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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传》22章 再见,西安

  谈判基本结束后,决定放蒋的消息象一阵风似的很快传出,人心再度浮动起来。那时, 除张学良外,人们都主张必须有可靠的保证,才能放蒋。可是张学良认为,只要蒋原则上承 认达成的协议,就可以让他走,并且还决定亲自送他回南京。

  突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这在当时的西安引起了不小的波动。许多好心的关心和爱护张学良将军的部属和友人都 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放蒋已够宽大,还要送他回京,似无这个必要。当时他如能对蒋的本 质看得更透彻些,特别是若能认真听取一下杨虎城和他的部下的劝说,取消他这次的南京之 行,那他原本是不会落入虎口、被罚以终生监禁的,他原本是完全能够诚如他自己所说的, 在抗日的斗争中,率师北上,偿我素志,誓灭日寇,虽死不辞地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的,而他的历史,显然就会另是一番景象了。可是,人世间的事,有时常常是身不由己,变 幻莫测,甚至是鬼使神差,不可思议的。

  那是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的一个北风凛洌的早晨,西安人民还正为三方面会谈取得进展 而倍感欢欣时,张学良刚起身就接到了蒋介石要求当天返回南京的电话。是的,谈判已告一 段落了,可由于蒋介石只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愿以人格担保,却不肯签字,也不发表任何公 开的讲话,甚至连作点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之类的许诺也不答应,就想轻而易举地离开西 安,人们怎能不疑虑重重,并对蒋氏对协议如此缺乏诚意而满意呢?为此张学良也有些着 急,怕出乱子,所以便于二十四日下午在他的住所召开设计委员会议,向部下介绍谈判情 况,同时也透露了蒋介石很快要走,他也要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等使人不免为之一惊而又令人 迷惑不解的问题,看到人们疑虑重重,他又说:‘昨天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 提,但不许在外边乱说,尤其不许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天大的事,做错一点, 我们担不起。’张说完,会场沉默,好一会,有人问:‘蒋、宋答应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 没有?’张急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的人虽然紧张,仍复述了二十三 日会上提的条件(即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释放‘七君子’,取信于 民;没有保证,蒋介石不能走等),张说:‘你们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行不通。蒋现在 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 使生效了,当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所以说你们 的意见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 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有人问:‘副司令说要亲自送他到南京是什么意思?’ 张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的高。这次事变对 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 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 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做到家,合作得彻底。你们要听我的话。’张又 申述:‘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 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 事送神,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 在所不惜。’还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么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 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参加会议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就此结 束。’①

  谈到这里,围绕送蒋,作一点插叙。事情是这样的:

  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期间,我从一家省报上看到转载的香港《文汇报》江元舟写的 《西安事变亲历记——访蒋介石原侍从副官居亦侨》的文章,据文章谈,作者是在苏州访问 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的。居先生是江苏人,黄埔军校六期步科生,一九三五年任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从副官,现为苏州市政协,特约文史员。据江先生说,“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后,在送蒋介石去南京的前夕,张、杨二将军曾举行宴会。席间,张学良敬酒掷 杯,侃侃而谈,将军豪情,达于高峰。文章不长,写得也颇生动,转引如下:

  那晚,古色古香的大楼里灯火通明,席间有三方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师级以上 的将军;蒋介石、宋子文以及随行人员宋美龄、端纳、戴笠等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 等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了,张学良首先举杯敬酒,他激昂地说:

  “委员长、周主任、诸位老兄,你们受惊了。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为请委 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有人说我是叛乱,其实我真心为国家、为民族,要求 抗日,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少帅把酒一饮而尽,眼眶里饱含泪 水,将手中的玻璃酒杯使劲一摔。

  接着,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向大家敬酒,说:

  “委员长,汉卿、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老同事,这次事变是个大变 动,今天举行宴会是个大团结,在座的为促进团结方面作出了贡献;张、杨两将军的行动仅 是个促进团结的武装要求,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 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

  张学良倏地又站起身,猛地站在椅子上,第二次向大家敬酒。说完,他从椅子上跳下 来,又一次把酒杯摔在地上,伏在餐桌上哭出声来。

  过后,张学良沉吟半晌,又斟满一杯酒,来到蒋介石面前,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 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你如果 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发生。

  我的行动不大好,我想结果是好的。委员长同意一致抗日,希望回到南京后,说到做 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东北不收复,死我也不瞑目!为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干杯!”

  张学良举杯痛饮、蓦地又使劲地把空酒杯摔得粉碎。

  蒋介石望着激动的少帅,在众目暌睽之下,沮丧地说:“我身体不好,酒也不会 喝……”

  宋子文连忙凑上去,神情略带激动:“汉卿,委员长的酒我代喝,干杯!”……②

  这里所写的宴会,只说是在“送蒋去南京的前夕”,究竟是哪一天,作者没有写,按一 般常识,这个时间当在离开西安前的两三天,再早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而这几天,因为宋 美龄刚到,又要谈判,日程排得满满的,会议、应酬无虚日,举行些宴会,并有各方人员参 加,是完全可能的,据有关史料记载,在事变前后,乃至张学良送蒋去南京后,这类宴会也 都曾不止一次举行过,所以江先生所写的这种场面也不是不可能出现。但三方人员是不是都 到得那么齐,特别是蒋介石是否真的象上面所说的也参加了,似有疑问,因从目前见到的有 关资料看,并未发现有这方面的记载,一些当事人写的书籍和回忆资料也都未提此事;另方 面,宋美龄是二十二日来西安的,她在西安只住了三个晚上,而这次宴会她是参加了,那 末,这究竟是哪一天?是二十二号当晚吗?那时还未谈判,送蒋走的问题还谈不上,怎么会 举行告别宴会?是第二天,即二十三日晚间吗?谈判还正进行,还未达成协议,就说要走, 似也为时过早;另外,据说是因为蒋氏有病,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二十三日的谈判南京方 面只有宋子文出席,宋美龄连谈判也未参加,她还能到新城大楼去赴宴吗?那末,第三天 (二十四日)呢,会不会是这一天晚上?这时协议达成了,蒋也答应抗日了,要告别当然是 具备了条件的。但这天晚上,事实上是安排了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见,而且,在周未见蒋之 前,“两宋告周,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周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 进来,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156页)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去参加宴会吗?情况究竟如何?因笔者既非当事人,又未掌握更确凿的史料,所以不是 要否定江先生的介绍,只是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谈点不同看法,以期进一步促进西安事变 历史的研究,谬误之处,欢迎指正。

  向部下作解释的会议开过了,为蒋送行的宴会也举行了,但对放蒋下面仍有不同意见。 二十四日晚上,受到张学良信任的著明人士高崇民致信张学良,重申有条件放蒋的必要性和 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二十五日早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给宋子文也写了 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提出撤军和在协议上签字是放蒋的前提,“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 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这下,宋子文慌了,蒋介石、宋美龄也十分惊惧,“梁园虽好, 不是久恋之家。”所以宋美龄一大早就慌忙派人把张学良找了去,要求当天就让他们回南京。

  “今天就要走吗?”

  “是的,今天!”

  “这是不是太仓促了。”

  “不,也该走了。”

  “原来不是说还要过几天再走吗?急什么呢?”张学良还想留客。

  可客人却一天也不想留了。尤其蒋介石,一说要走,心早飞了,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这个 使他栽了个大筋斗的倒霉的地方。宋美龄最懂得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她哪会让步呢?张学良 刚表示了一点挽留之意,她马上就摇头了:“不,汉卿,多谢你的好意,不必再停留了,好 在谈判已经结束,几方都已达成谅解。另外嘛,你可能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

  “啊,是什么事呀?“

  “今天是圣诞节,我想今天回南京,图个吉利,你不会使我失望吧?”

  “啊,是这样……”宋美龄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张学良觉得是很难拒绝的,加上他早有 放蒋之意,所以打算答应她的要求。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放蒋是大事,西安三方面意见还不 一致,尤其军内将领和各方人士,几乎是一致反对的,所以又有些犹豫了:“走是可以的, 总得准备一下,今天走,怕来不及吧?”

  “来得及,来得及!”宋怕张学良再变卦,连忙说:“我来时乘坐的飞机还在西安,要 走很方便,还准备什么呢?”说到这里,为使在她看来还是比较重义气、讲交情的这位少帅 不再有任何的动摇,又进一步使他放心地说:“汉卿,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说定了。至于有人 顾虑日后共事,多有不便,这就更是多余了,你可以转告他们,委员长说了,他是领袖,是 决不会计较的,尤其你们弟兄之间,大仁大义,决不抱怨。”

  张学良看宋如此通情达理,即表示同意让他们今天离开,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不,不要送了。”一直默不作声的蒋介石,看到夫人终于把张学良说动了,暗自高 兴,但嘴上还是劝阻,以示宽宏与关切:“唵唵,真的,不要送了,我们兄弟二人好说,都 能谅解,不会介意,可你到南京,那里可能会有人对你不谅解,唵唵,怕有不便。”

  看,蒋介石话说得多么好听呀,姿态是多么的高呀,可这诺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 现,只有天晓得了。但那时,年轻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这一套两面派手法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和警惕,他只是考虑到,普通的人,尚讲信义,何况堂堂委员长?他不是倡导新生活运动、 大谈“四维八德”、对“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信条背得滚瓜烂 熟吗?不是口口声声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不报复吗?所以他答应了他的要求,至 于送不送蒋回南京,刚才蒋氏所言,显系激将法,正因为他这样说,张才不能不送。所谓南 京有人“不谅解”,“不要送”等,并非真言,可以把它看作是欲擒故纵之策;而唯恐他改 变主意不去南京,那末他想把张学良“这小子弄起来”的打算就会落空,这才是蒋的真正动 机。有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学良居然相信了他的好话,义无反顾地亲往南京送蒋,是 不是太幼稚、也太无知了呢?也有人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不了解蒋的为人,是一 时心血来潮,是个偶然的决定,这有无道理?我看说他考虑不周,这是符合实际的,说他对 蒋的为人和本质看得不透,也是可能的,但若说他未加考虑,是一时冲动,根本不了解蒋的 为人,那也不符合实际。当年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栗又文在忆及此事时,曾说过:“平 时我们与张闲谈时,曾涉及到蒋的一段故事。他说在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 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 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订 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退给了许,从此两人一直不睦。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 之怨必报的人。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 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隘,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 ③这个事例说明,张送蒋是作过一番考虑的,对蒋也并不是不了解(当然也不是很了解), 他的这个对比,就颇有见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蒋“在某一方面是个强者,遇到乾坤一 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现无遗!因此换来‘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讥 讽。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这难道 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吗?正因为他了解蒋的为人,为了使他不疑,使他放心,同时也是为了 保全他的面子,并向世人表明,他此番扣蒋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也不是什么权利之争,而完 全是为了抗日,为了国家民族大义,所以他今天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不仅敢捉、敢放、 也敢送他回南京!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事,不仅他的一些部属反 对,杨虎城也不赞成。本来,在联合抗日、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是观点一 致、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的。但在西安事变后,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如何对待蒋介石以 及要不要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和究竟送不送蒋等问题上,就有所不同了。有同志在论及此一 问题时,曾提到端纳的评述,并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平商谈结束后,达成了六项协议,关 于是否让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发生了分歧。曾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外国人端纳曾有这样一 段评述:‘对于签字问题,张、杨之间也有争辩,张认为只要抗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它 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也不应再影响到主要目的。要迟放蒋只会使事情转到错误方面而背离 原定目标。显然,张、杨在争辩时也失去耐心而彼此以尖锐字眼相加。张曾对杨等威胁说: ‘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事实确是如此。对于如何处置蒋的问题,张、 杨认识不尽相同。张果断,有胆量,对民族利益考虑居多,对自身后果考虑甚少,认为只要 蒋答应联共抗日条件,就放他回南京,并且还拥护他当领袖。他以君子度小人,认为自己出 以公心,不怕蒋报复,或蒋不会报复。杨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蒋出身流氓,从大革命以来的 行动,充分暴露出蒋的阴险狠毒,认为稍有处理不当,必将招致残酷的打击报复,故不能轻 易放蒋。纵然不使他丧命也要他失势。所以他有点倾向惩办蒋。但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结 果还是依照张学良的意志行事。可见,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总是取决于张学良。” ④至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倡导者,也是贯彻实施这一方 针的关键人物,那种认为南京送蒋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根本没有考虑到去南京后可能带来的 严重后果的说法,则是缺乏根据的。张学良为了逼蒋抗日,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仅捉蒋、 放蒋他均有周密的计划,就是自己亲自送蒋回南京,他也是早有考虑,早就决定了的。在目 前看到的档案资料中,至少有两份确凿的资料,是足以对此作出证明的。其一是一九三六年 十二月十七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中就宣称:“顷汉卿派人(注:指李金洲)来晋,面称近 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负荆请罪。”这里所谓“跪求介 公”云云,显系耸人听闻之语,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息,因 为张学良对此事曾有所流露。其二是过去人们一直说,周恩来等同志对此是一无所知的,直 到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去了飞机场,他才得悉此事,现在看,不对了,周恩来等不但知道,而 且还对张学良进行过劝阻,这正象鱼汲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

  25日,周恩来、博古在联名签发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宋(注:指宋子 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注:指达成的协议),要蒋、宋(注: 指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

  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 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这份电报证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仅事先知道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而 且明确表态:不同意蒋25日走,也不同意“张去”,“亲身送蒋走”。在这种情况下,周 恩来等人肯定极力对张学良进行过耐心、善意的说服和劝阻工作。此其一。

  证实此问题的第二条根据是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 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回忆说:“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 送,但我刚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这里的一个“再”字,决不会是随意脱口而出 的。这个讲话恰好和二十年前的电报内容相吻合。

  根据之三是:1938年7月24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 处首席副代表博古。博古亲口说:“周尽了一切努力劝说张不要去南京。张去南京是他自己 的决定,行前他未向正住在他家里的周和博古告别。”这一距西安事变仅一年多时间的回 忆,应当是可信的。

  在得知张学良决定送蒋以后,杨虎城对他进行过反复劝说和阻拦,均未奏效。

  12月23日晚,应德田对他进行过忠恳的劝阻,可他听不进去。

  24日,孙铭九坚决劝阻他,也没有起作用。…………⑤

  但他突然在12月25日下午就送蒋回南京,则是仓促决定的,当时他不仅未告诉周恩 来,连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赵四小姐也是在他临走时才得知此事的。

  在那种形势下,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是令人担心的,也是没有人不反对的。

  时任西北“剿总”机要科长的王中立提到这么一件事:

  二十五日上午,我在新城联合办公室,隔窗望见张将军和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在 杨虎城将军住的洋房外空地立谈,许久才散。过后我才知道谈的就是关于释蒋的事。听说洪 当时向张将军陈述了意见,张将军总说:“是功是过,将来自有定评。”洪答:“从古至 今,信史是不多见的。”也谈到不要送。张将军说:“我这次不去,南京以后总是要去的, 就索性这次去。”⑥

  很明显,张学良对于南京送蒋是有他的独特的考虑的,也是光明磊落的,这跟后来杨虎 城欧游归国坚信蒋定会不计前嫌、尤其抗日反而蒙难一样,个人利害得失皆置之度外,这其 实不正是张学良之所以为张学良,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吗?但那时人们甚至就连赵四小姐 对此并不理解啊!

  “什么,今天就送委员长回南京?怎么走得这么急?原先不是说还要过几天才走 吗?!”赵四小姐惊异地望着行色匆匆的张学良,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她非常不安。

  但张学良却镇静如常:“是的,是走得急了点,人家两夫妇都是基督徒,要回南京过圣 诞节,我怎好拒绝呢?”

  “啊,是这样,不过,”赵四小姐象突然想到了什么重要的问题似的提醒说:“这是大 事,要慎重,这你跟周先生、杨主任他们商量过没有?”

  张学良说:“以前商量过,不过提前走还没来及告诉周先生。”

  “放他走可以,但你不能送他去南京!”

  “啊,这为什么?”

  “这太危险了,他会进行报复的。”

  “不,霞,你放心,现在还不会。”张学良拉着赵四小姐的手,不无留恋地说。在平 时,他对聪明的赵四小姐的意见是乐于倾听的,但现在他认为她显然是由于过分为他的安全 担心,才极力阻拦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这么严重,既然委员长一再表示理解这一行动,赞成 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而宋氏姐妹也保证他的安全,用宋美龄的话来说,一到南京就让他返 回西安,连一秒钟也不叫他多停呢,看来安全没问题,所以他把上述情况向赵四小姐作了介 绍,仍执意要送。“不对,汉卿,这你就想错了。”赵四小姐焦虑不安地说,“你与委员长 共事,时间不算短了,他对你究竟怎样?他的关心和信义在哪里?你过去被他利用,替他背 黑锅,他用得着你时,把你奉为上宾,用不着你时,就把你一脚踢开,这你难道都忘了吗? 你过去吃他的亏还少吗?至于宋氏姐妹的保证,可靠程度有多大,你比我清楚。”

  “唔,是的,有这么回事。”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是 想帮我点忙的,问题是……唉!”

  赵四小姐认为张学良有时过于看重哥们义气那一套,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又往往比较天 真的这些老毛病又犯了,所以严肃地说:“汉卿,我总觉得,放他回去,是为了合作抗日, 这你是做得对的,但送蒋,还要送到南京,就太冒险了。过去,凤至大姐也常说,你有时比 我们还天真,这可不好呀。把别人想得太坏,是不好的,但把别人想得太好,也会给自己带 来不幸。你不要忘记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别看在这里说得好听,到了南京,那就会是另一 副面孔了。再说,南京的亲日派,还有什么十三太保之类,也是惹不起的,到了那里,就算 委员长对你不加追究,这些人会放过你吗?”

  “嗯,这倒是个问题,是必须留心的。”张学良似乎有点动心了,但他想了想,还是豪 迈地把大氅往身上一披,依依不舍地说:“霞,你的好心,我知道,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你的顾虑,你的分析,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怕难相从,因这事早先委员长夫妇就 跟我谈过,我是答应了的,怎好食言呢!此去南京,是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为了顾全他的 面子,为了团结抗日,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利益,我也就顾不了这许多啦。好,再见 吧,请多珍重,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很快回来的!”

  “不,汉卿,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赵四小姐急得直流眼泪,拉着张学良的大氅不 放。张学良是在一种惜别和悲壮的气氛中匆匆下楼登车离开公馆的。

  但事有凑巧,张学良的汽车刚驶出大门不远,就碰见了特意前来找他的杨虎城。因为事 先张学良曾给他打过电话,因他当时不在家,所以事情也未谈成,现在看到他来了,张学良 连忙停车说:“唉,你可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哩!”“是嘛,说曹操曹操就到,不过,我可 不是曹孟德啊!”杨虎城风趣地说:“刚才我出去了,回来听说你找我,就急忙赶来了,究 竟啥事呀?”

  “委员长要走了,走,快到机场去给他送行吧!”“怎么,他要走?!”关于放蒋的 事,前几天张学良同他谈过,但什么时候放蒋,却未最后确定,现在听说蒋介石今天就要回 南京,十分惊讶:“这是不是太性急了些?不是说还要研究一下吗?”

  “是的,原来是这么考虑的。”张学良不无忧虑地说:“可后来情况有变,主要是看他 对达成的协议只作口头保证,不肯签字,许多人不放心。有人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 干的,没有可靠的保证,他休想离开西安;也有些高级将领连夜联名给宋子文写信,提出协 议必须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往潼关以东,否则就是你我同意,他们也誓死反对。这你是知道 的。蒋委员长被我们扣住以后,主张把他杀掉以谢国人的呼声一直很高,他们全吓坏了,自 从看到这封信,就好象手里捧着个炸弹,这才坐立不安吵着要走哩!”

  “啊,原来如此,要打马回营了!”

  “是呀,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找去,跟我‘磨’了半天呢!”张学良无可奈何地说, “唉,虎城兄,实在对不起,这事来得太仓促,没来得及同你商量。不过,事已至此,也只 好来个顺水推舟,放他回南京去过圣诞节了,虔诚的基督教徒嘛,那能留得住,再说,夜长 梦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也不好交代呀!”

  “啊,你是说,有人还想再搞个二次西安事变吗?我看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有些高级 将领虽然那么说,可只要有我们俩在,想必他们也不敢乱来。”杨虎城与张学良在联共抗 日、果断进行兵谏等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对蒋介石的认识和如何放蒋问题上,则存在分歧。 由于他毕竟年岁大一些,经历的艰难险阻要更多一些,所以没有切实可靠的保证,他是不同 意放蒋的。他当即劝道:“你刚才说的对,这次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兵谏的,很不容易 呀。捉也好,放也好,都要计划周密,既然他还在耍滑头,不签字,我们就不能让他走 啊!”“不让他走?”张学良面有难色地说:“这很难办,因为谈判已经结束,协议也已经 达成,放蒋是几方都同意了的,你原先不是也赞同放他走吗?怎么又改变主意了呢?” “不,我没有改变主意,”杨虎城马上说,“对放蒋我是赞同的,但如何放法,却必须慎重 考虑。”

  张学良完全理解杨虎城的顾虑,因为几天来这种对放蒋有异议、甚至坚决反对的意见, 他都听到不少,但由于他担心日久多变,想早日体面地放蒋,使事态不再扩大;另方面,任 侠好义和一种对蒋和南京势态的比较乐观的估计,致使他在没有与周恩来、杨虎城取得一致 意见的情况下,就决定放蒋了。现在看到杨虎城心存疑虑,就想尽量说服他,总觉得别人气 度小,目光不够远大,而他是站得高,看得远,是有战略眼光的,所以他很自信地说:“虎 城兄,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我看问题不大吧,他既然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件,又一再 表示要以人格担保,俗话说,君子一言为定,我认为这就够了。要知道,他不是小孩子,也 不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而是堂堂委员长,难道还会言而无信吗?能够签字,有个凭据,当 然很好,但他若不讲信义,就是签了字,协议不是照样可以撕毁吗?所以签字不签字不过是 个形式,不必过于拘泥。是的,麻痹轻敌是危险的,但把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变得谨小慎 微,杞人忧天,也非上策啊!”

  “不,我不这样看。”杨虎城对张学良是尊重的,但看他如此大意,还自以为高明,他 的担心就更加重了,所以不得不再次诚恳劝告:“如果你认为这是胆小怕事,那就错了。张 副司令,我想我们都不要忘记,蒋是在上海滩的交易所里泡过的,为人如何,你不是不了 解,我看无妨这么说,中国的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对付不了他,这次他虽然吃了点亏, 可他不会算完的,有多少比我们力量强大得多的军阀,不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吗?照我看,能 够称得上是他的敌手的,恐怕只有共产党。所谓‘人格担保’云云,不过是一句空话,怎么 一句‘人格担保’,就能信以为真呢!”

  但张学良的主意已定,象一般意志坚强、很有魄力的人所常有的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一 样,凡是他认准了的事,总是不顾一切要干到底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劝,他都很难再听进 去,反而象满有把握地说:“不,虎城兄,委员长不是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这我知 道,现在放他,并且还由我亲自送他回南京,这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 从目前短时期内看,他还不会这么快就进行报复。这次,我们虽然有点胆大妄为,对他多有 冒犯,可还是把他作为领袖看待,并始终注意他的人身安全呀!现在放他走,并由我陪送他 回南京,这一方面表明好汉作事好汉当,我们是光明正大的,用不着躲躲藏藏;另方面,也 是为他撑面子,为了以后更好地合作共事,这也有利于团结抗日嘛。当然,不送也是可以 的,但我想我们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既然南京总是要去的,那么, 迟去就不如早去,你说我考虑的有没有道理呢?”

  “你的考虑,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

  “没关系,你放心,”张学良神态自若地说:“想要我为他挽回点面子,这是他们早就 提出,我也同意了的。他们一再表示,送到南京,就让我回西安,决不留难,所以我想过不 了几天我就能够回来。在我离陕期间,你多偏劳一下。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 全归你指挥。”

  “难道一天也不能缓了,今天非走不可吗?”

  “是的,不能缓了。”张学良虽然面有难色,依然坚持他的意见,“不瞒你说,现在不 走不行啦,硬把他留在这里,一方是死活不肯签字,一方是不签字就不放行,形成顶牛,对 立情绪严重,发展下去,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到那时反而不好收拾。所以,我决心让他 早走。我们不要小家子气,要拿得起,放得下,我们以后还要同他打交道,还要拥护他作领 袖,所以不能再为难他,这不是软弱,这是留有余地,是讲究策略!”说到这里,他看了看 表,不等杨虎城答话,又紧忙地说:“啊,时间不早了,他们可能正等着我们陪他们去机场 呢,我们该去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杨虎城对放蒋和送蒋仍然有很大的保留,因为他过去同蒋就有些矛 盾,又搞了这次事变,蒋是不会放过他的。但既然多数人主张放蒋,他为顾全大局,不坚持 己见;特别是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真诚,使他深受感动,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叹了口气, 让司机掉转车头,紧跟着张学良的汽车疾驶而去。

  这是一个阴沉沉的午后,虽然没有雨雪,但阳光早被铅块般的云层遮住了,不消说,这 绝不是个理想的飞行天气。但在半月前被别人打了个人仰马翻的蒋介石,这时已顾不了这许 多,只要放他走,别说阴天下雨,就是下刀子,他也要照飞不误呀!

  委员长一行来到之前,机场上早有几千学生和市民在等候。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认为是 为送蒋而特地组织的,实际不是,他们是来欢迎预定来西安的抗日将领傅作义将军的,与送 蒋无关,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蒋今天就回南京;张学良也将陪同前往南京,更是料想不到的, 所以都沉默无语,深为少帅的安全担心。

  不一会,蒋介石一行抵达机场。车门开处,一个头戴呢帽、身穿深色长袍的瘦高个子的 五十多岁的人在人们的搀扶下,从汽车里颠颠巍巍地钻了出来,这就是蒋介石。他原来是想 悄悄地走,不让外人知道,甚至陕西军政官员的送行,他也主张全免了。现在看到机场上聚 集了这么多的人,不禁大惊,以为是,西安的各界群众看他不肯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特来 机场示威,阻止他返回南京的,所以顷刻间脸色大变,心也咚咚地乱跳。但他仔细看了看, 群众秩序井然,也没有发表演说或呼口号的,虽然表情冷漠,却不象示威,也没有什么非礼 的行动,这才稍稍平静了些,心想,既然不是反对我,那大概是来欢送我回南京的吧,所以 在他那瘦削的脸庞上,竟露出一丝尴尬的微笑。他缓缓前行,向站在靠近飞机的一小批官员 点头,同他们握手。他还特地走到杨虎城跟前,握着他的手,显得极其诚挚地说:“虎城, 你们提的那些条件,我全答应,全答应,并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实现,请放心。假如以 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说 着,他还悲天悯人地把已达成的六项协议又结结巴巴地重述了一遍,仿佛生怕杨虎城一声令 下,机场上几千群众就会象潮水般向他冲过来,他要回南京过圣诞节的美梦就会烟灭灰飞似 的。

  英武豪爽、神态自若、身披大氅、内着将校服的少帅过来了,他与杨虎城等亲密同僚匆 匆话别,将一纸亲笔手书交到杨虎城手里,那上面写的是: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即于学忠)指挥。

  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即日

  蒋介石由宋美龄等搀扶着,匆忙登上飞机,腾空而去。张学良从容不迫地环顾四周,带 着显然有些依恋之情,向站在远处不免为他的安全捏着一把冷汗的群众挥了挥手,即转身紧 走几步登上了自己的座机,也向东飞去。两架飞机将首先飞往洛阳。这时,在云层背后的太 阳已经西斜,大约是下午四点多钟。

  对于很快就要放蒋和张学良可能要送蒋回南京,周恩来是察觉了的,并曾向党中央作了 报告,但情况如此急转直下,张学良甚至没有同他说一声,就匆匆忙忙陪送蒋介石回南京 了,这是使他很感意外的。本来“周恩来二十四日半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复 电,内容是:一、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 二、全部中央军分别向豫绥两省撤退。三、部分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其中第一项是关 键,只要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作了公开正面表示,就是承认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蒋介石 也不好轻易反悔。周恩来接到电报,还没来得及与张学良商量,张学良已经陪蒋介石回南 京”⑦了,实在遗憾得很。

  那天,张学良离开金家巷不久,孙铭九就得知张、杨二将军去机场送蒋的消息,他立即 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紧急情况。张学良对周恩来是敬重的,他对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 艰苦卓绝的工作,是怀着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之情的。但他也总认为,他们此次举事虽带有一 定的军事阴谋的性质,可却完全是为了抗日,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也关系着国 民党的兴亡绝续,而绝非出于私利,或欲与谁去争一日之短长,因而觉得踏实,心安理得。 而对于蒋介石会背信弃义,对他们进行报复这一点,却估计不足。周恩来曾对他多次相劝, 让他不要对蒋介石抱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对他的阴险多加提防。可是,他有点忠言逆耳,未 加重视,加之蒋的回宁提前了,事出仓卒,所以未与周恩来再作协商,现在周恩来得知此 事,也不禁一惊,不无责备地说:“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孙说:“我以为 他同你们商量过的,他走也没有告诉我啊!”另据张学良的副官张沛汉谈,1936年12 月25日下午,当蒋介石回南京去机场时,“周恩来来到了张公馆,只有我在家值班。他进 屋后,十分着急地说:‘张将军要送蒋先生回南京,我马上到机场去,劝阻张先生不要去南 京。’我们来到车库,要了一台车,就驶向机场。

  “周恩来几次让司机快点开,车子几乎飞了起来。车中,有周总理、我和他的一个随行 人员,周总理对我说:‘这么大的事情,张将军事前一点也没有和我说(这显然指的是提前 放蒋——引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劝他不要去。’可是已经晚了,车子到机场时,蒋介石专 机的螺旋桨已经转动了。在回来的路上,周恩来沉默不语,心情十分沉重。”⑧

  第二天,“周恩来在长安县礼堂向东北军的军、师、团长讲了话。他脸色严肃,语调深 沉,他说:‘革命的同志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亲密的战友们,我马上就要回陕北啦。张将 军送蒋先生回南京,同志们大多数还不知道,昨天走的,张将军就可能要晚回来。……同志 们,你们要记住,你们有个朋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张将军回来之前,你们有什么困难, 就来找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对你们负完全责任。’周总理的讲话,深深打动每个人的心。他 的语音一落,立刻就响起了掌声。”⑨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对于它在停止内 战、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地实现了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动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这方面,可以说是举世公认,对国内外大 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对于张、杨两将军的评价,对于西安事变和平 解决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等问题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如张、杨两将军的行动,明明是出于爱 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是顺应人民公意和历史潮流,真正“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然 而,有少数自称“不务华美,但求真实”,“品评是非,一本良知”的学者,恰恰在有关西 安事变的一些关键问题上颠倒了是非。如有本书里就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冒天下之大 不韪”,是“劫持最高统帅”,是“不明时势,不通事理,不守纲纪,不顾民意”之举等, 恐怕失之偏颇,不论是与史实、民心,亦或历史的公断,都是相距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 驰的。

  当然,也有些分歧是因学术观点的不同引起的,这是可以研讨的。如关于张学良的南京 送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出于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陪送蒋 介石去南京,精神固然可佳,但由此却也带来严重的损失。他的南京被扣,终身失去自由, 便是因此而引起的。王以哲将军的被枪杀,东北军的衰落,西北“三位一体”的解体等,更 是严重的后果,所以此举实属重大失策,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错误。个别西安事变研究者甚至 发出了“假如我是张学良”这样的唉叹!

  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一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这无碍大 局,也正象俗话所说的:“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对此有所非议者,历来人数不 少。但对此举肯定,认为它真诚、悲壮,把它看作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逼蒋抗日 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张学良谋求全国一致抗日的又一爱国义举,是张学良处理事变后期复 杂局面的一种果断措施”的,也越来越多了。前面提到的鱼汲胜的文章,就具体引述了五十 年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事的评论,那才真正是高瞻远瞩 的真知灼见:

  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张学良送蒋走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致党中央 的电报中分析张去蒋走的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1937年1月1日,在张学良送蒋抵宁横遭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西安事变的意 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 时,表示悲观,认为张学良是投降了蒋介石。

  这一种认识是不对的。张学良的认错与请罪,对于南京与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 于争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口实,则给以取消。张学良在南京 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 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 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 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两个月后的1937年3月1日,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府会见毛 泽东,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进行了谈话。当时的《新中华报》全文连载了这个长篇讲话。 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史沫特莱关于“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提问时说: “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 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 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 害。”⑩

  据此精辟见解,作者认为下列问题是明显的,是题中应有之义:

  1.从感情上说,张学良到南只身陷入囹圄,确实是一个我们难以接受的极大的个 人悲剧。

  2.从个人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选择无疑是失误,值得深切同情。

  3.从国家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充分肯定的。

  4.张学良突然出走,准备不足,的确有些欠妥,以致造成了东北军的纷争和解体以及 西安方面的被动局面,但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全局看,这只是一个居于次要地位的小错,无损 于张学良这一行动的意义、价值和光辉。

  5.从当时的社会舆论看,张学良此举有效地消除了那时国内外大多数人对西安捉蒋的 种种误解和疑虑,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6.从张学良的主观愿望和当时的客观效果看,亲身送蒋回宁这一光明磊落的仗义行 为,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缓解了西安与南京的尖锐矛盾,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的爆发,在做 法上是明智的。

  7.从张、杨、蒋的本质和当时特定的复杂的历史条件看,张、杨个人的厄运及其部队 的瓦解是必然的。这不能全部硬算在张学良去南京的账上。正如周恩来所说:

  “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能避免的。

  8.“为了抗日就要付代价”(周恩来语)。从抗日大局看,张、杨为西安事变逼蒋抗 日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和无私贡献是必须的。如果他们不付出,别人也会去付出这种代价。张 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 “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个人的失,换来了民族的得。

  总之,无论何人对此做出何种评价,他都应尊重和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张学良送蒋回宁 承担全部捉蒋的责任以后,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张学良的愿望和主张,内战结束了,抗战开始 了,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点胜过任何雄辨。⑾

  很明显,前面引述的中共著名领袖对西安事变的一些看法,是客观的,富有远见的。作 者以此为根据,对于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某些不免偏颇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亦是难得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张学良的南京送蒋,是带有“负荆请罪”的用意的,也是对时局造成 了重大影响的,这是不是张学良的倒退和妥协呢?还不能这么看,因为这与他只要蒋介石停 止内战、联共抗日,就仍拥护他做领袖的初衷是一致的。他这样做,正表明了他识大体,、 顾大局和维护团结的真诚,正表明他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后来,他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 待,但他仍然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1937年1月8日,他在致杨虎城及各将领 信中说:“盼兄等切实体谅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本我等救国之初旨,切不可引起内乱苦我 国家民族之外,更使我仇邻鼓掌称快。”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而由于杨虎城完全接受 了张学良的劝告,不久后便与于学忠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形势,促进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千古奇冤终将洗雪,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张学良 将军终将会回到祖国大陆,回到对他始终怀着尊敬与怀念之情的亿万人民身边!

  ①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② 江元舟:《西安事变亲历记——访蒋介石原侍从副官居亦侨》,原载香港《文汇 报》,1986年12月30日《陕西日报》转载。

  ③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 981年4月出版。

  ④ 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⑤⑦⑩⑾ 鱼汲胜:《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新探》, 《党史文汇》1987年第1期。

  ⑥ 王中立:《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的几天》,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 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⑧⑨ 张沛汉:《周总理在“西安事变”中》,载1986年12月10日《西安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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