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事实上，打政治麻将，则鬼更多矣。在这场袁、孙两派的政治麻将里，孙党就手气奇差，简直没一张好牌；而袁党则手气奇佳，好牌不断涌现。当袁氏决定对国民党动武时，忽然来了个杠上开花，他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了两年的善后大借款，这时忽然马到成功，由六国中的五国（美国退出）联合借给中国政府2500万金镑，合两亿银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便迫不及待地于4月27日未经国会表决就正式签字接受了。这消息一出，袁党军心大振；而国民党则全党大哗，认为是非法借款，意在发动内战；党人领袖与参、众两院议员，亦函电纷飞，抵死不承认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讨袁的口实。其实当年各省都督，只有4省反对借款，而通电赞成者则有17省也。
如今，八十多年后，恩怨已断，历史学家秉公以论之，借款案与刺宋案一样，也是个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之内，两造律师在法律之前也是辩不尽的。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迨孙公解职，把这烂摊子让与袁世凯，眼看纵是南京留守一个衙门，裁兵之需即为250万元之巨。孙公解职让袁，岂不真是无官一身轻？后来在孙、袁蜜月期中，中山为袁的经济困难，借箸代筹，也认为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是那时列强环伺，都以借债为蚕食中国主权之不二法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何等复杂，我政府应付之道，稍一不慎，便丧权辱国。笔者昔年曾为此乞教于曾任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的顾维钧先生，以及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和江浙财团首脑的张公权先生等，试图探其奥秘，谁知所钻愈深，愈不见底。盖外债一项，不特牵涉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朝野公私的各种建制，深不可测，其在债权国家，各帝国主义之间朝野公私的纠结亦不在债务国之下。稍加深入探索，则三五百页之著作，未必能见其项背也。有暇当列专章略探之，在本章中，我们只可说，袁党这个大赌客"手气好"，在他正需钱打内战时，交涉经年的善后大借款刚好在此关口签字。原来本为善后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后，也是国运多舛吧，夫复何言（为了解善后大借款的大致经过，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146～260页，"善后大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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