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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全集

《禅话》第二章、达摩禅

06、五度中毒、只履西归

  圣贤的应世,都为济物利生而立志。但圣贤的事业,都从艰危困苦中而树立,甚至赔上自己的性命,也是意料中事。达摩大师看到当时印度佛教文化,已经不可救药,看到中国有大乘气象,可以传佛心法,所以他便航海东来,在中国住了九年。而且在短短的九年之中,大半时间还是终日默然在少林寺面壁而坐。如此与世无争,为什么还有些人想尽办法要谋害他?这是所为何来呢?

  有一次,某大学一位哲学研究所的学生问我:“学禅学佛的人,起码是应该看空一切。为什么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为了衣钵,还要犹如避仇一样地逃避争夺的敌对派?这样看来,又何必学佛修禅呢?”这与达摩大师来传禅宗心法,为什么还有人要五、六次谋害他,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号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本来就有这样丑陋而可怕的一面。古语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所以“文人千古相轻”,争端永远不息。这所谓的文人,同时还包括了艺术等近于文学的人和事。其实,岂但“文人千古相轻”,各界各业,乃至人与人之间,谁又真能和平地谦虚礼让呢?所以“宗教中千古互相敌视”,“社会间千古互相嫉恨”,都是司空见惯,中外一例的事。人就是这样可怜的动物,它天生具有妒嫉、仇视别人的恶根。倘使不经道德学问的深切锻炼与修养,它是永远存在的,只是有时候并未遇缘爆发而已。况且还有些专讲仁义道德和宗教的人,学问愈深,心胸愈窄,往往为了意见同异之争,动辄意气用事,乃至非置人于死地不可。佛说“贪、嗔、痴、慢、疑”五毒,是为众生业障的根本。妒嫉、残害等心理,都是随五毒而来的无明烦恼。道行德业愈高,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谓“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包括了这个道理。印度的禅宗二十四代祖师师子尊者,预知宿报而应劫被杀。后世密宗的木讷(ne4)尊者,具足六通,也自甘为嫉者饮毒而亡。此外,如耶酥的被钉十字架;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饮毒受刑;孔子困于陈、蔡,厄于鲁、卫之间,其所遭遇的艰危困顿,唯仅免于死而已。达摩大师最后的自愿饮毒,对证他所昭示的“四行”的道理,可以说他是“心安理得”,言行如一。后来二祖神光的临终受害,也是依样画葫芦。

  其次,关于达摩大师的下落,在中国禅宗的史料上,就有好几种异同的传说,最有名的便是“只履西归”的故事。据宋本《传灯录》祖师及西来年表的记载,当粱大通二年,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达摩大师以“化缘已毕,传法得人”,遂自甘中毒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即世俗人之坟墓)于定林寺。记云:

  “北魏宋云,奉使西域回。遇师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问师何往?师曰:西天去。又谓云曰:汝主已厌世。云闻之茫然,别师东迈。暨复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dai4:等到,达到)孝庄即位,云具奏其事。帝令启圹,唯空棺,一只草履存焉。”

  其次,僧念常著《佛祖历代通载》,关于达摩大师的生死问题,曾有论曰:“契嵩明教著《传法正统记》称达摩住世凡数百年,谅其已登圣果,得意生身,非分段生死所拘。及来此土,示终葬毕,乃复全身以归,则其寿固不可以世情测也......”但念常的结论,对于明教法师的论述,并不谓然。如云:“故二祖礼三拜后依位而立,当尔之际,印尘劫于瞬息,洞刹海于毫端,直下承当,全身负荷,正所谓‘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入此门来,不存知解者也。乌有动静去来彼时分而可辩哉!”

  又:盛唐以后,西藏密教兴盛。传到宋、元之间,密宗“大手印”的法门,普遍宏开。而且传说达摩大师在中国“只履西归”以后,又转入西藏传授了“大手印”的法门。所以认为“大手印”也就是达摩禅。禅宗也就是大密教。

  至于《高僧传》,则只写出了达摩大师自称当时活了一百五十岁。

  总之,这些有关神通的事情,是属于禅与宗教之间的神秘问题,姑且存而不论。因为禅宗的重心“只贵子正见,不贵子行履”。神通的神秘性,与修持禅定工夫的行履有关,所以暂且略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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