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在国内外一切反革命分子结合起来的时候，革命的农民找不到任何阶级同盟者。当时中国还没有产生能够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出现企图利用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是属于地主阶级。不但大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且中小地主阶级和富农的知识分子，都站在农民革命的敌对方面。曾国藩用维护孔教的名义反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就是为了坚定所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农民革命的信念。
太平天国革命队伍中也有知识分子，洪秀全本人和冯云山、洪仁玕都是贫苦中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石达开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中，小知识分子虽然有一些，但为数很少。清朝官方材料中叙述太平军的主要骨干分子的文化程度时，绝大多数都给加上“不甚识字”，至多是“稍通文墨”、“稍通文义”的考语。
当太平军到一个地方时，大知识分子们大抵都早已逃跑了，但也有些较小的知识分子——用他们自己说法是，“不幸而陷入”太平军中。太平军称他们为“先生”，很愿意请他们来做文墨工作。关于这种情形，有些身历其境的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些很有趣的描述。例如一个江苏金山人顾深（学问家顾观光的儿子）所撰《虎穴生还记》说，他没有能及时逃走，遇到了太平军。他向太平军表示他是“训蒙为业”，虽然应过考，却还不是秀才（他故意把自己的身份说得低一些）。太平军知道了他是“念书人”，就一定不让他走。他我：“我系文人，不能做生活”。太平军的人说：“不要你做重事便了”。接着他叙述了在太平军队伍中生活受优待的情形。当地太平军的一个头目特别关照说：“这是先生，当择一清净地方与他寝处”。快到除夕的一天，人们要他写对联，他这样叙述道（他在叙述中把太平军称为贼）：“贼围绕而看，或为余伸纸，或为余磨墨，纸用红黄二色。一时许已就十余副，群贼相谓曰，他先生的字都不怪。不怪者，犹言不劣也。写对毕，又写拜年帖。……贼又相谓曰：他大字小字都不怪，更加见重。每有问答，必和颜悦色。二十九日，忽庥天安（这是这部分太平军的一个上级领导者——引者）有文书至，群贼围看，皆不懂，字多不识，令余阅之。……字系行书，余一一为具言之。众皆鼓掌大笑，咸曰：‘难得这位通品先生在此，不然将若之何？’自此愈见亲热，有事不明，辄曰：‘呼通品先生来’。……于是相待如一家人。”本来，他还被派打更，这时人们和他说：“打更乃是苦差，明天你不必去”。但这个读书先生却表示愿意继续打更。原来他是想利用打更的机会逃走。不久后，他果然逃出了“虎穴”。（注：见《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732-734，页740。）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农民革命队伍是很欢迎知识分子来帮忙的。另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经验。他在所著《思痛记》中说：“盖贼中对于文人，大有礼贤下士之风，每得一人，辄解衣推食，延纳惟恐不周，即拂逆其意，亦柔气假借，不加呵斥也”。（注：《太平天国资料》第四册，页484。）可是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尽管造反的农民“礼贤下士”，对他们“相待如一家人”，仍旧把革命的农民看作是“贼”，不愿意真心给革命办事。太平天国还仿照科举考试的办法，进行考试，也没有什么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虽然还没有资产阶级，也就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已经开始有了些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对中国进行某些改革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不理解反封建的农民革命，他们不赞成，而且反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这里可以举几个比较有名的人物为例。
一、冯桂芬(1809-1874) 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刊行《校邠庐抗议》一书，（注：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在同治光绪年间有不少刊本。他的儿子在他死后为他编《显志堂文集》，却没有把《抗议》的五十篇全部收进去。）是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最早的著作中的一种。其中提倡“采西学”、“制洋器”，主张学习西方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主张学习使用机器，认为“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他把封建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外国相比较，认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他的书中对于当时的官制，官员的升迁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官场上贪污习气等等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固然谈不上是要求根本的改革，但在官僚地主的圈子内已被认为是“立言不免稍激”（注：见吴云为《显志堂文集》所作的序言。）了。冯桂芬是个苏州的地主绅士，中过进士。他在咸丰十年逃到上海。他赞成借用外国力量来打太平天国。曾国藩派李鸿章的淮军到上海这件事是首先由在上海的地主绅士们推动的，冯桂芬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他受李鸿章聘任为幕僚，襄助用兵苏、常一带。在他的书中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形势是，由于俄、英、法、美四国“互相箝制”，近数年内，可以“无事”，但是“中华为地球第一大国，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宜百国所垂涎”，如果不努力“自强”，那么“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他认为，“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何也，贼可灭夷不可灭也。”（注：《校邠庐抗议》：《善驭夷议》。）他赞成借洋兵来“剿贼”，认为反对借洋兵的人是不识夷情，不懂夷务；他说：“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注：《校邠庐抗议》：《借兵俄法议》。）在他心目中，“剿贼”——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消灭掉是当前的急务。
二、王韬(1828-1897) 他本是苏州农村里的一个秀才。在中了秀才以后四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到上海，在一个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所办的“墨海书馆”中工作。英美很早就注意在中国设立出版机构，发行汉文书报，其内容是宣传基督教，吹嘘西方物质文明，以求在中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中养成崇外媚外的心理。聘用王韬的墨海书馆就是这样的一个出版机构。他同英国人的关系不仅是在这个出版机构中工作。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率舰队沿长江到南京和汉口，王韬还随同前往。就在这年冬天，他把他全家从上海搬回苏州，在苏州向太平军表示归顺，并上书为太平军出谋划策。约半年后他又回到上海，仍在英国人手下工作。在上海附近的一次战役中，清军从俘获物中发现了一封写给太平军“总理苏福省民务”的官员刘肇钧的长信，署名黄畹，并且很快查出这封信的作者就是王韬。清朝官方认为王韬是“通贼”的罪人，要求英国人交出来。英国人拒绝，把他送到香港了事。以后，王韬就长期在香港办报，还曾到过英国，晚年才回上海。王韬写了很多文章，出了不少书，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要求发展工商业和新式交通事业，主张改革封建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校制度，他是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早期的重要作者。但是他的著作一贯地表示反对太平天国的立场。他写给太平军的长信中主要意思是，太平军不应该进兵上海，对于洋人“宁和而毋战。”他说，太平军应该主要去同曾国藩争长江上游，“能复安庆，克取黄州，然后控九江，争汉口，与翼王（石达开）通问，合并兵力，长驱大进，黄河以南非复清有矣”。他说，上海虽然并不是不可能攻下，但从此和洋人结怨，是很不利的，“虽得志于上海，而于力争上游之大局反有所阻，此畹所不取也。”（注：《黄畹上刘肇钧禀》。《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766-722。）这个王韬，不久后又在上海用同样的观点拟了一封给曾国藩的信，信中说，太平军不力争长江上游而占江、浙是“失其地利”，从而向曾国藩献策说：“我之所以平贼者，要当反其道而行之，……力争上游，顺流进取，以得地利。”（注：王韬：《?园尺牍》卷六。）把王韬给曾国藩和太平军双方出的主意综合起来，其实是要他们都放弃江、浙沿海一带，而在长江上游互相争夺。把江、浙一带放弃给谁？显然是给英国人。所以王韬到太平军中混了一下，如果不是受英国人直接指使的话，也是站在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立场到农民革命中来的投机分子。在王韬身上，我们看到了在中国这时开始出现了为外国侵略者所培养和保护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发挥在某种程度和封建传统对立的思想，但不能成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的朋友。
三、容闳(1828-1912) 这是一个完全由外国人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容闳出身于广东澳门附近的农家，从七岁起在澳门和香港进英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二十岁时外国人把他送到美国，在那里受了大学教育，当他回国时，已经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了。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他和两个美国传教士由上海走内河经过苏州、无锡等太平军占领地区到了天京。他们受到干王洪仁玕的接见。据容闳说，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在香港已和洪仁玕相识。所以他表示此来是“探问故人”，而“无意投身太平军中”。但他向干王提出了七点建议：“一、依正当的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并且表示：“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注：容闳（纯甫）：《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页66-67。）这些建议表明，容闳对于农民革命并没有一点起码的了解，在他后来写的书中甚至把“揭竿而起”的农民群众能够取得那么大的胜利，都归功于“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为之”，而他又对洪秀全的宗教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非常不满意。他的建议是想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榜样来改造农民政权，但是他拒绝参加农民革命。干王颁给容闳一个四等爵位的印衔，意思是希望他留在天京，他不接受。他和同来的美国传教士一起离开太平军区域，仍回到上海。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容闳被人介绍给曾国藩，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曾国藩办理洋务的一个得力助手。在他的书中对曾国藩作了高度的颁扬。
总之，当时虽然有个别的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或者仍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或者和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都是和农民革命格格不相入的。他们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身上。
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钱江这个人。这个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曾带头在广州明伦堂起草和散发反英斗争的檄文（见第四章第一节），并因此受到清朝当局的严惩。他被充军到了伊犁。钱江是个浙江的监生，虽然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但他从伊犁遇赦而到了京城后，奔走于达官显宦之间，成了个颇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到了太平军占领南京时，钱江认为这是他出来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到了，便只身出都南下。他南下后干了些什么呢？有些关于太平天国的书籍记载说，钱江进入太平军中，向洪秀全上书，提出了《兴王策》，并在太平天国中担任要职。他提出的《兴王策》中包括“与各国更始，立约通商，互派使臣，保护其本国商场”，“增开女学”，“兴矿务”，“创行铁路”等等内容。（注：见罗邕、沈祖基合编的《太平天国诗文抄》。）但是这些记载都是讹传，所谓钱江的《上天王书》和《兴王策》都是后人伪造的。（注：参看罗尔纲著《钱江考》，见《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事实上，钱江从北京南下，就投靠了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諴，雷以諴开始实行厘捐，就是钱江的主意。不久后，雷以諴以“跋扈恣肆，乱陈图谶，蓄意谋逆”的罪状杀掉了钱江，其实钱江不过是恃才傲慢，使雷以諴觉得不堪忍受，他并没有造反。厘捐是既施于行商，又施于座商的商业税。由钱江设计创立的厘金制度逐渐推广到全国，并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继续保持，成为清朝当局在衰亡时期的一个重要财源。对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厘金制度起了严重的妨害作用。钱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不失为一个爱国志士，但他毕竟是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不但没有投身太平天国，而且可以说他是大有功于清朝统治者的。以钱江这个人的性格与作风说，是属于封建知识分子中的“狂生”这一类型的。但不论怎样狂妄自大，以至在本阶级中遭到忌恨和仇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阶级本性而走着与农民革命相敌对的道路。
（五）太平天国的内部危机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虽然保持着太平天国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但是他越来越显得丧失了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能力。
从韦昌辉的叛乱、杨秀清的被杀、石达开的分裂这些事情中，洪秀全没有得到积极性的教训。象历史上许多封建君主一样，他对周围的许多人觉得不能信任，因而滋长了任人惟亲的恶劣倾向。他把自己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封为安王、福王，参与朝政直到天京被敌人攻陷时。这两个人虽然从一开始就参加起义，但都是庸碌无能的人，在当权以后又贪财纳贿，胡作乱为。他们的十个儿子也都受封为王。洪仁玕，如前所述，是有见解，有才干的人，但他初到天京，未见功绩，就被封为干王，显然是洪姓一家人的原故。洪秀全的两个“驸马”也受到重用。和陈玉成、李秀成同时从较低的官阶提拔起来的蒙得恩，因为善于逢迎，得到天王宠爱，其地位还高于战功卓著的陈、李二人。在蒙得恩病死后，他的儿子蒙时雍不过是个幼稚无知的青年人，继承王爵，参与国政。太平天国后期，作为洪秀全的亲信而在天京辅助他的，除了洪仁玕外，没有任何出色的人。
洪秀全的思想越来越受到他所创立的荒诞无稽的宗教信仰的束缚。李秀成这样记述说：“自六解京围之后（“六解京围”在咸丰十年，即1860年——引者），我主（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欲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10、826。）这是李秀成在失败被捕后向曾国藩所作供词中的话，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从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洪秀全晚年发布的一些诏书来看，他“俱信天灵”，“言天说地”是确实的。有些诏书的唯一的内容就是要人相信他是受到“上帝”和“耶稣基督”以及“天兵天将”的保佑的。例如有一个“诏旨”中说，他梦中偕二妇人同行，遇到了四只黄色大虎，他就用手打虎，这时突然醒来。“朕思此梦兆关系非小，又欠分明，故求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再降梦指明。”于是他又睡去，梦中蒙上帝指点，使他看到，他已杀死了这四只黄虎，而且又杀死了两只乌狗。这道诏旨总结说：“朕用手指算明，共打死四虎二乌狗共六兽。梦兆如此。甥胞们欢喜打江山，放胆灭残妖。命史官记诏，以记爷哥（“爷哥”指上帝和耶稣——引者）下凡带朕幼作主坐天国，天朝江山万万年也。钦此。”（注：这个诏旨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编辑的《太平天国史料》，页106-107。原诏旨只记“十五日”，大概是1860年的。）这个杀死四虎二狗的梦话，在不久后的另一诏书又提到。这是个用七字句组成的诏书，其中说：“万权总是爷哥权，万能总是爷哥能。前蒙爷哥住朕头，又蒙哥恩出一言，故能烧灭死蛇兽，双蛇四虎二狗连。爷哥在朕灭蛇虎，普天铭感爷哥恩。爷哥出头妖即亡，爷哥山河万万年。信实爷哥胆自壮，尊敬爷哥天威扬。”（注：十一年（即1861年）正月十三日的《天王诏旨》。《太平天国史料》，页119-120。）当安庆已被敌军包围，正在苦战中时，天王下诏说，他在一天夜间“登天”，“亲身觐见父皇”，又在另一天夜间“亲征”（当然是在梦中），据说王后还听到天上有声如此说：“尔请天王宽心胸，天下太平慢慢来，就见太平天堂通。”（注：十一年五月十六日的《天王诏旨》。《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685。）
洪秀全和参加这场大革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科学地解释他们初期为什么能那么顺利地取得巨大胜利，以及这种胜利随后为什么不能继续向前发展的原因。洪秀全既然把自己所造出来的上帝当成胜利的根源，他就只能企待上帝再次显示奇迹。在革命前期，他曾借用“天上”的语言来传达人间的革命的意志，但是到了革命的后期，他从远离实际的王宫中发出来的非人间的语言，已不可能在群众中引起什么激动了。这些语言，现在读来，使人感到好象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的呓语。天京最后被包围，濒于覆灭的日子里，洪秀全又下诏令大众安心，说是“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注：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1072。）这当然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李秀成在失败后的自述中说，他和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贤早就不相信“天父天兄”这一套宗教的语言，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就太平军全军来说，后期虽然一般地仍遵行某些宗教仪式，但是这已经只是空洞的形式，不可能象前期那样，借助于宗教信仰而使全军保持统一的意志和严格的纪律了。洪仁玕在《资政新编》中说：“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注：《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540。）其实洪仁玕也不能说清楚这个“奥妙”。在苏州访问过他的英国传教士说：“他（洪仁玕）表示他的看法是，尽管他们的领袖（洪秀全）有错误，但他是个虔诚信教的人。他敬拜上帝，经常诵读《圣经》。《圣经》和《天路历程》是他所爱好的两本书。”（注：杨笃新给戴德曼牧师的报告。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224。）这里所说的洪秀全的错误是指宗教观念上的问题。曾经直接向外国牧师学习过的洪仁玕企图用“正统的基督教义”来纠正洪秀全的“错误”，这当然丝毫无助于挽救太平天国的内在危机。
洪仁玕的《立法制谊谕》中又说：“前此拓上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曩时？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注：《太平天国史料》，页147。）他深深感到，杨秀清当政时“号令统一”的情形已难以恢复，并且认为“事权不一”是足以导致危险的后果的。洪仁玕还指出，将领们和官员们“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注：同上书，页147-148。）这实际上是说，大家都在谋求升官发财，争权夺利，已经失去了共同奋斗的远大政治目标。事权不一、离心离德，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
除了封官赐爵以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已没有别的办法维系人心。“义、安、福、燕、豫、侯”六等封爵是在天京大变乱后一两月内开始设立的（例如，陈玉成在封王以前曾封为成天豫，继升为成天安；李秀成在封王前，曾封为合天侯，继升为合天义）。人人谋求更高的封爵的情形使洪仁玕发出了如上的慨叹。但实际情形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他所说的“举朝内外，皆义皆安”。
金田起义后，天王洪秀全以下，只有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五个王，其中西王、南王早已战死。进入南京后，只增加了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胱。翼王石达开出走，其他诸王先后都死去。洪秀全把几个洪姓的弟兄封为王，因为人心不服，又把陈玉成、李秀成、蒙得恩等若干人封为王。据1861年冬的记载，天王已封了一百多个王。（注：鲁叔容：《虎口日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795。）虽然又添设了仅次于王爵的“天将、朝将、神将”等名目，但仍抑制不住许多将领自恃有功非得王爵不能满意的情绪。而且领导者为了防止地方权力为个别将领所把持，也宁愿把更多的将领提升为王，使他们互相牵制。甚至还有纳贿于当权者，因而得封为王的。于是王爵的封赐越来越滥。在天京沦陷后被清军虏获的黄文英说，他的堂兄黄文金因有战功封为堵王，他自己只是替黄文金“管家务、管钱粮，并未管兵”，也受封为昭王。他还说：“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注：《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57。）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是太平天国内部秩序已陷入无法解救的混乱中的深刻反映。
后期太平军纪律废弛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许多官兵把虏获的财物不归公而归私，并因劫掠而滥杀无辜，这些本是太平天国所严禁的。赌博、抽鸦片的恶习也在军中出现了。这些现象使军队的作战力降低，也严重损害了军民关系。太平军不但要对付清朝的军队，而且连自己统治地区内的“土匪”也成了它所难以战胜的敌人。1862年在浙江的侍王李世贤写给他的部下的一封信中说：“我兵心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又闻各处土匪四起，（在浙江西部）非十万精兵不足以平之。自吾思之，皆因众兄弟杀人放火，势逼使然，非尽关百姓之无良。……从今以后，宜加意爱民，使民不以我为仇，倘时势不佳，尚有藏身退步。否则，兵一失机，我与尔皆死无藏身之地”。（注：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译丛》，页33-34。）李世贤的这封机密的信札为清军所截获，又落到了英国驻宁波的领事官手里。这个英国领事把它送给在北京的英国公使，并加以评论说，这封信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谈论世俗的问题”，而“把太平天国的宗教完全撇开了”；他又说：“凡是对清政府友好的人，看见信上谈到太平天国前途的地方，满是抑郁沮丧的情绪，当会感觉满意和高兴。”（注：《太平天国译丛》，页32-33。）
（六）天京的陷落
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的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向太平军发动全面的进攻。他把李鸿章的淮军派到上海，又令左宗棠率领一部分湘军由江西进入浙江。他自己以安庆为大本营，用嫡系部队，沿长江向东，水陆并进，企图直扑天京。太平军在安庆保卫战中已消耗了很大的力量，他们还如前所述上了苗沛霖那样两面三刀的人物的当，以至陈玉成被敌人俘获牺牲。太平军在天京以西战场上，抵抗能力极为薄弱，所以曾国藩能够比较轻易地从太平军手里夺取了皖南、淮南和沿长江的一个个据点。湘军的水师控制了长江的水面。沿长江北岸进军的湘军主力曾国荃的部队，当年四月里在安徽的和州渡江，并连续攻占天京外围的若干据点。到了五月初，曾国荃的部队已进抵城边的雨花台；对岸的浦口则有投降清朝的叛将李昭寿的部队，控制了北岸的各个据点。
曾国藩这时虽然造成了围攻天京的形势，但是他并不感到胜利在握。天京城防御力量还是很强的，在天京以东，太平军还有相当大的兵力，皖南也还有太平军在继续作战，而且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的远征到陕西的太平军这时又回师豫、鄂，在长江上游对清军起着牵制作用。所以当曾国荃屯兵雨花台时，曾国藩说：“金陵地势宏阔，往年以七万人围攻数载（指过去的江南大营——引者），此时仅万余兵驻于南隅，洪逆（指洪秀全）见惯不惊，了无惧色。”（注：《致官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十，页6。）又说：“舍弟兵仅逾万，前逼城贼，后御援贼，单薄可虑。”（注：《致李少荃中丞》。同上书，页6。）果然曾国荃在雨花台屯驻四、五个月。并不能再前进一步。到了闰八月下旬，苏南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大举回援天京，九月初在浙西的侍王李世贤也北上与李秀成配合作战，这样曾国荃的部队反而处于被围攻的地位。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也在皖南反攻宁国、宣城，威胁湘军后方的皖南地区。这时，曾国藩非常紧张，不得不求助于湘军系统以外的兵力，他向湖广总督官文说：“大江南岸之危实如累卵，不特江西可虑，即鄂境亦处处可虑。南岸果有疏失，则乘间偷渡北岸，亦属意中之事。”（注：《复官中堂》。同上书，页14。）所以他这时不但担心对南京的进攻陷于失败，而且担心从安徽、江西到湖北大江南北的清军阵地因此而全部发生动摇。曾国藩找不到任何别的援军，而李鸿章答应把白齐文的“常胜军”派来也没有实现。曾国藩只能以他自己直属的兵力来应付南京城下的一场大会战。
这场大会战历时四十六天。太平军的人数比敌方多，火力比敌方强，却没有能取得胜利，充分暴露了太平军这时在军事指挥和政治上的弱点。环攻曾国荃的太平军以李秀成与李世贤为主，其他还有十三个王的兵力，号称共六十万人。在他们组织这次进攻的会议上，李秀成特别强调“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注：许瑶光：《谈浙》。《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594。）其所以特别强调这点，正是因为太平天国中的许多“王”互不统属，在作战中并不能有真正的统一指挥的原故。太平军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对付曾国荃，而没有对作为湘军后方的皖南进行有力的反攻。皖南本是杨辅清、黄文金的地盘，但只靠他们自己的兵力没有能攻下宁国府。当时曾国藩曾说：“皖南十余州县几无坚城可恃”。（注：《复左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十，页17。）太平军不乘虚反攻皖南，却主要在天京城外同拚死挣扎的曾国荃打硬仗，这在军事上是不聪明的。结果，到了十月上旬，各路太平军纷纷撤退。湘军的主力虽遭到严重的伤亡，却逃过了一次被歼灭的危险。天京仍然处于被包围状态。
接着，天王洪秀全提出了一个“进北攻南”的新计划，这就是以重兵渡江北上，经皖北、鄂北而与从陕西来的陈得才、赖文光部会合，威胁武汉，把战场扩大到长江以北和长江上游去，从而分散敌方兵力，造成在天京外围歼击敌人的可能。这本来是好计划，可惜执行得很迟缓。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他们只派了较少的兵力渡江到天京对岸的浦口，虽然打败了叛将李昭寿的部队，占领了江北的一些据点，但是主力部队没有迅速跟上去。曾国藩立即警觉起来，在江北、淮南各地加强了防御力量。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以后，李秀成的大军才渡江北上。曾国藩一方面仍加强对天京的攻势，一方面在淮南地区处处坚守，使李秀成在这地区辗转各地无所作为。而且从陕西东下的陈得才和赖文光因为在鄂皖边界的大别山以西被清军拦截，无法前进，仍回向陕西南部。两军会师已不可能。这年五月，李秀成全军从江北返回江南，士气已经很不振，渡江过程中，又遭到湘军拦击，损失很重。这样，“进北攻南”的计划也宣告失败。
为配合李秀成的渡江北上，长江以南有许多支太平军部队从皖南向西进入江西，但是没有统一指挥，纷纷攘攘地各自活动，并不能造成对敌人的威胁。在这时期，曾国藩在天京以东安排下的两路反革命军队乘机发动了反攻。
一路是李鸿章的淮军。前面（第七章第四节）已经提到过，常熟的守将钱桂仁、骆国忠等是混在太平军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他们投降了清朝。太平军虽然在同治二年（1863年）动用很大力量企图夺回常熟，但没有成功。李鸿章在确保了常熟这一据点后，才敢于出兵同太平军夺取苏州、常州一带。终于在这一年十月占领了苏州，并于次年（1864年）四月占领了常州。英国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是李鸿章在作战中得力的助手。但如果不是太平军内部分崩离析，李鸿章单靠洋枪洋炮和洋人训练的军队，也未必能这样轻易地取得胜利。例如，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的高级将领有五个王，四个天将，其中只有慕王谭绍光坚决地对敌斗争，其他四个王和四个天将都向敌人进行投降的谈判，他们联合起来杀死谭绍光，把苏州城献给了李鸿章。这些投降的将领立即都被李鸿章杀掉了。
另一路是在浙西的左宗棠。他所率领的湘军和其他部队数量将近五万人，但战斗力并不强。和他对垒的太平军的统帅是侍王李世贤。在李世贤于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率领一部分军队去参加天京外围的战争后，留下来分别驻守各个据点的太平军不能很好地互相配合作战，甚至有互相倾轧冲突的情形。左宗棠利用了混在太平军内的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在浙西战场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占领了许多重要城市，向杭州进攻。至于在浙东沿海，前面已经说过，作为浙江巡抚的左宗棠本来无力顾到，地方官和地主绅士完全依靠洋人势力来抗击太平军。由法国军官率领的所谓“常捷军”是太平军在这地区的主要敌人。左宗棠在杭州外围和从浙东来的“常捷军”相会合，从此左宗棠也和李鸿章一样直接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了。他们联合在一起围攻杭州，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占领了杭州。
这样，在苏南和浙江的十几万太平军，除了一小部分突围到了江西东部以外，完全处在敌军的包围中。
在太平军的据点逐一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和动摇分子倒戈投降，许多部队涣散瓦解。虽然这样，被包围的十几万太平军不是敌人一口吞得下去的，敌人提心吊胆地害怕太平军突围出去，同在包围圈外的太平军相会合。当时，重新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曾占领汉中，又回过来进入湖北、河南，力量仍相当雄厚。所以太平军的事业还不能说是已经处于完全绝望的状况。在这种特别需要有正确而坚强的领导的时候，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没有能采取任何果断的行动来挽救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局面。天王洪秀全在天京城内卧病两旬后去世（四月二十七日）。（注：据洪仁玕和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说，洪秀全是病死的（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47、856）。但李秀成“供词”和曾国藩向朝廷报告中则说他是服毒自杀。）他的儿子，十六岁的洪天贵福继位，所能依靠的主要助手是洪仁玕和李秀成。坚守天京的太平军又苦战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六月十六日天京被敌人攻陷。天京城内的农民革命英雄们一万多人，血战到底，一部分被敌人屠杀，其余的在混乱中分别突围而出。李秀成跑出了天京，在东南的方山被敌人擒获，他在囚笼里写了数万言供状，表示愿意出来号召太平军余众放下武器投诚。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战争后期的主要支柱，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个勇敢的战士；在遭到失败时，为绝望的心理所支配，表现了可耻的动摇和变节。但是曾国藩没有因此而饶他一死。洪天贵福和洪仁玕逃出天京，只有少数部队相随，转辗流亡，走到了江西广昌，被敌人擒获，并被杀害。
在天京沦陷后，长江以南还保存着的只有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的部队，他们分别从江西赣江以东的地区南下到达福建西南部汀州（长汀）、龙岩、漳州一带。清朝调动了优势的兵力向他们进行围剿，他们内部又不能很好合作，汪海洋不但坐视李世贤部队在漳州地区的失败，而且还杀死了李世贤。汪海洋的部队也终于在同治五年（1866年）全部覆灭。
天京的沦陷使得从陕西回师到鄂豫皖边界的那一支太平军非常沮丧。他们中的一个主要领袖扶王陈得才，因为自己的部队为清军所败，而且内部又出现了叛变瓦解的现象，绝望地自杀了。但是另一个主要领袖遵王赖文光却联合这一带的捻军，重新振作起来，又把农民战争的火焰在长江以北，东至山东，西至陕西的广大地区内燃烧起来。赖文光是广西人，他在二十四岁时参加金田起义，是在太平军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个英雄人物，很有组织和领导的才能。他把他所率领的太平军全部和本来分成许多小股各自活动于狭小的地区内的捻军联合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强大队伍。和他合作的是皖北捻军的头领，主要有号称梁王的张宗禹（总愚），号称鲁王的任化邦。虽然可以把他们看做是太平军事业的继承者，但由于他们已不再打太平天国的旗号，也抛弃了太平天国的宗教面貌，所以他们被称为捻军。又因为他们分军各在东部地区（山东）和西部地区（陕西）活动，所以被称为东捻和西捻。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清朝的有名的将军僧格林沁在山东进剿捻军，在赖文光统帅下的捻军用巧妙的战术在曹州附近将其全军包围歼灭，僧格林沁阵亡。僧格林沁的部下大部分是蒙古骑兵。这一胜利使捻军夺得了大量的马匹和军械。清朝政府惊慌地发现捻军已成为新的大敌。为了对付捻军，它调动了湘军、淮军和其他各路军队，先是曾国藩，然后是李鸿章相继被任为在河南、山东地区进剿捻军的统帅。左宗棠也受令负责进剿西捻。捻军在人员数量和装备上都不如太平军，比起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就更差得多了。那时的湘军、淮军，特别是淮军已经有较多的洋枪洋炮。但是在同治五年、六年（1866、1867年）间，捻军在战争中取得了多次重大的胜利。湘军、淮军的好几支精悍的部队被他们歼灭，其主将或被生擒（淮军的郭松林）或在战场上被杀（淮军的张树珊，湘军的彭毓、肖德扬）。在陕西的刘蓉所部湘军被歼灭。湘军曾国荃所部，淮军刘铭传所部，都曾被打得溃不成军。
捻军在作战中的特点是，他们从不攻打敌方坚守的城池，也从不固守任何阵地，总是避开敌人的锋芒，以变幻不定的迅速行军来使敌人只能尾随追赶，疲于奔命，当敌人由于求战不能，追赶不及而松懈疲劳，出现罅隙的时候，他们就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军周围，加以包围歼灭。他们打败僧格林沁和湘、淮军的许多名将都是靠了这个方法。所以捻军的领袖之一张宗禹说：“官军能战，应不与战，专以走疲之，则（我们）可常活”。（注：据李鸿章的《复陈作梅观察》。《朋僚函稿》卷八。）曾国藩这样描写捻军的战术说：“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稍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僧格林沁）曹县之败，系贼以打圈之法疲之也”。（注：曾国藩：《致沅弟》。《家书》卷十。）左宗棠也说：捻军的惯技是“飘忽驰骋，避实乘虚”，“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亟肆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又先南下，多方以误我”。（注：左宗棠：《谨拟分别防剿机宜折》。《奏稿》卷二十五。）所以曾国藩又无可奈何地说：捻军“狡诈多端，飘忽异常，从不肯与堂堂之阵约期鏖战，必伺官军势孤力竭之时，出不意以困我”。（注：曾国藩：《官军叠胜该逆仍窜山东疏》。《奏稿》卷二十一。）为捻军的这种不守“规矩”的打法搞得焦头烂额的敌人如此感叹说：“猛一回噬（指捻军突然发动反击——引者），立见伤亡。当此之际，虽韩白复生，无所用其勇，良平复出，无所用其智。”（注：尹耕之：《豫军记略》卷十一，引河南巡抚吴昌寿奏语。）捻军采取这种作战方法，显然是接受了太平军后期失败的经验，并且充分发挥了初期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但他们仍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政治上不可能达到比太平天国更高的水平；在军事上他们虽然避免了死守坚城、专打硬仗这种不适当的做法，却又只能回到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传统。他们没有建立任何根据地，只能靠所过之处取得的资财来供养自己。无论从军事和从经济上看，如果没有贯串几个省的广大地区容他们纵横驰骋，就会发生困难。
曾国藩和李鸿章看出了捻军的这个特点和弱点，力求改变紧跟追击的笨办法而采取所谓“画河圈地”的办法，即利用自然地形（主要是河流），设立防线，以限制捻军的活动地区，并逐步紧缩，以至使捻军只能在一个很狭小的地区活动，无法发挥它在作战中的长处。没有现代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不能从政治上解决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问题，也就象下围棋时不能“做眼”，在对方包围中成了“死棋”一样（这是毛泽东在论游击战争时所用过的比喻）。在这种情形下，以赖文光、任化邦为首的东捻军，首先于同治六年底（1868年初）在苏、鲁地区遭到失败。以张宗禹等为首的西捻军这时从陕北渡河向东，迂回曲折地经过晋南、豫北地区而北上过保定，直接威胁清朝的首都。他们想以此来吸引敌方的军力，从而解救东捻。但这目的没有达到。在各路清军会集围攻下，西捻折回豫北转入山东，结果他们又重蹈东捻的覆辙，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为敌人封锁围困，终致全军覆没。这时是同治七年六月底（1868年8月），上距太平天国的天京沦陷已经四年。
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开始的这一场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沦陷，共十四年，它的余波又继续了四年。这场大革命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的第一个革命高潮。
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它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不可估计的强大的革命力量，起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在太平天国大革命和两次鸦片战争中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极端腐朽性，也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反动性。从西方国家来的资产阶级侵略者，在世界的东方充当了绞杀人民进步事业的主要角色，他们和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开始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在洒着千千万万农民革命的勇敢战士的鲜血的大地上，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建立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但是一切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止由太平天国大革命所启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代代继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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