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注：提出这种建议的不止一个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一文中说：“有人说，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应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我赞成这个意见”（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页14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苏联的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皇朝建立时。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象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种分期方法是非科学的，是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加以否定的。
我的这本书是在1973年9月开始写的，那一年的四个月里写了开头的四章。以后的几年里不可能用全部时间和精力来写这本书，因而在1974年到1975年只写了九章，即第五到第十三章；1976年到1977年又写了七章，即第十四到第二十章，其中有四章是在别的同志提供的资料和初稿的基础上改写的（苏沛同志：第十四章、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滕文生同志：第十五章）；1978年写了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共五章，1979年除了整理修改已写成的各章稿子外，写了最后的两章。总之，这本书是六年多的时间内断断续续写成的。
写这样一本书的打算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经过。
四十年前，1940年是鸦片战争的一百周年，我写了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注：《论鸦片战争》，发表于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杂志（重庆生活书店出版）。），那是我在二十二岁时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习作。以后，到了1946-1948年间，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将要宣告结束的时候，由于实际的需要，才又进行了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时，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报刊写文章，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除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的单篇以外，1947年写了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年7月香港生活书店出版，全国解放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出第一版，1978年出第六版）。）。这本小书在全国解放后虽曾想加以较多的增订，但没有能这样做；几次再版，只作了些小的修改补充。
1953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提纲》（这所谓“近代”，是指1840-1919年）。这个提纲没有正式出版，学校在当时和1960年、1962年印过小册子，也传到了校外。但这的确仅仅是个粗略的提纲，而且有不少缺点。在写了这个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注：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一期。），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问题的一场讨论（注：这次讨论文章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关于分期问题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当时我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
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作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到了1966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直到1973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高潮。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1906年12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注：《民报》第十期，页96。）。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的不彻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1840-1919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这四个时期就是：
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年）。本书中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1864年而应该摆在1873年，但是1864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年）。这一时期在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是1905年而不是1901年。但是在我看来，1901年以后的几年，已经是从1905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1864年到1894年或1895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1911年。我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1864-1895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1911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1901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二十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年）。这是本书中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1919年的看法。因为在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年）。这是本书的第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全国解放以后，学术界对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期间的历史做过很多工作，包括资料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不借助于这些工作成果，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从1966年起十年之久，近代史研究工作，如同其他部门的研究工作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近三年多来，近代史研究工作复苏了。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开始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新的看法。有些问题在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但提出这些问题至少也使人得到启发。我正在这时整理和编定这本稿子，可说是件幸运的事。但是由于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
写这本书得到不少朋友的助力。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苏沛、滕文生二同志外，张枬、郑惠、孙洁人、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等同志，或者在本书开始撰写时，或者在全书整理修改时给予作者以协助，孙洁人同志编了附在书末的人名索引。还蒙丁名楠、戴逸、金冲及、荣孟源等同志阅读了书稿的部分篇章，提出了很多可贵的修改意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陈汉孝、林言椒、邓卫中等同志也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帮助。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胡绳
一九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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