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大学》所讲“治国在齐其家”，首先所提出的“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便是依照传统文化《周礼》的精神，要点是讲一个家族、家庭中，首先需要有一个具有妇德的女主人，才能使这个家庭、家族父子兄弟、上下老幼，各得其“宜”。这样，当然可以使这个家庭中的男人们，向外发展事业，不但无内顾之忧，同时还可以得到贤内助的助力了！但就下一句的“而后可以教国人”的结语来说，他的重点还是在指“家天下”时期的帝室家庭，以及王侯将相，乃至当权士大夫们的家族而言。因为上古的时代，还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制度的社会，所以对于上层领导的要求，更为重要。这就是所谓的“春秋责备贤者”。
其实自古以来，从东方的文化来讲，当在周、秦时期，不但从孔子开始推祟《周礼》的文化，重视王朝帝室“齐家而后治国”、“妇德”和“母仪天下”的主旨；就如以“入世而后山世”的印度圣人释迦牟尼佛来讲，也是同样推崇治世的“转轮圣王”，将他等同于佛。同时他也强调所谓治世“轮王”的福德，必须同时具备“七宝”（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主藏臣宝、主兵臣宝）。但在人道上的第一重宝，就是“女宝”，也就是贤良有德的后妃。所谓“轮宝”，有两重意义，一是指犹如现代精密科技的海陆空等武器。二是指历史时代的巨轮，等于俗话所说的有好运气，和“天命攸归”的意义。“象宝”、“马宝”是指交通和征战所用的快速交通工具。“珠宝”是专指经济、财政极发达的财富。但上面所说的四种，都属物质文明方面。讲到人事方面，第一需要有贤德智慧的后妃“女宝”。另一就需要有善于理财的经济、财政的能手“主藏臣宝”。你们知道吗？日本人叫财政大臣“大藏相”，就是出典在佛学中。另一最重要的就是善于知兵，统领大众所向无敌的大元帅“主兵臣宝”了。
虽然如此，但印度的古代信史，已很难稽考，例如著名的阿育王或孔雀王朝的好坏后妃，更是没有信史可征。在中国传统的“二十六史”中，除了周室初期，接连记载着四代的贤德后妃以外，自秦、汉以后，可以称为帝王体制时代较为贤良的后妃，为数实在寥寥无几。以开国创业的那些帝王来说，除了汉光武的阴皇后（阴丽华）和朱元璋的马皇后以外，即如李世民的长孙皇后，还当退居其次才对。尤其是朱明开国的马皇后，她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受过教育的乡村妇女出身，但她的德行，却远远超过历代的贤后之上。而且她在朱元璋称帝封后的时候，严谨地提出警告说：
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
足见她对朱元璋个性的了解和规劝，是多么的高明啊！她比范蠡警告文种，越王之为人“只可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话，更有深度。因为她从人生艰苦的经历中，了解到人性的反面。但是，她是朱元璋同甘共苦的妻子，她也深爱这个丈夫，只好在他得意欢乐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流着眼泪，对丈夫说了这样警告性的历史名言。短短的十个字，比起那些文章千古的大臣“谏书”，更为有力，真可以说是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啊！
下面，接着“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之后，便是“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了。对于“宜兄宜弟”的出典来源和内容，前面已经说过，话不重提。但他引用这句在“治国在齐其家”的一段里，那是用来专指在家庭、家族中兄弟姊妹，互相争宠，互相争斗，尤其在权位和财利之间的争夺，甚至还不及路人和外人，彼此互相残杀的，历代历史所记载的太多了。岂只有初唐开国时代的“玄武门事件”，宋朝开国时代的赵匡胤兄弟的“烛影斧声”，乃至清代雍正夺嫡的疑案等等。即使像一般平民老百姓，稍富裕的家庭，甚至如三家村里薄有几分半亩田地，或几间东倒西歪的破屋的兄弟姊妹为了争产分财，闹得你死我活，实在也是不可胜数。如果推广“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个观念，如现代社会上的政党、社团、公司、店号等的同志和同仁，都如兄弟姊妹，彼此都能够“同心一德”，互相尊重，互相关爱，那是广告中言语文字的“美声”，事实上，恐怕比水面上画花纹、小孩子的吹气泡还要难得。
因此，曾子只好著之于书，告诫奉劝天下后代，真正儒家“孔门”所教育的学问重点，对于“治国齐家”之道，首先重视有“贤妻良母”的“宜其家人”。同时就是兄弟姊妹之间，和妯娌、姑嫂之间的“宜兄宜弟”，就是如此而已。尤其如现代人，已经开始有了“四海为家”的习惯了。假使碰到为了个人的利益关系，和兄弟姊妹、朋友之间争得太过分痛苦的时候，我总是常常提醒他们一句话，古人说的“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退一步，放一着，就可自求多福了。话虽如此，如果没有“知止”、“诚意”的平日涵养工夫，一碰到事情，就绝难做到了。
接着而来的，在“治国在齐其家”的本节末后，就又引用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的名言，用来说明“治国”与“齐家”的“宜其家人”和“宜兄宜弟”，都不是只在要求妻子和兄弟姊妹来做到的。真正能够做到使妻子和兄弟姊妹都能和乐相安相处的，都要由于自己本身一人的品德行为和学养教化的影响才行。这便是《大学》开端所说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效果的发挥了。“其仪不忒”，是说自己本身“诚意、正心、修身”的榜样，始终一致，表里如一，从来没有言行相违、口是心非的败德。那么，自然而然地会“正是四国”，可以感化普及于国人了。
所以它在做最后的结论便说：“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但须注意，在这里所用的“法”字，不是指法律的法，而是作效法的法来用。这是说，假如你能做到，使父子兄弟们都要效法以后，渐渐就可使人民也都来效法了。这就是孔门儒学所说的“为政”的道理。“为政”是正己然后正人的教化，由君道、父道而同时兼具师道的道德，感化人民的作用，不是“政治”；“政治”，是依法管理和治理人民的作用。如果望文生义，看来都是同一名词，好像意义都差不多。事实上，它是大有差别的。
例如，东周以前，周（姜）太公吕望的“治齐”，以及后来管仲的“治齐”，他两位都是真正大政治家的做法，而稍微兼具有“为政”的风范。其他如周公儿子伯禽的“治鲁”，比较重视“为政”的德化，可是却使鲁国在春秋、战国末期，始终似嫌懦弱。可是到了秦亡、汉室初兴的阶段，东鲁儒生始终还存有保全儒家传统文化的风仪，影响两汉而流传于后世。所以说，文化是人类的灵魂，尤其是一个国家民族，切不可自毁灵魂、但取躯壳地糟蹋文明，更不可自毁千秋的文化大业，而偏取后世的一家之言，便当作金科玉律。那是必有自忏孟浪，后悔莫及的遗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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