可怜猎犬无灵性,空向枯桩境里寻。

  读书求学,自当有顶门上一只眼,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不可妄自菲薄,盲目随人说长话短,死死啃住古人的遗骨、唾余啊!

  至于补充《大学》结语,有关《大学》的“明德之用”和“义利之辨”的“至言”,我现在便为大家引用《易经·系传》上的话,作为总结。只是原文照抄,就不另加说明了:

  “显诸仁。藏诸用。”“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系传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成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 (系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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