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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全集

《原本大学微言》46、天秤不自作低昂

  跟着上节而来的,他又引用了《诗经·小雅·南山有台》的名言“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两句。自又加以解释说,所谓能成为人民所敬仰如父母的好领导,必须要做到真正的“民主”之“主”。那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像这样的文句,它本身就是白话,我们不必再加解释。只须要注意,“好”、“恶”两个字的读音和用意,就可以了。

当政者“不中不正”的后果

  然后他又引用《诗经·国风·节南山》章中的典故。“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我们先说他所节录原诗四句文字的本意。前两句,是用古人帝王制度及官府的习惯,重视“坐北向南”、“南面而王”的气概。当人们面对南山的高峻,最为出色的,就是对门当面的那一块洁白无瑕、壁立万仞的大石岩,使人看了,便有肃然起敬,大有神圣、伟大和崇高之感。当然,并不像黄山的天都峰那样,令人会生起不在俗世的出尘之感,只可当做飘飘欲仙的意味。跟着后面两句,就使人会有压迫之感了,尤其是对当时“秉国之钧”的高层领导者来说,大有咄咄逼人的气概。“师尹”,是西周时期的官职名称,除了“天子”的皇帝以外,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道大臣。这两句诗的用意,是以比喻的文体表达出來。也就是说,你这个做师尹的要注意啊!你犹如南山的那块大石岩一样,你在万民所望、众望所归的权位上,威权赫赫,不可一世,但全国人民雪亮的眼睛都盯着你看,他们对于“治国平天下”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啊!这便是原诗句的本意。至于历来严格研究《诗经》的经学家们,对于原诗在历史时代的故事,所指的究竟是谁,各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至少都认为这首诗,是在周幽王宠褒姒那个朝代所作。因为周政衰败,民心愁苦,但是那个“秉国之钧”的师尹,既不负责任,又讨好幽王,弄得民怨沸腾。有关师尹是谁,是官名?是人名?千古以来,都还在考证中,姑且不论。

  因此,曾子便说:“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的话。他所说的“有国者”,就是后世所谓的“当道者”,现在所谓的“执政者”或“当局者”,是同一意义的不同名词而已。“辟”字,就是“偏僻”的“僻”,就是“不中不正”的另一说辞。“僇”字,相同于“杀戮”的“戮”。这个字用得很重,就是说,犹如这个“师尹”,做得不正,天下人就会起来“杀戮”了你。不然,也会被后世的公平历史学家所“笔戮”的。

  曾子在前面引用《诗经》上的历史经验,既说明了作为“民之父母”的存心之不易,更进一步来说明“秉国之钧”者,更须要有随时反观自省的警觉,不可被权位所迷惑,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权位与功名富贵,都是外来的物欲,但也最容易迷惑自心,使人丧失“智知”的理性。宋代的名臣大儒欧阳修曾经说过:“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这的确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名言。人生到此,如果没有山林布衣的气度,如孔子所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知止而后有定”的定力,几乎没有几个能跳得出权位的陷阱。

先“立德”才能得民心

  但曾子引用《诗经》上的历史经验,更进一步,很巧妙地再配上一层,推到有国者的得失存亡之机,如说,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这四句诗,是《诗经·大雅·文王》七章诗中的名句。这是姬周初期建国时候的“箴言”名歌。它的用意,是告诫周室王朝继承者的子孙们,当在前朝殷商盛世的时期,他们并没有丧失了人民大众的信任。那个时候,殷商的善政,可以说,够得上是配合天心仁爱的标准(“师”字,有大众、群众的内涵。“上帝”,是上古以神道设教的名称,它代表了那个能为万物之主的天心和天意)。谁知道到纣王的手里,政治腐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完全丧失了人民大众的信赖,因此致于国亡家破,才有我们今天的周室王朝。所以你们要把前朝殷商的失德,作为一面镜子,随时反照反省,不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那个至高无上主持大命运的天意,它永远监临着你,唯有施仁德在民,才能得到保佑,这是不可变易的最崇高的大原则(“监”字,古文通“鉴”字用。“峻”字,即有崇高至上的意思)。

  然后曾子又进一层引申解释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一段文章,说得非常白话,本来不须再加讨论。但是,在座的几位年轻同学,是从现代白话教育起步的。因此,又回想到我自己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还在童年,距离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以上,似懂非懂,不敢多问老师。如果太啰嗦多问,老师会说,好好背熟它,将来你就会懂。一辈子也用不完。当然,听来很闷气,不是生气,因年轻,还不懂生大气呢!将来懂得,真是莫名其妙!心想,恐怕老师他自己还没有完全懂吧!可是几十年后,真的反而觉得那个老师真高明,好在没有点破我。如果那个时候,他教我懂得了文字,也许永远只是做个“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而已。这是要有人生多方面的经验,而且还要配合数十年的做人做事,才渐渐地一层一层深入,才算真懂了。学文哲和文史,也同学自然科学一样,没有走进实验室去实习,永远不会有新发现,永远不会有发明的。

  话说这段文字,它是在古往历史上,评论一朝一代,创业建国者的经验和成功失败的大原则,同时也是一个人,要做任何一种事业的成功和失败的共同原理。一字千金,真不愧是孔门贤哲弟子的名言。他首先提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之道,这个“道”字是一条不可变易的大原则之道,并非是说话之“道”。不过,你如把它当作要说话之先的“说道”,也勉强可以。总之,他说,要想创业建国,唯一的条件,须要有人民群众的归心拥护。有人民群众才能得国;相反,失掉民心,就会失国。但怎样才能得到人民衷心的归向呢?答案:“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是古代语言的习惯,便是现代常说的“所以”。这是说,你想要创业建国,或是你想做任何一件事业,必须要具备先能得到“人和”。你想要人心归向,或是个人想要有朋友相助,必须先要从自己“立德”开始。如果你自己做人,态度、言语、思想等行为,处处“缺德”,一切就免谈了!不过,一个“德”字,涵义太多太广太深,真是一言难尽,说不完的,不是随随便便说一句“道德”就对了。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直说到这里,仍然还都在“德”字的范围里打转呢!明白这个道理,自可了解下文所说的推理:有德,才有人众;有了人众,就会有土地;有了土地,就会有财货;有了财货,当然就能兴起种种妙用了。尤其是一个国家,就是人民、土地、财货三个因素的综合凝聚。然后构成一种总动力的共同经营,那便是后世所说的“政治”和“治权”的内容了。其实,一个人家也是一样,先由男女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共同辛苦经营,成为一个家庭,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现代人的创业,无论是工商事业、金融事业或社团事业,也不外于此理。

  但他特别慎重地提出注意,任何创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在于个人的“行为道德”,也就是包括心理行为和处事行为两种的综合。所以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个“末”字,不是说财是没有用的意思。这是说,一个人,自己的道德行为是根本,财货是由根本所发展产生的枝末。换言之,德行,犹如树根;财货,犹如树的枝叶。树根不牢固,枝叶是不会茂盛的。因此,他便说:“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如果你不顾在自己内在的根本德行上建立,只想争取向外的财资,那就必然会有人来和你争夺权利的。所以在争取人和与争取财货这两者之间的妙用上,曾子就特别提出一个道理,即“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个大原则,那是万古不易的名言,也是人类生存和生活上的大原则。赚钱难,聚财难。但是用钱更难,散财更不易。能够赚钱聚财,又能够善于用钱和散财的,必然是人中豪杰,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至于死守财富和乱散钱财,当然是一般社会人群中常有的两种典型。

当政者特别要注意一言一行

  最后,曾子又特别慎重地对于有志于“治国平天下”者提出言论和财货两者的反应作用,也可以说是因果律的法则。“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第一:他为什么在这里又要涉及到言语方面的事呢?而且他所说的言语,又是指哪种说法呢?答案:是指关于言语的“德行”,也就是平常所称的“口德”。言语,是内心思维意识的表达,如俗话所说,“欲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一个人的善恶行为,在外表的是整个人身的行动,在内在的是意识思维。但这两者之间,对外表达作用的,便是言语。“唯口出好兴戎”,善言是德行,恶言是祸患,又如俗话所说的,“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都是同一道理。但是这还只是从一个人的立场而说。如果是身负国家天下之责的人,那就更严重了,他的一言一行,动辄会影响全民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里,有形无形,具有监视帝王的作用的,便是“史官”。“左史”记行,“右史”记言。虽然后世有今不如古的趋势,被改称为皇帝的“起居注”,但还是相当严格,在那些不敢记,而又不敢不记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究竟的。

  总之,曾子在这里提出言语的因果作用,也是很有深意。因为曾子是周朝末期的人,应当还是先从周朝的史料中去了解,就比较切近。首先,我们且看周文王临终的时候,对他儿子周武王所说的话,如史料所载:

  “西伯(文王)寝疾,谓世子(武王)曰:见善勿怠(看到应该做的善事,不能偷懒不做)。时至勿疑(凡事要把握机会)。去非勿处(过去曾经有错误的事,快改,切勿流连)。此三者,道之所止也。世子再拜(听完了,叩了两三个头)受教。”等到周文王死后十二年,“是时诸侯皆畔(同叛)殷归周,不期(事先没有约定时间)而会盟(孟)津者八百。皆曰:村可伐矣。王(周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师还。”可是,有人向殷纣王报告这些情形,纣便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我的生命不就是有上天来安排的吗)。”完全不听别人的劝谏。

  看了历史上所记载的故事,由周文王开始教诫儿子的三句话,除了勉励武王努力为善以外,特别重要的一句,便是“时至勿疑”。至于怎样才能“知时”、“知量”,什么时候才是真的“时至”,那就完全是“物格知至”的智慧之学的境界,既须天才,还要力学才行。到了第二年,周武王就正式出兵革命,伐纣而建立周朝的天下了。但是周武王姬发与殷王纣辛,同样都说到天命,史书记载也很清楚,他们语气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应当“慎思、明辨”清楚,就可以了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的道理。

  除此以外,大家都喜欢读《史记》的刘邦和项羽的“本纪”。我也曾经说过,你只要看他们两个,都亲自见到秦始皇出巡的排场。但项羽便说“彼可取而代之(可以把他拿下来,由我来替他吧)!”刘邦也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做人应当做到这样,才算是大丈夫呢)!”同样的心思,同样的话,两个人的语气所代表的“心理行为”形态,完全不同。结果,项羽的事业,毕竟还是被刘邦“取而代之”了!

  再举个例来说,当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宋朝的开国皇帝以后,再三要出兵收拾在江南的李后主。最后,李后主急了,派了一位大文豪的大使徐铉去宋朝,问赵匡胤说:“南朝对北宋非常听话,又随时进贡,有什么不对,你非出兵不可吗?”赵匡胤也被他逼急了,便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是说,我要好好地在床上睡觉,但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个人在睡,而且还大声打鼾,我当然受不了啊!话说得很简单明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就是理由。这真是古今中外,一切想当英雄人物共同的心声。

  我看历史,每次想起赵匡胤的话,什么理由都没有了,只好付之一笑。因为由赵匡胤开始,三百年的赵宋天下,都是吃软不吃硬的局面,他当时对南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但在黄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岂不是正有人在卧榻之侧,大声鼾睡吗?为什么不率领南唐,一起来先赶走北榻旁边的睡汉呢!不过,到了南宋时期,那个疯狂的金主完颜亮,一定要出兵打南宋,他作的诗也说:

  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起头第一二句,同赵匡胤的卧榻旁边,再也不准别人打鼾睡觉,岂不是同样的“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吗?但完颜亮遭遇到南宋一位书卷名臣虞允文所指挥的“采石之战”,就彻底失败,终至国破身亡了。其实,我这样说也许是胡乱挑剔牵强附会,也只可付之一笑而已。但话说回来,在《大学》上,在这里忽然插进言语的悖出悖入的话,还不算是太关键的重点。也可说,只是做文章的对衬而已。他的重要主旨,是在下一句的第二个问题,“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财”、“货”的原义

  我们研究周、秦以前的中国文化,最要紧的要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先从时光倒流,回到上古传统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上去,便可知道古人简单的一个“货”字,是包括了现代人所说的物质资源,乃至人工所生产的农工商业等产品。属于经济学范围的东西,统名叫“货”。但有的古书上,又把“货”、“财”两字合用,也有和基本农业生产的粮食合用,称为“食货”的。如果随便一读,便很容易使人在意识分别上,混淆过去。其实,“财”字是指“财富”,是包括农工商业所得的“物资”,和代表“货物”互相“贸易”交流与币贝等的总和统称。例如本节上文的“财聚民散,财散民聚”,是用“财”字。到了本文末节所用,便换了“货”字,都是很有深意,不是随便用字的。

  人类的“财富”,基本上,都是由自然界的“物资”而来的,是绝对“唯物”的。那么,他在讲“治国平天下”之道,为什么先前已经说到了“财富”,现在又怎么再提出物质资源的“货物”观念上去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人性的最大的欲望,除了生命基本所需求的“饮食男女”以外,就是“好货”。这就是人性普遍存在的占有欲,基本病根最重要的一环。如果以后世人文文化的社会科学来讲,换了一个名称,就叫做“利”字。例如后世常用的“名利”二字,“名”字,就包含有权位、权力、权势、权威等作用在内。“利”字,就包括了货物、财币、钱财等意义在内了。我们只要明白了这些意思以后,便可恍然明了先贤们把上古史,姑且裁定到夏、商、周三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度以后,以及家天下帝王制度的形成,经两千余年之久,多少的王侯将相和所有的帝王,都是把天下国家当作货物在玩弄。巧取豪夺,真有几个是以“济世救民”存心的,实在并不多见。尤其在秦、汉以后,那些开国帝王的目标,都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做为目的,谁又真能“明明德”而做到“治国平天下”呢?

刘邦、李渊、朱元璋的老实话

  在历代的历史记载上,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人物,说了老实话,真不失其英雄本色了。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李世民和他的父亲李渊;另一个是朱元璋。

  如《史记》所载,当刘邦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以后,志得意满。有一天,对他的父亲(太公)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为仲多?”这是说,当年你在家里,常常说我是个无赖,不会谋生赚钱置产业,不如兄弟的勤力。现在你看看,我所赚来产业的成就,比起兄弟,是哪个赚得多呢?刘邦的出身、文化教育水平,到底太差,当了皇帝以后,仍然是当年一副无赖的作风和口气,居然在老父面前,傲然自满,而且很坦率地说出这个国家天下,统统是我赚来的刘家产业财货,打天下的功臣们,都只是我刘家的猎狗而已(他明说功臣们犹如功狗)。至于天下老百姓们,都是逐鹿中原所得来的猎物,那当然都不在话下了。所以说这是刘邦讲的真话。

  到了隋、唐时期,太原公子李世民,设计逼促他父亲李渊起兵造反,李渊胆小,但为形势所迫,也不得不冒险一搏了。李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李世民说:“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这是明说造反不成功,我们李家家破人亡,罪孽都由你而起。如果成功,把天下国家,变成了李家的产业财货,也是由你一手所造成。哪里有半点意思是为“解民倒悬于水火之中”的诚心呢?所以这也是真话。

  至于朱元璋当了朱明开国的皇帝以后,有一天,在深宫内院,和马皇后一起,两口子闲谈,一时高兴,朱元璋便说:“当初起兵,还不是为了饥寒所迫,没有饭吃,哪里料到今天,居然做起皇帝称天子呢!”他说完出去,马皇后立刻嘱咐站在旁边的两个太监说:“皇帝马上就回宫,问你两个,你们要从此以后,一个装聋,一个装哑,不然,就没有命了。”因为马皇后仁慈贤德,她知道朱元璋个性忌刻,一想刚才和自己的谈话,给旁边的小太监们听了传出去,太不光彩了,一定会马上回宫追问,动辄杀人的。果然不出所料,朱元璋又匆匆返转内宫,查问这两个太监,终因一聋一哑,总算格外开恩,放过不杀了。史称马皇后的仁慈德行,诸如此类的不少。但在正史上记载得并不多,在明人笔记上,反而保存一些资料。

  古人说:“人间莫若修行好,世上无如吃饭难。”又说:“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俗话说的“一钱迫死英雄汉”;“人是衣服马是鞍,金钱就是英雄胆”等等,都很平实坦白地说明,“食”和“货”,确是人类基本需求,不可或少的东西。但从人类文化的人生哲学角度来讲,“名、利、财、货”,“富贵功名”,“权位金钱”,都只是在生存、生活上,一时一地的应用条件而已。它的本身,只能作为临时临事时所需要支配的机制,根本上它都非你之所有,只是一时一处归于你之所属,偶尔拥有支配它的权利而已,并非究竟是归于你的所有。因为你的生命也和“功名富贵”那些现象一样,只是暂时偶然的存在,并非永恒不变的永生。可惜那些大如开国的帝王们,小如一个平民老百姓,大都不明白“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因果法则,都以为那是我所取得的,而且千秋万代都应统属于我的所有,谁知恰恰相反。反而变成后世说故事的话柄,惹得人们的悲欢感叹而已。如果能够在这个利害关头,看得破,想得开,拿得稳,放得下的,就必须先要有“知止而后有定”,乃至于“虑而后能得”的平素涵养功夫。尤其对于“物格”、“知至”的道理,是关于“内明”、“外用”的锁钥,更须明白。然后才能起用在“亲民”的大用上,完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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